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內加爾政治精英構成及影響力分析

王耀雪

內容提要 本文以塞內加爾政治精英為研究對象，運用國家建構理論，分析塞內加爾政治精英在國家治理中的角色、行為和作用。塞內加爾政治精英主要分為酋長、宗教領袖等傳統精英和受過西方教育的西式精英。在國家建構層面，西式精英以謀求國家富強獨立為合法性，在內政與外交上注重維持與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和諧；傳統精英則憑借傳統權威施加社會影響力。在與大眾關系層面，西式精英與傳統精英進行合作，在國家治理層面支持大眾通過不同方式表達訴求并適時改革，這也是塞內加爾社會穩定的重要原因。但在精英代表性層面，政治精英在根本上代表的是統治精英集團的利益，無法切實滿足大眾訴求。

引言

政治精英在國內外政治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分析非洲政治精英，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當代非洲國家發展面臨的問題。對政治精英在社會發展中的角色和作用分析，也不意味著漠視大眾。在現代非洲國家的建構之中，政治精英與大眾如何互動，體現的是國家與公民之間建立環繞的交換關系的政治包容過程—國家建構策略①安德列亞斯·威默.《國家建構—聚合與崩潰》.葉江 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26—29.，有利于我們認識現代非洲國家的運行機制及存在的問題。塞內加爾是“西非門戶”，位于非洲大陸西部的端點，地理位置十分優越。法國曾在此實行“直接領地”策略，給塞內加爾留下了眾多殖民遺產。它是西非地區唯一沒有發生過政變的國家，堪稱非洲政治精英與大眾良性互動的典型，故本文選取塞內加爾作為范例進行論述。

目前學界針對塞內加爾政治精英的課題數量相對不足，角度也多局限于關注酋長、宗教領袖等傳統精英。孟瑾認為，從自上而下視角來看，政治精英主動進行政黨改革制度，建立強有力的權力中心是國家政治秩序穩定的有力保障；從自下而上視角來看，伊斯蘭教組織、社會組織也是國家政治穩定的重要力量。政治和社會文化、統一的社會構成和國家政策的民主導向也有助于社會穩定。②孟瑾.《塞內加爾民主化進程中的政治穩定探源—國家與社會的雙重視角》.西亞非洲，2021(05)：54.這一論述看到了傳統精英與西式精英共同在塞內加爾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政治精英的影響力還體現在與不同利益集團、對外關系等方面，也未能進一步分析傳統精英與西式精英在國家治理上的不同作用。本文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論證，以求獲得對塞內加爾政治精英行為模式的進一步認知。

一、塞內加爾政治精英的定義及構成

1.政治精英的定義及自我意識來源

在討論精英相關問題時，首先要明確政治精英的界定標準。一般來說，政治精英是由共同體全體成員中極少數人組成的上層集團。他們占據著重要的政治職位，形成了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階級或階層，具有共同的或類似的文化背景，并與經濟精英集團或社會精英集團有密切的關系，對共同體或社會產生支配性的影響。③廖蓋隆，孫連成，陳有進等.《馬克思主義百科要覽》（上卷）.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具體落實在非洲研究層面，學界曾引用意大利學者莫斯卡《統治階級》中的觀點—在所有社會中都會出現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統治階級總是少數人，行使所有社會職能，壟斷權力并且享受權力帶來的利益；被統治階級總是人數較多，承受或合法或專斷或強暴的統治方式，用“統治精英”和“統治階級”代替“政治精英”進行研究。④加諾塔·莫斯卡.《統治階級（政治科學基礎）》.賈鶴鵬 譯.江蘇：譯林出版社，2002.第97—117頁。這一論斷看到非洲政治精英是壟斷政治權力的少數人，但根據塞內加爾社會的具體實際，本文仍需引用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觀點，依據職位、聲望和決策來確定政治精英范疇，也就是說根據個人政治職位高低、大眾的主觀印象和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作用大小來確定精英。⑤李金萊.《精英如何統治？—西方精英理論中的一個向度之分析》.復旦大學碩士論文，2007：15.故本文討論的塞內加爾政治精英是受過西式教育或依靠傳統權威、直接或間接在政治體制中擁有權力并享受權力帶來的利益的少數人。

