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三十年解析

蘇玉玲，翟志華

（無錫商業職業技術學院 會計金融學院，江蘇 無錫 214153）

一、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的演進歷程

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指國家為培養具有職業適應性的高質量一線技術技能人才，針對高職院校專業教師技術技能不足的問題，出臺的一系列包括高職院校專業教師到企業實踐的最低天數、實踐方式、實踐標準、成效評價及效果運用等在內的教師企業實踐政策。我國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經歷了四個階段，從中可以看出不同階段政策出臺的背景、形成、作用、目的等不斷優化的路徑。

（一）初探期（1992—1999年）

這一時期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理念催生出了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的雛形。

針對“大量急需的職業和技術教育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已成為“整個教育事業最薄弱的環節”這一急切需要解決的問題，1985 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要通過一部分初中畢業生升入普通高中、一部分初中畢業生接受高中階段的職業技術教育，一部分高中畢業生升入普通大學、一部分高中畢業生接受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措施，確保職業技術教育有一個大的發展。政府為解決專業技術師資數量不足的問題，除了想方設法外聘以外，要求相關部門必須擔負培訓職業技術教育師資的任務。雖然此時的職教師資仍沿用著普教師資的培訓模式，還談不上有特色的職教師資培訓，但由于革新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理念、人才標準、教育內容、教育方式等的客觀要求，創新高職師資培養的環境日趨成熟，之后的一些政策法規也為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的出臺作了鋪墊。

1996 年《職業教育法》雖然沒有明確提出“教師企業實踐”這一概念，但是將“提高職業教育質量”“傳授職業知識，培養職業技能，作職業指導，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質”關聯起來，職教教師的培養和培訓內容包括了職教教師的技能培訓。1997 年教育部《關于加強中等職業學校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提出要“逐步建立教師到對口企事業單位定期實習的制度”，以確保大部分缺乏專業實踐經驗的青年教師得到專業實習和技能訓練。這是我國首次要求職教教師從事企業實踐，后續相關文件都是在此基礎上的細化和深化。1998 年教育部《面向二十一世紀深化職業教育教學改革的原則意見》提出，為了培養“具備綜合職業能力和全面素質的”一線應用型人才，不僅要重塑教育觀念、改進教學內容、更新教材內容、確保產教結合、服務地方需要、推進課程改革、加強教改實驗、推行“雙證”制度等，還要通過“教師到企事業單位見習和鍛煉等措施”，以達到提高職教教師實踐能力的目的。1999 年教育部《關于新時期加強高等學校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要求重在加強教師的實踐培訓。

這一時期，關于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的要求尚沒有以專門的文件形式出臺，而是散見于上述三個《意見》中，明確提出了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這一要求，而且上述兩部法律都對職教師資的職后培訓權利予以了保障。這為之后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的出臺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提供了現實依據。

（二）創立期（2000—2005年）

這一時期從高等職教教師培訓到建立高職院校專業教育企業實踐制度。

職業教育的職業性、技術性、實用性和實踐性，要求學生掌握一線工作所需的技術技能，成為高素質應用型人才，與教師缺乏實踐經歷、不懂技術操作之間的矛盾越發明顯，使得加強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經歷成為破解這一困境的有效途徑。為此，政府相關部門出臺了以下制度。一是2002年《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加強高等職業（高專）院校師資隊伍建設的意見》提出“要通過支持教師參與產學研結合、專業實踐能力培訓等措施”，以確實解決高職院校師資隊伍總體“實踐能力偏弱”的問題；以及國務院在《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中首次要求提高職業教育教師的實踐能力。二是2004年教育部《關于以就業為導向深化高等職業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見》指出：高職院校教師必須定期到企業實踐鍛煉；以及《教育部等七部門關于進一步加強職業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見》要求將“每兩年必須有兩個月以上時間到企業或生產服務一線實踐，并作為教師提職、晉級的必要條件”，并首次提出要建立職業教育教師企業實踐制度。三是2005 年國務院在《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中提出要“建立職業教育教師到企業實踐制度”。建立職業教育教師企業實踐制度，不僅使職教教師企業實踐從籠統的教師培訓這一泛稱中剝離出來，開始成為一種呼之欲出的政策，而且使職教教師培訓從過去的學校單一主體轉向了校企雙元主體培訓，培訓場所也更加明確為企業一線崗位。這種針對性極強的政策指向，開啟了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規范化的道路。但也存在幾點不足：一是實踐時段的界定不明確。只規定了企業實踐的具體時間，但并無明確的時間段規定，導致不少高職院校只承認假期集中到企業實踐的天數，卻不承認非坐班制教師在非上課時段零星到企業實踐的天數。二是實踐企業的界定不明確。只要求教師到企業實踐，卻未明確企業的規模，實際上導致只要教師提出要到任何一個企業實踐，高職院校幾乎都會批準。三是缺乏實踐應達標準。雖然提出了每兩年必須有兩個月以上的企業實踐這一時間標準，但并未提出經過兩個月以上的企業實踐之后，高職院校教師至少應達到什么樣的實踐能力標準。

