編輯眼中的譯著
——以馬克斯·韋伯的兩個演講為例

安新文

(人民出版社， 北京 100706)

不同文明之間交流，需要翻譯做橋梁。但同一著作的不同譯本，因為時代及譯者的背景等緣故，呈現給讀者的文字也是不一樣的。很多讀者是會挑選版本的。但讀者到底需要什么版本，還是需要甄別的。職是之故，這里以馬克斯·韋伯的兩個演講版本為例，僅從編輯的角度談談譯著的版本和注釋問題。

據學者蘇國勛介紹，馬克斯·韋伯的名字第一次在中文世界出現，是1936年鄭太樸從德文翻譯的《社會經濟史》。20世紀40年代，北京大學發現費孝通先生的一篇題為《新教教義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關系》的佚稿(稿子上面未標明具體寫作時間)。蘇國勛說，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研究韋伯思想的中文學術文章。韋伯思想真正在中國受到重視是改革開放伊始的20世紀80年代。1987年，由于曉、陳維綱等人合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北京出版。自此，中國大陸學者開始從社會學學科意義上接觸韋伯思想的中文著作。其后又有洪天富(1993年)和王容芬(1995年)分別譯自德文的《儒教與道教》，以及閻克文譯自英文的《經濟與社會》(2010年)問世[1]。

韋伯的兩個演講在20世紀80年代前應該沒有中文版本，筆者能看到的最早的中文版本是中國臺灣地區錢永祥等人翻譯的《學術與政治》(1985年)。本文僅比較以下五種版本：第一種是2004年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臺灣學者錢永祥等譯的《韋伯作品集Ⅰ 學術與政治》(臺灣1985年版的修訂版，以下簡稱錢永祥版或者錢版)，第二種是1998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馮克利翻譯的《學術與政治：韋伯的兩篇演說》(以下簡稱馮克利版或者馮版)，第三種是2008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王容芬翻譯的《倫理之業：馬克斯·韋伯的兩篇哲學演講》(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的修改版，以下簡稱王容芬版)，第四種是2017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李猛編的《科學作為天職：韋伯與我們時代的命運》(以下簡稱李猛版)，第五種是202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呂叔君翻譯的《馬克斯·韋伯全集(第17卷)·以學術為業(1917、1919)以政治為業(1919)》(以下簡稱呂叔君版或者呂版)。

一、版本

從德文直接翻譯韋伯原著，中國大陸起步較晚，最早要算馮克利的譯本。但在解釋這個譯本前，需先介紹臺灣地區錢永祥的譯本，因為錢永祥版出版在前。錢永祥等人譯①的《韋伯作品集Ⅰ 學術與政治》(所用母本是H.H.Gerth & C.Wright Mills,trans.& eds.,FromMaxWeber:EssaysinSociology，New York，1946年，即格特和米爾斯本)于1985年在臺灣允晨文化實業公司出版。當時這個本子在大陸不容易買到。2004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引進了這個版本，在內容上比原版僅多了一個序。

馮克利版的母本有二，《以學術為業》是出自比格特和米爾斯本更晚(1989年)的R.C.Speirs之手的英譯本，《以政治為業》是E.Matthews的英文摘編本。馮克利版最早的出版時間是1998年，一直再版至今，多次重印。從母本的出版年看，錢版和馮版的母本出版相差了40年。一個版本離韋伯的時代更近，一個版本離我們的時代更近。馮克利在翻譯過程中，也參考了王容芬從德文翻譯過來的譯本，以及當時李康已經譯出但未刊印的《以學術為業》[2]16，即后來李猛版里李康翻譯的《以學術為業》。

錢永祥和馮克利都是粗通德文，但精通英文。為了譯文的準確，錢永祥曾請專人對核日譯版、法譯版[3]153，2004年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再版該書時，還參考了王容芬譯本②；其中《以政治為業》還與德文原文對勘[3]153，193。而馮克利是把德文原文放在手邊，“為了保險起見，我還是將韋伯逝世不久出版的這兩篇演說德文版小冊子復印回家，以便在一些語句及概念的要害或疑惑處可以時時參酌”[2]14。