自1638年法國殖民者在塞內加爾建立起第一個殖民區，到1960年塞內加爾宣布獨立，殖民統治長達3個多世紀。殖民時期法國在政治上實行“直接領地”策略，將法國模式照搬到塞內加爾，利用酋長等傳統統治者進行統治。在經濟上，法國殖民者對塞內加爾的經濟進行瘋狂掠奪，采取一系列強制性手段迫使農民種植剩余價值高的作物，使得塞內加爾目前的經濟結構單一且畸形。在文化上，法國殖民者實行“同化政策”。在種族主義思想的指導下，法國推行的教育政策忽視塞內加爾自身的文化特性，一切的出發點都是認同宗主國。大多數塞內加爾人只能接受初級教育，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人少之又少。⑥巴帕·易卜希馬·謝克.《法國在非洲的文化戰略—從1817年到1960年的殖民教育》.鄧皓琛 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20世紀50年代，非洲民族主義開始對帝國主義發起強烈挑戰。在這一時期，塞內加爾政治精英的首要任務是將外國統治者驅逐出去。在理想層面上，他們想要擺脫法國殖民者帶來的不良影響，謀求國家獨立富強；但在現實操作層面上，為使國家不再因主觀邊界問題陷入戰亂，他們承認現有邊界并繼承殖民國家設計的國家結構。政治精英的任務從建立一個新國家變成了接管現有的殖民國家進行統治。⑦阿萊克斯·湯普森.《非洲政治導論》.周玉淵 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4：57—58.概言之，反對帝國統治，構建現代民族國家，求獨立謀發展，是塞內加爾政治精英集團自我意識的來源。

2.政治精英構成：傳統精英與西式精英

與大多數非洲國家類似，塞內加爾的政治精英可劃分為兩類：傳統精英與西式精英。第一類是傳統精英。塞內加爾的傳統精英包括酋長等原殖民地管理者和蘇非兄弟會的宗教領袖，他們代表的是傳統的社會力量。

在傳統的非洲社會中，酋長是領導。目前塞內加爾共有14個大區，45個省，省下設市和縣，縣又劃分為若干個鄉，而地方一級的職務多與酋長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足見其影響力之廣。在傳統非洲社會中，酋長被當成國王尊重，擁有并行使權力，地位具有神圣性、合法性和繼承性。他們不僅管理世俗事務，也管理宗教事務，對普通大眾負責。雖然法國殖民者在征服塞內加爾后大大打擊了原有的傳統酋長勢力，但酋長仍然受到大多數民眾的認可。塞內加爾獨立以后，逐步恢復了酋長制，現在的酋長大多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地方政治上擔任重要職位。⑧曾海，龍格斯里·恩特賽博扎.《非洲及其離散民族的文化身份研究》.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18：4—7.另外，法國殖民者為了在政治上同化塞內加爾，曾在塞內加爾任命了一批新的酋長，借助他們進行統治。這些在殖民政府擔任要職的殖民地管理者，也是塞內加爾獨立后精英集團的一員。不同的是，他們的權力來源并非是大眾，而是原宗主國的政治權威。

