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書寫與族群文化記憶的再現

王昕宇

【摘 要】 肖江虹的貴州“民俗三部曲”通過文化人類學視角，將巫蠱之術、儺戲、懸棺葬儀等特殊民俗文化與“地方”“族群”緊密結合，呈現出書寫“地方性知識”的鮮明特色。作者通過民族志展現了萬物有靈的民間俗信，再現了貴州的原始文化及人物的神性特質，最終達到重建文化圖騰與民族精神檔案的目的。而對地方風物的懷舊情緒、對樂觀堅強民性的普遍關懷、滲透在史志書寫中的現代性反思，組成了肖江虹民族志小說的豐富情感向度。

【關鍵詞】 民族志;文化人類學;《儺面》

【中圖分類號】 I0-0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4102（2022）01-0053-04

肖江虹的中篇小說《儺面》《蠱鎮》《懸棺》被稱為貴州“民俗三部曲”，小說將貴州的巫蠱之術、儺戲、懸棺葬儀等文化習俗作為媒介對地方進行想象性重構，使民族志的先鋒書寫與貴州民族秘史融合，從而再現時代記憶，探尋文化根性。作品立足西南大地，以文化人類學視角重構民族文化的知識譜系，還原剖析了淳樸的原始民間信仰，反思重建現代性沖擊下的地域文化，凝聚出民族文化精神的力量。

一、詩化民族志書寫中的貴州

20世紀初期，文化人類學家為研究特定團體的社會文化模式創立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通過田野調查進入研究對象的社群生活，“通過觀察認知，提供相關意義和行為的客觀民族學描寫而形成民族志描寫，然后再對其進行分析、比較，以期得到對此文化的基本概念”[1]。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大批書寫地域文化的小說出現，使得承載文化記憶的民族志書寫開始具有更強的文學性，“民族志小說”的概念也更加明確。

新時期以來，人類學和文學的融合使民族志小說在描寫特定的地方和族群時，借助文學形式，呈現地區獨有的自然風物、社會習俗、價值觀念、民間信仰，反映特定地域的變化發展，從而具有了講述地方性知識的功能。民族志的作者在表現個性的同時傳遞給讀者自己的知識話語權威性，“不管是否采用虛構的文本類型，都在文本中呈現出社會現實”[2]。

民族志在承擔傳播地方性知識的使命時，注重不同文化間的差異，通過田野個案考察，獲得不同于全球化知識或普遍性知識的地方性知識。肖江虹“民俗三部曲”中的地方性知識在觀察現象之外，深入剖析個體經驗的文化意義，是典型的民族志書寫作品。為了講清楚貴州民俗演化的全過程，作者在小說創作前通過田野調查收集了大量民間口述資源，充分發掘黔中地區獨特而復雜的風土人情，實現了馬林諾夫斯基所提倡的“參與觀察”。正是因為與固有創作經驗拉開距離，這種有難度的寫作讓作者在觀察中重塑認知方式，使創作內容盡可能地靠近真實。

當民族志與文學書寫融合，可以看到“民俗三部曲”構建出詩化的族群文化記憶。小說的創作起點是貴陽市修文縣，這里五方雜處、多民族雜居，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積淀。立足作者最為熟悉的“地方世界”，貫穿“民俗三部曲”的正是鄉土民間涌動的奇聞異事，這使得肖江虹的小說成為了記述特定“地方”的“方志”，呈現出具有神秘色彩的貴州民俗與日?，嵤卖酆系泥l土景觀。對于“他者”而言，這樣的環境富有異質色彩，也充滿了審美想象。作者在一片相對封閉的地理區域內，構建起蠱鎮、儺村、燕子峽的小說世界，以此為依托，表現現代性沖擊下傳統風俗瀕臨消亡的貴州山區，人們的精神世界在城鄉間進退失據的現狀，“在寧靜和美好的世界中隱現著不安和殘酷，從殘酷中同時見出生命的渺小和莊嚴”[3]。作者深刻反思著人類的精神苦痛與生存困境，并提出了兼容并包、精神和解的方案，這一方案同樣具有人類學意義的普適價值。