大陸第一個把韋伯的兩篇演講直接從德文翻譯過來的是學德語出身的王容芬。王容芬使用的母本是聯邦德國莫爾出版社1985年重新審閱的第6版《科學理論論文集》中的《以學術為業》和1980年增訂索引第4版《政治論文集》中的《以政治為業》。2008年再版③時提到，“中譯本再版修訂時參考了1992年德文版《馬克斯·韋伯全集》第17卷(以學術為業/以政治為業)”[4]再版譯序第Ⅰ頁，此即呂叔君譯本的母本。

李猛版中李康所譯《科學作為天職》(即《以學術為業》)的版本沒有譯者說明，從段落看，和呂叔君版完全一致，邊碼位置也完全一致。李康譯文前引用的德文版的封面，和呂叔君版里所引德版原文的封面也一致[5]6。馮克利在他的譯本中提到參考了李康翻譯未刊的《以學術為業》[2]16，因為馮克利版最早在1998年出版，也就是說，早于1998年，李康已經翻譯了《以學術為業》。從李康的履歷查閱，李康應該沒有德文背景④。僅從譯文看，李康的母本無從判斷。

從時間上看，錢永祥版最早，出版于1985年，馮克利版出版于1998年，和錢版相隔十幾年。其后是李猛版，出版于2017年。這三個版本都是研究性質的，里面除了韋伯的演講(李猛版只有一個演講)，還有多篇研究韋伯的文章。因為有了時間跨度，這三個版本的研究性文章實際上代表了截至出版年中外學術界對韋伯關于學術和政治主題研究的最新成果。版本的遞進也標示著學術進步的腳印。

王容芬版和呂叔君版均是從德文翻譯的版本。王容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個把韋伯介紹給讀者的人，其譯本第一版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于1988年出版，比錢永祥在臺灣地區1985年的版本僅晚了3年。王容芬版里收錄了她自己的兩篇研究性文章《聯邦德國的韋伯復興運動》和《韋伯小傳》⑤，是其多年研究成果的結晶。該書再版時已經是2008年，那時候《馬克斯·韋伯全集》德文版已經出版第一部分(共22卷)，王容芬版再版時就參考了這個德文全集的第17卷，即呂叔君的母本。所不同的是，王容芬僅僅是按照全集“校訂”[4]出版說明了自己的譯文，并沒有按照全集的體例翻譯。

呂叔君版的母本是歷史上首次以歷史批判版的形式出版的[6]前言第1頁。從某種意義上講，一本在手，可以了解韋伯這兩篇演講方方面面的情況。比如在書名上，就與其他四個版本不太一樣?！恶R克斯·韋伯全集(第17卷)·以學術為業(1917、1919)以政治為業(1919)》這個書名，在母版里是這樣解釋的：“本卷還收錄了馬克斯·韋伯為其《以政治為業》的演講草擬的提示詞手稿，以及一篇發表于1917年的關于韋伯《以學術為業》的演講的報紙報道，該報道包含了一些有關此次演講的原始面目的附加信息。我們在本卷《以學術為業》的標題下之所以標示1917、1919年，也是因為考慮到了這一實際情況?！盵6]前言第1頁還有一個情況，“韋伯在寫作這兩篇文章時放棄了標注參考文獻的慣常做法，因此對其做評注成為一種艱難的嘗試。韋伯的論述中所援引的內容是開放性的，但是更多又帶有隱蔽性。他常常援引自己的著作，而且其所涉及的知識范圍也已與我們今日有別。除此之外，其中的內容所涉及的是他那個時代的一些觀點意見和事情，今日對其再做準確的解釋已不太可能”[6]前言第2頁。韋伯原文的注釋問題，其實所有翻譯韋伯這兩篇演講的譯者都會遇到，也曾經給錢永祥帶來了很大的困惑，以至于他在多年后，還寫文章回憶編譯這本書的艱辛⑥。在中國學者研究韋伯的同時，德國對韋伯全集的編輯工作也在開展。這個全集的第一部分共22卷于1992年出版。這個歷史批判版對全世界研究韋伯的學者來說都是個福音。如果這個全集考證版在20世紀80年代前就出版的話，也許錢永祥、馮克利等版本就不會出現了。因為韋伯全集在考證方面細致入微，譯者不需要再像錢永祥一樣做很多考證工作。當然，全集體例雖然非常嚴謹，但也非常復雜，翻譯并不容易。吃透韋伯的意思，把這些結構消化了，工作量非常巨大。這就是一本中文字數30多萬字的譯著，經歷了8年[6]315之久的原因。

