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白鵝墓地出土虎紋銅罐的性質與歷史意義芻議

徐良高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一、銅罐的發現及其文化屬性探討

2020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山西省運城市垣曲縣英言鎮北白鵝村東發掘一處春秋早中期墓地，出土了一大批重要文物，其中包括多件帶銘文的青銅器。發掘者根據銘文內容和專家研究，認為該墓地是召氏家族太保燕仲一支在東周王畿內的采邑公共墓地[1]。

根據對發表資料的初步觀察，該墓地的墓葬形制和隨葬青銅器風格等基本都具有這一時期周文化的典型特征，唯有一件銅罐的造型和紋飾風格極為獨特，引人注目。

該銅罐（編號北白鵝M1:119）口徑26厘米，底徑12厘米，高30.5厘米，侈口、束頸、溜肩、平底?？诓坑幸粚﹄p耳。頸部飾一圈繩索狀紋帶，肩部飾一圈3只具象的老虎造型紋飾（圖一）。

圖一 北白鵝墓地出土虎紋銅罐（M1 : 119）

這件銅罐形制獨特，不同于北白鵝墓地所處周王畿及其附近地區同時期前后常見的周文化風格罐類器物，與當時常見的周文化陶器組合鬲、盂、豆、罐和莊重的青銅禮器組合鼎、簋、壺、鬲、豆、盤、匜、簠等顯得格格不入。從紋飾風格來看，銅罐器表裝飾的既不是這一時期周文化風格陶器上常見的繩紋和弦紋，也不是同期青銅禮器上流行的云雷紋、竊曲紋、環帶紋、重回紋、夔龍紋、蟠螭紋等抽象而神秘的典型紋飾，而是非常具象的老虎形象紋飾。

雖然我們在典型的周文化陶器和青銅器器型、紋飾中找不到這類風格的器物及其源頭，但如果我們將視野擴大到更廣闊的西北地區，這類器物及其紋飾風格的來源則一目了然。從器形看，這類侈口素面雙耳（或單耳、無耳）罐在分布于甘肅中東部、寧夏南部一帶和內蒙古河套地區兩周時期的寺洼文化、西北游牧文化墓葬中較為常見，是其典型文化特征之一[2]，如合水九站墓地出土的M20:10、M59:3（圖二）[3]，寧夏南部固原彭堡于家莊東周墓地中出土的M17:16、M10:2、NM2:9、M5:1（圖三）等。陜北清澗縣李家崖古城周圍的套楊坪、峰家塔和星星原一帶的東周墓葬中也出土有北方文化特色的雙耳罐，以素面為主，有些陶罐在頸部也有一圈附加堆紋[4]，甘肅甘谷毛家坪B組東周遺存中也出土了同樣形制的雙耳罐[5]，均被視為北方文化和寺洼文化因素[6]。陜西黃陵縣寨頭河戰國戎人墓地也出土了形制相似的雙耳或單耳素面陶罐、銅罐，如M87:3（圖四）、M59:3等。該墓地出土陶罐的肩部裝飾一圈繩索紋的風格也與北白鵝銅罐一致[7]。彭堡于家莊東周墓地盛行以羊、牛、馬的頭骨和蹄足殉葬，隨葬青銅短劍、刀、戈、矛、鏃及大量的泡飾、扣飾和馬銜、馬鑣、節約、當盧等，是一處典型的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的西戎人群墓葬[8]。楊建華通過研究，指出“器耳與口沿平齊的雙耳罐是甘肅青海地區從新石器時代以來流行的器物”、“雙耳罐從春秋晚期開始廣泛流行于整個北方長城沿線，包括冀北的白廟墓地”[9]甚有道理，從現在的考古發現來看，這類素面單耳或雙耳罐淵源有自，屬于西北地區戎狄文化的特色器物。