蠱鎮、儺村、燕子峽被置于獨立穩定的文化空間之中，因此長期保持著民風民俗的固有形態。儺村一年中大多時間都籠罩的濃稠霧氣，密麻的荒草與凌亂的碎石都為這一隱秘空間構筑了自然屏障。蠱鎮也對外來者保持著小心翼翼的抵抗姿態，在誦詞中表明：“那些不速之客/驅趕他們/遠離我的寨子/遠離我的族人”[4]。穩定的社會結構帶來了穩定的生態延續，這一地域是作者理想中的烏托邦，也是他著力構建的記憶之場。在歷史與記憶之間，“不是要復原或構建歷史，也不是一味地回憶過去的歷史，而是探究關于過去的現在記憶，記憶在消失，與過去發生勾連的情感只殘存于一些‘場’中”[5]。與象征現代性的城市景觀形成對比的是邊緣地域的原生態文化描寫，作者試圖站在人類學立場上，找尋失落的傳統文化的獨特價值，通過民族志的書寫進行文化尋根。

無論貴州還是其他的原鄉，時間的變遷使回憶錄式的歷史再難以為人們接受。肖江虹筆下的黔中是一個文化合成的變體，無論生死的維度，還是時間的跨度，都與永恒有內在聯系?？此品€定的存在形式實際上置于集體與個體、靜止與變動的螺旋關系中。一方面自我盤繞，一方面不斷上升并與外來文化資源產生交集。對肖江虹來說，以特定的歷史文化符號為基礎，進行虛構和想象，促使他的貴州書寫不僅限于表現文化景觀，更展示了特定地域風俗承載的文化性格，實現了人類學意義上“主位”與“客位”意識的融合。

二、立足民間信仰的貴州民族精神檔案

“民俗三部曲”以民間話語講述了貴州地區崇尚萬物有靈的民間俗信。作品中的泛靈信仰表現為相信生命輪回的生死觀。祖靈信仰凝結成典型的鳥類圖騰崇拜。作者通過書寫貴州的原始文化以及人物的神性特質，將“民族性”知識放置于人類學視野中，最終達到重建本民族文化圖騰與精神檔案的目的。

圖騰崇拜是囿于人類客觀認知水平對祖先神的超自然想象，祖先神被想象為“人祖先與動物祖先混成一個動物形與人靈的神秘物”[6]。在燕子峽一帶，鷹燕是部落圖騰，被尊稱“燕神”，居住的洞穴稱燕王宮。鷹燕崇拜是因為這里土地貧瘠，莊稼豐收與人的福祉緊密相關，只有充足的雨水和燕糞才能讓黃土變得豐饒。同時，鷹燕傲岸堅毅，自知老弱病殘就撞崖自戕，給燕王宮留下更多繁衍后代的空間，成為當地人的精神榜樣。人們在取燕糞、祭亡燕的過程中，自發形成了一系列儀式和禁忌。一旦打破圖騰崇拜，就會導致燕神懲罰。上百只燕窩被來向南盜采換錢，來向南自罰斷掌，燕群還是一去不復返。這一圖騰禁忌，賦予了鷹燕圖騰一段歷史時期中的神秘感。

蠱鎮、儺村、燕子峽位于高原山脈之間，多石少土的地形因素嚴重限制了人們的耕種勞作。在客觀條件驅使下，人們形成了堅定的地母崇拜，“泥巴養活了一寨人，不管時節好壞，寨人都覺得是土地的惠賜?！盵7]收成好是因為人們多行善，少作惡，收成差則是因為背地有人觸了神靈。敬畏土地之神，反映出人們對豐收的渴求。

