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通》小說觀研究現狀述略

曹芷若

摘要：近代以來，學術界對于劉知己《史通》中小說觀念的研究大致圍繞以下五個方面展開：一，對《史通》中“小說”內涵與作用的研究;二，對《史通》中小說分類的研究;三，對《史通》中小說地位的研究;四，對《史通》中小說敘事觀的研究;五，對《史通》小說觀產生的影響的研究。這五類研究，既在邏輯上層層遞進、步步深入，又相輔相成、互相成就。學者們在研究《史通》產生的各類文獻等學術成果中展示了劉知己的小說觀念，成為文學和史學領域的寶貴學術財富。

關鍵詞：《史通》 小說觀 研究現狀

一、對《史通》小說內涵與作用的研究

古今中外，人們對小說的定義與解讀莫衷一是。在中國，“小說”一詞很早誕生，但最初并非是某種文體形式。直到經漢代班固的歸納整理后，“小說”才成為一個專門術語。小說觀念的最終形成也經歷了一個漫長混亂的時期，如魯迅先生所說：“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直到唐代小說觀念才有了較為明晰的內涵。

學者們研究唐代小說觀基本圍繞劉知己眼中“小說”是什么這一問題展開，通過不同角度挖掘劉知己筆下小說的內涵與作用。

劉知己對“小說”文體做了許多歷史化的努力。經統計，劉知己在《史通》中提到了“小說”一詞共計八次，分別遍布于《敘事》、《雜述》、《表歷》等篇章中。他在《雜述》篇里將小說稱為“偏記小說”，說明此文體主要是為給史書的編寫撰述提供材料而存在的，因此《史通》中的小說觀更加偏向和側重于史學而非文學。在《表歷》篇中，劉知己談到“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韋昭《洞紀》，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這一點又說明劉知己認為“小說”雖然服務于史學但與國史有別，不能與之相提并論;又在《補注》中提到“方復留情于委巷小說，銳思于流俗短書”[ ]，在《雜述》中說“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卮言，猶賢于己”[ ]這些都說明了劉知己《史通》中對于“小說”的定義是來自于“委巷”“街談巷議”中的“流俗短書”，不登大雅之堂?！兑嚥拧分?，劉知己還提到“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又說明“小說”是具有篇幅短小、字數不多特點的“小卷短書”。

肖芃在《〈史通〉的散文觀與小說觀述評》中提到，劉知己認為小說是正史的遺漏部分，作用是“補正史之遺闕”?！耙菔隆鳖愋≌f產生的原因是“國史之任，必有遺逸，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而“普天率土，人物弘多，獨舉所知，編為短部”則道出了“小錄”類小說的成因。在劉知己看來，小說起源于史，內容由正史缺漏、散佚的部分構成?？芍^“前史所遺，后人所記，便有小說一家?！?/p>

此外，《雜述》篇“偏紀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并行相參，其所由來尚矣”說明劉知幾認還認為小說能夠“推詳往跡，影徹經史”，即小說能與正史相輔相成，起到經史互補的作用。

呂海龍在《史通與劉知己文史觀研究》中以文學的視角談論劉知己筆下的小說的作用。劉知幾在《暗惑》篇中講述曹操追殺匈奴使者的故事，然而這不是真實發生的事件，而是百姓根據他們認知中詭計多端、行事兇狠毒辣的曹操形象編造的，所以劉知己又將“小說”稱為“委巷小說”。當然，這并不是在全盤否定小說，認為小說毫無價值，在劉知己看來，小說至少有“懲惡勸善”的作用?！峨s述》篇中：“雜記者，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作證了這點。

總的來說，劉知己《史通》中提到的“小說”，從來源的角度上考慮，小說是來自街頭小巷的道聽途說的民間故事;從體制的角度考慮，小說則是篇制短小的偏記雜說。[ ]他將小說的內涵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指言語、談話，一類則是用來指稱篇幅較為短小，或者不入主流、不夠重要的書籍。[ ]小說的作用則是與正史相輔相成，達到經史互補的局面。

