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家店上層文化研究動態綜述

郭智強

(內蒙古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1500)

學術界對于夏家店上層文化的研究成果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對夏家店上層文化的綜合性研究，二是對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專題性研究，這部分研究主要以論文形式展開并可歸結為四類：一是對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分期與源流研究、二是對夏家店上層文化的族屬研究、三是對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銅器研究、四是對墓葬及出土遺物的研究。

一、夏家店上層文化的綜合性研究

夏家店上層文化的綜合性研究主體較為寬泛，體現出一種綜合性視角與多元化思路。到目前為止，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現擇重點分述如下。

20世紀80年代前，由于國內考古技術、發掘程度等各方面因素影響，夏家店上層文化的綜合性研究，主要是辨析上下層文化，將舊日的錯誤觀點改正，對出土器物進行分類，結合《史記》等古文獻對其族屬、年代分期等問題做一些拋磚引玉的分析，但也為日后學界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一手資料。主要成果是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發掘隊和工作隊分別在六七十年代撰寫的《內蒙古赤峰藥王廟、夏家店遺址試掘簡報》(2)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發掘隊：《內蒙古赤峰藥王廟、夏家店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961年第2期。、《赤峰藥王廟、夏家店遺址試掘報告》(3)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赤峰藥王廟、夏家店遺址試掘報告》，《考古學報》1974年第1期。、《寧城南山根遺址發掘報告》，此外還有內蒙古塔拉、曹建恩等學者撰寫的《小黑石溝：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址發掘報告》(4)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小黑石溝：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址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9年。等資料。

改革的發展與進步促進了學術成果的繁榮，國內著名學者在史前考古、青銅器考古、北方邊疆考古等著作中，都或多或少提到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內容，對其空間布局、年代分期、源流都做了一些闡述。如烏恩岳斯圖《北方草原考古學文化研究——青銅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5)烏恩岳斯圖：《北方草原考古學文化研究——青銅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科學出版社，2007年。、《北方草原考古學文化比較研究——青銅時代至早期匈奴時代》(6)烏恩岳斯圖：《北方草原考古學文化比較研究——青銅時代至早期匈奴時代》，科學出版社，2008年。，由于夏家店上層文化還沒有完全被揭露，中心區也沒有發掘與探索到，所以直接以夏家店上層文化命名的專著十分稀缺。

劉觀民、徐光冀的《內蒙古東部地區青銅時代的兩種文化》(7)劉觀民、徐光冀：《內蒙古東部地區青銅時代的兩種文化》，《內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創刊號。一文率先對夏家店上層文化與夏家店下層文化從住址、石質生產工具、陶器、青銅器、骨骼等方面作比較，進一步推動了學界對夏家店上層文化的清晰認識。

靳楓毅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及其族屬問題》(8)靳楓毅：《夏家店上層文化及其族屬問題》,《考古學報》1987年第2期。一文對夏家店上層文化做了專題論證，論述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基本內涵與特征。在夏家店上層文化分布圈中，結合學界研究(9)李逸友：《內蒙昭烏達盟出土的銅器調查》，《考古》1959年第6期；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收獲》，文物出版社，1961年；林沄：《中國東北系銅劍初論》，《考古學報》1980年第2期。，主要依據三種類型曲刃青銅短劍的組合關系以及陶器特征等方面差異，將夏家店上層文化從北到南分為大井類型、南山根類型、十二臺營子類型，對分期編年做了進一步討論，但由于資料受限等原因，所提出的部分論點，引起了后期學者的討論與研究。

