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高計劃”背景下高職院校發展規劃的價值取向研究

唐愛玲

（中南民族大學，湖北 武漢 430070）

“職業教育前途廣闊、大有可為?！?021 年4 月13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職業教育大會上對我國職業教育未來發展方向作出了重要指示。正逢“十四五”開局之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重要歷史時刻，加快建設高水平的職業院校被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度，各行各業都亟需一批高素質的技術人才，職業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高職院校在此過程中扮演著引領角色。由此，教育部、財政部為落實國務院印發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于2019 年4 月發布《關于實施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學校和專業建設計劃的意見》（以下簡稱“雙高計劃”），“雙高計劃”中提出到2035年要使一批高職學校和專業群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引領職業教育實現現代化，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提高國家競爭力提供優質人才資源支撐。具體來說，“雙高計劃”就是要建設一批引領改革、支撐發展、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職業院校和骨干專業群，以推進我國職業教育的現代化發展?！八敵苏邉菀?，不可失者時也”，故在“雙高計劃”背景下搶抓機遇，增強高職教育的認可度與吸引力，科學的價值導向是其前提與關鍵。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高職院校應考慮當前所處的形勢、判斷院校外部環境及影響因素，加以對自身的審視，基于院校實際，研究制定出具有指導性、前瞻性的發展規劃，作為突破障礙與提質增效的行動指南，掌握好院校發展規劃的“船舵”。進而以高職院校發展為龍頭，引領我國職業教育的高質量建設，強化競爭力與吸引力，為我國現代化產業發展提供人才資源與效益，職業教育必將大有可為、大有作為。

一、以名定位：高職院校發展規劃價值取向的內涵解析

院校發展規劃是一個“舶來品”，20世紀60年代美國和英國率先將發展規劃引入大學管理。而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初才逐漸形成有關高等院校發展規劃的思想和文本，自2002年以來教育部明確要求各高校制定“三個規劃”，即學校發展戰略規劃、學科建設與隊伍建設規劃、校園建設規劃，才逐步使發展規劃在我國高等教育領域的實施得到了相關部門與各院校的關注與重視。高職院校的發展規劃是在外界環境不斷變化的影響下，為了自身的持續發展所做出的具有長期性、全局性、前瞻性的計劃與舉措；本質上就是采取一些優化的方案來調適學校與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而達到發展的目的[1]。發展規劃主要考慮在某一特定的時期應該建設什么樣的高職院校與怎樣建設高職院校，是高職院校改革發展的頂層設計。在制定高職院校的發展規劃時，需要考慮眾多的影響因素，通常會涉及經驗總結、環境分析、指導思想、發展目標、發展措施、專項規劃以及保障實施等方面。

馬克思主義理論從主客體之間的關系對“價值”作界定，馬克思認為“價值是一種體現在主體與客體之間需要與滿足的關系，是人們所利用的并表現了對人的需要的關系的物的屬性”[2]。不同的人對于主客體之間關系的不同認識，就形成了各自不盡相同的價值觀，而價值取向指的是主體基于自己的價值觀在面對或處理各種矛盾、沖突、關系時所持有的基本立場、態度及所表現出的基本傾向，是人的主觀意志的體現[3]。有什么樣的價值取向，就會導致什么樣的實踐行為，價值取向具有社會規范、社會定向和社會驅動的功能[4]。簡單來說，高職院校發展規劃的價值取向就是院校管理人員在制定發展規劃時所持有的一種基本立場與價值傾向。正確把握高職院校發展規劃的價值取向是其發展規劃制定的首要且基本的問題，高職院校發展規劃目的與預期效果的順利實現既要遵循規范的邏輯架構，更需要把握科學的方向，保證高職院校的發展沿著正確的軌道，實現高質量職業人才培養。因此，高職院校發展規劃的價值取向科學合理與否，直接影響到高職院校今后發展的方向以及教育教學的質量，直接影響到新時代我國高水平高職學校的建設成效。