（三）創新期（2006—2016年）

這一時期開始關注企業的訴求。

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水土流失、石漠化及潛在石漠化面積分別為 8 412km2、1 314km2 和 2 166km2，分別占全州面積的 27.73%、4.33%和7.14%。水土流失及石漠化已成為全州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目標的重要制約。

這一時期，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從兩個方面創新。一方面，國家制定了一系列鼓勵政策，希望以此調動企業參與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的積極性。一是2006 年《教育部 財政部關于實施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計劃 加快高等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意見》不僅重申要建立教師企業實踐制度，而且制定吸引企業參與教師企業實踐的優惠政策；另外，教育部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中明確要求“安排專業教師到企業頂崗實踐”。二是2010 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 年）》要求制定企業接收教師實踐優惠政策。三是2011 年教育部、財政部《關于實施職業院校教師素質提高計劃的意見》強調，大中型企業要承擔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任務。四是2014 年教育部等六部門《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 年）》要求制定“學歷教育+企業實訓”的培養辦法和教師定期實踐制度，并依托大中型企業建立“雙師型”職業教育師資培養基地；以及2014 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要求在規模以上企業設立教師實踐崗位。五是2016年《教育部 財政部關于實施職業院校教師素質提高計劃（2017—2020年）的意見》指出：要選派教師到企業作不同形式且不少于4周的企業實踐；以及教育部等七部門在《職業學校教師企業實踐規定》中對教師企業實踐的時間、內容、形式等做了詳細規定。同時，要求職業學校通過獎懲措施加強對教師企業實踐效果的考核及運用。但這一時期的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也存在如下不足：一是企業處于被參與和被安排的狀態。制定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的主體中并未包括企業，使企業失去了訴求利益的機會。二是雖然認識到了必須重視企業參與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時的利益，也提出要制定優惠政策，但一直未將優惠政策具體化。三是雖然一直在強調教師企業實踐并規定最低實踐時間標準，但始終未能明確規定教師企業實踐的質量標準。

（四）完善期（2017年至今）

這一時期提出要立足于產教融合共培師資。

這一時期，國家對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的政策體現在如下制度中。一是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指出，要完善高職院校教師實踐假期制度，并首次提出產教融合共培師資和校企共建“雙師型”教師培養（訓）基地。二是2018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首次頒布《關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強調“要切實推進職業院校教師定期到企業實踐”；以及教育部等四部門《關于公布首批全國職業教育教師企業實踐基地名單的通知》再次強調要“組織開展教師企業實踐”，并建立健全教師企業實踐體系。三是2019 年《國務院關于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的通知》首次要求，從2019 年起新增專業教師原則上要有3 年以上企業工作經歷，并落實高職院校專業教師每年至少1個月在企業實踐的制度。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要求建立校企聯合培養“雙師型”教師，產教融合、校企合作，進一步“實施現代職業技術教育質量提升計劃”，“建設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以不斷“增強職業技術教育適應性”。這一時期，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問題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政策均指向了只有通過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才能確實提高高職院校專業教師實踐能力，以不斷提高高等職業教育質量。

二、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的演進特征

從上述近30 年4 個階段的政策演進中，可以看出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具有以下特征。

（一）實踐對象逐步擴大

對要求參與企業實踐的對象，由起初的專指實訓教師先是擴展至專業教師，繼而要求相關部門的管理人員也參與企業實踐。其意蘊是培養具有高等性、職業性、動態性等特征的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2]，不能僅僅依靠數量有限的實訓教師來培養學生的技術技能水平，還要求專業教師能從理論上把技術技能知識講出來，使學生聽得明白并內化于心，在實踐中能運用不同方法嫻熟地操作、運用技術技能，成為理實融合的“雙師型”教師。同時，為使相關部門管理人員制定的制度更有針對性，管理更有效，使人才培養更有適應性，也要求相關部門管理人員到企業掛職鍛煉與頂崗操作，以增加他們的實踐操作能力。

（二）惠及校企兩個主體

由于職教教師企業實踐的最初和最直接的動因是解決職教教師實踐能力不足的問題，所以說當時主要是基于高職院校的需要，而要求企業承擔義務。但為了使企業接收職教教師到企業參與實踐也成為企業的一種內生需要，以調動企業接收職教教師到企業參與實踐的積極性，教育部與財政部在之后的文件中充分考慮了企業的利益訴求，要求校企人員開展雙向交流合作，實現相互兼職常態化，從而使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惠及校企雙方，實現利益互惠。