二、對《史通》小說分類的研究

劉知己在《史通》中分別對史籍的源流、類別以及史體的發展作了深刻論述，形成了著名的“六家二體”說。所謂“六家”是指關于史籍的分類問題，“二體”是關于史體的分類問題。劉知幾在《史通》中談到正史“六家二體”時，對“偏記小說”進行了類目厘定，將其分為十類，分別為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和都邑簿。這是史學史上第一次比較明確地確認了文言小說的類目，是對于《漢志》有“小說家”類而無細目厘定的發展，為《四庫提要》小說類目厘定提供了借鑒。[ ]

肖芃的《<史通>的散文觀與小說觀述評》中提到過關于劉知己對小說的分類問題，劉知己把小說分成偏紀等十大類目的原因是他認為小說和歷史同屬于記事體文學，而小說是正史的漏闕部分，因此所有不屬于“正史”的記事文章作品，便歸入“小說”的范疇。這種界定小說的方法，雖存在合理性，但隨著小說這一文體的發展與日趨成熟，逐漸暴露出不足。比如，只從史學角度將小說定義為不屬于正史的記事文章，忽略和抹殺了小說本身的文學價值，這也導致了劉知己的小說十大分類本身也存在一定問題，例如他將家史、地理書、都邑簿等都視作小說，使得小說的范疇雜亂無章;偏紀、小錄、逸事、瑣言這四類是從正史派生而來，互相交叉密不可分，只是各有側重，大可合為一類。而且如果從文學角度看，以敘事文學的標準，嚴格來說劉知己的十類小說中只有“瑣言”、“雜記”和部分“逸事”作品屬于古小說的范圍。

段庸生在《<史通>“偏記小說”類目厘定的文學意義》中給出了劉知己十類小說類目的具體內涵，除十個類目之外，劉知己還把《呂氏》、《玄》、《抱樸》等不太好歸為上述十類的作品，以“又案”的方式歸于“偏記小說”中。

也有學者認為，劉知己將偏記小說分成上述十類的界限并不十分分明。比如有關記敘“奇士英靈”和“賢士貞女”的文章似乎歸屬于“郡書”和“別傳”都講得通，因為劉知己并沒有交代奇士英靈與賢士貞女的區分標準是什么。

即使如此，不管怎么說劉知幾確實是對“偏記小說”做出了分類，盡管“偏記小說”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小說”，但仍具有文言小說?？颇夸浀囊饬x。

三、對《史通》中小說地位的研究

文、史自古一家，密不可分。劉知幾《史通》是史學名著，也是具有系統小說觀念的學術著作。作為我國第一部史學理論著作，《史通》在中國史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它涉及歷史編纂學、史學概論、史學批評等多種學科，內容豐富，予后人以極大啟示，爰至晚清，尚無全面超越之作，不少觀點迄今還被史學論類著作所沿用。他以史學敘事原則規范小說、否定小說的獨立文體地位，在事實上促進了小說理論的發展。今人論述唐代小說觀念時，往往必言劉知幾《史通》，尤其以《雜述》篇為重，甚者更以此為中國小說分類之鼻祖。[ ]劉知己將“偏記小說”分為十類，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對小說文體的精細分類。他總結的小說文體弊端，說明了小說獨立的文體特征，為唐代小說的文體發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準備。

王燕華和俞鋼在《劉知幾<史通>的筆記小說觀念》中指出劉知幾的“偏記小說”的概念，揭示了小說可與正史參行的“自成一家”的真實地位，明顯提升了小說的史學價值;《史通》中有關“偏記小說”的分類和列舉，可見劉知幾小說分類觀念較之于《隋書·經籍志》有了進步，也為小說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傊?，劉知幾《史通》的筆記小說觀念，對中唐以后筆記小說的發展和繁榮，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

肖芃認為，小說雖然本質上不能和“周孔章句”相提并論，但卻“自成一家”，具有與史籍相通的“實錄”精神，能與正史相參行，有“實廣見聞”的社會作用，能使讀者“博聞舊事，多識其物”?？梢哉f是客觀正確地評價小說的認識作用。小說是能夠為正史提供輔助，豐富史料。

這些都是對《史通》中反映出的小說地位的解讀，但對于《史通》小說地位的研究還遠遠不夠，需要有人對其進行系統性的闡述與整理。

四、對《史通》中小說敘事觀的研究

劉知幾作為史學家，從歷史的角度對小說多種敘事手法提出了遠見卓識。近代學者對于劉知己的小說敘事觀也做了許多研究，形成了一些成熟獨到的見解。

呂海龍在《論劉知幾<史通>的小說敘事觀》中將劉知己在《史通》中所展現的小說敘事觀提煉為以下幾點：一是小說當以“敘事為宗”;二是敘事應以“附于物理”為準;三是小說敘事與歷史敘事有“流俗”“雅正”之分。[ ]

