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告密事新考

劉 霆

(金陵科技學院人文學院, 江蘇 南京 211169)

袁世凱在戊戌政變中所扮演的角色，百余年來眾說紛紜，成為近代史上的一樁公案。關于袁世凱告密一事，學界普遍持以下三種觀點：

其一，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五日，袁世凱請訓后回到天津向直隸總督榮祿告密，榮祿或立即赴頤和園向慈禧告發，或立即電告慶親王奕劻，于是八月初六日政變發生。這是較為傳統的說法，最早可追溯到清人費行簡所著《慈禧傳信錄》和胡思敬所著《戊戌履霜錄》等[1]378,465-466。雖然這類著作多為傳聞或附會，但卻代表了清末民初人們對這一事件的普遍認知。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袁世凱告密問題得到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多數學者認為在當時條件下，榮祿不可能于政變之前(初六日晨)向慈禧告密。相關檔案資料亦已證明，慈禧于初四日便已從頤和園返回宮中，并于初五日開始控制光緒的行動，這顯然與榮祿的告發無關。

其二，袁世凱初五日回到天津后向榮祿告密，而榮祿給慈禧的報告則由監察御史楊崇伊于初七日帶回北京。雖然此時政變已經發生，但慈禧卻因此得知“圍園劫后”的密謀，于是開始大肆搜捕譚嗣同等人。也就是說，袁世凱的告密雖然不是政變的誘因，但卻導致軍機四章京被捕殺。這一說法在學界的共識度最高，是主流觀點。黃彰健、孔祥吉、茅海建和房德鄰等人均持此說[2-3]。戴逸的觀點略有不同，他認為袁世凱回天津后，直到初六日晚得悉楊崇伊帶來北京已發生政變的消息后才決定告密，即袁世凱的告密是被動而非主動之行為[4]。

其三，袁世凱于初四日即實施了告密。郭衛東認為，袁世凱于初四日在北京實施了告密，告密對象是慶親王奕劻[5]。郭衛東指出了袁世凱初五日告密存在的種種可疑之處，但他對初四日袁在北京告密以及告密對象是慶親王的分析卻缺乏充分的依據。

由于在史料挖掘上未有新的突破，因此近20年來學界對此問題少有討論和爭鳴。筆者認為，袁世凱于初五日請訓之前即在北京實施了告密，告密對象極有可能是禮親王世鐸。原因在于，初五日和初六日袁世凱的種種言行以及其他諸多歷史細節與他告密之舉是高度契合的。

一、袁世凱告密的時間分析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夜，譚嗣同夜訪袁世凱，將“圍園劫后”的計劃全盤托出，游說袁世凱帶兵圍頤和園，參與軍事政變[1]550。當晚，頤和園內亦有事發生。監察御史楊崇伊給慈禧上密折，請求她訓政，稱康有為“位置黨羽”及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將專政柄”[6]。這使得慈禧決定第二日(初四日)從頤和園返回宮中。顯然，慈禧回宮的原因與袁世凱并無關系。

按《戊戌日記》的說法，袁世凱初五日請訓后回到天津向榮祿告密。但是，初五日慈禧已有所行動，初六日已有捕人口諭發出，似乎政變緣起與袁之告密無關。目前，學界亦多認為政變不起于袁，袁的告密只是推動了政變的發展，導致“戊戌六君子”被捕殺。需要指出的是，“圍園劫后”是極其嚴重的軍事政變，初三日袁世凱在京即獲悉，卻兩日后才在天津匯報，如此怠慢，近乎死罪，即便事后榮祿力保，恐怕也難逃處分。清朝對官員的處分極為嚴苛，但袁世凱事后竟連“交部議處”都沒有，還得以護理直督，此事絕非尋常。此外，郭衛東也指出，袁世凱日記最大的疑竇就是初四日這天居然不著一字，袁的日記自進京以來，事無巨細，起居歇息，晴雨必寫，怎么可能在得知維新派的政變計劃后一無所動。很明顯，初四日袁世凱在北京是有很重要的活動的[5]。筆者認同郭衛東的判斷。實際上，盡管袁世凱初四日日記空白，但初五日后的言行還是留下了他在京已經告密的蛛絲馬跡，且以此觀察之后的諸多細節，一切均顯得順理成章。

