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防控常態化下來華留學生學業壓力、社會支持和心理健康的關系研究*

成丹丹 金一蘭 夏繼穎 楊納川 馬 莉 熊明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9年發布的《2018年來華留學統計》顯示，2018年共有來自196個國家和地區的492 185 名各類外國留學人員在全國31個省(區、市)的1 004所高等院校學習[1]。自2020年初至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導致很大一部分留學生滯留在境外長期進行線上學習。有研究顯示，相比于在中國境內的留學生，疫情期間居住在境外的留學生存在更突出的心理問題，這很可能源于他們對于學業的擔憂[2]。學業壓力是由學習引起的心理負擔和緊張，它來自外部環境因素或個體的期望[3]。學習壓力過高會導致青少年出現焦慮和睡眠問題，進而影響個體心理健康水平[4]。學業壓力若得不到有效緩解，會成為個體自傷的重要環境促發因素[5]，因此，學業壓力過高群體亟需獲取外界的支持。此外，由于疫情的影響，境外留學生長期脫離專業環境，線上教學有所局限，可能給他們的學習帶來更多壓力，需要獲取更多的社會支持。社會支持是個體從其所擁有的社會關系中獲得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支持(社會關系指家庭成員、親友、同事、團體、組織和社區等)，這些支持能緩解個體的心理應激反應，減輕精神緊張狀態，有利于心理健康[6]。其中，同伴互助學習小組是來華留學生群體自發采用的互助方式，能夠提升留學生的學業成就，同時也能促進人際交往，給予情感支持[7]。本研究旨在調查疫情期間來華留學生社會支持與學業壓力等因素對其心理健康，諸如孤獨、焦慮和抑郁產生的影響，為他們今后的心理輔導與教育教學工作提供指導。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本研究選取山東省七所高校的留學生，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進行網絡英文版問卷調查，學生自愿參與。刪除無效問卷20份(作答時間短、有規律作答、英文水平偏低)，回收有效問卷222份，有效回收率91.7%。其中男生136名(61.3%)，女生86名(38.7%)；本科低年級55名(24.8%)，本科高年級146名(65.8%)，研究生21名(9.4%)；醫學專業學生145名(65.3%)，非醫學專業學生77名(34.7%)。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2.1.1 一般人口學特征 采用自編量表，主要內容包括性別、國籍、專業、現居地、年級、中英文水平、中國朋友數量、外國朋友數量、上課及參加聚會次數等。

1.2.1.2 多維感知社會支持評定量表(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SPSS)[8]該量表由Zimet GD等編制，共包括三個維度，分別是家人、朋友和重要他人。每個維度包含4個條目。該量表為 Likert 7點計分，從1分“非常不同意”到7分“非常同意”，評分越高表明感知到的社會支持越多。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39。

1.2.1.3 學業壓力問卷(Academic Stress Questionnaire,ASQ)[9]該量表由Liu YY等編制，共7個條目，包括作業量感知和成就感缺乏兩個維度。為 Likert 4點計分，從1分“非常不同意”到4分“非常同意”。評分越高代表學業壓力越大。該量表在本次研究中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26。

1.2.1.4 抑郁自評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Revised,CESD-R-10)[10]該量表由 Bj?rgvinsson T等編制，共10個條目，其中2個條目為反向計分。采用Likert 4點計分，從1分“很少或從未”到4分“總是”，評分越高表示個體抑郁程度越高。該量表在本次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12。

1.2.1.5 焦慮自評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7)[11]該量表共7個條目，采用Likert 4級計分，1分代表“完全沒有”，2分代表“幾天”，3分代表“超過一半的天數”，4分代表“幾乎每天”。評分越高表明焦慮程度越重。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16。

1.2.1.6 孤獨感量表(UCLA Loneliness Scale,UCLA)[12]該量表由Russell D等編制，共10個題目(如“你常感到十分孤獨嗎？”)，采用Likert 4級計分，從1分到4分分別代表“從不”“很少”“有時”和“經?！?。計算10個孤獨項目的平均分，所得分數越高說明孤獨感越強。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83。