烏恩岳斯圖的《論夏家店上層文化在歐亞大陸草原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10)烏恩岳斯圖：《論夏家店上層文化在歐亞大陸草原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邊疆考古研究(第1輯)》，科學出版社，2002年。一文從歐亞大陸草原的視角分析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重要地位，在劃定夏家店上層文化分布區域和分期的基礎上，將其發達的青銅器、陶器等與斯基泰文化、卡拉蘇克文化、塔加爾文化，烏尤克文化以及俄羅斯阿爾泰地區諸多文化遺存進行類型對比分析，再一次否定了“中國青銅文化外來說”，認為夏家店上層文化具有自身文化傳統，并且為探索早期游牧人文化提供了重要資料。烏恩先生在研究北方邊疆考古方面著作等身，充分利用國外資料，豐富了夏家店上層文化研究成果。

隨著學科間的壁壘逐漸被打破，李健菁的《族群、生態、資源的對話——以夏家店上層文化與“山戎”文化為例》(11)李健菁：《族群、生態、資源的對話——以夏家店上層文化與“山戎”文化為例》，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邊疆考古研究(第1輯)》，科學出版社，2002年。一文從環境考古學出發，討論了夏家店上層文化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及族群之間文化的成形和消長。

此外，本世紀以來，以吉林大學王立新、趙賓福等為代表的學者多把夏家店上層文化置于遼西地區討論，探討其在大格局中經濟、文化(12)朱永剛：《夏家店上層文化向南的分布態勢與區域文化的變遷》，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慶祝張忠培先生八十歲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4年。的變遷等問題，不僅豐富了夏家店上層文化研究，也推進了人們對遼西地區的考古學文化的認識。

王立新的《遼西區夏至戰國時期文化格局與經濟形態的演進》(13)王立新：《遼西區夏至戰國時期文化格局與經濟形態的演進》，《考古學報》2004年第3期。一文從更廣闊的視野對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分期進行討論，將其與魏營子文化、凌河文化遺存作比較，同時在結合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更加嚴謹地論證了幾種文化和類型之間的關系。經過一系列的分析表明夏家店上層文化的經濟形態是動態變化的，是一種不甚發達的農業經濟所支持的定居性文化，并兼營畜牧業。趙賓福的《從并立到互動：遼寧青銅時代的文化格局》(14)趙賓福：《從并立到互動：遼寧青銅時代的文化格局》，《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一文則從遼寧的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出發，在地域格局中，對遼寧的十幾種考古文化或遺存進行比較分析，討論了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分期、所處框架、演進格局等，對夏家店上層文化與其他文化遺存的類型對比做了系統性總結。

總之，以上專著或論文是關于夏家店上層文化的總論性研究成果，有的從歐亞草原視角切入，有的從遼西地區整體看待或者是結合歷史學方法，但都將研究聚集在夏家店上層文化這一主題上，為進一步研究該文化提供了廣闊視角。

二、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專題性研究

如前所述，由于夏家店上層文化處在青銅時代、分布范圍主要集中于遼西地區、發掘受限等各方面影響，有關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專題研究，主要是以論文成果呈現，一部分發表在學術刊物，另一部分是論文集，這些可歸結為四類進行介紹：一是對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分期與源流研究、二是對夏家店上層文化的族屬研究、三是對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銅器研究、四是對各類器物的研究。

(一)對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分期與源流研究

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分期研究在各種論著和論文中都有所涉及，烏恩等先生都有相關討論。隨著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址不斷出土新成果，分期問題的討論也越來越熱烈。趙賓福對學界以往關于分期問題的成果進行了全方位、多層次的考證，并在文章中進行辨析。在源流問題上，一些學者認為夏家店上層文化是高臺山文化的一部分，并吸收北部西拉木倫河流域晚商文化而成，或者是在晚商基礎上吸收魏營子文化等多種文化。

