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大法系認罪案件被害人權利保護及啟示

蘭躍軍，趙化亞

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加強被害人權利保護成為各國刑事司法的共同趨勢。認罪案件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從寬處理的同時，如何更好地保護被害人權利，是兩大法系面臨的共同難題。2018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賦予認罪認罰案件被害人在審查起訴階段提出意見權，第二百二十三條第5 項將沒有解決被害人民事訴訟賠償作為排除適用速裁程序的情形等，都是保護被害人權利的體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2019年印發的《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認罪認罰指導意見》）第五部分“被害方權益保障”也明確了被害人權利。從司法實踐看，我國認罪認罰案件被害人權利保護面臨較多難題，立法未將被害人規定為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的主體，被害人在該程序中是否有訴訟地位、有何訴訟地位以及享有哪些權利等都不明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統計，在2016 年11 月至2017年11月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期間，試點法院審結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案件中，達成和解諒解的占39.6%①周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情況的中期報告——2017 年12 月23 日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上［R/OL］.（2017-12-25）［2022-06-07］. http://npc.people.com.cn/n1/2017/1225/c14576-29726965.html.。也就是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案件還有60.4%在未取得被害人和解諒解的情況下，依然適用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而學界的研究大都著眼于認罪認罰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保護和發揮檢察機關的主導作用，對被害人權利保護尚缺乏系統研究。筆者擬通過對兩大法系認罪案件被害人權利保護的比較研究，提出補充完善我國認罪認罰案件被害人權利保護的若干構想，從而保障被害人實質、有效地參與認罪認罰從寬程序，推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有效實施。

一、英美法系有罪答辯制度中被害人權利保護

英美法系有罪答辯制度起源于19世紀，從最初的質疑到實施中的毀譽參半，以及后來的逐漸完善，該制度已經成為英美法系國家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之一。20世紀70年代，隨著恢復性司法理念的興起和發展，歐美國家掀起了重新發現被害人的浪潮，通過制定相關制度，加強被害人權利保護，提升被害人的訴訟地位。其中，美國辯訴交易程序和英國認罪協商制度具有代表性。

（一）美國辯訴交易程序中被害人權利保護

辯訴交易起源于美國。在辯訴交易程序推行之初，被害人并無一席之地。隨著被害人權利復興運動的興起，美國逐步加強了辯訴交易程序中被害人權利保護。從聯邦法律到州憲法，越來越多立法承認并規定了被害人權利。

《美國法典》第18 編第3771 條規定，被害人主要享有三項權利：一是知情權，有權被及時告知任何有關辯訴交易或暫緩起訴協議的權利；二是陳述意見和協商權，在涉及釋放、有罪答辯、量刑或假釋程序的地方法院的公開庭審程序中陳述意見，以及與檢察官合理協商的權利；三是獲得賠償權。同時，《美國聯邦量刑指南》指出，在涉及對被害人的犯罪行為進行判決的任何案件，法院應確保被害人享有《美國法典》第18編第3771條和聯邦法律有關被害人待遇規定的權利。不僅在聯邦立法中被害人占有一席之地，實踐中法官更是將被害人權利保護和答辯協議的接受與否直接掛鉤。在喬治案中，聯邦上訴法院認為，被害人對辯訴交易內容不滿意，可能使法官拒絕答辯協議。同時，被害人未獲得賠償，也是法官否定答辯協議的理由之一。

美國大部分州立法也承認被害人在辯訴交易程序中的權利。為此，各州設立了不同程度的被害人參與機制?？傮w而言，被害人參與辯訴交易的權利包括兩部分：一是辯訴交易期間與檢察官合理協商的權利；二是向法庭陳述意見的權利。亞利桑那州法律規定，只要被害人申請，被害人有權在任何程序中出席并被聽取意見。法院在審查答辯協議時會考慮三個方面：一是檢察官在辯訴交易之前是否已經作出合理努力與被害人進行協商；二是檢察官是否盡合理努力通知被害人辯訴交易程序的進行，并且告訴其有出席和被傾聽的權利；三是將被害人對協議的立場告知法庭。如果不遵守上述規定，法院將拒絕接受答辯協議①參見亞利桑那州1992年法律第13章第4423條。。新澤西州法律規定，被害人享有的各項權利，包括了解案件的進展情況和最后的處置、在量刑前就犯罪的影響向法官當面陳述，以及出席任何涉及犯罪的司法程序②參見新澤西州2012年法律第52章第4B-36條。?！秮喞婉R州法典》第15章和《密西西比州被害人權利法案》等也有類似規定。據美國司法部統計，已經有29個州要求檢察官在辯訴交易階段必須與被害人進行協商，并且獲得他們對辯訴交易的看法③盧瑩.美國辯訴交易制度中被害人占有一席之地［N］.檢察日報，2018-07-24（03）.。