二、以“明勢”而“蓄力”：“雙高計劃”背景下高職院校發展規劃價值取向的時代需求

在社會經濟與科學技術快速發展的時代，“雙高計劃”應運而生，高職院校在良好的機遇面前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前景可期。但機遇往往與挑戰并列而行，高職院校的發展在此背景下同樣面臨挑戰。如何緊跟時代，主動適應社會，培養一批高質量的專業技術應用型人才，高職院校必須有一個周全的考慮與全面的規劃。20 世紀70 年代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在卓越的發展規劃的指引下，成功實現了從一所名不見經傳的大學向世界著名大學的轉變，實踐表明，好的發展規劃往往能實現一所院校質的飛躍。當前無論從何種層面上來看，我國高職院校所面臨的復雜形勢都無不顯示著制定科學的發展規劃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因此，以下將從社會變化與市場趨向、教育環境變量、自身管理復雜化三個層面來分析高職院校制定科學發展規劃的現實需求。

（一）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發展高職教育是實現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求，高職院校發展的最大動力就是社會的需要。首先，在各類教育中，職業教育是與社會經濟發展聯系最為緊密的。數據顯示，我國技能人才已超過2億人，占就業總量的26%，然而高技能人才僅有5000 萬人，占技能人才總量的28%，與德國、日本等制造強國相比，仍有差距[5]。國際激烈的經濟與綜合國力的競爭，無疑就是人才的競爭，相當程度上就是一線高級專門人才的競爭，高技術人才的大部分無疑要從高職院校中來，高職院校承擔著為社會經濟發展培養大量生產、建設、管理、服務一線的高層次、高素質職業技術人才的重任[6]。其次，為區域經濟發展服務是高職院校的另一大顯著特點，例如西藏的職業教育近來獲得了較好的發展，從2018 年畢業生70% 的就業率提升至2020 年的95.17%，為當地的職教扶貧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最后，各產業行業的迅速發展也彰顯著科學規劃的迫切性，許多新興行業的產生對勞動力的需求擴大。如果高職院校沒有對市場產業作出準確判斷，會導致畢業生的結構性失業，也使得社會市場相關技術人員的缺乏影響了總的生產水平與質量。眾多因素表明，高職院校需要有長遠的眼光與明確的發展計劃，切不可盲目發展或者隨波逐流，必須審時度勢，分析外部環境、經濟形勢、產業結構變化和勞動力供求關系等因素，以此制定科學的發展規劃，做好與市場經濟相互呼應，能夠根據經濟發展形勢主動做出反應，充足儲備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建設、市場需求的人才，把技術技能轉換成現實的生產力，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區域經濟發展。

（二）高等教育環境競爭的需要

經濟快速發展的信息社會，優勝劣汰顯得更為突出。高等教育系統作為社會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自然逃不出社會發展規律的約束。隨著高等院校數量日益增多、質量不斷提高、類型不斷多樣化，高職院校如何實現自身價值、得到社會認可，需要深謀遠慮、從長計議。2008 年高職高專和本科學校在校生規模分別為1104.22 萬人、916.80 萬人，其比例為1.2∶1，2009年我國高職高專學校數與本科院校數的比例達到了1.1∶1[7]。根據教育部的統計數據，2020 年，全國共有普通高校2738 所，其中本科院校1270 所（含本科層次職業學校21 所），高職院校（?？疲?468所[8]。如此算來，若包括21所本科層次的職業學校，高職院校的學校數與本科院校的比例達到了近乎1.2∶1，高職院校的數量占高等院?？倲档?4%，可以說高職院校是我國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的功臣，已經占據了高等教育系統的半壁江山。

不可否認，高職院校在數量上已經獲得了顯著的增長，在高職院校的數量日益增多、競爭不斷加劇的時代，顯然不是通過擴大規模就能取勝、從而贏得社會認可。辦學質量、專業結構、教師水平、就業率高低等問題已經越來越受到關注與重視，“雙高計劃”就是要探索接下來高職院校如何在質量上實現飛躍，這是目前高職院校亟須解決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最關鍵的手段就是科學的行動指南。所以說，制定切實可行的發展規劃，應考慮規模、質量、結構、效益的問題，指導高職院校實現突破，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以創新立足，以質量取勝。

