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時代高職教育國際化發展現狀與路徑研究

張 雷

（廣西警察學院，廣西 南寧 530029）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提出，要構建與中國企業和產品“走出去”相配套的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模式。同時，教育部牽頭制訂的《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也明確提出要大力提升教育對外開放治理水平，完善教育對外開放布局，加強與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多邊組織的務實合作，充分發揮教育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重要作用，形成重點推進、合作共贏的教育對外開放局面。根據國家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的整體布局以及高等職業教育發展優勢，開展高等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特別是受疫情影響，國際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都將發生巨大變化，通過調查高等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現狀，可以為我國高等職業教育未來國際化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鑒。

一、高職教育國際化的基本原則

（一）“政府搭臺、院校主角”原則

“政府搭臺、院校主角”原則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和高職院校的主角地位。高職教育國際化過程往往會涉及國與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勢必會受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和利益所左右，因此高職教育國際化受國與國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影響比較明顯，如果不處理好這些關系往往會影響到教育國際化的成效。伴隨著我國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職業教育建設標準、建設經驗等越來越成為其他國家職業教育學習的一種方案，我國與其他國家在職業教育領域存在著廣泛的合作空間，特別是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我國高職院校與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建立了多樣化的合作關系。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我國高職教育國際化并不完全是院校自為和自發行為，而是在政府頂層設計的框架下，通過搭建合作平臺和合作政策，以服務國家戰略和倡議為重要的契機而開展獨立自主的國際化發展探索。

（二）“因地制宜、靈活機動”原則

“因地制宜、靈活機動”原則強調實事求是、適度發展。我國高職教育國際化已經成為高職院校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但是如何開展教育國際化已經成為后疫情時代我國高職院校值得思考的問題。一般來說，高職院校國際化要以外國職業教育的需求為導向，以便實現雙方在“供給側”與“需求側”的動態平衡。為此，我國高職院校切勿忽視自身發展的承載力，為了追求國際化而盲目地開展國際化。高職院校要根據自身發展的實際，加強國際化過程中的靈活性和主動性，發揮自身的專長和優勢，將先進的中國職教經驗和標準傳播到各國的同時，激發治理院校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增強我國職業教育的吸引力，實現“技術勢差”下國際化交流與合作。

二、后疫情時代高職教育國際化發展面臨的難題

雖然我國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顯著成績，但是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圍內所產生的深遠影響，給我國高職院校國際化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集中表現在人員交流往來、教育教學方式、教育治理體系等方面，客觀上制約了高職教育國際化發展的整體推進。

（一）正常的人員交流往來出現中斷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來，我國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遭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其中對教育人員交流交往影響比較大。由于人員交往存在著傳播新冠病毒的風險，所以在新冠疫情發生之后，我國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教育機構線下交流被迫停止，只能通過互聯網教學或會議等方式保持正常交往與合作，部分正常的面授課程或教學計劃被迫從線下轉移到線上，客觀上導致國際學生的流動大大減少。同時絕大多數國內留學生出國計劃也被迫取消，即使是在籍的國際學生也無法正常返校學習，甚至很多留學生被迫休學。根據英國著名教育公司QS關于國際學生的調查報告，疫情對中國留學生影響最大，印度次之，66%的中國學生認為疫情影響了自己的留學計劃[1]。眾所周知，在教育國際化過程中，人是最活躍的因素，也是最重要的交流、合作的要素。新冠肺炎疫情暴發至今，對于學生的影響呈現出兩種趨勢，一種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響，人員交流往來出現了中斷的情況；另一種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響，國內外高職國際化形勢發生變化，特別是美國等少數國家無端詆毀我國正常的教育國際化，妨礙了正常的人文交流與合作，在客觀上導致正常的人員交流往來出現中斷的情況，甚至影響全球國際學生流動格局。比如，南寧市高職教育國際化主要是面向東盟的教育國際化，由于受到疫情的影響，與緬甸、泰國等國家的高等職業教育學生交流一度中斷，但是隨后通過網絡這一手段實現了聯系。

（二）教育教學方式出現新變革

當前，我國職業教育正處于教育教學與信息技術高度融合的時代，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要構建服務全民終身學習的教育體系，將教育信息化作為教育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手段。同時在互聯網、大數據等先進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背景下，教育教學方式出現了新的變革，打破了以往班級授課制在時間分布和空間形態的限制，實現了教學范式、學習范式的改變。國際勞工組織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針對世界職業教育在線學習調研的數據顯示：在全世界參與調研的115 個國家中，疫情期間有64%的國家開展了職業教育遠程線上教學（網絡、電視、廣播等方式），12%的國家采用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教學方式[2]。在此次疫情期間，為了斬斷病毒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途徑，保護師生的生命健康安全，同時落實教育部“停課不停教、不停學”的指示，我國高職院校在延遲開學的一段時間內，用線上教學取代了原來的線下教學，高職院校普遍使用騰訊會議、雨課堂等各種在線學習平臺向全世界學生開展教育教學，成為特殊階段內唯一的教學模式。針對這種情況，我國高職院校主要采用兩種方式，對于原來在校留學生來說，主要采用線下學習的方式；而對于一直在外的留學生而言，主要采用線上教學的方式。當然，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在線課程在疫情期間對于恢復正常的教育教學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沖擊原有教育教學方式的同時，出現了教育教學質量不高的現實問題，亟需提升在線課程的教學質量。