趙賓福在《遼西山地夏至戰國時期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研究的再檢討》(15)趙賓福：《遼西山地夏至戰國時期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研究的再檢討》，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邊疆考古研究(第5輯)》，科學出版社，2006年。一文中對夏家店上層文化的主要分布范圍進行限定。在討論其分期問題時，作者列舉了幾篇代表性研究成果，科學客觀地分析了《夏家店上層文化初步研究》(16)朱永剛：《夏家店上層文化研究》，《考古學文化論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內蒙古克什克騰旗龍頭山遺址發掘的主要收獲》(17)齊曉光：《內蒙古克什克騰旗龍頭山遺址發掘的主要收獲》，《內蒙古東部考古學文化研究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龍頭山遺址的幾個問題》(18)王立新、齊曉光：《龍頭山遺址的幾個問題》，《北方文物》2002年第1期。三篇文章的分期依據，認為《龍頭山遺址的幾個問題》一文在結合前人研究和現有材料的基礎上提出了比較切合實際的分期結論。作者以《龍頭山遺址的幾個問題》的分期為母本，結合新材料，將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分期和陶器的型式關系做了調整。通過陶器比較分析，認為年代上限早不到商代晚期，下限年代可以晚到春秋晚期。文章經過嚴謹分析和論證，得出夏家店上層文化在遼西山地夏至戰國時期的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中處于第四階段的結論。

遼西地區適合人類生存，現今出土了多種文化遺存，但進一步溯源這些文化之間的關系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夏家店上層文化的來源也是眾說紛紜，長期以來學界認為夏家店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沒有聯系，是兩種考古學文化。但隨著中美聯合考古調查(19)赤峰中美聯合考古研究項目：《內蒙古東部(赤峰)區域考古調查階段性報告》，科學出版社，1999年。發現夏家店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是有關聯的，對分期編年及源流結論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呂富華、黃文博的《昭蘇河流域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址調查簡報》(20)呂富華、黃文博：《昭蘇河流域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址調查簡報》《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對當地活躍的夏家店上層文化進行了調查，分析了低山丘頂部和高山上的兩種遺址類型的關系，與中美聯合考古調查及蘇秉琦先生關于夏家店下層文化分布范圍的結論相互印證，有助于對夏家店上層文化淵源的探究。朱延平的《老哈河中、上游夏家店上層文化之源》(21)朱延平：《老哈河中、上游夏家店上層文化之源》，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新果集(二)——慶祝林沄先生八十華誕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8年。一文進一步對夏家店上層文化之源進行探究，在新成果的基礎上，認為老哈河中、上游分布的夏家店上層文化極有可能是從當地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發展而來，推動了夏家店上下層文化之間關系的研究。黨郁、孫金松的《夏家店上層文化祭祀性遺存初探》(22)黨郁、孫金松：《夏家店上層文化祭祀性遺存初探》，《草原文物》2016年第1期。從夏家店上層文化祭祀性遺存著手，表明祭祀活動在夏家店上層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認為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的灰坑人祭現象是受到夏家店下層文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顧繼慧的《夏家店上層文化淵源考》(23)顧繼慧：《夏家店上層文化淵源考》，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結合朱泓教授之前的研究，從人種學入手，經過對比組的分析，探討其間的親疏關系，認為夏家店上層文化居民來源于高臺山文化。周亞威的《內蒙古孤家子遺址高臺山文化居民的體質人類學研究》(24)周亞威：《內蒙古孤家子遺址高臺山文化居民的體質人類學研究》，《華夏考古》2015年第4期。通過人類學和考古學對高臺山文化的梳理，也認為西拉木倫河上游的夏家店上層文化是由高臺山文化發展而來。

井中偉的《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分期與源流》(25)井中偉：《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分期與源流》，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邊疆考古研究(第12輯)》，科學出版社，2012年。則與上述文章有所差別，是對夏家店上層文化分期問題研究的綜合性研究。對三個典型考古遺存的陶器、青銅器的類型排列分析，結合發掘簡報和學人研究，認為夏家店上層文化可以分為四期，在第四期中首次把敖漢旗周家地墓地排除在外。認為在分期結果和文獻記載的基礎上可知夏家店上層文化是在西拉木倫河流域晚商遺存的基礎上吸收周邊多種文化因素而產生，其直接繼承者是周家地墓地，井溝子類型、水泉文化等都受到其影響，甚至冀北、內蒙古中部、甘寧、蒙古國東部地區也受到波及影響。