版本的不同，也可以從詞匯的翻譯上見出一點端倪，因為不同文化的語言表達方式，以及詞語的內涵和外延往往有很大的差異。當一種語言被翻譯成另外一種語言時，很多表達是沒有現成對等詞匯的，因此有意譯和死譯等區別。假如再以這另一種語言的譯文為基礎翻譯成第三種語言，譯者就要分外小心了，這也是錢永祥在編譯時找各種版本校譯的原因，也是馮克利在翻譯時，時刻對照德文版的緣故。在編輯呂叔君這個譯本的時候，有時候會拿別的譯本來參考一下，還是能感受到一些不同。因為無法把那些版本的原詞都找出來，筆者這里就僅僅列舉一個句子，有心的讀者或者研究韋伯的學人可以參照譯者和編譯者的說明，應該會有一些感悟。

Da? man schlie?|lich in naivem Optimismus die Wissenschaft, das heiüt: die auf sie gegründete Technik der Beherrschung des Lebens, als Weg zum Glück gefeiert hat-dies darf ich wohl,nach Nietzsches vernichtender Kritik an jenen “letztenMenschen”, die“das Glück erfunden haben”,ganz beiseite lassen.[7]92

兩個譯自英文的版本是這樣表達的：

經過尼采對那些發現了幸福的“終極之人”加以毀滅性的批評之后，我對此完全不用費詞了[3]173。

在尼采對那些發明了幸福的“末代人”做出毀滅性批判之后……我已無需再費口舌了[2]33。

兩個譯自德文的版本的表達：

最后，人們又懷著天真的樂觀，把科學，也就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把握生活的技術，作為通往幸福之路慶祝了一番——對此，我大概不必費口舌了，因為尼采早已對那些發現了幸福的“終極之人”進行了致命的批判[4]20。

至于還有人滿懷天真的樂觀態度將科學，也就是說，將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控制生活的技術，歌頌為通往幸福之路，我也許對此種論調完全不必再浪費筆墨了，因為尼采早已對那些“發明了幸?！钡摹澳┤恕边M行過毀滅性的批判[6]94。

李康是這樣翻譯的：

最后，還有一種幼稚的樂觀主義，相信以科學為基礎的技術，能夠支配我們的生活，贊美科學是通向幸福之路，除了占著大學教席和編輯部的幾個長不大的孩子，現在誰還信這個？[5]29

呂叔君是這樣解釋他把“letzten Menschen”譯為“末人”的原因，他認為，這個詞見于尼采所著《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序言，意指一種無希望﹑無創造﹑平庸﹑淺陋渺小的人?！澳┤恕币仓负统讼喾吹牟B的人群，信奉奴隸道德,限制了超人的人。

二、注釋

一本書的注釋，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一本書理論的深度或者研究的深度。處理注釋，是編輯工作中的硬功夫。關于各種書稿注釋的處理方式，實可以寫一本著作的。這里我們簡要來看看韋伯的兩個演講中譯本里注釋的處理。

(一)注釋形式

先看兩個譯自英文的版本。

錢永祥版的注釋有五種形式。

第一種是文前說明。錢版是一個綜合性集子，里面還有多篇研究性的文章，編者采用文前說明的方式厘清各類文字的性質。比如，第一篇《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的文前，交代了本篇譯稿所采用的母本、譯者、參考了哪些譯本，以及段落的處理方式[3]153-154。這個文前文字，在很多版本里都處理成頁下注的形式，因此它本質上是一種注釋。