在實務中，美國很多法官坦言，當地被害人的利益正在上升④DANA PUGACH， MICHAL TAMIR. Nudging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to listening to crime victims in plea agreements ［J］. Hastings Women’s Law Journal，2017（49）：132.。美國聯邦最高法院1992年在Wilson一案中指出：“如果被告人不愿意法官聽取被害人反對緩刑的量刑建議，應當與被害人協商交易，取得被害人的妥協和同意。否則，被害人有權將犯罪的影響、后果告知法院，并在法院量刑協議程序中占有一席之地?！雹貸OHN H . Blume , ten years of payne : victim impact evidence in capital cases［J］. Cornell law review，2003（88）：257.2008 年修訂的《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要求法院在判決之前，必須通知判刑時在場的所有被害人，并聽取被害人的陳述。美國在賦予被害人權利的同時，還規定了特定的司法救濟措施。被害人在權利被侵犯時，可以通過向上訴法院申請強制命令書的方式，重新啟動認罪答辯和量刑程序。由此看來，在美國被害人雖然不是辯訴交易程序的主體，卻能夠通過參與程序而實質影響辯訴交易的結果，包括可能影響法官的裁判。

（二）英國認罪協商制度中被害人權利保護

《英國認罪量刑減輕指南》開篇列舉了認罪協商制度的三項核心價值，其中前兩項都涉及被害人，即降低犯罪對于被害人的負面影響和使被害人免于出庭作證的麻煩。該指南將被害人放在認罪協商制度正當化的首要位置，體現了對被害人權利的保護。但是，實踐中并不是所有的被害人都欣然接受立法者的好意，他們寧愿忍受漫長的審判以換取對被告人罪行相當的刑罰，也不愿意看到被告人通過認罪協商獲得較輕的判決。1996年帕維特案的被害人拿到法院判決后，表示對自己多年來期盼的判決結果極其失望。雖然英國司法機關一直聲稱要在認罪協商制度中重視被害人的作用，但對于被害人在認罪協商中究竟享有何種權利避而不談，使得被害人處于十分尷尬的境地。

英國內政部的調查研究報告表明，被害人強烈要求參加刑事訴訟程序，這種參與是修復當事人關系及社區秩序的關鍵②裴煒.英國認罪協商制度及對我國的啟示［J］.比較法研究，2017（6）：118-139.。為此，英國皇家檢控署《接受認罪答辯規則》第9.3條要求檢察官在達成認罪協議之前必須征詢被害人及其家屬的意見，但最終仍由檢察官決定。該規則雖然給予被害人利益一定的尊重，但并不會對認罪協商制度的進程產生實質性影響，在最終價值權衡上，還是遵循效率優先原則，被害人利益僅作為檢察官衡量公共利益的參考因素之一。換言之，檢察官并不僅僅代表被害人的利益，而是代表包括被害人利益在內的所有公共利益。為了緩解被害人的抵觸情緒，推進認罪協商制度的順利進行，英國皇家檢控署實施了“被害人關注計劃”，但其核心目的并非保障被害人參與認罪協商程序，而是通過溝通、說明等方式，使被害人可以更好地理解公訴程序和決定③同②。。