先秦時期，小說主要是指對見識淺薄的言論或觀點的記錄;到了東漢，小說因與儒家圣人之語相悖而又篇幅不長，被視作“短書”，人們認為小說是篇幅短小、言語瑣碎、內容多為無稽之談的文章。因此，唐以前小說重其“說”的根本屬性并沒有發生改變。直到初唐，劉知幾首次提出“小說當以敘事為宗”，并結合具體小說作品進行闡述，世人對小說敘事觀才有了新的看法，甚至于在初唐史臣眼中，小說是可以和儒、道相提并論的圣人之教。

劉知己對偏記小說進行的分類，每一類都體現小說“敘事為宗”的原則。各門類里關于奇聞異事的敘述、賢士貞女的事跡等，無不體現和印證著劉知己的小說敘事觀。劉知幾還專門開《敘事》篇，單獨談論小說夸張、比擬等修辭手法。此外，劉知己指出小說家們在正文里詳盡華麗的辭藻，而把敘述事情的詳細過程作為附注呈現給了讀者，也強調了小說注文的敘事性。

最后，劉知己還對小說敘事與歷史敘事做了“流俗”和“雅正”之分。原因是劉知己認為小說敘事思想上多為“異端”;小說敘事內容多“調謔小辯”“嗤鄙異聞”，這種風氣對國史的編撰造成了不良影響;小說敘事產生并傳播于民間“委巷”。劉知幾明確指出小說敘事產生與傳播的民間性，并將之與所謂的“國史”對立，將小說和史著分得很清，他雖然承認小說敘事對史著敘事的巨大影響，但對于小說敘事和史學敘事間是否為實錄的根本區別有著清醒的認知。

總言之，劉知幾明確指出小說當以“敘事為宗”的觀點，賦予了傳統小說觀新的內涵，從而逐漸改變了人們對小說的固有認識;同時，又使得小說文類可以容納大量傳統史傳不能收錄的材料，為自身發展與繁榮開辟新的道路。

五、對《史通》中小說觀產生的影響的研究

《史通》作為我國史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第一部史學理論著作，相關研究成果涉及面廣，學者們對于書中小說觀產生的影響的研究不在少數。

孫振田的《劉知幾<史通>“小說”觀念的實質及其影響新論》中提到，《史通》雖多稱“小說”，但對后世諸如《新唐書·藝文志》等的“小說”觀念沒有產生什么影響。[ ]因為在《史通》與《新唐志》小說家之間，找不到類似《漢志》《隋志》與《新唐志》小說家之間這樣的聯系?！缎绿浦尽穼㈦s記、雜錄等雜史類的書籍，著錄于小說家中，與《史通》無關，主要是因為書籍本身多為道聽途說而來，恰好與小說“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特點相吻合，或者內容不能與史書相提并論，因而錄入罷了?？傊妒吠ā返男≌f觀對后世一些書籍的小說觀幾乎無影響。

但也有學者比如王燕華、俞鋼等認為，劉知幾“偏記小說”的觀念，為史家重新認識小說的學術地位，利用其豐富正統史學，乃至效仿撰作小說提供了理論依據。劉知幾強調筆記小說懲惡勸善、可供教化的社會功用，表達了正統史學對筆記小說價值認同的程度，從而為史化筆記小說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一定程度促進了中唐以后筆記小說的繁榮。

六、結語

盡管近代以來，學者們對劉知幾《史通》的研究范圍不斷擴大、研究問題持續深化，也不斷嘗試從全新的視角去研究劉知幾和《史通》，撰寫了不少專篇論文、學術專著等著述。但總的來看，現有成果對《史通》小說觀的研究還是遠遠不夠的，缺少一條將劉知幾及其《史通》所論及的小說觀的方方面面串聯起來內在的貫穿線，使之形成一個整體系統。同時，不能忘記劉知幾雖為恪盡職守的撰史者，但其小說觀勢必會受時代及其史學觀的影響與制約。因此對劉知幾及其《史通》小說觀的相關研究工作，尚有必要向縱深方向進一步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