據袁世凱七子袁克齊回憶，他曾聽家中仆人卞爽琴說：“記得是戊戌那年，有一天下午八點多鐘，忽然有一個人求見袁大人。門上攔不住，他直入大人書房……那人走了以后，大人就匆匆去某親王處。過了幾天，聽說太后把光緒皇帝囚在瀛臺，把譚嗣同、康廣仁等六個人殺了。后來才聽說，那天晚上來的那個人就是譚嗣同?！盵7]卞爽琴隨袁世凱從天津小站到北京，說明深得袁之信任。袁克齊聽卞講述家族故事已經是他從英國讀書歸國(1914年)之后的事了，說明卞在袁家的時間極久。這樣的仆人其實地位很高，能接觸到家族核心秘密。他描述譚嗣同“夜闖”之情形與《戊戌日記》所記極為吻合，應該是真實的歷史細節，當引起我們的注意。按此說法，袁世凱于八月初三日夜就實施了告密，這與“圍園劫后”事件的緊急程度相契合。

初五日上午光緒還對第二天的活動作出了安排：在召見軍機大臣后，于瀛秀園門跪送慈禧回頤和園。此后，光緒去給慈禧請安，但就在此時，慈禧將原定初六日返回頤和園的計劃推遲至初十日，并且要光緒、皇后、瑾妃一同隨行。這意味著，光緒帝不再有單獨處理政務的機會了?？梢?，初五日上午慈禧已經開始有所行動。初六日，清廷即發出訓政上諭，慈禧開始在便殿辦事，再次垂簾[9]99。對此，茅海建指出：“初四日晚慈禧太后見過光緒帝之后到初五日上午再見光緒帝之前，慈禧太后見過了什么人？得到了什么消息？”[2]筆者判斷，袁世凱的告密消息通過某種渠道于此時送達慈禧處，這與慈禧改變行程安排的時間是極為吻合的。

綜上，袁世凱在初五日請訓之前，或于初三日夜，或于初四日實施了告密，其告密消息在初五日上午之前送達慈禧處。

二、袁世凱告密的對象分析

若袁世凱于初五日請訓之前在北京即實施了告密，則慶親王奕劻和禮親王世鐸是最佳人選。其一，這兩位親王原本就在袁世凱的拜訪計劃中。自八月初一日獲召見后，袁世凱便開始實施拜訪政要的計劃。袁世凱是手握重兵的省級大員，不奉召不得入京。因此，初五日請訓離京前，須抓緊時間奔走夤緣。八月初一日下午，袁世凱先后拜訪了領班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軍機大臣剛毅、王文韶、裕錄等人[1]549。世鐸在軍機處14年，自恭親王奕死后，其地位最崇。但是，世鐸當日不在府中，袁未能與之見面。八月初二日晨，袁世凱謝恩召見后，在宮門外遇到慶親王奕劻，僅“匆匆數語，即回寓所”[1]549。八月初三日上午，袁世凱謁見李鴻章，中午飯后，即往拜奕劻，因奕劻去了頤和園，袁等了一下午也未得見，傍晚時分，才回寓所[1]549-550。據《戊戌日記》，袁世凱入京后，除了被召見和食宿外，就是拜訪政要。應該說見什么人，談什么問題，袁心中早就有本賬。因此，袁選擇向禮親王世鐸或慶親王奕劻告密，并不影響他在北京的日程安排。其二，慈禧歸政后，“太后前唯親王可以遞牌請起”[10]515。慶親王和禮親王都是慈禧信任之人，可以直接將消息告知慈禧。據楊度日記，“時袁在京，譚復生以兵挾之，袁已告慶王，事遂敗”[11]。鄧之誠《骨董瑣記》中曰：“政變全由慶王布置，最關筋節?！盵10]519但從現有資料來看，無論是頒布諭旨，還是捕捉康黨，均未見慶親王之身影。慶親王雖然與慈禧關系親近，但他是總理大臣，不在軍機處行走，與候補侍郎袁世凱之間并無上下級關系。而禮親王世鐸為領班軍機大臣，既有“相”之名實，亦能在慈禧那里遞折請見，袁世凱向其告發，與體制相符，且拜訪禮親王原本就在袁世凱的計劃之中，初一日“不遇”，袁世凱定當再訪，而得悉政變密謀的袁世凱再訪禮親王自然就有了新的意義。最為關鍵的是，上海圖書館所藏盛宣懷檔案中有《虎坊摭聞》一件，其中記載：“十一日榮中堂入都，以袁世凱護理直督?；蜓栽胗P時，康有為詣之，使以兵脅頤和園，袁許之，于是有開缺以侍郎候補之命。袁謝恩后，使密告禮王而行。故再得護理直督之命?！盵12]該情報的提供者當為京中消息靈通人士，并與盛宣懷關系密切。最早注意到該則史料的是姜鳴和茅海建。茅海建指出：“如果真有此事，那么，袁告密的對象是世鐸，此即是慈禧太后走向前臺的原因，也可以解釋政變后慈禧太后未對袁猜疑的原因?！盵13]另鄭孝胥日記(八月初九日)記載：“晨起作字。聞街市傳言，有緹騎逮七人，即四軍機章京，其三人未詳……怡書來，言有官員至其宅，言禮王傳林旭面話，不及待車，步行而去?！盵14]682可見，禮親王參與了抓捕林旭等人的行動。若進一步推測，他或許還是整個抓捕行動的主導者。故袁世凱“密告禮王”的說法應該得到重視。卞爽琴所謂的“某親王”，極有可能就是禮親王世鐸。