與美國辯訴交易程序不同，在英國，被告人量刑輕重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法官。被害人影響陳述是影響法官量刑的重要方式。被害人在審判階段有提供被害人影響陳述的權利，由皇家檢控署負責轉遞給法庭，其內容包括犯罪對被害人及其家庭所造成的身體、精神或經濟方面的影響，以及相關的賠償請求等。這說明，英國皇家檢控署不僅在認罪協商過程中要考慮被害人影響陳述，而且使它成為起訴材料的內容，作為起訴事實的一部分呈現到法官面前④ANDREW ASHWORTH.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and sentencing［J］. Criminal law review，1993（14）：498-509.，這使得被害人有機會向法官告知犯罪對其造成的影響，從而在刑事司法程序中表達自己的聲音。2013 年10 月，英國政府發布《犯罪行為守則》，旨在將被害人置于刑事司法系統的首位。根據該守則，被害人有權要求在法庭上宣讀被害人影響陳述，法官在判決時應當考慮包括其在內的所有證據。

類似的討論同樣出現在英國量刑委員會的規則制定過程中。量刑委員會認為，判決是根據犯罪造成的傷害及犯罪者的角色性質決定的，因此，對被害人的影響是確定犯罪人刑罰的重要考慮因素，而量刑準則始終考慮到對被害人的影響，并確保在懲處犯罪方面發揮重要作用⑤About Sentencing［EB/OL］.（2020-03-29）［2021-03-29］. https://www.sentencingcouncil.org.uk//.。英國還賦予被害人相應的權利救濟措施。如果被害人對刑事法院的量刑結果不滿意且案件屬于強奸、搶劫等嚴重危害人身安全的犯罪，他們有權申請總檢察長審查之后呈交上訴法院。如果原判量刑較輕，上訴法院有權提高量刑。

總體而言，雖然英美法系被害人一般作為控方證人，而非訴訟當事人，但是，有罪答辯制度中被害人享有的權利，對于有罪答辯的結果產生實質影響，尤其是被害人影響陳述涉及的犯罪事實問題和量刑意見，對法官量刑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此外，英美法系國家有較為完善的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①蘭躍軍.刑事被害人人權保障機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72-96.，由國家對被害人遭受的損害予以補償，有助于被害人及早從犯罪被害中恢復。這些配套措施為被害人權利提供更充分的保障。

二、大陸法系認罪協商制度中被害人權利保護

在保護被害人權利方面，大陸法系認罪協商制度與英美法系有罪答辯制度有異曲同工之處。其中，德國、意大利和我國臺灣地區的認罪協商制度具有代表性。

（一）德國認罪協商制度中被害人權利保護

20 世紀70 年代起，德國司法實踐中自發產生了一種游離于法律之外的快速終結刑事程序的制度——認罪協商制度。該制度的產生迎合了司法機關處理經濟犯罪、環境犯罪等許多新型犯罪的需要，但是它僅僅是控辯審三方的私下交易。雖然許多學者提出批評，認為認罪協商制度不利于查明事實真相，有違公正審判原則，但是實務部門仍然采用這一制度。這種僵持局面一直持續到1997年，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確認了這種非正式協商的合法性，而且在認罪協商的價值認知上與英國立法者不謀而合，二者都聲稱有罪答辯可以保護暴力犯罪和性犯罪被害人（尤其是年輕被害人）免于在公開法庭上作證，以避免可能造成的二次傷害②《世界各國刑事訴訟法》編輯委員會.世界各國刑事訴訟法：歐洲卷（上）［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16：297.。經過 30 多年的實務發展和法律規制后，德國國會2009 年5 月通過《刑事訴訟認罪協商法律規則》，將認罪協商制度納入《德國刑事訴訟法典》。至此，德國認罪協商制度從“在野”的司法實踐轉變為“在朝”的法律規范。

雖然德國國會立法時明確表示要保護被害人權利，但從相關法律條款看，對被害人權利保護并未達到立法預期。被害人在認罪協商制度中被邊緣化③德國司法實踐中存在三種協商性司法，即附條件不起訴、處罰令程序和庭審協商。本文主要討論《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57c條規定的庭審協商制度。?！兜聡淌略V訟法典》第 257c條第3款規定，雖然被害人可以作為輔助起訴人出席法庭審理，就認罪協議表達自己的意見，但協商的最終成立只需要被告人與檢察官、法官三方合意即可，無需被害人同意④有關輔助起訴人的相關規定，參照《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395條至402條。。換言之，被害人不是認罪協商的主體，無權阻止認罪協商的實現。即使被害人作為輔助起訴人參加訴訟，也無權對根據協商合意達成的量刑判決提出上訴。因此，德國認罪協商制度從一開始就沒有將被害人納入制度設計的考量框架，這對被害人權利保護是不利的。