圖三 彭堡于家莊出土單耳罐（M5 : 1）

圖二 合水九站墓地出土雙耳罐（M59 : 3）

圖四 黃陵寨頭河墓地出土雙耳罐

從紋飾及裝飾風格看，具象的動物造型紋飾特別流行于兩周時期西北游牧文化的各種銅牌飾上，在從赤峰到鄂爾多斯，再到寧夏、甘肅廣泛分布的游牧人群文化，如夏家店上層文化、桃紅巴拉文化、毛慶溝文化和楊郎文化的墓葬中常見這類牌飾，與以馬牛羊頭蹄隨葬的習俗共同構成兩周時期北方和西北游牧文化的典型特征[10]。頸部飾一圈繩索狀附加堆紋的裝飾風格也常見于上述西北地區單耳、雙耳或無耳罐上，是其特征之一。

通過以上比較研究可以看出，這類形制獨特的陶罐為周人西北地區的羌戎人群所特有，是其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北白鵝墓地出土銅罐正是這類陶罐的青銅制品。這類罐出現并廣泛流行于西北地區羌戎文化之中，應與其特有的生產生活方式有關。如果能對罐內遺留物進行微量元素分析，也許我們可以得到更準確的答案。

二、中原地區同類遺物的考古發現

兩周時期，這類北方和西北地區羌戎文化因素的遺存出現于中原周文化區內的現象雖然不常見，但并非僅此一例。

據現有考古資料，早于北白鵝墓地的有：2000年在天馬—曲村晉侯墓地發掘的第113號墓隨葬一件繩紋雙耳青銅罐（M113:125），敞口高領，束頸斜肩，折腹下收，平底，繩索形雙折耳，腹部飾繩紋一周。第114號和113號墓屬夫婦并穴墓，時代為西周早期晚段，墓主可能是西周早期的晉侯燮父及其夫人[11]。同類型的罐在中原地區陶器和青銅器中均未見，但相似的陶雙耳罐在西北的齊家文化和寺洼文化中卻常見，有其悠久的使用傳統，所以多位學者認為這類器物反映了晉文化與西北戎狄文化之間的往來[12]。

2019年，在西周都城——豐鎬遺址內的大原村南發掘一座西周中期墓葬，該墓雖被后期嚴重盜擾，但墓內仍出土銅戈1件、陶罐1件（M10D1:1）。其中陶罐為泥質灰陶，素面，口徑14.8厘米，底徑8.8厘米，高22.1厘米，直口微侈，口沿一側有流，微束頸，溜肩，上腹微鼓，平底微凹，與周文化的陶罐風格迥異（圖五）。與之相應的是該墓填土中有以馬牛的頭蹄祭祀和以羊為牲的現象，也不同于典型周人墓葬。據研究，該陶罐與約相當于西周至春秋時期新疆察吾乎溝口墓地出土的帶流罐十分相似[13]。當然，這類陶器的來源地未必有如此遙遠，如果我們不強調器形的絕對一致，從其整體風格來看，該陶罐與西北寺洼文化的素面陶罐有類似之處，屬于西北羌戎文化風格的器物。尤其是考慮到該陶罐與牛馬頭蹄葬和以羊為牲的習俗同處一墓的現象，我們可以推測該墓主人與西北羌戎人群關系密切。

