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人口結構變動對居民消費影響分析

周波 樊玉然 四郎央吉

摘 要：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截至2019年末我國的農村人口占比達到39.4%，農村人口的消費對我國消費增長具有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致使我國人口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生命周期理論出發，采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分析農村人口結構變動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同時，結合2000—2018年各影響因素的數據變化進行邏輯推理實證檢驗，并提出對策建議。

關鍵詞：農村人口結構;生命周期理論;居民消費

中圖分類號：F126.1? ?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2）04-0016-04

一、相關研究綜述

我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總體經濟就以較高的增長速度持續增長，但是居民消費率特別是農村地區居民消費率自21世紀以來卻在逐漸下降，這與高速增長的經濟總量形成鮮明對比，尤其是受到美國“貿易戰”的影響，我國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持續降低，似乎走進了迷宮[1]。在此背景下，消費業已成為保證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定心丸”，消費的前提是需求，由于我國有龐大的人口基數且潛在消費水平巨大，所以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居民的消費需求已經成為近年來政府政策主要支持的方向。截至2019年末，我國農村人口占比仍將近40%，限制我國居民消費的主要原因仍然是農村居民消費不足。

國外學者在我國人口結構變化對消費影響的研究領域做了如下探索。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說理論指出青壯年適齡人口的比重與社會總儲蓄率成正相關，勞動人口越多國家儲蓄就越多，且每個人都在幼年和老年時期凈消費，壯年時期則表現為增加儲蓄來預防老年消費。Samuelson的家庭消費模型認為，撫養孩子較多的家庭要減少儲蓄，增加消費。但也有外國專家霍利卡（Horioka，2006）對中國家庭2004年以前的面板數據進行研究后表明，撫養系數對儲蓄率的影響不顯著。

我國許多學者也對居民消費以及人口結構變動的關系做了許多探索。劉建國（1999）認為，收入低下且不穩定和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是造成居民提高預防性儲蓄的主要因素。而易行健等（2008）在此前提下進一步得出，我國西部較為落后的農村居民預防性儲蓄趨勢要大于東部較發達農村[2]。李文星等（2008）利用2004年往前15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實證研究了居民消費是怎樣受到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影響的：結論表明，少兒撫養系數的上升抑制了居民消費率，但這不足以證明少兒撫養系數是主要原因，因為老年撫養系數顯示不影響居民消費，由此他們認為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不是影響居民消費低靡的主要原因[3]。而李春琦等（2009）則利用1978—2007年我國29年的宏觀數據，重點對我國農村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展開研究，實證分析得出，居民消費相對于少兒和老年撫養系數都具有抑制作用[4]。李志蘭等（2013）對我國家庭規模帶來的消費意愿的差異性做了研究，研究表明，家庭規模與食品等日常支出方面的消費意愿呈現出顯著的負向關系，對交通通信、醫療等方面消費有一定促進作用，而對居住、家用電器等的消費意愿并不存在顯著影響[5]。

以上研究結果顯示，國內外很多學者對人口結構如何影響消費是通過研究居民儲蓄率來體現的，很少直接用消費率來表明。有的學者雖然研究了人口結構變動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但只闡述了人口年齡結構即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研究比較片面，而且可能是因為選取的時間段太短以及選取的因素過于單一缺乏深度的緣故，得到的結論也各不相同。本文與以上研究不同的是將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即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對居民消費的影響、農村地區居民性別比失調對消費的影響和家庭規模對家庭消費的影響綜合分析并得出結論。但遺憾的是本文因為缺乏相關的數據并沒有研究受教育程度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另外本文研究的城鄉消費水平對比沒有剔除城鄉價格不可比的因素，這一點就有待有心人繼續深入研究了。