（二）意大利認罪協商制度中被害人權利保護

意大利1988 年修訂的《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典》增加了認罪協商程序，主要體現在第444 條至第448 條，規定認罪協商既可以由控辯雙方達成一致并經法院確認，也可以由一方當事人提起，并由法官征求另一方的意見。單從法律條文看，難以尋覓到被害人的身影，被害人在認罪協商程序中缺乏參與權。但是，《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典》第90 條規定了被害人的權利，賦予被害人廣泛的訴訟參與權，包括在訴訟的任何階段和審級中提交證據權。根據第444條第2款，法官必須審查認罪協商協議的實質合法性。只有法官根據材料認為當事人對犯罪行為的法律定性以及對有關情節的適用都正確且適用刑罰適當的時候，才會考慮接受認罪協商協議，并判決適用協議所提議的刑罰⑤《世界各國刑事訴訟法》編輯委員會.世界各國刑事訴訟法：歐洲卷（下）［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16：1707.。這里的材料，是指法官了解案情所需要的各種證據。根據該規定，在意大利，被害人可以通過向法庭提交證據的方式，對法官接受或拒絕認罪協商協議產生影響。該條還補充規定，如果設立民事當事人（主要是被害人），法官便不對控辯雙方協商所提出的刑罰作出裁決。之所以作出這種規定，主要是考慮到被害人補償問題。由于控辯雙方通過協議獲得雙贏的同時，忽略了被害人的利益，這樣規定可以使被害人以民事當事人身份在刑事法官認可協議之前維護自己的權利。

意大利1988 年修法增設認罪協商程序時，立法者曾期望有85%的刑事案件通過該程序和其他特別程序處理。但是，初期司法實踐中它們的適用率只有4%，直到2004 年才達到33%①陳超.比較法視野下的意大利辯訴交易制度［J］.人民司法，2014（19）：100-104.。這說明該制度在實踐中的運行效果不理想，沒有達到立法者的預期。為此，意大利2003 年對該程序進行修改，意圖通過擴大適用范圍，給予被告人更多的優惠，吸引被告人達成認罪協議，以解決沉重的案件積壓頑疾。據統計，2012—2013 年認罪協商程序適用率達50%左右②根據意大利最高法院統計，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普通程序一審審結案件為171637件，同期認罪協商程序一審審結案件為 89650 件，此數據在上一年度為87344 件。參見 G. Santacroce 的Relazione sull’amministrazione giustizia nell’anno，2013年，第103頁。。但是，這種單純本著提高訴訟效率的做法，勢必以犧牲被害人的利益為代價。因此，在意大利，被害人仍然步履維艱行走在認罪協商制度的路上。

（三）我國臺灣地區認罪協商制度中被害人權利保護

我國臺灣地區1997年在所謂“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一第1款增設偵查中的認罪協商制度，在簡易程序中引進了部分“量刑協商”制度。2004年增加“刑事訴訟法”第七編之一“協商程序”，正式確立了認罪協商制度，將量刑協商擴大到普通審判程序，該制度的目的包括提高訴訟效率、使被告更好地接受量刑和回復犯罪損害，協商事項包含被告對被害人損害賠償金的給付，以回復被告與被害人及社區的“和平”關系。

與美國有罪答辯制度不同的是，我國臺灣地區認罪協商程序嚴格限制適用對象和協商事項，它僅適用于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罪案件，不允許在重罪案件中進行協商。且協商事項限于一定范圍的量刑，即科刑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宣告緩刑、對被害人的補償和對社會的補償。但是，該程序比較注重保障被害人的參與，主要包括兩個方面③劉學敏.臺灣地區認罪協商程序的引入及實踐成效分析［J］.臺灣研究集刊，2016（6）：19-26.。第一，協商程序的發動，應當征詢被害人的意見，但并非取得被害人的同意。對此，臺灣地區的學者認為，如果將“征詢被害人意見”規定為一種強制性做法，將嚴重影響認罪協商程序的適用效果④蔡清游.刑事訴訟協商程序實務探討［J］.司法周刊，2004（1194）：115-120.。這也是很多國家將被害人排除在協商程序啟動主體之外的主要緣由。從實務看，被害人的意見并不對檢察官產生強制拘束力。但是，如果被害人明確反對，檢察官會謹慎處理。第二，檢察官就向被害人道歉和支付賠償金事項與被告協商，應當取得被害人同意。此時，被害人作為協議的一方主體，若不接受道歉或者對賠償金的數額不滿意，則意味著無法達成協議。如果協商達成合意，法院應當將協議內容記載于筆錄或判決書中，且可以申請民事強制執行。該規定為被害人獲得充分賠償提供了保障?？梢?，我國臺灣地區認罪協商程序中被害人權利保護優于德國、意大利。