（三）實踐內容更加全面

在職教教師企業實踐政策出臺以前，只是要求建立職教教師進修制度。職教教師企業實踐政策源于職教教師定期實習、職教教師定期到企業培訓，還屬于一個名詞性的概念，并無具體和明確的指向。之后政策對其內容作以下界定。一是明確了職教教師企業實踐的崗位。即職教教師必須在企業生產或服務一線崗位上實踐。二是明確了職教教師企業實踐的時間。即職教教師兩年內必須有兩個月以上的時間在企業實踐，或每年至少1 個月在企業實踐、企業頂崗實踐8 周、5 年必須累計不少于6個月。三是明確了職教教師企業實踐必須肩負的責任。即高職院校要承擔組織并合理安排教師參加企業實踐及科學考核與有效運用的責任、企業承擔接收教師實踐的責任。四是明確了職教教師企業實踐的效力。即將職教教師企業實踐成效作為教師職稱晉升的一項必備條件。五是明確了職教教師企業實踐的經歷。要求凡新增專業教師要有3年以上企業工作經歷。六是明確了職教教師企業實踐的基地。即教育部等四部門確定了首批全國職業教育教師企業實踐基地。

（四）專門出臺實施政策

作為一項基本的職業教育教師教育政策，職教教師企業實踐政策過去散見于各項政策之中，雖然2010 年以后，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 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以及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完善職業教育教師培養培訓制度的意見》《關于開展現代學徒制試點工作的意見》《高等職業教育創新發展行動計劃（2015－2018 年）》，教育部和財政部《關于實施職業院校教師素質提高計劃的意見》等文件，都涉及了職教教師企業實踐政策的制定，但始終沒有專門的職教教師企業實踐政策文本[3]。直到2016年教育部等七部門才頒布了專門的《職業學校教師企業實踐規定（試行）》文件，從“內容和形式”“組織與管理”“保障措施”“考核與獎懲”等方面對職業院校教師企業實踐政策作了規定。

（五）鼓勵企業積極參加

在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制定伊始，不論是國務院，還是相關部委以及地方政府，都更多地強調了企業在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中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卻很少考慮企業對這種“責任”和“義務”的認同和履行，使得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機會有限，主要是學校主動向企業尋求實踐機會，有時要通過私人關系到企業實踐。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在安排教師實踐時，有可能出現形式大于實質的情況。為消除這種尷尬狀況，國家開始著手制定了一系列涉及企業利益的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

三、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存在的主要問題

盡管在上述一系列政策的推動下，高職院校專業教師的企業實踐能力有所提高，使“雙師型”教師數量和比例顯著增加，高層次教師比例有了明顯提升[4]，但受傳統觀念、發展環境、管理制度等的制約，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仍然處于相對薄弱的環節[5]。

（一）政策科學化水平不高

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制定主體較為單一、政策決策者理念落后、政策問題選擇不恰當、政策目標的不合理、政策制定程序不嚴謹、相關配套舉措的設計不到位等問題仍然存在，如61.8%的教師認為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效果不佳的原因是政策本身不完善所致[3]，最終導致了政策制定的科學化水平低，使得這一政策執行的阻力較大，無法達到預期目標[6]。

（二）政策檢查及監督不力

受財力投入不足、重視程度不高、執行監督機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影響，執行及監督不力一直是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的“硬傷”。一是雖然相對于政策執行而言，比較重視政策制定，但對政策制定后的執行及預期效果卻未納入關注視野。二是由于缺乏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執行監督標準，所以，導致執行者各據理解而定執行結果。三是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執行過程既不夠透明，又缺乏健全的政策執行問責制度[7]，如根據調查數據，52.4%的高職院校教師并不清楚教育主管部門是否嚴格檢查監督教師企業實踐工作，59.2%的高職院校教師表示不清楚教育主管部門是否把教師企業實踐工作納入了學校辦學水平評價中。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教育主管部門對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工作檢查監督的弱化。

（三）政策對企業約束力弱

盡管企業也是職業教育的重要主體，但毋庸諱言的是，企業不愿意深度參與職業教育是制約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的癥結所在。究其原因，雖然有關部門制定了《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職業學校校企合作促進辦法》等政策，使得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日益完善，相關的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也更加配套，但現有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權威性不夠，對企業的約束力較弱。如，在“企業對教師企業實踐的支持”的調查中，61.1%的高職院校教師認為企業不愿意配合，只有43.8%的高職院校教師認為“企業接納教師企業實踐的熱情高”，50.4%的高職院校教師認為“企業會積極為參加實踐的教師安排合適的崗位”，50.2%的高職院校教師認為“企業會積極為參加實踐的教師安排合適的指導師傅”[4]。這表明約半數的企業不愿意履行接收高職院校教師企業實踐的職責，可見，政策對企業參與教師實踐的規定并無約束力和強制性。

（四）政策執行效果有待提高

盡管高職院校教師對到企業實踐抱著較高期待，但六成以上的高職院校教師認為，教師企業實踐之所以未能有效發揮提高教師專業素養的作用，原因是高職院校選擇的企業生產現場觀摩、操作演練且非關鍵崗位等實踐形式華而不實。

總之，在一系列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的推動下，教師企業實踐確實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也要冷靜地看到，一些制約教師企業實踐政策執行的問題依然存在，仍未有效達成教師企業實踐政策的預期目標。所以，仍需加強國家及省市關于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的引導性和可行性，高職院校則需制定更加能夠觸動教師利益的教師企業實踐制度，從而將國家制定的高職院校專業教師企業實踐政策落到實處，見到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