第二種是日文注。在呂叔君版里，德文版編者提到，韋伯的原文是沒有注釋的[6]前言第2頁。因此，各個譯本的注釋都是譯者在翻譯中做的譯者注。錢版里的這個日文注，就是從日譯本里拿來的注釋。文前文字說，“張先生還幫我們譯出了日文譯本的若干譯注”[3]154(就是說，沒有把日文注釋全拿來)。比如第160頁的“不死之士”的注釋、第163頁關于梅耶爾的注釋等。

第三種是德文注，即從德文版中拿來的注釋。這個方式的注釋很少。比如第155頁注釋1。

第四種是互注。韋伯全集的編者在前言中說：“韋伯的論述中所援引的內容是開放性的，但是更多又帶有隱蔽性。他常常援引自己的著作?！盵6]前言第2頁引用自己的著作，就會在注釋里產生互注形式，即“參見本書第幾頁注釋”，錢永祥版第180頁的注釋1就是這樣的。

第五種是譯者的注釋，即譯者注(在本書“譯例”第4條有說明)。譯者注里，除了介紹人名、一些話語的出處，還有一些探究性的注釋。比如，第168頁的注釋對Entzauberung der Welt這個德文詞匯，探討了詞義的來源(日文譯為“解除魔咒”)，指出英文譯者會錯意的意思?！秾W術作為一種志業》這篇演講的注釋一共30個，字數大約 2 780 多字(折算成中文)。

馮克利譯本的注釋，從《以學術為業》這一篇來看，方式只有一種，就是譯者注。注釋一共26個，字數 3 000 字左右(折算成中文)。其中，第一個注釋非常長，類似錢版的文前說明，介紹了為什么要把這個演講的題目定為《以學術為業》，分析了德語詞匯Wissenschaft、Beruf,有譯者序的功能。后面的注釋和錢版的譯者注在性質上無大差異。

再看李猛版李康譯文的注釋。

李康所譯《以學術為業》的注釋一共有32個，他譯文第一個注釋里說明“下文如無注明，均為中譯者注”[5]3，其中，第12—13頁的注釋應該屬于探究性注釋，別的都是一般性的譯者注，和錢版、馮版一樣，注釋文字大約有 2 500 字左右(折算成中文)。

最后看兩個從德文翻譯的版本。

還以《以政治為業》為例。王容芬本的注釋有兩個方式，一個是譯者注。注釋都放在頁下，后面標注“譯者”。這個標注是非常規范的。因為注釋分很多種，有的是原文注，有的是編者注，有的是編輯注，有的是版本差別注，還有的原文注釋就不止一種，因此，標明“譯者”二字，是編輯思路清晰的體現，也可以讓讀者更好地厘清各種注釋的關系[4]第3頁注釋。王容芬的注文內容和錢永祥、馮克利的譯者注類型基本相同。第二個方式沒有標明注釋出處，猜想應該是德文版編者注[4]第30頁注釋。這篇演講的注釋一共有31個，其中譯者注29個。這些注釋大都比較短小，沒有說明和探究性注釋(可能因為王容芬版里有兩篇研究性的文章)，比如像馮克利版第50—51頁一樣的注釋。

呂叔君版的注釋?！兑詫W術為業》篇(呂叔君版十個部分中的一部分)的注釋一共有66個，1 3400多字(折算成中文)，全部是母版的注釋。與前幾個版本相比，呂叔君版頁下注釋里沒有人物注(文后有專門的人物索引)，而前幾個版本的人物注釋占比較大?？梢赃@樣給呂版注釋分類：

一是出自《圣經》、柏拉圖著作、尼采著作等名著的注釋。這樣的注釋和前面的版本有重復，也是重復率最高的，但呂叔君版更細致。

二是互釋性的注釋。比如第105頁注釋53，就是文內別處出現的注釋。在錢永祥版里有互釋性注釋，其他三本基本沒有。

三是考據性注釋。比如第95頁注釋38，解釋“無前提的科學”時，就追溯了西奧多·蒙森于1901年寫的一篇文章。第93頁解釋斯瓦莫丹的名言時，追溯到他發表于1752年的《自然經》。從這些考據注釋中，不僅可以看出韋伯學識淵博到不可思議的程度，它的體量也顯示出德文編者幾乎窮盡了韋伯兩篇演講所可考證的方方面面。