無論袁世凱是初三日夜還是初四日晨拜訪世鐸，世鐸最快也要在初四日的軍機大臣“叫起兒”后才能向慈禧告密。此時，慈禧已經在回宮的途中。慈禧回宮是臨時決定，皇帝不知道，世鐸當然也不知道。因此，他肯定會趕赴頤和園。按親王出行儀制，儀車用輿夫八人[15]3027。儀衛則有吾杖、立瓜、臥瓜、骨朵各四，紅羅繡五龍曲柄蓋一，紅羅繡四季花傘、紅羅銷金瑞草傘、紅羅繡四季花扇各二，青羅繡孔雀扇二，旗槍十，大纛二，條纛二，豹尾槍四，儀刀四，馬六。此外尚須“前引十人、后從六人……從官三人”[15]3091。因極得慈禧信任，世鐸于光緒十九年(1893年)、二十年(1894年)又兩次奉旨增加護衛[15]8980。雖然事情緊急，世鐸或許會輕車簡行，但他已近60歲，常年養尊處優，即便簡化儀衛，規模也不會太小。如此浩浩蕩蕩的隊伍到達頤和園已近中午，在頤和園撲空后，只得再次回城。隨行人員特別是轎夫連續趕路，返回的時間可能會更長，加上用餐、休整的時間，估計返回城中時已經是傍晚甚至更晚一些。初四日申刻(下午三至五點)慈禧到達瀛秀園，光緒在此跪接，雙方并未爆發沖突。顯然，此時政變的消息尚未送達慈禧處。慈禧回宮后住西苑儀鑾殿，光緒則移駐西苑涵元殿，據茅海建的研究，此舉并非遭囚禁，只是便于向慈禧請安、侍膳的依例之舉[16]。大內宮門在酉正(下午六點)時關閉。世鐸不太可能于晚上入宮，只能待第二天(初五日)開宮門或軍機大臣“叫起兒”后，才能向慈禧告密。而從初五日上午宮中各事項的節奏來看，與上述說法是相符的。