圖五 豐鎬遺址西周墓出土帶流罐（大原村南M10D1 : 1）

與北白鵝墓地基本同時或稍晚的同類型陶罐的重要發現有:山西臨猗程村春秋墓出土一件陶雙耳罐（M0007:1），夾砂褐陶，素面，侈口，束頸，深鼓腹，平底，口沿至頸部兩側各有一耳，口徑13.6厘米，通高19厘米，腹徑14.8厘米，底徑7厘米，器形與北白鵝墓地出土銅罐很相似（圖六）。該墓地的墓主應為晉國貴族家族[14]。據報導，河南澠池鹿寺西春秋戎人墓也出土有同類型陶罐。最典型的同類型陶罐當屬河南伊川徐陽村發現的一批戎人墓葬中出土的單耳陶罐，其中僅西區18座墓葬中就出土這類單耳罐6件，如M7:2（圖七）、M10:1等，均為敞口，圓唇，束頸，沿下單耳，深弧腹，平底，與北白鵝墓地銅罐形制非常接近。同出的還有西北游牧文化典型器物——銅鍑（15LYX西區M20:13）。該墓地同樣存在突出的以牛馬羊頭蹄隨葬的習俗。結合文獻記載，學術界普遍認為該墓地的主人是春秋時期內遷到伊洛地區的戎人貴族[15]。

圖七 徐陽墓地出土單耳罐（西區M7 : 2）

圖六 臨猗程村春秋墓出土陶雙耳罐（M0007 : 1）

此外，分布于北白鵝墓地毗鄰區域并與北白鵝墓地基本同時的三門峽虢國墓地[16]、韓城梁帶村[17]和劉家洼[18]芮國墓地出土的金帶飾、金絲繞環和金杖首等也被學術界認為是來自西北游牧人群甚至更遙遠的西方文化喜好黃金文化傳統影響的結果[19]，且劉家洼遺址出土的金箔虎、銅虎等裝飾圖案與北白鵝銅罐上的虎紋造型相似，都是受到西北戎狄文化影響的產物。

從這些考古發現可以看出，當時的戎狄文化因素已出現于華夏文化中心區域，呈現出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分布特征。垣曲北白鵝墓地、韓城梁帶村與澄城劉家洼芮國家族墓地、臨猗程村墓地、毛家坪秦墓等所見戎狄文化遺存顯示出華夏文化吸納戎狄文化的一面。伊川徐陽戎人墓地、黃陵縣寨頭河墓地、河北行唐故郡、靈壽中山國都城和王陵等則呈現出戎狄人群內遷并逐漸融入華夏文化之中的一面。

三、銅罐——兩周時期戎狄與華夏關系的見證

如何理解以這類罐、牛馬羊頭蹄葬習俗為代表的西北戎狄文化因素出現于兩周都城、王畿及其附近地區墓葬中這一物質文化遺存現象呢？我們認為，這一文化現象是兩周時期周戎關系的反映，從考古學上印證了兩周文獻與金文中有關周人與西北戎狄族群關系的記載。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周王朝的興衰與西北羌戎的密切關系，彼此相處融洽則周人興，相互敵對則周人衰。同時，我們也看到戎狄融入華夏文化的歷史過程。

《周易·未濟·九四》記載:“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邦?！盵20]《史記·五帝本紀》的《索隱》注“北逐葷粥”中的“葷粥”說:“匈奴別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狁，漢曰匈奴?！盵21]所謂的狁（或寫成“獫狁”）、戎狄等都是廣義的西戎，王國維說“西戎即獫狁，互言之以諧韻”?！肮胖村?、獫狁，后人皆被以‘犬戎’之名，則攻幽王、滅宗周之犬戎，亦當即宣王時之獫狁?！盵22]“隨世異名，因地殊號?！薄捌湓谧谥苤?，則曰狁；入春秋后則始謂之戎，繼號曰狄；戰國以降，又稱之曰胡、曰匈奴。綜上諸稱觀之，則曰戎、曰狄者，皆中國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曰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盵23]