宗教在非洲社會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塞內加爾的沃洛夫族（les Wolofs）、富拉尼族（les Foulanis）等主要民族幾乎全員信仰伊斯蘭教，據統計，全國居民中有94%的人信奉伊斯蘭教。⑨潘華瓊，張象編著.《列國志·塞內加爾》.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27.其中以蘇非兄弟會的影響最大，最重要的兄弟會更是聲稱其信徒占到總人口的30%⑩Paul Gifford.“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Senegal”.African Affairs.2016,vol.115,p.688—709.，可見宗教領袖在塞內加爾有著深厚的民意基礎。在法國殖民者剛開始入侵塞內加爾時，伊斯蘭教首領曾領導人民進行了激烈的武裝反抗，法國殖民者在完成殖民后不得不借助宗教勢力鞏固殖民政權。獨立之后，盡管塞內加爾建立的是世俗制國家，但伊斯蘭宗教領袖仍深受大眾愛戴，世俗政權與宗教領袖的關系依然影響著政治生活。這些被稱作“馬拉布特”（Marabout）的宗教領袖是塞內加爾傳統精英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類是西式精英，主要是受過現代西式教育的知識分子，他們代表的是新生的國家力量。例如，歷任總統和中央一級的政府官員都曾接受過西式教育，對法國的政治體制有天然的親近感。2013年塞內加爾的成人識字率僅有57.7%?潘華瓊，張象編著.前揭書，第252頁.，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由此可見，與傳統精英相比，西式精英可謂是鳳毛麟角，是受過現代教育的少數人才。盡管法國在塞內加爾推行文化政策的初衷是借助當地人維護殖民統治，但隨著受教育的人數增多，西式教育中“天賦人權”和國家民族主義也逐漸讓一批知識分子覺醒。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塞內加爾的國父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桑戈爾自幼受到法式教育的熏陶，并在法國留學多年。多年的教育讓他最先覺醒，起來反抗法國殖民統治。他提出“黑人特性”與“白人種族優越論”對抗，并不斷探求國家民族獨立解放之道。在反抗殖民霸權的過程中，以桑戈爾為代表的西式知識分子得到了大眾支持，并最終于1960年建立了塞內加爾共和國。他們與傳統精英一起，構成了塞內加爾的政治精英集團。

在政治精英集團內部，塞內加爾傳統精英與西式精英的關系既對立又統一，兩者存在的合法性都來自反抗帝國統治、構建現代民族國家，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又擁有各自的不同利益。非洲酋長與馬拉布特掌握了大量的社會財富，擁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因此西式精英在爭取民族解放的過程中不得不與之結盟。獨立后，由于新生國家力量薄弱，不足以徹底控制民眾，西式精英也在通過各種形式的利益聯合傳統精英，進行“霸權交換”，?喬爾·S.米格代爾.《強社會與弱國家—第三世界的國家社會關系及國家能力》.張長東 校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41—43.塞內加爾進步聯盟就是傳統精英在全國政治層面的代表。在塞內加爾的政治生活中，西式精英主要擔任中央層面的政治職位，負責宏觀統籌協調；地方上的政治職位一般由傳統精英擔任，負責具體落實政策方針。這樣的政治結構深化了普通大眾對傳統精英的依賴。西式精英在政治上舉措的成敗往往取決于其與傳統精英的關系，而傳統精英也通過與西式精英的合作，來傳達大眾的關切，以取得大眾的信任。

評判政治精英影響力的維度多種多樣，總體上分為5個方面：建立民族獨立國家；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調節國家或階級內部沖突；制定國家發展戰略和維護國家獨立與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唐曉，楊帆.《政治科學基礎》.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153—154.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將塞內加爾政治精英的影響力按國家建構層面和與大眾關系層面劃分。

二、塞內加爾政治精英與國家構建的關系

國家建構需要兩個層次的認同：個人對主權國家的認同和地方民族對國家的認同。?李安山.《非洲現代史》（上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213.這兩種認同在塞內加爾主要體現為：西式精英從國家整體層面構建包容的政治文化環境，而傳統精英憑借對社會的控制權與西式精英在地方進行合作，共同進行國家治理。

1.一個前提：統治合法性

政權合法性是每個新建立的政權不可逃避的問題。尤其是對新建立的非洲國家而言，如何凝聚共識、構建現代民族國家是重中之重。塞內加爾在被西方殖民者統治以前，并未形成統一的國家，其現有的邊界由殖民者強行劃定。政治精英集團如何構建民族國家認同，事關其統治的合法性。

