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侗族傳統農業與生態知識的文獻梳理

彭 慶

關于侗族傳統農業與生態知識的文獻梳理

彭 慶

（吉首大學 歷史與文化學院，湖南 吉首 416000）

侗族傳統農業是侗族人民與所處自然生態系統長期磨合并適應的產物，在侗族地區生態、生計和生命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文章對侗族傳統農業的保護與發展、侗族傳統農業的生態智慧和生態安全、侗族稻魚鴨共生體系的相關文獻進行梳理，從中揭示侗族傳統農業在當今社會發展中的價值。

侗族；傳統農業；稻魚鴨共生體系；農業文化遺產；生態知識

侗族是我國南方少數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黔、湘、桂三省山地區域，其村寨與苗、瑤、土家等民族犬牙交錯比鄰而居。相對于許多喜歡居住于山麓和山頂區域的少數民族而言，侗族村寨生計最大的特色是具有高度的親水性文化，多數侗寨都沿溪而建，可以說侗族文化的核心便是圍繞在“水”而展開的。楊庭碩、楊成認為，侗族在習慣法“侗款”的規定下，一般將村寨置于河谷盆地區，并將村落的稻田、魚塘、河網和各種水利灌溉設施集中設立在此一地區。通過漁稻并作，侗族發展多樣并存的生產、生計活動，維持生態系統的多樣性[1]。

就農業而言，侗族主要的農業生產就是各個品種的水稻。貴州位于云貴高原東緣，缺平原，土地難以蓄水，但是這并不影響貴州境內包括侗族在內的少數民族對稻作的熱情。如乾隆年間的《貴州通志》《卷七苗蠻》[2]載：“食惟糯稻，舂甚白。炊熟必成團，冷食佐食惟野蔬。無匙箸，皆以手掬?！钡拦饽觊g貴州《廣順州志·食貨志》載：“稻有紅殼糯、牛毛糯、老鴉糯數種，須膏腴田始可種，收成較晚，用作酒極醇。又用作糍食有米花、米月、穿狡各種，亦精致。粘谷、亦有紅粘、白粘、紫莖粘，專做飯，若作酒則味淡。又有晚稻，略似糯，收亦較遲，可作酒而遜于糯稻?！边@些史料文字，說明了貴州少數民族稻作文化的悠久性與稻作種類的豐富性。

一 侗族傳統農業的發展與保護

傳統農業系統是農民、牧民、漁民和森林居民在與所處自然生態系統長期磨合過程中的產物。這些獨特的農業體系，直接體現了農村綠色經濟、文化多樣以及他們與自然生態環境的深厚感情，應該受到保護和傳承[3]。

鑒于侗族豐富的稻作文化，侗族稻作受到諸多領域學者長期重視。楊筑慧在《侗族糯稻種植的歷史變遷——以黔東南黎、榕、從為例》認為，侗族農業的歷史發展主要經歷種植糯稻秈稻不同品種的兩個階段：一是種植糯稻為主；二是民國成立后由于政府主導“糯改秈”，致使糯稻種植面積大幅減少[4]。龍初凡、孔蓓在《侗族糯禾種植的傳統知識研究——以貴州省從江縣高仟侗寨糯禾種植為例》一文中提出，侗族糯稻耕作傳統知識技術反映了侗族人民的生態智慧，體現了侗族人民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文化意識[5]。王衛紅、吳大旬在《論清代侗族地區農業的發展》中認為清代侗族地區農業發展快速，其中的經驗可以為今日的可持續發展農業戰略提供參考[6]。上述相關的研究從侗族農業歷史著手，指出當前所謂的“侗族農業的現代化模式”事實上帶給侗族農業生產諸多不良影響和負面效應，從而肯定了侗族傳統農業知識在當今可持續發展戰略中的作用和價值?？傊?，相關的研究成果增進我們對侗族傳統農業的認識，推動侗族傳統農業的保護、創新和利用。