二、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因素

（一）年齡結構

1.少兒撫養系數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由圖1可以看出，我國的少兒撫養比呈總體下降的趨勢，但轉折點大概在2015年，從2014—2015年的少兒撫養比就開始出現增加的趨勢。這主要是因為國家在2015年底正式施行的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實行了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一旦全面放開，被壓抑了30多年的人們會在短時間內有一個生孩子的爆發期，但是可以看到在2017年少兒撫養比有一個小的回落，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基于人們經濟基礎的現實原因，撫養一個孩子的成本大幅上升，再加上人們對于生孩子的激情回落和理性分析，這才造成了少兒撫養比的回落。作者在這里大膽預測，今后幾年的少兒撫養比會持續走低，這主要是因為人們觀念的轉變和撫養孩子的高成本造成的。從圖1中可以得出，隨著少兒撫養比的減少，人們的消費意愿水平有了非常大的提升，消費水平的同比增長率均高于上一年，在2014年甚至出現了一個高峰增長率，達到12.06%，但是隨著2015年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全面實施，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增長率短時間內有比較大的回落，從2015年的10.35%到2017年的8.5%，可以看出撫養比的增加確實對農村居民消費有著較大的抑制影響。自古以來，我國都有“養兒防老”的傳統思想，即隨著子女的增加即少兒撫養比的增加，農村居民會減少自身消費加大儲蓄以支持其撫養下一代[6]。少兒撫養比的上升提高了農村居民生存型消費的比重，且此情況對低收入家庭的沖擊尤為強烈，短期來看少兒撫養比的提高會削減農村居民享受型支出，而少兒撫養比的下降反而會帶來更高的發展型消費。我們得到的結論與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說理論是相反的，生命周期假說理論認為隨著少兒撫養比的提高，居民消費會隨之提高，許多的文獻也支持這種說法。但是研究得到的結論卻是少兒撫養比對農村居民消費負相關，這一結論顯然是更符合我國國情的，國外的文獻大多適合其他國家的情況不一定適合我國，中國的農村居民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問題，或許農民們不懂什么叫人力資本的投資，但是他們迫切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跳出”農村，能夠考上好的大學到大城市去生活，這也是我國農村社會的固有的現有的特征。其一，由于我國實行了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子女數量的減少，加上幾乎同步伴隨我國實行的改革開放帶來的收入的穩步增加，政府的大力宣傳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他們更愿意把大部分的收入用在子女身上，以期望提高子女未來的生活，使得在子女數量減少時傳統的、根深蒂固的家庭養老模式能夠得以延續，這部分增加的教育和撫養支出會極大地超過因子女少而增加的儲蓄[7]。其二，由于農村的社會保障還有很大一部分的提升空間，農村居民為了應對將來的不時之需，同時也處于對子女的幸?？紤]，農村居民的儲蓄動機、遺產贈與動機依然強烈。所以認為，少兒撫養比的提高會抑制農村居民的消費，這也符合我國的國情。

2.老年撫養系數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由圖1可以看出，我國的老年撫養比是呈不斷的升高的趨勢，由2000年的9.9%到2018年時陡然升至16.8%，我國從2000年開始就步入了人口老齡化社會，不斷增長的老年人數量嚴重制約了我國經濟的發展也制約了農村居民的消費。從圖1也可以得出，老年撫養比的提高也會使得農村居民消費上升，這也與傳統的生命周期假說理論不符。造成不符的原因也比較“中國化”，中國的農村居民一是會保留很大一部分的儲蓄來應對不時之需;二是也比較重視子女的未來，大部分的老年人會給子女遺贈大部分的資產[8];三是由于我國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完善，農村還是以家庭養老模式為主，老年人的生活、保健等方面要依靠子女或者自己的儲蓄來維持，所以農村居民更傾向于減少消費，增加預儲蓄來面對將來可能出現的狀況;四是相對穩定的消費習慣，老人們大多很節約，近年來出臺的一系列保農促收的措施致使農民收入水平持續增長，相應的消費率會呈現下降趨勢[9]。值得一提的是，隨著現代醫療技術的提高，人口死亡率會持續下降，人類的壽命會進一步延長，中國的老年撫養比將逐步增加，對消費率增長的約束可能會擴大，但是總的來說，一般認為老年人是凈消費。以上幾點是我國老年撫養比上升，農村居民消費率下降，現期消費減少并增加儲蓄的主要動機，這也符合我國的國情。

