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票制政策、監管力度與企業績效

何文涵

摘? ?要：隨著中國經濟不斷發展，醫藥業經濟不斷增長，伴隨而來是相關醫療改革。2016年國家頒布的兩票制政策給醫藥企業帶來巨大影響。為探求兩票制政策對醫藥企業的影響，以A股上市醫藥企業為樣本，采用2016—2020年的數據實證檢驗了兩票制政策、監管力度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研究證明，兩票制政策對醫藥企業績效有負作用，與此同時，兩票制政策能夠提高監管力度。此外，監管力度與企業績效呈負相關關系。

關鍵詞：兩票制政策;監管力度;企業績效

中圖分類號：F270.7;R95? ? ? ? ?文獻標志碼：A? ?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2）05-0007-03

引言

長期以來，我國藥品流通領域實行傳統的商業購銷模式，其發票流向為：藥品生產企業—藥品流通商業單位—藥品配送商業單位—醫院—患者。這種多環節的藥品流通模式，導致商業單位層層開票，灰色利益鏈不斷發展壯大，最為典型的是涌現出“醫院代表”等隱形交易主體。與此同時，由于藥品流通服務領域缺乏有序監督和規范化管理，不僅僅給個人造成了極大損失，更是給社會造成了極大損失，因此藥品流通領域形成了“多、小、亂、散、差”的局面。流通鏈條過長、流通層次過多、流通秩序混亂等問題積弊已久，已經無法再通過醫藥市場的自我調節來解決，而必須由政府重拳出擊，進行醫療改革。2016年12月26日，國家發布《關于在公立醫療機構藥品采購中推行兩票制的實施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意見》），這標志著兩票制在全國范圍內開始正式施行，藥品流通領域將全面進入兩票制時代[1]。兩票制政策的出臺，減少了多個流通環節的層層加價，進一步優化了藥品的流通環節，不僅降低了虛高藥價，而且打破了醫藥行業許多潛規則[2]。

隨著我國醫改不斷深入，無論對國家、企業或個人來說，醫藥政策的治理效能都顯得尤為重要。兩票制政策實施后，對藥品生產企業而言，無論是銷售方式還是定價行為都受到約束，不合規的商業單位將被擠出銷售渠道。然而，錯綜復雜的流通鏈條依舊存在，只是從顯性轉為隱性。在兩票制實施后，流通層次減少對醫藥企業影響甚重，部分醫藥生產企業從原來低價開票模式轉變為高價開票，同時傭金返還模式，不僅僅影響流通時銷售價格，更考驗公司內部的財務管理水平。與此同時，監管部門加大對企業的監管力度，更考驗醫藥企業的商務管理能力以及財務處理能力。因此，評估兩票制政策對醫藥企業的績效影響為每個醫藥企業所關注，具體體現在流通渠道與財務管理方面。本文參考相關文獻提出以下假說：兩票制對醫藥企業績效有負向作用;監管力度與醫藥企業績效呈負相關關系;兩票制的實施加大了監管部門對醫藥企業的監管力度。本文運用實證方法來驗證兩票制政策對醫藥企業績效的影響，同時驗證本文的假說。本文的創新點在于運用實證計量方法，不同于大部分學者的定性分析，在理論基礎上給出定量分析，擴展了評估兩票制政策效果領域。

一、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說

藥品從生產企業賣到流通企業開一次發票，而流通企業賣到醫療機構再開一次發票，此為兩票制。兩票制政策誕生于我國獨有的醫藥市場，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因此國外對其研究并不多見。而國內學者的研究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為兩票制實施后宏觀層次對醫藥行業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面為微觀層次對醫藥企業的影響。

在微觀層面對醫藥企業影響的研究中，尤誼[3]等人認為，兩票制規范藥品流通渠道，一方面，消除了層層加價的現象，擠掉了不規范的醫藥代表;另一方面，也給醫藥企業帶了新的挑戰，渠道的減少導致將原代理商或經銷商承擔的風險轉移到醫藥企業，不利于企業的績效提升。張芳芳[4]等人研究發現實施兩票制后，醫藥企業為了嚴格把控產品流向增加費用支出，從而造成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減弱?；诖?，提出假說1。