周人興起于西北，與西北羌戎文化關系本就極為密切?！睹献印るx婁下》說:“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盵24]有學者提出周人與戎或為同一種族[25]。沈長云認為周人出自居住在今陜西東北部及山西西部黃河兩岸一帶的戎狄族人，即文獻中的白狄[26]。 從文獻記載可知，周人能夠迅速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采用了與西方眾多部族聯盟的政策，其中典型例證如姬姜兩姓的長期聯姻，齊、申、呂等都是來自姜姓的重要封國?？脊虐l現顯示，具有明顯自身文化特色和明確自我意識的周文化大約在商代后期才興起于關中西部一帶[27]。從目前的考古發現看，周文化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產物，西周時期的周文化既有關中西部地方特色因素，如聯襠鬲、高圈足簋、小口折肩罐等，也有學習自商文化的以青銅容器和樂器為代表的禮器和以戈矛等為代表的兵器，即所謂“祀與戎”的禮樂文化大傳統[28]和商文化風格陶器分襠鬲、豆、殷式簋等，以及商周文化共見的土坑豎穴墓葬俗等因素，還有吸收融合自西北地區劉家文化、李家崖文化的因素，如乳狀袋足鬲、蛋形甕、銎首兵器等。雖然周人未必就出自居住在今陜西東北部及山西西部黃河西岸一帶的白狄，但學術界普遍認同先周文化的部分人群來自于晉陜高原，與李家崖文化關系密切[29]。

隨著廣泛接受禮樂文化大傳統，周人不斷融入華夏禮樂文化圈之中并最終代商而成為天下共主。在早期，周人尚保持了與西北戎狄的友好、合作關系，周人的觸角也借此深入到寧夏南部一帶，留下了固原中河鄉孫家莊墓葬[30]、彭陽姚河塬遺址[31]等典型周文化遺存。到西周中期，隨著文獻中所記載的“穆王征犬戎”和小盂鼎銘文所記載的“征鬼方”歷史事件所導致的“自是荒服者不至”的周王朝與戎狄人群關系的惡化并成為敵對關系，周王朝的政治勢力在西北方向不斷后退，典型周文化遺存不斷消失，姚河塬遺址等漸被放棄。到了西周晚期，周人與獫狁發生了激烈而頻繁的戰爭，《詩經》和青銅器銘文對此有諸多記載，如《詩經》中的《采薇》篇寫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不遑啟居，獫狁之故?！薄八哪狄硪?，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獫狁孔棘！”《出車》篇寫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薄凹纫娋?，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丑，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獫狁于夷?！薄读隆菲獙懙剑骸傲聴珬?，戎車既飭。四牡骙骙，載是常服。獫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薄氨》オ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獫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椢镍B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獫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盵32]不其簋、兮甲盤、多友鼎、虢季子白盤、逨鼎等青銅器銘文都有關于周王朝與獫狁戰爭的記載，如兮甲盤銘文記載“王初格伐獫狁于（余吾），兮甲從王，折首執訊”[33]。 多友鼎銘文記載周厲王某年十月，獫狁侵犯京師，周王命武公派遣多友率兵抵御。多友在十幾天內，共打4仗，都取得了勝利，殺掉敵人350余人，俘獲23人，繳獲戰車127輛，并救回了被俘虜的周人[34]。虢季子白盤銘文記載“搏伐獫狁，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富缸影?，獻馘于王”[35]。盡管《詩經》、青銅器銘文所記載的都是周人獲勝的好消息，但實際情況似乎并非如此，正如 《史記·周本紀》的記載:“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p>

隨著周王朝對西北的控制不斷被削弱，羌戎人群也不斷內遷，頻頻深入到周文化核心區，直到西周末年，姜姓的申侯聯合犬戎攻陷周王朝都城豐鎬，殺死幽王，占據王畿，迫使平王東遷洛陽，并導致春秋時期的“南蠻與北狄交，中國不絕如線”（《公羊傳·僖公四年》）的局面。