除大地母神外，貴州人民還信仰儺神，將儺神崇拜烙印在意識形態中。榮格認為，這種崇拜“沉淀在每一個人的無意識深處，其內容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普遍的，是歷史在‘種族記憶’中的投影”[8]。從娛神到娛人，最初為儺神顯靈莊嚴祭祀的儺舞，逐漸以戲劇化的方式豐富表演內容，轉化為儺戲。儺戲表演時，佩戴儺面的巫師或扮演者被認為神祗附身，個人意識短暫抽離。小說中儺面師扮演的谷神順應了人們的想象，著青布長衫，戴谷神面具，來曬谷場這一特定場域，說明自己的身份：“吾乃谷神，應來求鎮五方不利?！盵9]儺面師秦安順戴上靈官面具后，用朱砂做符，通過簡單的儀式連結神祗指引逝者：“生離死別/連綿不絕/兩眼一閉/陰陽兩隔/靈官駕到/聽個真切”[9]。相信戴上儺面具的凡人可以被神人附身，體現了儺戲表演者和祈求者的類宗教信仰意識。

“民俗三部曲”滲透著作者對生死觀的深刻認識。人們認同自然界中無處不在的靈魂是人和動物體內的小我?！叭酥曰钪⑿袆佣际且驗橛徐`魂在作用?！盵10]戴上面具的秦安順能引領亡魂，新逝的德平祖與早死的老伙計們在靈魂世界中暢游，對靈魂永生不死的信仰消解了人類對死亡的恐懼。正如《金枝》中所說：“靈魂不死的信仰是處于所有進化階段的人們普遍存在的一種信仰，可以當成一個毫無疑問的真理?！盵10]對于死亡的坦然，也因為人們相信能接收到死亡預兆，從而做好心理準備。秦安順死前多次被烏鴉環繞，他自己也深知：“烏鴉歇梁，夢中遇虎，該去那頭了?！盵9]人們對靈魂不死的認可，培養了“悲歡一線之間，生死隔墻相望”[9]的生死平常心。

秦安順戴上伏羲始祖的面具后，通過扭曲的時空，看到了象征神秘力量的紅光從天而降，和身體融為一體。這一過程就是對神靈附體、神靈感召現象的想象性闡釋。被神靈附體時，有些人會出現全身顫抖抽搐、口說怪誕話語等表現，本人卻對此一無所知，被認為是神的旨意。小說中，戴上儺面被神靈附身后的秦安順成為伏羲的代言人。伏羲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始祖與創世神，對于伏羲的尊敬，也代表著對伏羲“新生”與“創世”精神的認同。被賦予的神靈之力能將時空的秩序貫通，將不同的經緯串聯，秦安順每次戴上伏羲面具就能看到年輕時的母親，搭建起今人和祖先之間的橋梁。秦安順臨死時透過面具看到了母親生產自己的場面，然后悄無聲息地死去了，通過靈魂的遷移完成了生死輪回，這正是樸素的泛靈信仰下形成的生死觀體現。

三、貴州民族志書寫的情感理路

肖江虹的貴州民族志書寫致力于構建“有生命的文化共同體”。對地方風物的懷舊情緒、對樂觀堅強民性的普遍關懷、滲透在史志書寫中的現代性反思，組成了肖江虹民族志小說的豐富情感向度。

“民俗三部曲”將貴州山區的文化習俗納入整個人類文化譜系之中，再現了貴州大山里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為重塑鄉土民間記憶提供了文化資源和精神空間。小說文本以漢語敘事的優良傳統積極參與了文化記憶的建構，具有很強的知識性。