看著這恣意汪洋般的注釋，感受到歷史批判版德文編者巨大的工作量。體量巨大的考證和注釋，再加上圍繞這兩篇演講的導言和編輯報告，以及為了更好地呈現內容而編寫的“符號與縮寫”“人物索引”“人名索引”“主題索引”“頁碼對照表”，以及“《馬克斯·韋伯全集》第一部分(著作與演講)的結構與編輯規則”等文字，構建了一個嚴謹的編輯體系，照顧到了書中需要說明的方方面面，確實值得所有在職的編輯學習。

(二)注釋結構

上面介紹的是單篇的注釋問題，但全書的注釋結構是個非常有意義的需要說明的問題。這里打個比方，建大樓是作者的事，但如何在大樓里方便地工作、辦事、玩耍就是編輯的事(這個編，不僅是指編輯，也指圖書的編者)。

一般的學術著作，作者會針對文中的引文、名詞、事件、人物在文下給出解釋，方式是每個頁碼的注碼都從1開始。也有的注釋采取文后注的形式，即一篇文字結束后，這篇文字的所有的注釋集中在文后，注碼從1到尾。還有一些注釋采取文內夾注的形式，就是一句話后面加括號，把出處或者需要說明的情況交代一下。夾注一般出現在古典文獻特別多的著作里，比如引述四書五經等著作，因為一段里一句一引，采取文下注就特別繁瑣。譯著采用這種形式一般是因為在正文中，原作者丟了信息或者有失誤的情況，譯者發現需要糾正或者補充，這時候一般會采用類似夾注的方式，即用方括號的形式放在相應的位置。這樣的夾注一般要在譯例里說明。比如錢版[3]11和呂版[6]“符號與縮寫”第4頁都有這種說明。

本文所列的五種版本里，編輯痕跡⑦最強的有兩種，錢永祥版和呂叔君版。編輯痕跡大概有幾種，一是文前文字，二是譯例，三是注釋，四是后記。錢永祥版有序，交代了書的結構問題；起注釋作用的有三部分，一是頁下注，二是文前文字，錢版還有譯例。這里主要解析一本譯著里注釋的呼應問題。

錢永祥版里，除了兩篇演講，還有研究韋伯的文章7篇，總共9篇，分成三個部分。這些文章的注釋有互用和呼應問題。如何處理清楚這些問題，就像如何走出迷宮一樣，需要一定的編輯技巧。

舉個例子，錢版里有一篇文章《韋伯小傳》⑤。在此篇的文前文字里，編譯者提到：

Gerth和Mills(即本書母本的編者)在引《韋伯傳》的時候，根據的是1926年的德文版，在譯文中，我們將這些引注全部改為1975年英文版的頁數?！硗?，我們也添加了一些引注和批注[3]3-4。

需要對這段話做個說明。第一，《韋伯小傳》的原文是德文；第二，錢永祥版所依據的是Gerth和Mills的英文版，而Gerth和Mills翻譯《韋伯小傳》依據的是1926年的德文版，注釋也是1926年版本的信息；第三，此文的英文版還不止Gerth和Mills這一個；第四，錢版編譯時也有修訂，如“根據瑪麗安娜·韋伯的《韋伯傳》，對原文中關于人物、事件、日期及文字的若干錯誤或混淆之處，做了一些修訂”[3]3；第五，錢版編譯時增加了一些引注和批注。

《韋伯小傳》的注釋有71個。這71個注碼，是從此文第一頁第一個注釋1碼開始，到此篇文章結束終止。錢版的9篇文章，都采用這種順碼的方式。順碼的優點是可以在不同的文章間互相引用和呼應。比如，如果別的文章出現和這個文章相關的注釋或者相關的內容，可以“參見某文第幾個注釋”。但這對編輯來說是一個非常耗神的工作，因為涉及多篇文章來參考這一個注釋，出錯的幾率就會非常高。因為一個碼錯漏，就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順碼的編輯方式如果完全正確的話，會給讀者提供閱讀上的方便?！俄f伯小傳》這71個注釋可以分為幾類，一類是原注，有5個；一類是《韋伯傳》的信息，有51個，其中補充和糾正信息的有3個；最后一類是編譯者增加的引注、批注和修訂的注釋，共15個。其中，與別的部分有呼應的注釋有3個[3]第26頁注釋44、45、46，分別涉及《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即《以政治為業》)和《韋伯的政治關懷》兩篇文章。