(二)對夏家店上層文化的族屬研究

關于夏家店上層文化族屬問題，在考古遺存最初被發現時，日本人就對其進行了分辨，之后國內學者對此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認為其族屬東胡，另一種則認為是山戎，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學界討論較多，林沄先生、朱泓教授等都發表專題文章予以討論，觀點精彩，論述有力。后期一些綜合性文章或其他類文章也有論述，篇幅較短，論點集中，推動了其族屬問題的進一步研究，筆者在此不多加贅述。

靳楓毅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及其族屬問題》(26)靳楓毅：《夏家店上層文化及其族屬問題》，《考古學報》1987年第2期。一文認為夏家店上層文化的族屬是東胡。在空間、時間兩個維度中，通過運用考古學和文獻學方法，對蓄犬習俗、訓犬習俗、髡頭習俗、覆面葬俗、體質人類學鑒定以及與出土人物形象資料比較這六個方面進行考察和分析，得出比較明確的推斷結論：遼西地區的夏家店上層文化應是歷史上的東胡文化。

鄭紹宗的《山戎民族及其文化考——關于夏家店上層文化社會性質的研究》(27)鄭紹宗：《山戎民族及其文化考——關于夏家店上層文化社會性質的研究》，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環渤?？脊艊H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知識出版社，1996年。則認為夏家店上層文化的族屬應是山戎。文章以東胡與山戎間的關系為線索提出問題，以《史記·匈奴列傳》《逸周書·王會篇》等歷史文獻為依據，確定山戎的歷史地理位置，并對周邊鄰近地區的考古遺物與墓葬進行綜合調查分析，認為夏家店上層文化應屬山戎。隨后通過對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居住遺址，出土的石、骨、蚌等生產工具，以及牲畜遺骨、青銅器、墓葬風格等進行綜合考量，認為山戎的社會性質是處于以奴隸主占有生產資料和買賣屠殺奴隸為特征的晚期奴隸占有制社會。

朱泓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居民的種族類型及相關問題》(28)朱泓：《夏家店上層文化居民的種族類型及相關問題》，《遼海文物學刊》1989年第1期。運用體質人類學和考古學方法對夏家店上層文化居民的種族類型進行辨析論述，也認為夏家店上層文化族屬可能不屬于東胡。至于是否屬于山戎，作者并沒有給出肯定的答案。文章從人種學角度切入，通過夏家店上層文化合并組與其他古代對比組的分析結果，結合古文獻與宿白先生關于鮮卑的研究成果(29)宿白：《東北、內蒙古地區的鮮卑遺址——鮮卑遺跡輯錄之一》，《文物》1997年第5期。，得出的若干結論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林沄先生的《東胡與山戎的考古探索》(30)林沄：《東胡與山戎的考古探索》，《林沄學術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一文，從考古學的角度出發對東胡與山戎的考古遺存進行辨析。結合靳楓毅、朱泓等的研究，先生認為東胡的遺存還需要重新考量。在比較張忠培(31)張忠培、孔哲生等：《夏家店下層文化研究》,《考古學文化論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李伯謙(32)李伯謙：《論夏家店下層文化》,《紀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三十周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等學人關于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研究基礎上，他認為這些遺存并非延綿不絕，而是彼此之間存在著間歇期，并以此為起點對東胡遺存的分布中心區域做了推測。至于山戎遺存，學界有兩種學說，一種認為夏家店上層文化是山戎遺存，另一種認為燕然山周圍地帶的東周遺存是山戎遺存，作者從戰國至漢初的古籍、寧城數百座墓葬出土文物和地理位置認為無論從時代還是地望看，前者優于后者。林沄先生還鄭重提議，當一種文化遺存的族屬尚有可討論之余地時，不用族名作為考古學文化的名稱。還要注意先秦文獻中把族名混談的問題，慎重辨別對待，以免干擾考古學實事求是的探索。筆者認為林沄先生的提議對于更加客觀真實地看待各個文化遺存的族屬有促進作用。