1.2.2 調查方法 采用問卷星發放調查問卷，由參與調研院校領導下發文件，告知留學生調查目的和作答方式，以保證問卷的有效性。因留學生日常授課使用英語，故所發放問卷均為英文版。

1.2.3 統計學方法 使用SPSS 24.0對人口學變量、學業壓力、社會支持和心理健康的數據進行分析。新冠疫情背景下公眾產生的負性情緒會影響心理健康[13]，可以通過測量留學生的負性情緒狀況來預測其心理健康水平。因此，心理健康數據包括CESD-R-10、GAD-7、UCLA三個量表，心理健康總分為27個項目之和，均分為總分除以總項目數。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和相關分析獲取組間差異和變量之間的關系，再進一步使用多重線性回歸分析檢驗心理健康的影響因素。檢驗水準為α=0.05。

2 結果

2.1 留學生學業壓力、社會支持和心理健康現狀 ASQ均分非醫學留學生高于醫學留學生(P<0.05)；作業量感知維度不同年級評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經事后檢驗發現，研究生高于本科低年級和本科高年級(P<0.05)。MSPSS均分醫學留學生高于非醫學留學生(P<0.01)，女生高于男生(P<0.05)。CESD-R-10均分非醫學生高于醫學生(P<0.05)。GAD-7不同年級均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經事后檢驗發現，研究生和本科高年級高于本科低年級(P<0.01)。見表1。

表1 不同人口學變量中留學生各量表評分比較

2.2 留學生學業壓力、社會支持和心理健康的相關分析 ASQ作業量感知和成就感缺乏與心理健康均分及CESD-R-10、GAD-7、UCLA均分均呈正相關(P<0.01)。MSPSS家人支持與心理健康均分及CESD-R-10、GAD-7、UCLA均分均呈負相關(P<0.05)；朋友支持、其他重要他人支持與心理健康均分及UCLA均呈負相關(P<0.05)。見表2。

表2 留學生學業壓力、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水平的相關分析(r)

2.3 留學生心理健康的多重線性回歸分析 以學業壓力、社會支持為自變量，心理健康為因變量建立多重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對于留學生的心理健康，學業壓力和社會支持能解釋15.40%的原因。見表3。最終建立的數據模型為Y=1.612+0.351X1-0.059X2，其中X1和X2分別為學業壓力和社會支持。

表3 留學生學業壓力、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的多重線性回歸分析

3 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專業分類上，非醫學留學生感知的學業壓力高于醫學留學生，非醫學留學生感知的社會支持低于醫學留學生，非醫學留學生的抑郁水平高于醫學留學生。傳統觀點認為，醫學留學生學習年限長，學業負擔重。醫學院校為了提升專業的聲譽和影響力，在招生與教學方面投入很多精力[14]。與非醫學留學生相比，盡管醫學留學生面臨更多的學習任務和臨床實踐問題[15]，這種教學質量上的保障能夠降低醫學留學生對學業壓力的感知。醫學留學生在入學伊始會進行醫學生誓言宣誓，這一誓言指導著他們的行為[16]，在新冠疫情這個特殊時期，無數的醫護工作者做出貢獻，成為一種榜樣力量，醫學留學生會有較高的職業認同感，從而使得醫學留學生對完成學業任務具有更高的接受度、自覺性和更高的成就感，因而他們主觀感知的學業壓力相對較低。醫學留學生的社會支持高于非醫學留學生，這一結果與李雙等[17]對于綜合大學院校醫學生與非醫學生的研究結果一致，同時較高的社會支持有利于降低個體對學業壓力的感知。兩類留學生抑郁水平的差異與張麗麗等[18]的研究結果相似，而焦慮水平的差異則不一致。醫學留學生比非醫學留學生會有更多的健康意識和健康相關行為，是其心理健康的保健因素[19]。