在構建統治合法性問題上，西式精英和傳統精英都強調擺脫法國統治者的影響，建立富強獨立的現代民族國家。拉斯維爾認為“任何精英都以共同命運的象征作為旗號來為自己辯護和維護自己的利益”?哈羅德·D.拉斯維爾.《政治學：誰得到什么？何時和如何得到？》.楊昌裕 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9.。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將民族理解為“想象的共同體”，強調“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能想象出同民族成員的形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吳叡人 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在這個意義上，西式精英將擺脫法國殖民者的影響并建立富強獨立的現代民族國家作為其統治合法性，旨在通過強調外部殖民者的威脅，來喚起大眾對他們的認可；而傳統精英則在此基礎上借助傳統制度和宗教力量。于是政治精英們借助大眾對他們極高的社會期待和期盼走出殖民陰霾的愿望，以國家發展為己任的方式進行宣傳，通過發動大眾、組織暴力革命的形式完成了國家獨立的目標，并在國家獨立后，一定程度上回應大眾關切，保障大眾的利益。

2.西式精英：鞏固國家政權，維護統治合法性

（1）內政：注重與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和諧關系

一是延續民主傳統，仿造法國政治制度建立代議制民主國家。相較于非洲其他國家，塞內加爾大眾對現代民主運行形式比較熟悉。法國殖民者曾模仿本土行省制度，在塞內加爾建立了“4個行政區”，并給予這些地區的居民“法國公民”身份，使其能夠通過行使一定的政治權力來參與國家管理。?潘華瓊，張象編著.前揭書，第62—64頁.盡管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黑人議員數量較少，但在一定程度上讓大眾了解了民主的運行方式。建國之后，受到法國教育深刻影響的政治精英也仿效法國政治制度建立了代議制民主國家，實行半總統共和制，并建立政黨制度，實行兩輪選舉。在進行中央制度設置時，西式精英也充分參考法國模式，設立立法、行政與司法三權分立的機構，各部門直接互相制約和監督。這種制度設計延續了塞內加爾自被殖民以來就已存在的民主傳統，符合大眾對于國家機器運行的認知，有助于贏得社會對西式精英統治的認同。

二是注重培育包容的政治文化氛圍，為不同群體共存努力。塞內加爾的語言和宗教構成具有相對一致性。這一特點使得與其他非洲國家相比，大多數塞內加爾人具有比較強的國家認同感。塞內加爾地處非洲大陸的最西端，位于撒南非洲文明、阿拉伯—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在歷史上就具有文化交融的傳統。?Mamadou Cissé.?Langues.état et société au Sénégal?.Sudlangues.Revue électronique internationale de Sciences du langage,2005(5):100.在獨立后，西式精英也注重保留這種包容的文化傳統。例如在語言政策上，法語是塞內加爾的官方語言，但官方允許大眾使用沃洛夫語，賦予其合法地位。此舉被當作是西式精英與社會的黏合劑。在文化領域，西式精英也倡導多元文化共存，尊重當地的宗教及風俗習慣。西式精英通過官方引導，給予了大眾文化生存空間。在這種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塞內加爾的政治環境相對比較包容，對不同的文化接受度較高，不同群體能夠較好共存。

三是構建庇護關系網絡彌補國家能力的不足?？死锼雇懈ァた死恚–hristopher Clapham）認為，庇護關系是地位不相等的各個群體之間的一種交換關系。庇護者為依附者提供公職崗位，安全以及資源。作為回報，依附者為庇護者提供支持，服從其統治。?Christopher Clapham.Private Patronage and Public Power.London:Printer,1982,p.4.塞內加爾作為新生國家，國家能力不能完全提供大眾所需要的公共產品。于是在隱性層面上，庇護關系便作為“補償”被納入公共產品之中。常見的庇護方式表現為貪污，比如違法交易、在工作中收取“小費”、給靠山送禮、收取保護費等。?Giorgio Blundo,Jean-Pierre Olivier de Sardan.?La corruption quotidienne en Afrique de l’Ouest?. Politique africaine,2001 (3):12—16.通過層層依附，統治者把缺失的國家資源分給大眾。大眾達成目的，消除了因國家能力和財富不足的種種抱怨，減少了推翻現有統治的可能性。盡管近年來塞內加爾的政治體制運行已經不只是通過庇護關系網絡，呈現多種新特點，但牢固的庇護關系依然是西式精英合法性的重要來源。