作者通過民族志保存了地方民俗?！缎M鎮》還原了獨特的制蠱流程和蠱的豐富種類，以及專門紀念蠱神的蠱蹈節?！秲妗氛宫F了別開生面的儺文化世界，儺面師秦安順既是逝者往生的引路靈童，也是儺術活動的帶領者，豐收儺、歸鄉儺、掃穢儺、延壽儺……不同種類的儺戲被寄予了不同的祈愿目的。這種超自然力的儺神信仰成為普通人面對生老病死、天災人禍時的精神支持。作品將傳統民俗與現實文化融合，實現了對于原始的、邊緣的、民族的、民間的地方性知識的再發現。

肖江虹站在現代立場上重審地方風物，還原神秘的傳奇技藝和歷史遺存，具有人類學家的關懷，正如格爾茲所說：“成功的人類學家應當掌握雙重的身份和語匯，既能精細如微地體會土著生活、地方習俗的特有含義，又能將其恰當地放入全球性文化結構的總體坐標之中?！盵11]作者將因時而變的民俗傳承與穩定不變的鄉村倫理作為小說主題，使民族志小說點燃了傳統文化裂層中的人性之光。堅韌、樸實、自在是這里人民普遍具有的精神品質。面對生離死別，他們跪拜表示敬重，但不會有人哭。面對天災人禍，也就大吼一聲：“日絕娘哦！”原始生命的野性與蠻力形成了鄉土民間的自然凝聚力，讓人們在艱苦的環境中頑強生存。與具有野性活力的鄉民形成鮮明對比的城市外來者，男子氣概不足，“像一根曬干的豇豆”。但他們本能拒斥鄉土社會，認為燕子峽的人們“活得太苦了”，“這地方真是不適合人居住”。而鄉村對于城市文明也在頑強抵抗，雖然條件艱苦，但經過世世代代的生死考驗，民間已經積累起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經驗與智慧。

肖江虹在小說中不斷探尋民間穩定精神結構的源頭，雖然城市擴張使鄉村被吞噬，但民間傳統仍在固執而孤獨地延續，日漸荒蕪的鄉村中依然存有希望和溫暖，讓人心生敬畏。在山間撿到脆蛇的蠱師王昌林向巖壁磕頭，敬畏感激蠱神饋贈的“神物”。儺面師作為儺神的代言人，當他進入角色對信仰的篤定也維系著鄉村的詩意。面對即將消逝的風物，作者并不想做唱挽歌的人，而是想做鄉村詩意的記錄者。在回憶空間中追溯祖先們的偉大的想象力和誠摯的包容心，讓空間成為回憶的激活器。

以《儺面》為代表的“民俗三部曲”觀照著民俗沒落的“最后一人”，無論是后繼無人的蠱師王昌林，在迷夢中死去的儺面師秦安順，還是裝上自制鷹燕翅膀從懸崖上飛身而下的來高粱，他們的死亡與隕落都顯示出傳統文化在全新歷史語境下受到的沖擊與創傷。城市對人產生了明顯異化，而鄉土民間的穩定形態也造就了自身難以突破的困局。無數人一窺城市的光鮮亮麗，馬上背離家鄉，再從城市“歸鄉”后又遍體鱗傷。王四維進城后，受到誘惑出軌，妻子趙錦繡讓蠱師煉制一道情蠱挽回男人的心，但在使用情蠱的時候用量過度，導致王四維身患陽痿高空墜亡;在城市得了見不得人的“病”后回鄉等死的顏素容性情大變;來向南被金錢誘惑，將燕窩全部掏走賣掉，導致燕子峽變成一塊死地。城市與鄉土民間的尖銳矛盾沖突，展現了整個人類生存意義上的精神困境。作者透過民俗日漸失落的外殼深入民族精神復興的內核。在肖江虹筆下，社會的包容體現了生命的溫度，農村人進入城市后的物質與精神對峙，轉變為人類自我尋求和解的生存方式。這樣的思考不僅具有民族學的追求，更有對人類性的深切關懷。面對無數對立的社會形態，人類最終總是可以消除對立，找到和解的途徑。也許曾經的原鄉消逝之后，現在的城鎮又將作為一種新的鄉村記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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