（三）教育治理體系改革出現新使命

突發的疫情不僅沖擊了世界教育正常的國際化交流與合作，同時在客觀上改變了包括政府、社會以及相關群體的關系和利益基礎，促使我國高職院校內部治理結構、外部治理結構及國際治理格局發生轉變。首先，從國內的內部治理來看，突如其來的疫情增強了高職院校應對公共事件的能力，提升了自身應急管理水平。疫情期間，高等學校分學段確定不同返校時間、疏散教室學位、保持社交距離等，都成為各國所遵守的做法和習慣[3]。但是在疫情期間，新冠疫情的突發性導致很多高職院校出現了內部治理的盲區。即便是進入到疫情常態化防控時代，我國高職院校如何應對疫情期間帶來的諸多后續問題也成為亟需解決的難題，例如外籍教師、留學生何時返校，留學生如何開展線上教學，學生如何有效地管理等，這些問題都對我國高職院校內部教育治理提出了挑戰。同時，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出現了疫情多點暴發的情況，對于我國高職院校教育國際化而言，依然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從世界范圍來看，我國高職教育國際化也要面對來自外部環境所帶來的挑戰，特別是近些年，世界范圍內面臨著地緣政治安全、衛生危機、重大疾病、社會治理等共同的治理難題，我國高職院校開展職業教育國際化就需要克服治理難題，拓展辦學視野，加強多種形式的教育合作。

（四）教育國際化環境出現巨大挑戰

此次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不僅影響到正常的教育國際化的開展，同時也影響到國際政治經濟的形勢，高等職業教育國際化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少數國家以疫情為借口，將疫情發生的“原罪”扣到中國頭上，同時無理地叫囂著要對我國追責，要求所謂的“賠償”，雖然這些國家的行為并沒有得到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支持，但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我國在國際上的形象。特別是逆全球化、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等思潮抬頭，反對移民在經濟和文化價值上對西方所產生的影響，同樣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到教育國際化的發展。例如在2020年疫情期間，美國特朗普總統奉行“以美國優先為原則”，視美國的利益高于一切，采取了旅行禁令、嚴格審核簽證、美國人優先等一系列逆全球化的措施，不利于全球教育國際化的開展。隨著時間的推移，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圍內出現了多點暴發的情況，將進一步影響教育國際化格局和國際留學市場，甚至有可能導致國際高等教育流動模式的重組和改變。至今，作為全球第一大留學目的地國，美國卻還在實施旅行禁令、限制工作簽證、限制留學交流等，這些“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潮流導致教育國際化受阻。對于我國高職教育國際化而言，一方面，疫情加劇了中國家長對孩子出國留學安全的擔憂，以及對畢業后就業前景的質疑，同時也增加了一些家庭資助孩子出國留學的經濟成本，嚴重影響高職院校國際化的開展；另一方面，受“疫情政治化”的影響，我國與美國等國家正常的國際化交流與合作受到限制，對高職院校教師、學生、科研人員正常的跨國人文、科學交流及國際合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當然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后疫情時代孕育著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新的機遇，特別是中國在疫情期間的大國責任與表現，成為各國學習的典范，中國的話語越來越具有影響力，這也可能改變原有的教育國際化格局，對我國高職教育國際化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三、后疫情時代高職教育國際化發展的路徑選擇

針對后疫情時代高職院校國際化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我國高職院校要以世界范圍內職業教育的實際需求為出發點，處理好“供給側”與“需求側”之間的關系。下面從供需關系、教育質量、治理現代化、文化認同等維度提出我國高職教育國際化發展的路徑選擇。

（一）以“供需關系”為核心，做好高職院校國際化發展的頂層設計，拓寬高職教育國際化發展的合作空間

受疫情影響，我國高職教育國際化發展必須要以“供需關系”為核心，做好高職院校國際化發展頂層設計，不斷擴大高職教育國際化發展的合作空間，為高職院校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方案。一方面，針對后疫情時代對高職院校國際化發展的影響，我們要加強對現有教育國際化現狀的調研，做好國際化發展的頂層設計，以便發揮其獨有的治理手段或管理方式的作用[4]，提升高職院校國際化發展的計劃性和規劃性。特別是針對國際化過程中的聯合辦學、科研合作、日常交流等各項指標情況作深入調查，以便為新情況下高職教育國際化的路徑選擇提供參考，同時也可以促進后疫情時代高職教育國際化的健康發展。另一方面，在原有高職院校國際化發展的基礎上，針對后疫情時代高職院校國際化發展的最新需求，有針對性地、有步驟地開展中國職業教育經驗和標準的輸出。近些年，我國職業教育發展迅速，特別是高職院校在實現了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依托示范性高職院校和雙高院校等辦學優勢和專業特色，不斷與世界各國院校深化交流與合作，并探索出多樣化的國際化路徑。