四是注重與軍隊保持和諧關系。盡管由于國家經濟發展不平衡，卡薩芒斯（Casaman?a）地區的加拉人（les Callas）與巴蘭特人（les Balantas）曾組織過軍隊，與政府軍對抗，企圖分裂塞內加爾，但總體上塞內加爾政治精英與軍隊的關系較為良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在政治上，塞內加爾大眾普遍接受并認可民主制度，民意基礎較為廣泛。1960年至今，塞內加爾的民主制度也在不斷適應社會發展，進行變革，總體來說運轉較好，軍隊沒有必要進行大規模政變。在經濟上，塞內加爾經濟發展總體向好。與西非其他國家相比，塞內加爾在獨立后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尤其是2014年振興改革的政策實施以后，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速突破6%，尤其是2017年達到7.2%，成為非洲國家增長最快的前三名，且維持了較低的通貨膨脹率。?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關于2010年—2020年塞內加爾經濟增速統計。在經濟總體向好的情況下，軍隊對政府的經濟策略總體較為滿意，干政的可能性隨之降低。在文化上，軍人對國家認同感較高。西式精英實行文化多元性政策，引導國家認同高于族群認同的價值觀，再加上塞內加爾原本的宗教與語言具有同質性，使得軍隊以維護國家統一為榮。

（2）外交：游走于大國地緣政治博弈中

在法國殖民勢力宣布退出之后，塞內加爾政治精英便面臨著如何處理與大國以及周邊國家關系的問題?？v觀塞內加爾獨立后的發展歷程，總體而言，政治精英們在以主權國家身份積極與各國改善外交關系的同時，又在利用國際社會提供的援助維持自身統治。

主權國家是國際政治事務的主體，這是目前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原則。塞內加爾政治精英要想在國際社會上獲得認可，實現塞內加爾事實上的獨立，必須以主權國家身份與其他國家開展外交領域合作。自獨立以來，西式精英便嘗試以主權國家身份與前宗主國—法國進行合作，并努力改善其發展的周邊環境。西式精英大多在法國接受過教育，很多人對法國有天然的親近感，與其進行密切合作。在西式精英的主導下，塞內加爾加入了法語國家與地區國際組織（OIF）。在塞內加爾的政府部門，西式精英接受法國派遣的專家，與他們在教育、軍事、行政等領域進行合作，共同管理國家事務。經濟上，西式精英更是將法國作為其重要的貿易合作伙伴和最大的經濟援助國，2000年至2012年有超過250家法國公司在塞內加爾投資辦廠。?Tony Chafer.“Franco-Senegalese Relations 2000—2012”.Occasional Paper No.133:7.在文化領域，西式精英也一直在接受法國政府的教育援助發展本國教育，2000年至2012年總計有超過9000名塞內加爾學生在法國留學。?Ibid.,p.9.軍事上，西式精英為維護國家安全，也與法國進行密切的軍事合作，達喀爾成為法國重要的軍事基地所在地。外交上，作為西式精英領導人的總統與法國總統多次進行國事互訪，將兩國的合作共贏看作是關乎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大事。自2012年薩勒（Macky Sall）總統上臺以來，西式精英集團更加注重國家的國際聲譽，順應民主化潮流，積極主動參與非盟活動，致力于在非洲框架內解決問題。西式精英集團也在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系，為本國發展提供良好周邊環境。薩勒一改前任政府的做法，先后對岡比亞、毛里塔尼亞、科威特等國家展開友好訪問，增加政治互信。種種努力表明，西式精英在努力適應國際社會原則，致力于構建其主權國家身份，以更好適應當代國際秩序。