假說1：兩票制對醫藥企業績效有負向作用。

證監會對證券市場的監管具有很大的自主權，會根據政策變化進行監管。古樸[5]等人通過對證監會換屆的研究發現監管力度能夠通過融資成本間接影響企業績效，進而影響企業盈余管理?；诖?，提出假說2。

假說2：監管力度與醫藥企業績效呈負相關關系。

兩票制實施之后，低開票模式變成高開票模式，雖然當年的銷售收入成倍增長，但是其銷售費用也水漲船高，進而需要納稅的款項也相應大幅增加。而醫藥企業在進項稅變化不大的情況下，采取高開的形式大幅增加醫藥企業的納稅額[6] 。返還傭金模式將風險和壓力轉移給了公司財務，增加了財務管理的工作量與壓力。財務的工作不再是簡單做賬，更要考核其能否依據國家政策合規運營。尋找發票抵扣稅額的做法勢必會加大監管部門對醫藥企業的監管力度?；诖?，提出假說3。

假說3：兩票制的實施加大了監管部門對醫藥企業的監管力度。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意見》頒布后，兩票制才在全國大范圍正式實行。此外，由于2016年5月1日我國進入全面營改增時期，為了排除營改增對醫藥生產企業的影響，故樣本選取時間為2016年6月至2020年9月，分界點為2017年。

本文樣本選取A股市場的醫藥制造業板塊上市公司，根據證監會行業規定的公司劃分標準一共選取252家企業，剔除ST與ST*以及數據缺失值的公司，共選取160家公司18個季度的2 880條數據，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

（二）變量選擇

企業績效作為被解釋變量，常用指標有總資產收益率（ROA）和凈資產收益率（ROE）以及托賓Q值。托賓Q值易受股權結構、流通股占比等因素干擾[7]，本文選取凈資產收益率（ROE）衡量企業績效。解釋變量為兩票制政策的實施（Policy），2017年前取0，否則取1。參考古樸等人的研究，本文另一個解釋變量為監管力度（Pen），采用證監會當年對醫藥上市公司違規行為處罰次數衡量。本文選取公司規模[8]、資產負債率[9]、企業成長性[10]、每股凈資產作為控制變量。

（三）描述性統計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的結果中，監管力度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3，均值為0.046 2，表明監管力度差異較大。其次，資產負債率最大值為0.751，最小值為0.041 8，均值為0.316，極差不是很大，這也符合醫藥行業特性。每股凈資產差異較大，表明不同的企業對于企業發展重視不同。

（四）模型設計

參考尤誼的做法，本文建立多元回歸模型來驗證假說：

其中，β0為常數項，β1為回歸系數，Controls為相關控制變量，ε為樣本隨機誤差。

三、實證分析

（一）兩票制對醫藥企業績效的影響

如表1所示，以R0E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1）中兩票制政策的系數為負，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回歸系數為-0.026 6，這表示兩票制對醫藥企業績效有負作用，假說1成立。這也與目前已有的研究結論相符合。兩票制在凈化醫藥行業流通領域同時，流通層次的減少使得醫藥企業并沒有完全準備好迎接政策的變更，不僅僅是中間經銷商，也有生產企業。銷售渠道扁平化使得原來的醫藥生產企業更加深入地結合銷售市場，使相應成本增加，同時擔當了原代理商所具備的角色并承擔相應風險，因此，其企業績效下降。醫療企業必須轉換銷售模式，用質量代替流通方能更好的生存。

（二）監管力度與企業績效

由表1回歸結果（2）可知，監管力度的系數為負，且在1%水平下顯著，回歸系數為-0.038 7。這表示，監管力度與企業績效呈負相關關系，監管力度越大，企業績效越差，假說2得到支持。證監會的監管力度增大使得企業違規成本增加，不僅僅是從財務上，還體現在品牌價值、顧客忠誠度等方面。因此，醫藥企業要想提高績效，要更多付出在監管層面，加強內部監管，減少違規成本。

（三）兩票制與監管力度

表1回歸結果（3）顯示，以監管力度為被解釋變量，兩票制的實施回歸系數為正，且在1%水平下顯著，這表明兩票制的實施加大了監管部門對醫藥企業的監管力度，假說3得到支持。兩票制實施后，財務管理難度大大提升，大額度的稅額無法再通過尋找發票來沖銷，與一些合同銷售組織或咨詢公司簽約的醫藥企業數量越來越多 [11] 。部分中小流通企業直接轉型為合同銷售組織，這一現象備受監管。兩票制規范藥品流通領域，同時也加大了監管部門對醫藥企業的監管力度，因此，企業要努力提升自身的財務水平及管理能力。