（三）高職院校自身戰略管理的需要

在2020年的全國兩會中，李克強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明確提出今明兩年高職擴招200 萬的任務[9]。財政部也表示要保持并提高高職院校生均撥款水平，支持做好2021 年高職擴招工作[10]。由于高職院校的學生人數迅速增加，高職院校的管理需更加科學化、高效化，人數一旦增多，復雜的問題和矛盾也隨之增加，若沒有預先的規劃與指導方案，當問題出現時往往會措手不及。另外，科學信息技術的普及，滲透到各個行業及其管理領域，高職院校的管理也越來越多地傾向并依賴于科學技術的運用，必須實現信息化、遠程化等更加便捷的管理方式。這些現象都說明了過去的操作管理已經時過境遷，無法適應如今的現實狀況，高職院校要高效運行發展，需要更加科學的戰略管理范式。操作管理就是對高職院校日常事務等的常規化管理；戰略管理既是一種管理思想也是一種管理方式，包括戰略規劃、戰略實施和戰略評價三方面，構成一種全過程的管理，一種螺旋式上升的動態的總體性管理，具有長遠性、全局性、綱要性和綜合性[11]。高職院校實施戰略管理的基礎與前提就是制定科學合理的發展規劃，根據其發展規劃完善院?？v橫銜接的管理體系，有目的、有方向地實現高效率管理，提升高職院校的辦學效益。

面對現實狀況，大學必須有一個發展規劃，并且據此制定一套“戰斗”計劃，以使學校變得更優異[12]。高職院校的發展規劃是使高校管理科學化的戰略前提，科學的發展規劃能夠實現院?？焖偾铱沙掷m發展，不斷提高辦學水平和人才培養的質量；科學的發展規劃對高職院校的發展意義重大。

三、以“成人”促“成事”：“雙高計劃”背景下高職院校發展規劃價值取向的應然追求

在“雙高計劃”背景下，高職院校面對從未有過的機遇與挑戰，要科學準確地把握好方向，實現高質量的騰飛，以培養掌握高新技術的人才促進高職院校的提升，秉承以“成人”促進“成事”的價值取向建設高水平的高等職業院校，登上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的新臺階。

（一）“成人”：以培養能力為根本

“雙高計劃”強調要建設一批高水平的高職學校以促進我國職業教育的現代化。高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就是高質量，高職院校實現高質量的根本在于人才培養的高質量，高水平的衡量標準在于人才的高水平。高職院校作為不同類型的高等教育，是以實踐操作能力較強的應用型技術人才為培養目標，其培養的突破口就在于學生能力的訓練。過去高職院校發展規劃中對這一塊關注較少，“職教20 條”中明確提出要完善應用型人才培養體系，走產學研用結合的途徑，著重培養實踐能力，并著力打造一批實訓基地等改革措施后，高職院校應響應時代政策的號召，彌補短板。

我國高職人才培養模式普遍采用由職業崗位能力、基本素質、應變能力三部分組成的“以能力為中心”的模式[13]。在新時代，為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多方面需要，高職院校學生能力的培養應納入新的范圍，構成更適應現代化社會經濟發展的“能力中心”。一方面，應關注學生創新創業能力的培養。簡單來說，創新創業能力指的是一種既有實踐能力、創新能力又具備創業潛質的復合型能力[14]。目前市場上的“供求矛盾”日益嚴峻，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與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同時存在，極大地阻礙了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1912年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促進經濟增長的真正根源在于創新創業，而高職院校占據我國高等教育系統的半壁江山，同時作為輸送技術技能型人才的主力軍，務必思考如何提高學生的創新創業能力，將其納入職業教育人才培養體系之中。