而另一方面，西式精英也在利用外部干涉維持統治，通過國際社會提供的援助爭取大眾認可。塞內加爾自獨立以來就面臨著外部大國紛爭的巨大挑戰。殖民摧毀了原有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國家在獨立之后并未創造多少經濟財富，需要依靠大量的外部援助來維持國家運行。但這些國際社會的援助往往附帶了不正當的政治條件，大多屬于殖民地開發型援助，要求受援國必須遵循發達國家制定的發展模式，以維持援助國的主導地位或自身利益?李安山.前揭書，第485—486頁.，從而隱性控制塞內加爾的政治生活。西式精英為鞏固自身權力，一直在努力接近法國要求的民主模式，實行法國的民主標準，試圖以加入其陣營的方式來換取更多的外部資源。對他們來說，這些寶貴的外部資源一部分也可以成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剩下的部分可以用于公共服務，以獲得大眾對于統治的認可，或者用這些資源來鎮壓反對勢力。?阿萊克斯·湯普森.前揭書，第302—305頁.近年來，援助國越來越要求非洲國家真切滿足民眾要求，對西式精英的考察也越來越嚴格。西式精英也在利用這種趨勢，維持著“非洲民主的櫥窗”的形象，使塞內加爾一度成為目前獲得國際社會援助最多的國家之一。

3.傳統精英：與西式精英合作，維持社會影響力

比起西式精英，大眾對傳統精英的認可度較高，傳統精英借助傳統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掌握大眾，維持其社會影響力。雖然西式精英掌握著國家政權，但他們的影響力只能覆蓋到城市及周邊地區，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大眾還是更加認可傳統領導人。馬克斯·韋伯認為，合法性有3個來源：傳統權威、魅力型權威和法理型權威。而傳統型合法性以一個社會的歷史文化為基礎。?馬克斯·韋伯.《社會與經濟組織理論》.紐約：自由出版社，1964：324—392.以蘇非兄弟會為例，塞內加爾共有4個主要的兄弟會，統治基礎在于當地擁有大量伊斯蘭教信徒，信徒可以通過信仰進入天堂，而兄弟會是團結他們的宗教組織。蘇非兄弟會掌握著塞內加爾的經濟支柱—花生種植業，為國家創造大量財富，是塞內加爾國民生產總值的重要貢獻者。宗教領袖主要通過與西式精英不斷的“利益互換”施加影響，并與政府合作推行政策法規。①Lucy C.Behrman.Muslim Brotherhoods and Politics in Senegal.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Lucy C.Behrman.Muslim Brotherhoods and Politics in Senegal.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①Lucy C.Behrman.Muslim Brotherhoods and Politics in Senegal.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Lucy C.Behrman.Muslim Brotherhoods and Politics in Senegal.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例如在性別平等、兒童乞討、國民教育和婚育問題上，宗教領袖往往會表明自己的態度和立場，引導大眾更加深入地了解政策實質，方便其實行。

另一方面，傳統精英也與西式精英進行合作來換取自身利益。在迪烏夫（Hadji Diouf）統治期間，馬拉布特不再僅僅是西式精英與社會的聯系人，而成為庇護主義體系中的一部分。?他們以極低的價格出售國家資源并從中獲利。韋德在任期間，傳統精英被以更為顯性的方式納入到了西式精英的庇護主義體系之中，成為西式精英的合作者。但宗教領袖的影響力也并非是一成不變的。近年來，隨著教育的進一步普及，很多信徒不愿意過多在政治選舉問題上發表意見，傾向保持中立態度。

除此之外，傳統精英也是國際社會援助的受益者。和西式精英相同，傳統精英可以從援助中獲利，并將剩余資源用于地方治理，獲得民眾認可。有些時候，國際社會繞開統治者對民眾進行直接援助，例如通過民間組織向大眾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等，這些舉措也有助于減輕傳統領導人在改善地方人權、環境和減貧方面的壓力。

三、塞內加爾政治精英與大眾的關系

政治精英與大眾具有相互依賴性，精英總是從大眾那里尋求支持，且受到大眾支持方式的限制。與非洲其他國家相比，塞內加爾政治精英在實行具體政策時嘗試與大眾建立多元溝通渠道并適時改革。但從根本上來說，大眾支持更大程度上是他們的政治籌碼，他們代表的是精英集團的利益，表達和整合社會訴求的能力總體較低，無法從根本上滿足大眾。