四、穩健性檢驗

為了驗證兩票制政策、監管力度和企業績效關系的穩健性，本文采取以下方法進行檢驗。

1.替換被解釋變量。將每股收益（eps）作為被解釋變量?；貧w結果見表1中第（4）、（5）列。由穩健性檢驗結果可知兩票制與監管力度的回歸系數均為顯著，驗證了假說1與假說2。

2.替換解釋變量。將采用證監會當年對上市公司違規線索受理數的自然對數（Pen1）衡量監管力度作為解釋變量。結果如表1穩健性檢驗第（6）列，回歸系數為正，且在1%水平下顯著，驗證了假說3。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以2016年6月至2020年9月A股市場醫藥制造業板塊為樣本，對兩票制政策、監管力度與企業績效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兩票制政策實施后，流通層次的減少使企業承擔原來經銷商的風險，對企業績效產生了負作用。第二，監管當局加強監管力度，醫療企業的違規成本無論是從顯性還是隱性都會上升，降低了企業績效。第三，兩票制實施后大大增加醫藥企業財務管理難度，增加了財務造假的成本，暴露了稅收管理的環節，使得監管部門大大加強了監管力度。

根據以上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醫藥公司需要調整其銷售模式。在兩票制的背景下，以往多層中間商的銷售模式受到嚴重沖擊?！爸亓魍ㄝp研發”的銷售理念已與改革的潮流背道而馳，只靠流通這單一手段的經營模式再次證明在新醫改的背景下行不通。為此，醫藥公司需要合理分配自己的留存收益，提高研發費用的比例，從根上解決問題。

第二，加強醫藥公司財務管理，完善財務制度，降低其財務風險。

第三，醫藥公司需要完善自我監督制度。自我監督是監督的最高層次，醫藥公司加強自我監督可以減少額外支出，增強公司凝聚力及向心力。只有這樣，上市醫藥企業才可以在新醫改的環境下穩步前進、愈走愈遠。

參考文獻：

[1]? ?于虹.兩票制藥品流通領域的影響與對策分析[J].臨床醫藥文獻電子雜志，2019，48（6）：4-5.

[2]? ?霍志遠，魏民，邢悅，王浩.兩票制背景下醫藥企業銷售費用稅收管理分析[J].稅收管理，2020，（6）：126-129.

[3]? ?尤誼，徐談春雯，唐穎凱.醫改目標下兩票制治理效果評價——兼析兩票制對醫藥生產企業績效影響分析[J].價格理論與實踐，2018，（5）：147-150.

[4]? ?張芳芳，張秋.兩票制對醫藥行業績效影響的實證分析[J].醫學與社會，2018，31（12）：22-24.

[5]? ?古樸，翟士運.監管不確定性與企業盈余質量——基于證監會換屆的準自然實驗[J].管理世界，2020，36（12）：186-202.

[6]? ?鄭宏亮.兩票制對醫藥工業企業財務管理的影響[J].納稅，2019，13（18）：90-91.

[7]? ?張祥建，徐晉，徐龍炳.高管精英治理模式能夠提升企業績效嗎？——基于社會連帶關系調節效應的研究[J].經濟研究，2015，50（3）：100-114.

[8]? ?趙曙明，孫秀麗.中小企業CEO變革型領導行為、戰略人力資源管理與企業績效——HRM能力的調節作用[J].南開管理評論，2016，19（5）：66-76.

[9]? ?綦好東，劉浩，朱煒.過度負債企業“去杠桿”績效研究[J].會計研究，2018，（12）：3-11.

[10]? ?魏峰，朱千林.CEO誠信與中小企業成長：組織氛圍和企業規模的效用研究[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9，40（2）：55-67.

[11]? ?王茂林，張建華.基于歐盟經驗的我國藥品兩票制流通監管模式創新研究[J].衛生軟科學，2019，33（6）：3-5.

[責任編輯? ?柯? ?黎]

3123501908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