在性別類型上，女留學生感知到的社會支持水平高于男留學生，這一結果與許有云等[20]的研究結果一致。社會支持能夠減輕處于困境中的個體的心理健康問題，疫情防控期間留學生雖然不能像以往那樣自由地進行面對面交往，但依然可以通過豐富的網絡資源和便利的通訊設備進行社會交往。不同性別留學生感知的社會支持水平存在差異，可能原因是男女兩性在溝通意愿上的不同，女性在感受到壓力時更愿意找人傾訴，尋求社會支持，而男性更喜歡獨自承擔和消化壓力。具體而言，女留學生的重要他人支持高于男留學生，這可能是由于在傳統觀念上對于男女角色有不同的社會期望，更多期望男性能夠獨立，對女性的要求則較低[21]，因而女留學生能從其他重要他人(包括老師、同學和親戚等)中得到更多的幫助。

在年級分類上，研究生作業感知量高于本科生，且研究生和本科高年級的焦慮水平高于本科低年級。這一結果與學生在不同求學階段所面臨的任務和壓力相符，與前人研究結果一致[22]，即隨著步入高年級，學業發展成為留學生的最大壓力源，本科高年級學生在畢業前還需要面臨就業問題，以及是否進一步攻讀研究生的選擇壓力和備考研究生考試的學業壓力。因此，本科高年級留學生會比本科低年級學生體驗到更高的焦慮水平。研究生采用導師制，會面對更多的學術研究壓力，導師也相應會安排更多的學習任務，因此，研究生的作業量感知要高于本科生。除了學業壓力外，研究生比本科生面臨更大的經濟壓力和就業壓力[23]，這也會導致其較高的焦慮水平。

本研究相關分析數據顯示，留學生心理健康均分與ASQ作業量感知和成就感缺乏均呈正相關，與MSPSS家人支持、朋友支持、其他重要他人支持均呈負相關。另外，留學生家人支持、朋友支持和重要他人支持與UCLA得分均呈負相關(P<0.01)。這表明，留學生感知到的學業壓力越大，越容易對他們的心理健康產生影響，越容易產生較高程度的焦慮、抑郁和孤獨體驗?？梢?，學業壓力是留學生心理健康的風險因素。而社會支持，尤其是家人支持和其他重要他人的支持能夠提升留學生的整體心理健康水平，同時能夠緩解其在疫情期間的孤獨體驗，成為其心理健康的保護性因素。許有云等[20]研究發現：社會支持能夠負向預測來華留學生的恐懼情緒?；貧w分析結果也表明：學業壓力和社會支持可以作為留學生心理健康的預測指標。學業壓力越大，心理健康水平越差，而社會支持有助于改善留學生心理健康狀況。這也驗證了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的主效應模型，即社會支持對于個體身心健康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常態化防控下，留學生多數采用線上教學方式，面臨更大的學業壓力，勢必會對其心理健康產生影響。降低留學生的學業壓力對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至關重要。這就要求院校和教師在進行課程設計和學業評價的時候要適應新形式的變化，采取新型教學模式，促進科學、多元、可操作的學業評價體系的建立[24]，激發留學生學習的積極主動性，降低學生主觀感知的學業壓力。此外，學校的心理中心應當對來華留學生進行每年一次的心理普測工作，有效篩查出存在心理健康風險的學生，及時給予有針對性的心理咨詢，同時可以提供一些有效的干預方案來緩解留學生的學業壓力，比如指導留學生進行正念練習、放松訓練等[25]。

良好的社會支持系統能夠促進留學生的心理健康。為了促進來華留學生構建完善的社會支持系統，可以從社會、學校和同伴等多方面對其進行支持和幫助。院校應給予留學生更多可利用的社會支持資源，比如邀請國內外經驗豐富的心理專家為留學生開展心理健康講座，輔導員要為留學生提供更多的幫助和指導。對于留學研究生而言，在特殊時期，導師應當多關心研究生的生活和學習，導師的關心可以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26]。同時，廣泛支持并開展來華留學生同伴互助學習小組，這種方式能夠適應留學生的個性化學習需求，促進知識共享和情感流動，且能一定程度緩解他們的學業壓力，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此外，專業的心理中心可以組織線上、線下的團體心理輔導來增進留學生間的溝通交流，幫助其疏解不良情緒，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同時，培養專業且語言精通的心理咨詢教師，為留學生提供高效的心理疏導也是題中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