21世紀以來，僅僅討論族屬問題的文章較少，一些學者主要是運用體質人類學的方法對遺址出土的人骨進行比對，逐漸脫離出非黑即白式的族屬判定。張全超、陳國慶《內蒙古赤峰市上機房營子遺址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人骨研究》(33)張全超、陳國慶：《內蒙古赤峰市上機房營子遺址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人骨研究》，《北方文物》2010年第2期。通過對出土的一具男性顱骨測定，認為在古代和現代對比組中，該地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的居民體質與龍頭山組等最為接近。有利于學界進一步對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居民族屬和分期的探索。

(三)對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銅器研究

夏家店上層文化考古遺存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銅器，種類豐富、特征明顯，對研究北方青銅文化、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文化格局演進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60-70年代受限于材料，研究工作多集中于單個遺址的年代、文化內化、特征，缺乏綜合性研究和專題研究。90年代以來多位學者從各角度對此進行了專題研究，集中在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銅短劍(34)劉冰：《試論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銅短劍》，《內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1、2期。、青銅藝術(35)烏恩：《夏家店上層文化藝術初探》，《內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期。、方銎斧(36)齊曉光：《夏家店上層文化空首青銅斧及相關問題》，《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等。以上成果為提高對夏家店上層文化青銅文明的認識做出了貢獻，也為綜合性研究奠定了基礎。

劉國祥的《夏家店上層文化青銅器研究》(37)劉國祥：《夏家店上層文化青銅器研究》，《考古學報》2000年第4期。一文對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銅器做了系統、清晰的類型排列和梳理，內容詳實、論證嚴密。文章以歷次發掘為起始點簡要系統地概括了夏家店上層文化研究歷史，肯定了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重要地位和研究意義，從考古遺存和墓葬的分布地域依次介紹夏家店上層文化青銅器出土的主要地點和發現情況。因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存出土的青銅器種類豐富，特征明顯，所以作者按照使用功能不同將其劃分為兵器、工具、車馬器、日用器具、裝飾品等，有些器物造型奇特，用途不明，歸入雜器。在將青銅器系統分類的基礎上，文章對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銅器進行分期與年代考察，從地層依據、年代推斷、主要器類的演變序列、器型組合關系等四個角度進行分析。結合分期和年代考察的結果，與周鄰五種文化探討其間關系，最后得出若干條結論，值得仔細研讀。文章對夏家店上層文化青銅器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有助于認識夏家店上層文化的總體特征及其在中國北方草原地帶青銅文化中所處的獨特位置。

楊建華、井中偉則進一步對夏家店上層文化在北方草原青銅器中的地位和傳承作用做了論述，不僅將其與北方草原青銅器比較，也對中原青銅器進行分析?！断募业晟蠈游幕谥袊狈角嚆~器發展中的傳承作用》(38)楊建華：《夏家店上層文化在中國北方青銅器發展中的傳承作用》，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邊疆考古研究(第7輯)》，科學出版社，2008年。認為夏家店上層文化處于北方青銅器的兩次發展高峰期之間，在北方青銅器發展中具有很大的傳承作用。作者選取了幾個具有代表性的青銅器與周邊地區幾個考古文化遺存出土的遺物，從造型、紋飾、材料等進行對比，認為夏家店上層文化青銅器具有多元性。它以自身特色的銎柄劍和齒柄刀為主，并受來自中原文化的影響，部分地繼承了中國北方青銅文化的傳統，而且吸收了草原青銅文化?！断募业晟蠈游幕那嚆~釘齒馬具：北方草原與中原青銅文化交往的新證之一》(39)井中偉：《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銅釘齒馬具：北方草原與中原青銅文化交往的新證之一》，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邊疆考古研究(第9輯)》，科學出版社，2010年。從重要的青銅馬器具的單獨分析，表明北方草原與中原青銅文化交往的局面。對上述觀點進行了補充。