春秋之時，戎狄盛極一時，成為華夏諸國的主要敵人，各位霸主必須高舉“尊王攘夷”的旗幟，以聯合華夏諸國抗擊戎狄為名，才能號令諸侯。

另一方面，戎狄與華夏的沖突過程也是文化、族群接觸與融合的過程。秦人通過攻滅占據周王畿的各個西戎小國，從戎狄手里奪取領土和周余民，將自己的勢力東擴到關中地區。晉國不僅通過戰爭將戎人納入到自己的統治之下，如晉國滅赤狄后，將戎狄人口編入晉軍，還通過聯姻建立起自己與戎狄部族更緊密的關系，如晉獻公在討伐戎狄的戰爭中，從驪戎得到美女驪姬，晉獻公取大戎狐姬和小戎子，生下重耳（晉文公）和夷吾（晉惠公）。這些戎夏混血的公子與戎狄部族關系密切，如晉惠公母系是允姓之戎，公子重耳落難時投奔白狄部落。公元前525年，晉國荀吳率軍消滅陸渾國，陸渾戎的統治者逃到楚國，成為楚國封君體系的一部分。中原地區的陸渾和湖北的安陸等地名與該民族的遷徙、流散有密切關系。

從考古發現的物質文化遺存看，在戎狄與華夏的民族文化融合過程中，雖然中原華夏諸國接受了一部分戎狄文化因素，如兩周遺存中所包含的戎狄文化因素和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等所顯示的那樣，但更主要的則是戎狄人群不斷接受華夏禮樂文化大傳統，日益增強對華夏文化的認同，最終融入到華夏文化之中，成為中華民族一份子。徐陽戎人墓葬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該墓地墓葬雖然保持了牛馬羊頭蹄葬習俗和帶耳罐等一些戎狄文化的傳統習俗與用品，但土坑豎穴墓形制、棺槨制度、隨葬大量青銅禮樂器鐘鼎豆罍壺盤匜舟簋盒以及陶器與仿銅陶禮器組合罐鼎鬲豆壺盤匜舟等現象都體現出華夏禮樂文化大傳統的文化特色，呈現出孔子所說的“夷狄用諸夏禮則諸夏之”的文化融合特征，說明這些戎人已經廣泛認同并接受華夏禮樂文化大傳統。

從“夷狄交侵”到“以夷變夏”，兩周時期華夏族群與戎狄族群的互動交融過程正是“多元一體”中華民族歷史發展過程的典型例證和具體體現。將北白鵝墓地出土的銅罐置于這一歷史背景中考察其歷史價值和文化意義，可以說，它匯聚了西北游牧文化器物與紋飾特色的典型要素，制作精美，是兩周時期西北游牧文化的標識性文物和戎狄與華夏文化交流、族群融合的歷史見證之一。

本文寫作源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王曉毅院長的熱忱邀請并受惠于發掘者曹俊先生所提供的北白鵝墓地出土銅罐（M1：119）的照片與相關信息，付仲楊先生幫助制作了文中的多件器物圖片，謹此致謝。

[1]《重大發現！山西垣曲北白鵝周代墓地！》，https://www.sohu.com/na/437541968_523187；楊及耘、曹俊:《白鵝展翅引吭歌——北白鵝墓地新收獲與認識》，http://www.kgzg.cn/a/397112.html。

[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1980年甘肅莊浪徐家碾考古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6年6月。

[3]王占奎、水濤:《甘肅合水九站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研究（三）》 ，科學出版社，1997年。

[4]陜西省考古研究所、陜北考古工作隊:《陜西清澗李家崖東周、秦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7年第3期。

[5]趙化成:《甘肅東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學觀察》，《考古類型學的理論與實踐》，文物出版社，1989年。

[6]孫戰偉:《陜西清澗李家崖東周墓地性質分析》，《南方文物》 2015年第3期； 《毛家坪B 組遺存再認識》，《考古與文物》2019年第2期。

[7]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黃陵縣旅游文物局編著:《寨頭河——陜西黃陵戰國戎人墓地考古發掘報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10月。

[8]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彭堡于家莊墓地》，《考古學報》1995年第1期。

[9]楊建華:《中國北方東周時期兩種文化遺存辨析——兼論戎狄與胡的關系》，《考古學報》2009年第2期。

[1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兩周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12月；許成、李進增:《東周時期的戎狄青銅文化》，《考古學報》1993年第1期。