從德國、意大利和我國臺灣地區認罪協商制度來看，被害人仍然處于該制度的邊緣地帶。相較于我國臺灣地區，德國和意大利的被害人幾乎不能對協商過程產生實質影響。盡管立法者一再聲稱要保障被害人權益，防止其“二次被害”，但是，相關法律規則卻很少能找到被害人的身影。被害人已然成為一個雙重失敗者，他們既輸給了罪犯，又輸給了一個剝奪他們參與權的制度。

總體而言，在被害人權利保護方面，盡管兩大法系國家（地區）存在差別，但是在程序設計上都重視被害人權利保護，具體包括兩個方面。第一，被害人意見始終是協商程序啟動的重要參考因素。這一點在英美法系有罪答辯制度中尤為明顯，美國聯邦立法不僅賦予被害人對有罪答辯的知情權和陳述意見權，某些州還強制要求檢察官在啟動答辯之前必須與被害人進行協商，在程序上給予被害人充分的尊重，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被害人心中的不滿和報復情緒。第二，兩大法系都比較注重保障被害人獲得賠償權、補償權。無論英美法系的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還是德國的“對被害人作補償”制度、意大利的民事先于刑事或我國臺灣地區以被害人同意為前提的賠償協商，都體現了對被害人獲得民事賠償的重視。

相比較而言，英美法系有罪答辯制度對被害人權利保護優于大陸法系認罪協商制度，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從被害人參與量刑的角度看，英美法系被害人有權在判決之前就犯罪所造成的影響向法官陳述意見，從而對法官選擇接受或拒絕有罪答辯協議產生實質影響。另一方面，相較于大陸法系，英美法系賦予被害人對有罪答辯不服的司法救濟權。美國允許被害人通過申請強制命令書的方式重新啟動認罪答辯和量刑程序，英國上訴法院有權對被害人不滿意的特定案件提高量刑。這些措施說明英美法系有罪答辯制度雖然以效率為價值導向，但是也為被害人提供了參與和救濟渠道，更加重視被害人權利保護。之所以造成上述差別，主要原因在于英美法系實行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更加強調正當程序，強化個人權利保障。而大陸法系實行職權主義訴訟模式，更加追求實質真實，甚至不惜一切代價查明案件真相，嚴格限制認罪協商的適用對象和適用條件等，同時，通過適當限制被害人參與，在公正與效率之間維持艱難平衡。另外，大陸法系認罪協商制度確立時間稍晚，制度運行條件和法律環境尚須進一步完善。立法者在制定認罪協商制度初期，往往希望借助該制度快速解決國內大量刑事案件積壓難題，側重于提高制度適用率和司法效率，而忽視訴訟參與人尤其是被害人權利保護。隨著司法實踐中加強被害人權利保護的呼聲日漸高漲，被害人在認罪協商制度中的地位逐步提高是必然趨勢。俄羅斯、日本、意大利等大陸法系國家不斷借鑒吸收英美法系有罪答辯制度的合理因素，加強認罪協商案件被害人權利保護。筆者認為，兩大法系國家（地區）這些有益做法，對完善我國認罪認罰案件被害人權利保護具有借鑒價值。