三、袁世凱回天津后的言行分析

袁世凱請訓后立刻乘火車返回天津。從袁在天津的言行及相關細節中，亦可尋他已在北京告密之跡象。

據《戊戌日記》，袁世凱初五日抵津已是黃昏時分，他隨即到榮祿府上，“略述內情，并稱皇上圣孝，實無他意，但有群小結黨煽惑，謀危宗社，罪實在下，必須保全皇上以安天下”。此后，因葉祖珪和達斌來訪，二人未及細談。第二日早晨，榮祿到袁世凱處，袁“以詳細情形備述”，榮祿大驚失色，曰：“榮某若有絲毫犯上心，天必誅我。近來屢有人來津通告內情，但不及今談之詳?！痹绖P謂：“此事與皇上毫無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藥而死耳?！倍恕盎I商良久，迄無善策”。當晚，榮祿邀請袁世凱到其府上，監察御史楊崇伊已在座，并告知了北京已經發生政變的消息，而袁世凱再次表示“惟耿耿于心寢食難忘者，恐累及上位耳”。四日后，榮祿奉召入京，臨行前與袁世凱相約，“誓以死保全皇上”。袁世凱對榮祿說：“趙盾弒其君，并非趙盾，中堂世篤忠貞，現居要津，而皇上萬一不安，天下后世，其謂中堂何。我亦世受國恩，倘上有不安，惟有以死報之?！盵1]553-554細究之，此處細節有十分反常之處。戴逸亦發現其中的問題，他指出兩個疑點。一是袁世凱初五日已經見到榮祿，即要告密，當時譚嗣同已募勇士數十人在京，事態一觸即發，慈禧有旦夕之禍，怎能僅僅因為座上有客人，就把此等大事延宕一天？二是初六日上午，袁世凱向榮祿和盤托出“圍園劫后”之謀，當時處在危險中的是慈禧而非光緒，二人卻不立即向北京報告，不為處在危險境地的慈禧擔憂，而在籌商保護光緒的辦法，瞎操心光緒的安全，白白又耽擱了一整天，這豈不蹊蹺[4]？因此，戴逸認為，《戊戌日記》中所談的告密情形存在疑點，不可信。但筆者認為，若袁世凱已經在北京告密，這一切不合理之處均顯得順理成章。正是因為已經先行告密，所以袁世凱此時僅是將詳情向榮祿匯報，并不顯得十分緊急。也正是因為已經先行告密，榮祿得悉后才不著急向北京報告，而是與袁世凱籌商光緒帝的安全，而非“處在危險中的慈禧”。因此，《戊戌日記》中所記的反常之處，恰恰印證了袁世凱在北京已經告密的事實。

袁世凱為何要隱瞞其告密的時間？房德鄰認為：“《日記》肯定有所隱諱，但所述告密經過大體可信。袁世凱已承認初五日告密了，也就是承認清廷捕拿和殺害譚嗣同等六君子都是因他告密而引起的，這就夠了，他沒有必要再隱瞞榮祿向太后奏報的時間，作此隱瞞還有什么意義呢？”[3]筆者卻認為，意義大不相同。袁世凱初三日或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直接引起政變，可能導致光緒帝被廢或被殺，與初五日在天津告密導致六君子等人被捕殺，在當時“君臣父子”觀念下，無論是對朝野輿論，還是對袁世凱個人的心理，影響都是極大的。雖然袁世凱極力表現出告密之舉無愧于心：“然區區此心，意在誅鋤誤君誤國之徒。該黨無禮于君，予為鷹鹯之逐，亦人臣之大義，皎皎此心，可質天日，且亦正所以保全皇上。倘該黨等兇謀果逞，必將難保宗社，更何以保全皇上？此亦必然之勢也。為臣子者，但求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計也?！盵1]555但實際上，袁世凱極為心虛和不安，他對光緒帝未來地位和安全問題表現出超乎尋常的關心。袁世凱說，“此事與皇上毫無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藥而死耳”，“惟耿耿于心寢食難忘者，恐累及上位耳”，“我亦世受國恩，倘上有不安，惟有以死報之”，而且在榮祿入京前，袁甚至以春秋時期晉國權臣趙盾與晉靈公被弒的典故提醒榮祿“皇上萬一不安，天下后世，其謂中堂何”。張一麐亦回憶，袁世凱送榮祿入京時謂：“今日之事，皇上處于危地，如皇上有他，世凱以死繼之?！盵8]顯然，袁世凱對光緒的安危關心過度，試想若政變不起于袁的告密，他怎會如此關心？即便“累及上位”，用得著一個候補侍郎“以死繼之”嗎？榮祿不會覺得他有作態之嫌嗎？袁世凱的表現再一次證明，他在北京已經實施了告密。