（二）性別結構

性別差異是與生俱來的，它隱藏在與對男性和女性的消費動機中，性別天生就具有生理和心理的雙重不同屬性，身高、體重、外貌特征等是與生俱來的生理屬性，而心理屬性則是在社會地位和社會結構變化中不斷變化的。波德里亞（Jean Baudriuard）在他的《消費社會》中提出男性消費傾向和女性消費傾向，其書中提出男性消費傾向是更理智的實用性消費，女性消費則更注重對個人的取悅以及數量更多的自我討好和自戀消費行為。隨著現代社會中女性地位的不斷提升，女性范例影響力在現代社會消費中不斷擴張，女性早已經成為消費的主力軍。這與我國情況極為相符，女性消費者在消費市場上占據絕對主體地位。調查研究顯示，我國超過六成的女性會花掉自己大半的每月收入，同比男性消費額僅占自己收入的四成，出現此現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國大部分地區女性在家庭財產中都占有支配地位，這表明女性消費群體正逐步成為中國消費市場的主力軍。

從圖1可以看出，經過我國多年男女平等的宣傳，我國女性比例在不斷上升，但與男性數量還有很大差距，這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提高的消費水平相符合，說明隨著農村居民女性比例的提升，相應的我國消費水平在不斷提高，且居民最終消費貢獻率與女性消費者成正相關。由此可見，我國農村居民消費潛力巨大，消費水平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女性能夠成為影響消費市場核心這主要是由于女性的心理屬性所決定的，女性消費者在消費時往往表現出自我控制力不足，消費時只根據自己的喜好，其消費大多帶有情感因素，且女性消費者更多地注重商品的附加價值，是帶有一種炫耀性的、攀比性的、追求時尚的的消費[10]，這種消費行為對社會而言能加速消費市場的擴張，提升消費水平。所以綜上所述，男女比例的下降能有效提高消費，即女性消費者比重的提升對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有積極作用。

（三）家庭規模

我國社會是以家庭為關系紐帶聯系的，家庭消費是最基本的消費，家庭規模是研究家庭消費的必然繞不開的因素。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的家庭規模呈現出不斷縮小的趨勢，家庭規模從2000年的3.44到2014年的2.97，此時迎來了一個轉折點，2015年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出爐使得2015年的家庭規模陡然升至3.10，此時與此對應的是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增長率也開始下降，從2013—2014年的12.06%回落到2014—2015年的10.35%。

20世紀年代以前，我國的家庭規模在不斷擴大，這主要是因為這一時期人口增長速度過快而家庭分家速度很穩定，改革開放以后外國的較為先進的思想不斷影響中國居民，我國居民越來越傾向于家庭小型化，再加上當時年青一代的適齡人口紛紛外出打工，致使分家率急劇上升，此時我國家庭規模在不斷縮小，到了2015年國家出臺了全面放開二胎政策，被壓抑了許多年的生育激情被徹底放開，此時出生率大幅增加，家庭規模陡然升至3.10，但是隨著現實經濟因素的制約以及理性的分析，生育率也回歸理性迅速下降，到2017年家庭規模就下降到了3.03，我國的家庭規模還會持續下降一段時間，但最終會穩定在2.9—3，略有浮動但影響不大。

隨著家庭規模的小型化，農村居民消費結構也會發生顯著的變化。一是吃的方面，在吃的開支上先是下降然后又上升。由于初期家庭分家導致的家庭人口減少家庭對食品的開支減少，但隨著收入的增加，家庭在吃的方面更追求精致化，既追求食物多樣又追求高營養價值[11]，最終在食品的開支上會逐漸達到未分家時的狀態甚至超過，結果就是家庭戶數變多了，但每戶家庭平均消費并沒有減少，而是持平甚至超過，這就是家庭規模減少而吃的開支方面反而增加的原因。二是穿的方面消費也略有提升。家庭的小型化帶來的更多是婦女地位的提升，而婦女又是消費市場的主要發展核心，在穿衣方面更強調個性化，所以在穿的開支消費上會略有提升。三是住的方面，分家必然會帶來住房需求的增多。每個家庭都需要一個溫馨的房子，隨著家庭規模的縮小家庭數量的增多，對住房的需求也必然增多，這就刺激了居民消費。四是教育、娛樂方面消費也隨之增加。隨著農村居民對教育的逐漸重視，教育投資也在有意識地增加，小型化的家庭更希望子女“出人頭地”，以此來獲得將來老年時的贍養保障，同時可自由支配的時間也變多，娛樂方面支出也有所增加。綜上所述，家庭規模的確與消費意愿密切相關，隨著家庭的不斷小型化，不管從哪方面來看消費都必將增加。