三、兩大法系認罪案件被害人權利保護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傳統上屬于大陸法系國家。主流觀點認為，我國刑事訴訟模式具有職權主義乃至強職權主義特征?！吨腥A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五條規定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吨腥A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條規定，刑事訴訟的首要任務是查明犯罪事實，偵查終結、提起公訴或不起訴的證據標準，以及定罪的證明標準都要達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決定了我國刑事訴訟始終堅持發現實質真實的理念，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法院在刑事訴訟中負有發現實質真實的義務，應當堅守司法公正，兼顧訴訟效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價值核心是在保證公正的情況下，追求效率的最大化，而不能一味追求高適用率。在這方面，我國適當限制被害人對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的參與，與大陸法系認罪協商制度是相通的。立法雖然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建構中對被害人權利保護做了一定考量，賦予其一定參與權，但是總體上還不能體現被害人的訴訟當事人地位，被害人存在被邊緣化問題，這主要表現在被害人知情權有限、法律幫助權缺失、量刑參與權缺乏、損害賠償獲得率低，以及權利救濟措施不足等方面。借鑒兩大法系認罪案件被害人權利保護的有益做法，筆者認為，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有效實施，應當保障被害人的底線權利，從而保證被害人實質、有效地參與認罪認罰從寬程序。具體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獲得知情權

知情權是被害人參與認罪認罰案件的前提。只有充分了解認罪認罰案件的進程及與案件相關的各種程序性事項，被害人才有可能維護自己的權利，積極參與認罪認罰協商過程?！吨腥A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2 款中規定檢察機關的權利告知對象僅限于犯罪嫌疑人，遺忘了被害人。然而，實踐中并不是所有被害人都了解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相關規定及法律后果，檢察機關聽取被害人意見并不常見。有學者對H省Z市法院的調研結果顯示，在2017年有被害人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實際參與認罪認罰案件的比例只有10.22%，即便該比例在2018 年上半年有所提升，也僅占到11.16%①張素敏.被害人參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困境與出路——以H 省Z 市兩級法院司法適用現狀為樣本［J］.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20（1）：32-39.。這意味著絕大多數被害人并未參與認罪認罰從寬程序，更遑論行使相應的權利?！睹绹缓θ藱嗬ā芳敖^大多數州憲法規定了被害人的知情權。為此，筆者建議，為確保被害人能夠及時了解認罪認罰案件，應當明確司法機關的告知義務，包括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后所采取的處理程序以及相應的法律效果，被害人在每個訴訟節點所享有的權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和悔罪的態度，以及影響檢察機關量刑建議的其他因素等。如果被害人認為知情權、陳述意見權等程序性權利受到侵犯，有權向同級或者上一級檢察機關申訴、控告。同時，應當明確相應的程序性違法后果，司法機關沒有履行告知義務的，應當受到相應的程序性制裁，包括有關訴訟行為無效。

（二）獲得法律幫助權

《聯合國被害人人權宣言》第6 條（c）規定的援助包括法律援助，尤其是律師的法律幫助。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增加值班律師制度，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免費法律幫助。而作為“刑事上的對立者”——被害人的法律幫助問題再次被遺忘。事實上，被害人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并不總是一致的，在很多情況下，被害人有獨立的利益訴求。筆者調研發現，47.82%的被害人非常想得到律師的幫助，40.58%的被害人在必要時想得到律師的幫助，7.24%的被害人認為是否有律師幫助無所謂，只有極少數人選擇從來不想得到律師幫助。而當問到如果國家免費為被害人安排律師提供服務，被害人想得到怎樣的幫助時，被調查者對于各個備選項都有選擇。其中，表示希望律師提供法律咨詢的占85.02%，希望律師可以幫助調查收集證據的占61.84%，希望律師能夠陪同詢問的占57.49%，希望律師向公安機關了解情況的占53.14%，還有52.17%的被調查者希望律師向公安機關提出案件處理意見②蘭躍軍.偵查程序被害人權利保護［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252-287.。

有學者認為，刑事訴訟法制定、頒布和實施的最主要目的是保護公民私權利不受公權力侵害③陳瑞華.刑訴法：一部民權法，而非治民法［N］.南方周末，2011-09-08（31）.。被害人律師幫助權包括提供法律咨詢、閱卷權、陳述時在場權、調查取證權、代理申訴、控告，以及提出意見權等，保障被害人權利得以有效實現。為此，筆者主張將值班律師的幫助對象擴大到被害人。同時，借鑒美國無效辯護制度和德國排除辯護人制度，對值班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的有效性制定可操作的檢驗標準和程序救濟機制，明確侵犯被害人律師幫助權的法律后果，從而保障被害人獲得有效的法律幫助。