1.國家治理層面：與大眾嘗試建立多元溝通渠道

（1）西式精英：相對愿意回應大眾訴求，進行制度改革

縱觀塞內加爾的政黨制度變革，西式精英的施政方式總是受到大眾制約。每次政黨制度的變革，都是對國內發展局勢和大眾訴求的適應。獨立初期，國力衰弱，政權不穩，塞內加爾在桑戈爾的領導下建立起事實上的一黨制。這一階段順應的是大眾維護新生國家，保護勝利果實的需要。20世紀70年代開始，一黨制自身權力高度集中和壟斷，容易滋生腐敗等弊病，大眾開始對政治公平自由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桑戈爾為首的西式精英認識到了大眾政治訴求的變化，逐漸建立起“有限的多黨制”。這一舉措也使得國家逃脫了軍事政變的厄運。迪烏夫總統執政時期，大眾對“有限的多黨制”的指責愈加激烈。為了平息民怨，西式精英領導人通過主持修訂憲法取消了對政黨的限制，建立起“全面開放的多黨制”。20世紀80年代進行的經濟結構調整計劃，大大打擊了塞內加爾的經濟，大眾渴望新的政黨進行改革，領導國家發展。在大眾的政治呼聲中，民主黨瓦德（Abdoulaye Wade）于2000年當選總統，打破了社會黨長達40年的政治壟斷，回應了大眾渴望變革的訴求。

在經濟和文化領域，西式精英制定的措施也相對關注大眾意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重創塞內加爾經濟后，政治精英針對國內外經濟形勢及時調整貨幣與財政政策，旨在“保民生、保就業和穩經濟”，關注普通大眾的生活，下半年進行經濟結構性調整等改革，實現了國民經濟由負轉正。塞內加爾政治精英也在主導發掘本民族特色文化，舉行泛非電影藝術節等文化活動，豐富大眾文化生活，提高本民族文化的世界影響力，增強本國人民文化自信。

（2）傳統精英：提供表達不同意見平臺，反映大眾訴求

傳統精英在塞內加爾社會中主要起著社會黏合劑和地方治理人的作用，是國家與民眾溝通對話的媒介。在國家無力為大眾提供必需生存資料時，傳統精英便為普通大眾提供最基本的生存策略，并在大眾權益受到侵害時給予他們最基本的保護，維持著傳統社會的正常運轉。很多塞內加爾人即使不關心國家大事，也會關注地方宗教領袖的偏好，服從其命令。而且在塞內加爾，傳統精英也有助于大眾表達不同政見。例如20世紀80年代后期，由于經濟結構調整造成塞內加爾經濟衰退，大眾對社會黨不滿，受到大眾意愿影響，馬拉布特也開始遠離社會黨，結果社會權力機制也開始傾向于民主黨。這是大眾通過與宗教領袖聯合間接參政的典型事例。社會世俗組織也是大眾制約政治精英的重要載體。塞內加爾社會世俗組織的組織形式主要為工會、商會和維護人權組織等，大眾通過參加諸如此類的非政府組織來監督和制約國家權力。瓦德總統在位期間爆發的“六·二三運動”，就是大眾為鞏固民主成果，與社會世俗組織合作以制約政治精英修憲的重要舉措。這些宗教和社會世俗組織提供表達不同意見平臺，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了上傳下達的作用。不斷涌現的社會組織也給大眾提供了更多表達政治意愿的平臺，加上庇護關系網絡帶來的隱形收益，大眾表達意愿的途徑相對較多。大眾的不滿情緒在對話中得以宣泄，減少了暴力推翻政權的可能性。在總統選舉中，大眾的參與率和投票率較高，并在投票選舉時呈理性化趨勢。?孟瑾.《塞內加爾政黨制度演變及其特點》.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9(06):143.