邵會秋、楊建華的《從夏家店上層文化青銅器看草原金屬之路》(40)邵會秋、楊建華：《從夏家店上層文化青銅器看草原金屬之路》，《考古》2015年第10期。繼承和發展了烏恩岳斯圖先生的觀點，將夏家店上層文化與草原之路做整體研究。把歐亞草原上幾個重要且具有代表性的考古文化遺址中的青銅器與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址出土的青銅器進行比較，重構了中國北方與歐亞草原的金屬之路。文章認為公元前11世紀末到公元前7世紀的中國北方與歐亞草原的交往更為密切，整個草原地區第一次構成了一個大的整體，而夏家店上層文化為揭示草原金屬之路提供了重要證據。

黨郁的《夏家店上層文化本源銅器考》(41)黨郁：《夏家店上層文化本源銅器考》，《草原文物》2012年第1期。則是從聚落考古出發，主要從夏家店上層文化自身內涵出發，從日常生活用品入手，對該文化各種質地的器物作對比探討，并與周邊同期的考古學文化進行比較，從而探討該文化的本源青銅器問題，進一步對夏家店上層文化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中心聚落的建立、階層分化和社會結構等問題進行了一些討論，認為小黑石溝遺址在幾處遺址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這些研究對于夏家店上層文化的中心區域探究有促進作用。

21世紀以來，科技考古蓬勃發展，夏家店上層文化青銅器的研究打開了新局面。何堂坤、靳楓毅結合現代科學技術對青銅器的成分做了細致研究?！哆|西夏家店上層文化青銅合金成分初步研究》(42)何堂坤、靳楓毅：《遼西夏家店上層文化青銅合金成分初步研究》，《考古》2002年第1期。通過多件西周晚期到戰國中晚期遼西地區夏家店上層文化青銅器來探討其合金技術的發展水平。董利軍的《夏家店上層文化礦冶遺址的考察研究》(43)董利軍：《夏家店上層文化礦冶遺址的考察研究》，北京科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從工業技術方面入手，對多處銅礦遺址做系統分析，表明當地社會復雜程度不高，從夏家店上層文化反映了遼西地區的社會結構。李延祥、楊菊的《夏家店上層文化銅刀的科學分析》(44)李延祥、楊菊：《夏家店上層文化銅刀的科學分析》，《中國文物科學研究》2014年第2期。對夏家店上層文化銅刀合金組織與技術進行科學分析，認為其青銅技術水平不高?，F在一些學者還對青銅器的鉛同位素比值進行了研究，認為林西大井的金屬礦對當地的社會生產有重要意義。

張景明的《北方草原西周至春秋青銅器的造型藝術與多樣文化——以夏家店上層文化為例》(45)張景明：《北方草原西周至春秋青銅器的造型藝術與多樣文化——以夏家店上層文化為例》，《內蒙古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一文，結合考古學與美學，對夏家店上層文化青銅器做了造型藝術方面的分析。

(四)對墓葬及出土遺物的研究

學界除對夏家店上層文化的上述重點研究外，部分學者對出土的其他遺物也進行了深入探究，基本完善了學界對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全面認識。成果涉及各個領域如刻文骨板、石器、陶器等，內容豐富、資料詳實，充分與周鄰考古文化進行比較，表現了夏家店上層文化先民的勞動智慧以及各種文化之間相互交流的生動局面。