（三）獲得量刑參與權

在認罪認罰案件中，由于被告人認罪而使得定罪已無實質爭議，量刑成為核心問題。為了保障被害人的程序參與權，有學者主張被害人有權對量刑發表意見，甚至賦予被害人獨立量刑建議權，以實現對被害人的程序正義④李建東.認罪認罰從寬案件被害人獨立量刑建議權的實現［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6）：45-50.。該觀點值得肯定，但是從司法實踐看，認罪認罰案件絕大部分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都未出席庭審，也未向法庭當面陳述量刑意見。再加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一條規定認罪認罰案件中法院一般應當采納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在此種情形下，要使被害人的量刑意見對法院判決產生實質影響，可謂異常艱難。

為此，筆者主張引入英美法系的被害人影響陳述制度，加強認罪認罰案件被害人的量刑參與權。被害人影響陳述的內容包括犯罪行為給被害人及其家庭造成的物質和精神損失，以及對檢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議的意見。在依法告知權利的前提下，被害人自愿決定是否進行當庭陳述，以實現對被告人準確裁量刑罰。這樣，通過被害人參與量刑過程，讓他們表達心中的不滿和痛苦，疏導和緩解他們的情緒。還有的學者主張賦予認罪認罰案件被害人獨立上訴權，有助于被害人進行自我救濟。筆者認為，該主張雖能更好地保障被害人權利，但是，它可能有悖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立法初衷，從而妨礙該制度旨在提升訴訟效率、解決案多人少司法困境目的的實現。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規定，被害人對量刑結果不服，有權申請同級檢察機關提出抗訴。此外，被害人還可以通過申訴啟動審判監督程序獲得救濟。

（四）獲得賠償權與獲得補償權

據統計，在認罪認罰案件中，被告人賠償被害人損失并獲得被害人諒解的情形，僅占到35%左右①李勤，費元漢，黃丹丹.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被害人的地位研究——被害人加入博弈的規則建構[C]//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與刑事審判問題研究——全國法院第30 屆學術討論會獲獎論文集（下）.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國家法官學院科研部，2019：983.，實踐中被害人獲得賠償率低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雖然《認罪認罰指導意見》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反復要求辦案機關積極促進當事人和解、諒解，賠償被害人損失，并將其作為量刑從寬的重要考慮因素，但具體實施效果猶未可知。而且被告人不賠償被害人損失，也不影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因此，筆者認為，借鑒我國臺灣地區做法，檢察機關啟動控辯協商程序，聽取被害人的意見，但是如果協商事項涉及向被害人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應當取得被害人同意。對于那些“能賠而不賠”的犯罪嫌疑人，檢察機關不僅應當減少從寬的幅度，而且應當將其明確寫入量刑建議，從而將犯罪嫌疑人退賠、被害人諒解與從寬幅度直接掛鉤。法院在庭審中對該情況進行審查，對被告人應該賠償的部分，仍然應當判決賠償。鑒于實踐中許多被告人缺乏賠償能力，兩大法系國家（地區）都建立了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對那些因為犯罪行為而遭受損失的被害人及其家屬給予補償。在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中，廣州市增城法院針對人身傷害、財產損害兩類案件規范了被害人參與機制，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得到中央政法委的肯定和推廣②陳國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司法適用指南［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20：8.。我國從20 世紀90 年代試點推廣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對生活陷入困境的被害人給予一次性經濟資助，幫助許多被害人及其家庭擺脫被害后的生活困境。但是，由于救助對象和救助條件不夠明確、救助標準和救助數額不統一、救助程序不完善、救助機構多元化等，導致救助效果有待進一步提高。結合我國正在實施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和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筆者認為，待條件成熟時應探索建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從救助走向補償，充分保障認罪認罰案件被害人獲得國家補償權。

四、結 語

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經歷了從私力救濟到公力救濟，再到重新發現的過程。隨著恢復性司法在世界范圍內興起，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應迎合這一趨勢，在被告人權利保護和被害人權利保護之間保持動態平衡。強化認罪認罰案件中被害人權利保護，保障被害人合法權益，不僅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有效實施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實現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