2.精英代表性層面：代表精英集團內部利益，未能更多關注大眾利益

在代議制民主中，政治精英發揮的主要功能是協調利益表達和政策整合的關系，從中建構廣泛的代表性。?高春芽.《政黨代表性危機與西方國家民粹主義的興起》.政治學研究，2020(01):103—105.在這種意義上，塞內加爾政治精英從根本上代表的是統治集團的利益—資產階級和傳統統治者的利益，而非大眾的利益。

魏翊認為，“當政權與傳統精英合作時，政治轉型后將形成傳統權威主導下的庇護型多黨競爭”?魏翊.《國家建構策略與政黨政治動員—當代非洲政黨制度化的政治起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21(03):65.，而塞內加爾的情況印證了西式精英（政權）與傳統精英合作的情況。他們雖在國家層面支持大眾表達訴求，但仍逃不開代議制民主的弊病，無法真正代表大眾。誠然，塞內加爾擁有眾多政黨，但這些西式精英更多關注的是如何利用大眾為自己謀利。尤其是2000年瓦德當選為總統以后，制定政策側重維護個人及其代表的團體利益，加重了塞內加爾的腐敗之風。2012年薩勒總統上臺后國內政黨格局進一步復雜化，但政黨政治的主線仍然是精英與精英的個人關系，仍表現為“新父權主義”?孟瑾.前揭文，第142頁.。換言之，政黨政治很少以大眾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大眾享有的民主權更多體現在選舉過程中，而非政策制定中。大眾進行社會階層晉升的渠道也非常有限，要么通過世襲，要么通過接受教育，但塞內加爾的教育水平有限，大多數人很難在社會層級中正常晉升。

塞內加爾作為新生國家，其經濟結構也不完善，存在眾多法律和制度問題，大眾往往無法通過正式途徑獲得生存必需。對此西式精英無力也無意進行根本調整，后果是大量人員流向非正式經濟。?王戰，周晨宇.《西非法語區非正式經濟發展現狀》.中國投資（中英文），2019(08):54—55.這些非正式經濟不受國家管控，往往通過走私等活動中飽私囊，造成國家財富大量流失，國家能力進一步弱化。而國家能力越弱化，政治精英也就越沒有能力整合大眾訴求，如此惡性循環。20世紀80年代由政治精英主導的結構調整計劃等改革也并非是為了回應大眾對美好生活的訴求，而是為了獲得外國投資，以國家主權換財富。后果是造成了貧富兩級分化，加劇了經濟危機，大大降低了大眾的生活水平。政治精英評析非洲經濟發展的成敗也大多從自身實行的政策出發，進行自上而下的宏觀評價，忽略大眾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發揮的作用。例如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UNECA）50個成員國的34國部長認為整個20世紀80年代是非洲“失去發展機會的10年”，這一論斷所做的角度是基于政治精英結構調整的失敗，未能認識到大眾在這10年中做出的貢獻。

結論

塞內加爾政治精英集團由西式精英與傳統精英共同組成，其影響力主要表現在國家建構過程和與大眾關系上。在國家構建層面，西式精英通過強調擺脫法國殖民者的影響來確立統治合法性，在內政與外交上注重維護各集團間的利益平衡；而傳統精英則基于傳統權威來施加社會影響力。在與大眾關系層面，西式精英與傳統精英互相合作，國家治理層面上支持大眾通過不同方式表達訴求，這也是塞內加爾社會穩定的重要原因。然而塞內加爾政治精英作為第三世界國家領導者，國際社會中可供借鑒的獨立自主發展經驗不夠多；從小接受法國教育的政治精英在心理上也更傾向于選擇法國模式；塞內加爾作為新生國家，其政治精英也沒有能力拒絕法國附帶的政治要求?？傮w來看，塞內加爾政治精英在國家選擇發展戰略上仍然過于依賴法國民主模式，而在實際中又面臨國家能力不足和現實的阻礙，并存在貪污腐敗，利用公權力為自身謀利的問題。在精英代表性問題上，無論是西式精英還是傳統精英代表的都是精英集團的利益，回應大眾更多是一種政治策略，表達和整合社會訴求的代表能力總體較低。從這種意義上說，塞內加爾的發展之路仍舊漫長。

未來，塞內加爾政治精英需要從精英集團權力斗爭中抽離，更多關注大眾需求，并適當進行政治改革，讓大眾分享更多的國家財富，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務，以更好地保持國家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