八月初十日，清廷即有諭旨電寄榮祿，“著即刻來京，有面詢事件。直隸總督及北洋大臣事務，著袁世凱暫行護理”[9]100。需要指出的是，與署理相比，護理是清廷任用制度中經常出現的一項應急性、臨時性的措施[17]，一般用于長官暫時性離任出差，由屬官暫時代理事務，或缺出后，所委之人暫時不能到任，先令就近人員代理。因此，錢糧、刑名等重大事項并不需要交接?？梢?，護理者往往并不掌握護理職位的全部權力。就直隸而言，由總督兼巡撫，故總督缺出，可以由布政使護理，但直隸布政使的駐地在保定，不符合就近原則。當然也可以由按察使護理。袁世凱的直隸按察使開缺后，清廷于八月初二日頒布諭旨，“以福建興泉永道周蓮為直隸按察使”[18]594，但此時周蓮尚未到任，故袁當為護理直督的唯一人選，且順理成章。實際上，這樣的護理也僅具有象征性，兩日后，清廷就諭令榮祿入值軍機，禮部尚書裕錄補授直隸總督(1)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為榮祿著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裕錄著補授直隸總督兼充辦理通商事務北洋大臣，北洋大臣各軍仍歸榮祿節制裕錄幫辦事》(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內務府全宗號：05-13-002-000949-0144。。但即便是短期的象征性的護理，對于考察袁世凱的告密行為卻并非沒有意義。在這場“圍園劫后”政變中，袁世凱已處于風暴中心，難以置身事外，也不可能保持中立，任何虛與委蛇或首鼠兩端的行為均會招來殺身之禍。雖然袁世凱護理直督僅兩日時間，但這畢竟是京畿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適值京城政變，多事之秋，這說明了慈禧對袁世凱的信任，亦可反證袁世凱在獲悉譚嗣同的政變密謀后，未有絲毫猶豫，立刻選擇了告密。

四、譚嗣同的被捕時間分析

譚嗣同是“圍園劫后”計劃的直接參與者，若袁世凱在北京即實施了告密，那么譚嗣同應該第一時間被捕，為何遲至初八日甚至初九日？關于譚嗣同被捕的具體時間仍值得進一步探究。這里需要注意兩個問題：一個是慈禧發出逮捕譚嗣同命令的時間；另一個是譚嗣同實際被捕的時間。

關于慈禧發出逮捕令的時間，以往均認為，清廷于八月初六日下達了捉拿康有為的命令，依據是初六日的一則諭旨：“諭軍機大臣等，工部候補主事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參奏，著革職，并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拿交刑部，按律治罪?！盵18]598而逮捕譚嗣同的命令則發布于初九日，依據是初九日的一則諭旨：“諭軍機大臣等，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刑部治罪?！盵18]600據茅海建考證，當時這兩條諭旨均未錄入軍機處各檔冊，乃事后補錄，即慈禧并未通過軍機處，而是直接以口諭令步軍統領衙門拿人。刑部主事唐烜日記(八月初六日)記載：“是日在署，忽喧傳步軍統領衙門奉皇太后懿旨，查抄張蔭桓，并捕拿康有為等輩……及探聽數四，始知系奉口詔嚴拿康某?！盵19]鄭孝胥日記(八月初六日)亦載：“長班來報，九門提督奉太后懿旨鎖拿康有為，康已出都，其弟康廣仁及家丁五人已被拿獲?！盵14]681茅海建還提出一種可能性：慈禧曾命光緒捉康，而光緒帝未能及時執行或拒絕執行[16]。由此可見，慈禧下令捕人時，在程序上尚不能繞開光緒帝而直接給軍機處下旨，只能以口諭令步軍統領衙門先行拿人。例如，五月初三日，監察御史胡孚宸參奏張蔭桓“借款圖私利”，雖然慈禧盛怒，但張蔭桓卻只能由“皇帝訓勉之”，而光緒則令領班軍機大臣世鐸“傳諭張蔭桓不必憂慮”[20]603-604?？梢?，在政變之前，軍機處是向光緒帝負責的，這也是慈禧的拿人上諭要在事后補錄的原因之一。如此看來，所謂初六日的逮捕令很可能發于訓政之前。因為初六日慈禧訓政，當日即在“便殿辦事”，可直接給軍機處下旨。另據九月二十三日蔡金臺致李盛鐸函，亦透露慈禧于初五日黃昏后即密令步軍統領崇禮布置逮捕康有為等人。該函記載：“至初五日，慈圣忽傳駕入宮。其夕以密諭交崇受之，緝捕群黨?！盵21]慈禧返回宮中的時間為初四日傍晚，多數人對此并不知情，外界獲悉一般是初五日。故蔡金臺認為慈禧初五日入宮，也在情理之中。若如此，拿人的時間與初五日慈禧改變行程的安排也是契合的。