[11]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六次發掘》，《文物》2001年第8期。

[12]商彤流:《從晉侯墓地 M113 出土的青銅雙耳罐看晉文化與戎狄的關系》，《晉侯墓地出土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 年。

[13]付仲楊、王一凡、徐良高:《陜西西咸新區大原村西南西周墓葬發掘簡報》，《南方文物》2020年第4期。

[14]張童心、張崇寧:《臨猗縣程村東周墓發掘簡報》，《文物季刊》1993年第3期。

[15]鄭州大學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伊川徐陽東周墓地西區2013-2015年發掘》，《考古學報》2020年第4期；鄭州大學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伊川徐陽墓地東區2015～2016年發掘簡報》，《華夏考古》 2020年第3期。

[16]中國科學院考古所:《上村嶺虢國墓地》，科學出版社，1959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地M2001發掘簡報》，《華夏考古》1992年第3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上村嶺虢國墓地M2006的清理》，《文物》1995年第1期。

[17]陳燮君、王煒林主編:《梁帶村里的墓葬 —— 一份公共考古學報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5月。

[18]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博物館、澄城縣文化和旅游局:《陜西澄城縣劉家洼東周芮國遺址》，《考古》2019年第7期；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博物館、澄城縣文化和旅游局:《陜西澄城劉家洼春秋芮國遺址東區墓地M49發掘簡報》，《文物》2019年第7期。

[19]齊東方:《中國早期金銀器研究》，《華夏考古》1999年第4期；馬健:《黃金制品所見中亞草原與中國早期文化交流》，《西域研究》2009年第3期。

[20]（清）阮元?？? 《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刻本）》，第151頁，中華書局，2009年。

[21]（漢）司馬遷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第一冊，第7頁，中華書局，1972年。

[22]王國維:《觀堂集林（外二種）》，第376、382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4]（清）阮元?？?《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刻本）》，第5927頁，中華書局，2009年。

[25]岑仲勉:《漢族 —— 一部分西來之初步考證》，《西周文史論叢》，商務印書館，1958年。

[26]沈長云:《周族起源諸說辨正——兼論周族起源于白狄》，《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3期。

[27]王巍、徐良高:《先周文化的考古學觀察》，《考古學報》2000年第3期。

[28]注:當然是通過周人自己的傳承與改造，如將商文化以酒器觚、爵為核心的禮器改為周文化的以食器鼎、簋為核心的禮器，在“制禮作樂”政治背景下創造出規范化的列鼎制度等等。

[29]王巍、徐良高:《先周文化的考古學探索》，《考古學報》2000年第3期；鄒衡:《論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尹盛平、任周芳:《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文物》1984年第7期；張長壽、梁星彭:《關中先周青銅文化的類型與周文化淵源》，《考古學報》1989年第1期；胡謙盈:《試談先周文化及相關問題》，《考古學研究——紀念夏鼐考古五十年》， 文物出版社，1989年。

[30]固原縣文物工作站: 《寧夏固原縣西周墓清理簡報》，《考古》1983年第11期。

[31]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陽縣文物管理所:《寧夏彭陽縣姚河塬遺址鑄銅作坊區2017～2018年發掘簡報》，《考古》2020年第10期；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陽縣文物管理所:《寧夏彭陽縣姚河塬西周遺址》，《考古》2021年第8期。

[32]陳子展:《詩經直解（上、下）》，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

[33]連劭名:《〈兮甲盤〉銘文新考》，《江漢考古》1986年第4期。

[34]田醒農、雒忠如:《多友鼎的發現及其銘文試釋》，《人文雜志》1981年第4期；李學勤:《論多友鼎的時代及意義》，《人文雜志》1981年第6期。

[35]陸懋德:《虢季子白盤研究》，《燕京學報》第39期，1950年；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第243頁，中華書局，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