這里不管怎么羅列，一般讀者都不會理會這其中的奧秘，因為大多數讀者只讀文字本身，只有研究這個領域的人，才會有所關注，因此懂的人非常少。為了明白表達，可以打個比方。比如某人買了一套西服(上衣和褲子)，但想穿出來好看，還要搭配內衣、配飾和鞋子。但這個內衣、配飾和鞋子，和這一套西服不是一個品牌。錢版的《韋伯小傳》就是這樣的產物。依英文翻譯而來，用的是德文的注釋，還對原文的人物、事件等根據另一篇德文做了修訂。這其實就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譯著了，因為譯什么不譯什么，補充什么舍掉什么，都是依據于譯者的判斷。取舍，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礎上的，純粹的譯者，如果不做相關的研究，還真做不了這個工作。當然，取的內容是否好，就得讀者來評判了。這種形式的譯著在國內國外都是比較常見的。

再舉個例子。錢版中的《價值中立與責任倫理——韋伯論學術與政治的關系》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沃爾夫岡·施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即呂叔君版的母本——韋伯全集的編者之一。錢永祥在增訂版序中說：

施路赫特(呂版譯為：施魯赫特)這篇文章對韋伯兩篇演講的論證結構有極為細膩深入的分析和重建，并取韋伯的觀點與晚近社會理論關于知識與政治實踐的一些新反省對觀，可望對讀者提供較多的幫助[3]增訂版序，8-9。

這篇文章也是由英文轉譯而來。錢永祥把這篇文章放在兩個演講的前面，類似導論的角色，在前后文呼應上，有著特殊的作用。表現在注釋上，這篇文章一共有137個注釋，其中，涉及《以學術為業》篇的有24個，涉及《以政治為業》篇的有18個，涉及本書中別的篇目或者別的注釋的有10個。其余的按序中所言，都是譯者注。從這幾十個和別的篇目呼應的注釋來看，整理和編輯是個大工程。2004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的版本是在臺灣版基礎上的增訂版，文中涉及呼應注釋的，都因為版式和頁碼的改變而改變，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比如此文第35個注釋“《學術》，p.185”[3]118，在第一版中，這個頁碼肯定不是第185頁。人工手動的工作，是令人崩潰的。但是，呂叔君版就避免了這個問題。

超市、農貿市場等主要采樣地點和不同生產季節，餐桌醬油和烹調醬油中菌落總數的污染水平無統計學差異，分析原因，應該是研究對象為預包裝且樣品一般為高鹽高滲透壓，流通過程受環境影響較小，常見細菌在醬油的高鹽環境下不易增殖且呈下降趨勢[3]。主要產區和不同采樣地區菌落總數的污染存在差異，應該與不同企業加工過程中衛生質量的控制效果存在差距，預包裝產品的銷售范圍區域差別較大有關。采自農村的烹調醬油中菌落總數≥10 cfu/mL的樣品比例(57.03%)高于城市(49.68%)，可能與城市和農村地區該類產品的品牌分布有關[4]。

呂叔君版龐大的注釋，完全覆蓋了別的版本的注釋，也就是說，因為呂叔君版的母本是個考證版，給譯者呂叔君沒有留下考據的空間，但并不是說，照搬原版的注釋就可以萬事大吉了，圖書編輯需要以善巧的方式來安排各類注釋的出現。

第一，嚴格的邊碼，即在譯本的頁邊空標注德文原版的頁碼。本文列舉的書里，李康譯文是有邊碼的，呂叔君版里除了后記，所有文字都標注了邊碼。其實，現在出版社出版譯著，為了嚴謹起見，是要求注明邊碼的，這樣便于讀者查閱原文。