八月十一日，步軍統領、刑部尚書崇禮奏：“初九日該衙門續奉上諭……經該衙門遵將官犯張蔭桓等七名悉數拿獲，于初十日一并解送到部?！?2)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奏為康有為結黨營私案案情重大，已將張蔭桓等七名拿解刑部，請欽派大臣會同審訊事》(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軍機處全宗號：03-9457-023。茅海建等學者認為，“續奉上諭”表明逮人口諭不是一道，而是陸續發出。但所謂的“續”，是續哪一日的上諭呢？目前未見有初七、初八日拿人的相關諭旨，否則事后補錄的諭旨不會完全不提及。筆者判斷，初五日晚些時候或初六日晨，慈禧給步軍統領發出的逮捕名單應是個大名單，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和軍機四章京在內。茅海建據《總理衙門清檔·收發電》指出，在緝拿康有為的同時，清政府亦在緝拿梁啟超[22]。另據代理日本公使林權助回憶，初六日下午梁啟超到日本公使館，告訴林權助“仆三日內即須赴市曹就死”，“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等志士都被逮捕。其首領是康有為，想也快要被捕被殺頭！皇帝不用說已被幽閉”[23]。而前述蔡金臺之信函亦載：“至六日清晨，又聞捕四京卿及徐楊矣?！盵21]可見，逮捕名單絕不是康有為一人，逮捕軍機四章京的消息早已傳出，不可能都是空穴來風。但步軍統領衙門并不可能將眾人同時拿獲，必然要陸續進行。清廷從初六日拿獲康廣仁至初九日拿獲林旭，共用了4天時間。初九日的清廷上諭(事后補錄)則并非逮人諭旨，而是慈禧對所拿獲的官員作出革職審訊的指示。所謂“續奉上諭”則是續初六日的慈禧口諭，也即清廷在政變期間的上諭有兩則：一是初六日的拿人口諭；二是初九日對所拿獲的“犯官”如何處理的諭令。

關于譚嗣同被捕的時間，學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據上文分析，初九日諭旨乃事后補錄，是對所有已拿獲“犯官”的處理諭令，并不能證明譚嗣同被捕于該日。馬忠文認為譚嗣同被捕于初八日[24]，其根據是魏允恭于初八日給汪康年等人的信，“今早五更又奉密旨拿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等四人，弟親見步軍統領監送登車，想已發交刑部。惟林旭尚未尋著，聞避往他處……且近日嚴拿各人，旨意甚密，竟有先拿一人，余人均未知悉者”[25]。魏允恭“親見步軍統領監送登車”，似乎較為可信。但他親見哪些人被監送登車呢？林旭初九日因禮親王傳話才被捕，譚嗣同等人絕不可能同時同地被捕。此處，“親見步軍統領監送登車”，似乎應指譚嗣同等人于初八日從步軍統領衙門被解往刑部。趙立人則根據譚嗣同獄中三份遺札的內容，推斷其被捕的時間為初六日[26]。