（二）以“教育質量”為核心，構建“線上+線下”互補式的教學模式，拓寬職業教育課程教學在線虛擬認知的具身場域

當前在線課程正處于以Web2.0 技術、云計算、大數據為核心技術的個性學習、雙向交互的發展階段，特別是在疫情期間，高職院校普遍采用了“線上課程+線下課程”相結合的方式，雖然暴露出線上教學質量不高等問題，但是線上教學仍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進入到后疫情時代，我國高職院校應該以“教育質量”為核心，構建“線上+線下”互補式教學模式，拓寬職業教育課程教學在線虛擬認知的具身場域。一方面，高職院校需要打造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的“新常態”，即構建“線上+線下”互補式教學模式。這就需要在條件允許的地方或院校依然以線下教學為主，確保教育教學質量；同時對于疫情多點暴發的地區，隨時可以實現從線下教學到線上教學的實時轉型，保障日常教育教學的開展。但是，二維網絡技術的在線課程所出現的技術瓶頸，現有的在線課程還無法實現真實情景化的實訓教學和體驗化學習，很難達到與線下教學相同的效果。針對這種情況，高職院?？梢跃C合運用最新的具身認知等理論與技術，深入開展虛擬現實、增強現實等技術的開發，通過語言、體驗、手勢等多通道的身體感官實現仿真體驗交互，將人的感知覺、姿態動作和身體行為等與技術相融合，進而實現多端沉浸感知環境的多通道體驗式交互[5]，從根本上破除在高職院校國際化過程中在線課程的技術瓶頸，為國內外學生提供真實性強、超越現實、師生互動體驗效果好的虛擬現實在線課程，進而拓寬職業教育課程在線虛擬認知的具身場域。

（三）以“治理現代化”為核心，形成高職院校內生性發展動力，提升國際化合作的質量和水平

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對于我國高職院校治理體系來說，面臨著時代的考驗和挑戰，特別是后疫情時代到來之際，如何適應新的歷史條件提升我國高職院校國際化合作的質量和水平，更好地將我國職業教育先進的經驗和標準廣為傳播，進而形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職業教育話語體系，值得深入思考。針對這種情況，要以“治理現代化”為核心，形成高職院校內生性發展動力，提升高職院校國際化合作的質量和水平。一方面，我國高職院校要加強自身治理能力，形成高職院校內生性發展動力。雖然我國政府應對疫情所體現出的制度優勢，有助于中國在國際教育治理中發揮更重要作用，但是我國高職院校內部治理質量和水平有待提升，特別是如何更好地開拓職業教育國際化新空間、新路徑等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因此，要建立以高職院校黨委為核心的治理體制，落實好校長負責制，完善現有治理體系，以“治理現代化”為核心，通過制度創新、方法創新、路徑創新等提升治理質量和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強“政—企—行—?！倍嘣獏⑴c治理體系的建設。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下，我國高職院校與外部環境的聯系合作更加緊密，政府、企業以及行業等在高職院校國際化發展治理中發揮著更加重要的作用，特別是伴隨著我國正在實施多主體協同的國際化布局，政府、行業、企業、學校等積極參與開展高職院校國際化建設，需要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和新問題，深刻認識高職院校開展國際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深入開展國際化課程、教學等領域的改革，使改革更好地對接國內外職業教育發展的內在需要，這是推動后疫情時代我國高職院校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使命。

（四）以“文化認同”為核心，創設外部環境適切性強的文化認同，提高高職院校國際化過程的認同感

少數國家借此次新冠疫情發生的“原罪”歸結到我國頭上，甚至無理地要求對我國追責，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我國在國際上的形象。對此，我國高職院校國際化過程中要以“文化認同”為核心，增強高職院校國際化過程的認同感，創設適切性強的外部環境。這就要求我國高職院校堅持對外開放、獨立自主的國際化發展之路，秉承包容不同國家文化、制度、體制的原則，特別是要在包容不同國家政治文化、經濟文化、民族文化、語言文化等基礎上，正確處理好自身文化與他文化之間的辯證關系，同時加強我國高職院校文化話語權的構建，特別是依托高職國際化發展的契機，將我國優秀的職業教育經驗、標準以及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等傳播到外國，形成客觀的、科學的、與大國匹配的中國話語體系，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國際化發展的可持續性，才能實現彼此平等交流、合作共贏。因此，在此思路下，我國高職院校才能自覺轉變教育國際化的思想觀念，增強高職院校對外開放的自覺性，促使職業教育更好地服務于“一帶一路”等國家倡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