三、研究結論

本文主要利用了2000—2018年我國人口結構與農村居民消費數據實證分析了農村人口結構變動對居民消費的影響。

（一）少兒撫養比對農村居民消費有抑制作用，老年撫養比對農村居民消費有負向影響

這一結論與生命周期理論不符，出現不符的原因可能是中國有自己特有的國情，與外國情況基本不同，我國有著燦爛輝煌的歷史，但同時歷史也遺留下許多生活習性和獨有的思維模式，我國農村居民有自己固有的穩定的消費習慣，而外國的許多理論是建立在西方國家近現代發展基礎上的，并不完全適合我國。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起步晚，結構不完善，教育、醫療福利等方面還與外國存在許多差距，這嚴重制約著中國農村居民的消費意識。少兒撫養比的增加會加大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對子女的投資會增加，儲蓄增加而相應的消費就會減少，給子女的遺贈動機會更強烈;老年撫養比的增加會加大人們的儲蓄動機以備不時之需，同時老人們受傳統思想的約束，相對來說比較節約。

（二）男女性別比例與居民消費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由于我國普遍女性在家庭財產中占有主要支配地位的國情以及女性地位的不斷提高，女性已成為消費市場的主力核心，女性消費者的消費是帶有情感的消費，是非理性的，是往往帶有炫耀性和追求時尚性的消費，這種消費行為對整個市場而言是有利的，所以女性比例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費。

（三）家庭規模的小型化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費

計劃生育制約著人口凈增長率，而成人分家會導致家庭規?？s小，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進行，農村居民生活逐漸富裕，對衣食住行的品質要求也隨之增加，俗話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分家之后的小家庭在經過一段時間的低消費之后會逐漸回到分家之前的消費水平，此時人均消費也會較以前有大的提升[12]。所以隨著家庭的小型化，農村居民消費必將增加。

四、對策建議

為了進一步優化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并促進農村居民消費，保證我國經濟快速平穩發展，根據上述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加大對教育基金的建設投入，減少農村居民撫養子女的壓力和削減農村居民預防性儲蓄的動機，完善對醫療、衛生、養老方面的保障體系，努力解決農村居民的后顧之憂，增加居民的現期消費。

第二，提高女性的生育率，轉變農村居民只有生男孩才能傳宗接代的傳統觀點，提高女性家庭地位有利于消費。同時，努力改變居民的消費觀念，特別是男性和老年人的固有消費習慣，并提高消費者的需求，刺激享受型和發展型的消費。

第三，加大對小家庭的消費引導釋放儲蓄壓力，減輕大家庭的消費負擔并提高公共交通通信類的供給，進一步提高針對小型家庭的產品供應種類，從而刺激消費。農村居民的消費潛力巨大并且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制定刺激農村居民消費的政策對提高農村社會消費率有很大幫助，還能有效調控和促進國內農村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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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易行健，王俊海，易君健.預防性儲蓄動機強度的時序變化與地區差異——基于中國農村居民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08，（2）：119-131.

[3]? 李文星，徐長生，艾春榮.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和居民消費：1989—2004[J].經濟研究，2008，（7）：11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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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杜方玫.西北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因素研究[D].西安：西安石油大學，2016.

[9]? 陳曉毅.基于年齡結構的我國居民消費研究[D].北京：中央財經大學，2015.

[10]? 宋萍.析我國家庭規模小型化趨勢及其對消費的影響[J].人口學刊，1998，（3）：27-30.

[11]? 沈鴻，顧乃華.傳統文化、家庭規模與居民社會服務支出[J].財貿研究，2016，（6）：1-10+28.

[12]? 楊勝慧，陳衛.中國家庭規模變動：特征及其影響因素[J].學海，2015，（2）：154-160.

收稿日期：2021-01-25

基金項目：四川輕化工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項目“鄉村振興戰略下康巴牦牛乳業產業融合策略研究”（B50104084）

作者簡介：周波（1996-），男，四川內江人，碩士研究生，從事農村發展規劃研究;樊玉然（1970-），男，四川德陽人，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博士，從事產業組織與企業理論研究;四郎央吉（1997-），女，四川涼山人，學生，從事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與人力資本開發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