譚嗣同的獄中遺札有三札，均未署日期，根據內容邏輯整理出如下順序：

北半截胡同瀏陽會館譚家人胡理臣、羅升：送來厚被窩一床，洗臉手巾一條，換洗衣褲并襪子腳布一套，紫棉馬褂一件，棉套褲一雙，筆墨信紙并白紙等件，枕頭一個，呢大帽一頂，靴子一雙，扣帶一根，均同來人送來為要。又取銅臉盆一個，筷子一雙，飯碗一個。[27]447-448

此札為第一札，譚嗣同入獄第一天，急需各種生活物資，寫信叫家人送來。

來信知悉，爾等滿懷忠愛，可嘉之至！謝得軍機折，不用遞了。昨送來各件，都不差缺。我在此毫不受苦，爾等不必見面，必須王五爺花錢方能進來。惟王五爺當能進來。并托其趕快通融飯食等事。湖北電既由郭寄，我們不必寄了。戈什可回湖北。昨聞提督取去書三本，發下否？[27]447

此札為第二札，因信中有“昨送來各件，都不差缺”及“昨聞提督取去書三本”等信息。入獄第二天，譚嗣同需要友人通融獄內飯食，以及向任湖北巡撫的父親譚繼洵報信。

速往源順鏢局王子斌五爺處，告知我在南所頭監，請其設法通融招扶。再前日九門提督取去我的書三本：一本名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二本名稱錄?，F送還會館否？即回我一信。我遭此難，速請郭之全老爺電告湖北。此外，有何消息，可順便告我。[27]447

此札當為第三札，因其中有“再前日九門提督取去我的書三本”之信息。更重要的是，該日關押地點更換為刑部“南所頭監”，故譚嗣同要家人迅速通知王子斌。

由以上三封遺札可以推斷，譚嗣同是被捕第三日從九門提督(步軍統領)衙門轉押到刑部監獄的。魏允恭于初八日“親見步軍統領監送登車”，似乎可以推斷，譚嗣同被押往刑部的時間為初八日，如此則譚嗣同被捕于初六日。更為關鍵的是，此后，趙立人根據《師復堂未刊日記》提供了譚嗣同被捕于初六日更為直接的證據?！稁煆吞梦纯沼洝?898年11月1日載：“望之來云：譚復生靈柩已到。有其仆言，初六夜捕拿入朝，即下刑部?！盵28]這進一步證實了實際上譚嗣同于初六日即已被捕。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八月十一日，步軍統領崇禮奏“……于初十日一并解送到部”，但實際上被捕七人未必同一日從步軍統領衙門解送到刑部。根據補錄之初六日諭旨，康廣仁很可能當日直接被押到刑部。根據譚嗣同遺札和魏允恭信件，譚嗣同等人似乎于初八日被押解到刑部，而根據張蔭桓的回憶“初八日辰刻，提督崇禮遣翼尉率緹騎至我宅，邀我赴提督衙門接旨……抵提督署，各官均未至，坐數時，天已暝，仍無確耗，遂令人取行李住一宿。次日有旨拿交刑部審訊，入監住”[20]624，顯然張蔭桓是初九日入刑部坐監的。林旭于初九日被捕，他或者于當日，或者于次日收押刑部。步軍統領衙門的奏折謂“初十日一并解送到部”，是對清廷初九日諭旨“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刑部治罪”的呼應，是為了公文的規范性和完整性，并非體現陸續押解的實際情況。

五、結語

袁世凱在初五日請訓之前即在北京實施了告密，告密對象極有可能是禮親王世鐸，而初五日上午，告密信息送達慈禧處，慈禧隨即展開行動。清廷共發出兩份諭旨：一是初五日晚些時候或初六日晨，慈禧給步軍統領發出的拿人口諭，此時的逮捕名單是個大名單，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和軍機四章京等人在內；二是初九日對所拿獲的“犯官”如何處理的諭旨。譚嗣同于初六日被捕，初八日被解送到刑部，這個時間亦證明了袁世凱在北京即實施了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