另一方面，要加強學生職業選擇能力的培養。簡言之，職業選擇就是學生從自身的期望出發，結合內外部的各種因素選擇適合自身職業的過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發展與完善，用人單位秉持“雙向選擇、擇優錄取”的原則選擇大學生入職，由此，大多數學生已經把成功的職業生涯作為自己學習的導向與目標，而調查表明，盡管高職高專畢業生半年后的就業率達到82%，但是專業與職業匹配度方面，僅為60%左右，高達三分之一的學生專業與職業不匹配[15]。由此就會帶來離職率升高，勞動效率提高遲緩等負面效益。例如2007年高職高專的離職率達到78%，且98%左右都是主動離職[15]。這就反映了很現實的問題，高職院校本就以服務社會經濟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而學生畢業之后卻難以選擇到與自己專業匹配的崗位，由此也使得離職率升高，雖然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眾多，但高職院校的責任是推卸不掉的?？偟膩碚f，學生選擇、獲取、發展職業也應是高職教育過程中一個重要環節，提高高職院校學生職業選擇的綜合能力更應是高職院校的必修課。加強專業與職業的匹配程度不僅是個人發展的需要，更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迫切需求。

發展規劃如何實現戰略目標，其本質在于教育教學，在于學生的綜合能力的提升，高職院校發展規劃具有全局性的戰略意味，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具有導向、診斷的作用，因而在制定過程中需切實考慮學生能力訓練的具體方面，秉承以提高學生能力為根本的導向考慮未來規劃之路，做出科學可行的發展規劃。

（二）“成人—成事”：以與其他類型教育的銜接為補充

高職院校在規劃自身發展的同時，仍然不能忘記自己既屬于高等教育又是職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教育生態系統中的重要環節，《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中明確提出“構建服務全民的終身學習體系。構建更加開放暢通的人才成長通道，完善招生入學、彈性學習及繼續教育制度，暢通轉換渠道”[16]?？梢?，建構終身學習的教育體系，構建更加開放靈活的高等教育系統是我國教育未來的發展方向與目標。西方某些發達國家的職業教育歷史相對久遠，經歷了一個世紀的探索，在職業教育系統的銜接上已經比較完備。比如德國與法國的雙重學歷達標補習模式、英國與澳大利亞的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一體化銜接模式、美國與俄羅斯的中高職一體化教學體系銜接模式[17]，都能夠給我們提供很好的學習與借鑒經驗。而我國高職院校所處的獨特位置也決定了它更應主動積極地承擔起這份時代責任，承上啟下，做好與其他類型教育的銜接工作，暢通我國教育系統的流通渠道，在考慮未來發展規劃時，應將與其他類型教育銜接的相關事宜納入其中。

我國高職院校的銜接問題，從縱向上來看，一是要做好與中職院校的銜接。中職院校與高職院校有著一樣的人才培養特點，實屬同一類型的教育系統，高職院校作為職業技術性人才的高級層次，要規劃并完善接納吸收中職學生的升學體系。二是做好高職院校與普通高等教育之間的銜接。高職院校還應考慮學生的進一步“深造”問題，打通向應用型本科、專業碩士的人才培養通道，實現不同類型、不同層次教育之間的暢通。若從橫向上來看，一方面，是銜接好繼續教育的問題。繼續教育是一種面對成人的非正規教育，旨在對專業技術人員的知識技能更新與補充，促進其專業技術技能水平的提升。繼續教育是構建終身學習教育體系的重要方面，也是提高已經脫離正規教育人員的專業技術水平的重要措施。高職院校作為專業技能人才培養的主要機構，承擔著職前教育與職后教育的雙重任務，做好與繼續教育的銜接，加強技術技能人才的職后教育，是高職院校與社會共同的發展戰略需要。另一方面，要考慮軍人的職業教育培訓問題?！奥毥?0條”當中明確要把與軍隊相關的職業教育納入職業教育體系，對現役軍人做好培訓工作，支持在服役期間取得多種職業技能等級證書，同時提出對退役的軍人要鼓勵其進入職業院校接受教育與培訓。這是在政策層面上對軍人的退役、培訓與就業做到了有機的銜接，高職院校是以社會就業為導向的教育體系，在接下來的規劃中更應注意到相關問題，為軍人的創業就業貢獻力量，是高職院校不可推卸的責任。故而，高職院校的發展規劃應蘊含構建終身學習的教育理念，消除各不同層次、不同類型教育之間的壁壘，為我國職業教育系統的立交橋構建提供支撐力量。