第二，采用順碼形式。呂叔君版分十個部分(原著)，加上后記，共十一個部分。主體部分(即《以學術為業》和《以政治為業》)注釋都采取順碼方式，所采用的互注方式是“參見本書第幾頁”⑧或者“本書第幾頁注釋第幾”[6]第182頁注釋36。這個“第幾頁”，指的就是譯著的邊碼，而“本書”并非指此中譯本，而是德文原著，也就是說，只要提到“本書第幾頁”，就是指德文版原著第幾頁，即邊碼所示。這個版本中，在第一次出現“本書第幾頁”的地方，加了一個編者注“指本書邊碼。下同?！幷摺盵6]第4頁注釋1。這個編者注解決了整本書注釋的頁碼問題，而且不會因為改版而造成重新手動改頁碼的現象，比如錢版。

第三，圖書結構不變。因為注釋的問題，也使呂叔君版在結構上不能少譯或者多譯。和呂叔君版相比，錢版的篇目，本來譯自英文，又參考了日譯本、法譯本和德文原文，因此，雖然圖書的編譯者意在使譯文的準確性和關于韋伯的研究性文章更具有代表性，但也使這個本子變得不純粹。呂叔君版的母本本身就是個嚴謹的考證版，編輯結構非常嚴謹，假如他少譯一部分，有些注釋就會對不上號。比如，第124頁注釋61和第125頁的幾個注釋，都提到了韋伯手跡。假如本書不收錄這些手跡(因為不翻譯這些手跡也沒關系)，這些注釋將沒有著落，因為整本書有太多互釋性的注釋，書中別處所有提到手跡的注釋，要不改動內容，要不調整注釋的碼數。這對編輯來說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程，而且，稍不留神就會出錯。

以《以政治為業》篇為例。韋伯做這個演講的時候，并不是寫好的成稿，而是寫了個提綱似的提示詞，拿了幾張紙片就去演講了[6]139-156?，F在我們看到的《以政治為業》的演講稿，是韋伯依據現場的速記稿進一步修改而成的。德文版的編者在編輯的時候，把提示詞標注在了文旁⑨，也就是說，呂叔君版里的《以政治為業》這部分的注釋是多重的，起碼包括四個層次：提示詞(放在和邊碼同一個位置，與頁下注做了區分)、頁下注、譯者注[6]161、互釋信息。比如，第200頁注釋80里面提到“由韋伯的提示詞手稿我們得知”。假如不收入這些提示詞，會使這個版本出現編輯失誤。

結構上，全部翻譯像韋伯全集這樣的考證版，不僅使注釋碼容易編輯，也使對韋伯感興趣的研究者能看到韋伯著作的原貌。因此，呂叔君版完全按照母本的結構整體翻譯出來，就是中外編輯理念的完美貫徹。

注 釋：

① 本文引用的五個版本，錢永祥既是譯者也是編者，李猛是編者，但這個編不是出版社編輯意義上的編輯，他們是作者角色。行文中，提到這兩位作者時，會用“編譯”兩個字作為權宜表述，以區分出版社編輯業務中編輯的意思。

③ 馬克斯·韋伯《倫理之業：馬克斯·韋伯的兩篇哲學演講》(最新修訂版)，王容芬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8年，“出版說明”。王容芬譯本初版是1988年，本文所引是再版的2008年版。

④ 李康，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⑤ 和錢永祥版里的《韋伯小傳》不是一回事。這一篇是王容芬自己的研究成果。

⑥ 錢永祥寫了一篇題為《在縱欲與虛無之上：回顧韋伯的<學術與政治>》的文章，回憶這段編譯經歷和體會。

⑦ 這里的編輯痕跡，錢永祥版指作為編譯者的錢永祥所做的編譯工作和圖書的責任編輯所做的工作，呂叔君版指德文版編輯和中譯本的編輯二者的工作。因為這二者工作高度契合，一本書才能呈現和諧的局面。

⑧ 馬克斯·韋伯《馬克斯·韋伯全集(第17卷)·以學術為業(1917、1919 )以政治為業(1919 )》，呂叔君譯， 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頁注釋1，是本書出現的第一個此類注釋。

⑨ 比如呂叔君版第208頁的提示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