林沄先生的《對南山根M102出土刻文骨板的一些看法》(46)林沄：《對南山根M102出土刻文骨板的一些看法》，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東部區考古學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對刻文骨板上的車馬紋飾(4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東北工作隊：《內蒙古寧城南山根102號石槨墓》，《考古》1981年第4期。進行了研究。初發現時一些學者認為其是裝飾花紋，但先生將其與中亞地區、蒙古高原的巖畫進行對比，證實其為車馬并從構圖方式、表現手法、組合圖景、骨板上男性的特征等方面，得出骨板上的圖像和以蒙古高原為中心的巖畫藝術有密切關系、和中原地區的藝術傳統有所不同的結論。證實過去作者所提出的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銅器是以北方青銅器為主體的論斷。(48)林沄：《中國東北系銅劍初論》，《考古學報》1980年第2期。

韓金秋的《夏家店上層文化石錘斧的初步研究》(49)韓金秋：《夏家店上層文化石錘斧的初步研究》，《草原文物》2015年第1期。對夏家店上層文化出土的石錘斧從五個方面進行了初步研究，認為夏家店上層文化中的石錘斧最早來自魏營子文化，中晚期出現的形制應來自北方地帶中西部。

鄭紹宗《河北平泉東南溝夏家店上層文化墓葬》(50)鄭紹宗：《河北平泉東南溝夏家店上層文化墓葬》，《考古》1977年第1期。在河北省平泉縣發掘的石棺墓群中選擇了黃窩子山和北大面山，共發掘了11座墓葬并對其進行編號。趙少軍的《夏家店上層文化石構墓葬初步研究》(51)趙少軍：《夏家店上層文化石構墓葬初步研究》，《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對石構墓葬進行深度剖析，進一步揭示了該遺存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復雜內涵和特征。萬鴻楊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墓葬分類研究》(52)萬鴻楊：《夏家店上層文化墓葬分類研究》，遼寧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系統分析了夏家店上層文化墓地的出土材料。以上對于墓葬的研究將進一步促進該方面研究的深化。

趙益健的《夏家店上層文化祖式玉人考證》(53)趙益?。骸断募业晟蠈游幕媸接袢丝甲C》，《文物鑒定與鑒賞》，2018年第10期。對遺存出土的玉人進行了簡單分析，并探索玉人緣起。

三、結語

綜上所述，有關夏家店上層文化的研究是多角度、多方面的。近年來隨著考古發掘的繼續深入，可供學人研究的參考資料也逐漸增多，并且成果喜人，學術前景非?？捎^，但某些研究需要進一步深入和拓展。

第一，夏家店上層文化與夏家店下層文化雖然已經被證實有關聯，但相關著作、文章不多。學界應在蘇秉琦先生于《遼海文物學刊》1986年創刊號中所說的繼續向“古國”之中心“古城”探索。目前中心區遺址沒有找到，需要做重點工作。探索其間關系，除運用宗教學的相關知識，還需結合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等學科推動研究的發展。國家對考古工作的重視，推動了考古資料的不斷更新，夏家店上層文化與夏家店下層文化關系的繼續研究，將為夏家店上層文化的源流、族屬、分期等問題的探索，提供重要依據和線索。

第二，夏家店上層文化的研究區域性研究成果和專題性研究成果較多，而與同時期的全國其他考古遺存的對比性研究不多，且較為分散，不夠系統和全面。應對其出土材料進行仔細整合、梳理、對比，與大規模的全國性考古資料研究進行互補。但可喜的是有關夏家店上層文化青銅器方面的研究已經成熟，各領域研究成果完善。針對這種情況，需要大型考古文化工程支撐研究，由學術造詣高、統籌能力強的科研團隊帶領學者做更為深入的探索工作。

第三，夏家店上層文化的經濟形態是農牧混合狀態，農業形態遠沒有下層文化發達，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我們去思考與探索。夏家店上層文化的農業考古內容，僅在一些文章內出現，并未進行專題論證，應運用GIS等科技內容，結合一部分生產工具研究，跨學科進行宏觀綜合性研究。此方面的繼續探索將對夏家店上層文化的經濟形態、社會發展程度、聚落組織等產生重要影響，有助于動態清晰認識上層文化居民的生活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