（三）“成事”：以就業服務為導向

高職院校作為職業教育的領軍角色，作為實用型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更應該把自己放在社會改革建設與經濟發展更突出的位置?！秶衣殬I教育改革實施方案》（職教20條）提出：“職業教育要樹立發展新理念，服務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和實現更高質量更充分就業需求為導向?！盵18]無論從現實需求還是政策層面來看，高職院校發展規劃的價值取向都應面向市場經濟效益，以就業為導向，做好為社會服務的本質工作。以就業為導向，就是要求高職高專教育把服務于社會對職業人才的現實需求和學生就業作為最主要的方向[19]。由此，高職院校秉持以就業服務為導向的價值取向制定發展規劃時，需要考慮兩個戰略性問題，即院校定位與定向的問題。

高職院校的定位就是要在人類社會領域中找到一個確定的位置，擁有合理的身份。比如高職教育的出發點、落腳點等問題的確定性，這也正是孔子“正名”思想中所反映的，高職院校是否準確地站在自己應有的位置上關系到我國整體教育事業的改革與發展。我國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本是“鳥之雙翼”缺一不可，它們彼此承擔著不同特征的人才培養任務和勞動分工，構成了我國高等教育系統的多元化。但由于社會長期以來存在高職教育“低人一等”的錯誤觀念，導致高職院校自身缺乏自信，或為了爭取更多的資金投入，部分高職院校對自身及外界形勢判斷不清，盲目“升級”，把追求“本科化”作為自己的中長期目標，以致教授的課程理論性不全、技術性不強，最后把專業學科等人才培養工作弄得“四不像”。高職院校處在獨特的人才培養領域，編制院校發展規劃時應著眼于自身運行的實際問題，正確認知自身特征進而合理定位，秉持面向社會服務、面向地區經濟發展，以就業為導向的價值理念。如果我國眾多院校在追求“大而全”的綜合性大學、理論研究型大學的路上激烈競爭，放棄了自己本應走的道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顯然是行不通的。高職院校的特殊性與不同類型的人才培養模式都指引著它未來發展方向的應然范式。當前我國高職教育面臨著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壓力，社會經濟發展所需的技術人才的數量、質量與高職院校培養技術人才之間的不平衡矛盾日益凸顯，在這樣的情形下盲目“本科化”“理論化”固然不行，但高職院校也不能故步自封，未來的發展方向應該在哪里？在借鑒外國教育的發展經驗時，德國的應用科技大學可以給我國高職院校的發展方向帶來啟示，德國的應用科技大學是由原來的高級專業學校和工程師學院合并而成，也是由于這次改革，德國職業技術教育院校向上延伸的發展空間得以擴大，緩解了德國當時社會經濟發展變革的壓力，滿足了德國對更高層次的應用型工程技術人才的需求。反觀我國當前高職院校所面臨的境況，與德國應用科技大學產生的背景頗為相似，因而，我國高職院校在制定發展規劃的過程中，德國經驗對高職院校未來的發展方向有眾多借鑒之處。

總而言之，“雙高計劃”背景下，高職院校的發展規劃應該注重自身質量提升和內涵建設的現實需求[20]。貪多求大已經不再適用于現實境況，可以適度放棄不合時宜的目標，認真思考高職院校真正的訴求與渴望，探尋深層的內核與思想，既響應了時代的號召，也謀求了高職院校在我國土壤上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