由于現代化農業和城鎮化思潮在我國的快速推進，傳統農業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和影響。一些學者對時下侗族傳統農業面臨的困境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應對的策略和保障。如張凱、閔慶文、許新亞在《傳統侗族村落的農業文化涵義與保護策略——以貴州省從江縣小黃村為例》中指出，侗族村落位置與其農業生產習慣相關。然而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量人口遷出，侗族傳統村落面臨保護和發展的雙重問題。應對的方法就是將村寨視為傳統農業文化系統的一部分，注重人、村寨、生計活動與生態整體性的保護[7]。崔海洋在《從侗族傳統生計看現代農業內涵的不確定性——黎平縣雙江鄉黃崗村個案研究》指出，如今傳承和保護侗族傳統農業的最大問題，就是西方發達國家在農業生產推廣過程中，以農產品出口補貼方式針對發展中國家進行不合理競爭。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就是，首先需要加強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抵制發達國家不合理的農業補貼政策；其次就是加強傳統農業與現代科學技術的結合，推動傳統農業的創新，提升本土農業的價值和質量。只有從這兩方面突破，“三農”問題的解決才能找到正確的出路。就侗族傳統農業而言，地方農業復興方能成功[8]。楊安華、楊庭碩、粟應人在《侗族傳統農業倫理對發展畜牧業經濟的制約》中提出，侗族傳統“以糧為本”“稻魚結合”“稻林兼營”的農本思想為基礎的所形成的農業經濟倫理，對侗族畜牧業經濟發展具有高度的制約力。要破解這種制約，需要采取避開傳統農業經濟倫理的障礙，弱化傳統農業經濟倫理，促進新農業經濟倫理的成熟和發展，取代舊的傳統農業經濟倫理[9]。羅康隆立足于社會制度的層面，對傳統農業的保障舉措進行了分析，在《傳統生計的制度保障研究——以侗族稻作梯田建構為例》一文以貴州省黔東南自治州侗族地區的梯田稻作耕作為研究個案，提出任何一種民族生計行為在背后都有一套特定的社會制度來支撐，梯田稻田耕作系統在侗族地區是一項既費力又費物的大工程，為此需要依靠具有可持續性的“社會制度性保障”來實現其耕作模式。羅康隆提出，侗族的梯田稻作建設制度模式，不僅有效地保持了稻作梯田的合理利用，還維護了“社區公益合作”的文化傳統，保障侗族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10]。

綜上，縱使現今對侗族傳統農業的研究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重視，在侗族傳統農業的挖掘保護和創新利用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特別是在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挖掘和保護上，有了新的突破和創新。但由于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加上受到工業文明負效應的長期影響，人們對侗族傳統農業體系的認識還是帶有較多的偏見，認為這是一種低產量的傳統耕作體系，難于實現單位面積數量高產的目標，遲早要被現代化農業所替代，這顯然是一種錯誤的認識。為此，需要成功擺脫這種認識觀念的錯誤，從根本上認清侗族傳統農業的生態智慧和生態效益，才能有效推進我國傳統農業的創新發展。

二 侗族傳統農業中的生態智慧與生態安全

不同民族文化的生態智慧和生態安全，均是整體人類生存進化發展的偉大成果，是人類適應和控制環境的能力的文化結晶[11]。

楊庭碩對侗族傳統農業系統的抗旱能力和生態價值進行了分析，在《論侗族梯田經營化解氣候風險的潛力》一文中提出，侗族在稻作生產活動中并行種植多種糯稻品種是一種抵抗氣候風險的群體智慧。由于不同糯稻品種的生長期和抗旱性相異，加上梯田的水源大多數來自于山上的井泉水，天氣變化對井泉水水溫的影響甚小。在這種有利條件下，種植傳的統糯稻較不易出現爛秧[12]。崔海洋、張琳杰在《侗族梯田構建智慧與生態安全》中認為，梯田是侗族人民與居住地生態系統長期磨合所形成的生態農業形式。在梯田開發過程中，侗族積累了豐富的本土生態知識。這些知識在現代化進程下，侗族梯田的技術體系對今天的生態文明建設具有極大的參考意義[13]。另外，崔海洋等在《侗族傳統稻作模式流變對農業面源污染的影響》一文中探討了侗族傳統農業在應對工業化肥、農藥以及水體自凈、防治農業面源污染等方面的生態價值，指出侗族稻作技術除了保障自身農業產出的穩定，更有維護長江、珠江上游生態環境的重大意義[14]。劉宗碧、唐曉梅在《農耕文明背景下的侗族水資源觀和生態意識》一文中指出，侗族人民一直以來重視對水資源的管理、保護和利用，以此為基礎，形成了侗族相應的生產生活的行為規范，同時形成了侗族獨特的宗教文化、禁忌習俗、日常規范的重要內涵，形成了侗族在水資源保護的理念和文化與生態協同進化體系。侗族文化生態觀所具有的生態知識、技術體系和價值觀，對當前侗族生態安全實踐具有重要的價值[15]。

以上研究立足于生態民族學的視角，提出了侗族傳統農業與所處生態環境的良好兼容，形成了獨特的生態價值效果。而這樣的農業生產模式和技術體系有助于我國侗族地區的生態安全和食品安全工程，理應得到傳承、保護和利用。

在侗族地區，不管是水資源管理還是有機肥的利用，都充分展現了侗族居民利用本土資源的能力與智慧。正如美國土壤學家富蘭克林·金（FranklinKing）在《四千年農夫——中國、日本和朝鮮的永續農業》一書中所說的那樣，中國幾千年來土地之所以越種越肥，主要是農民充分利用了糞便等有機肥。為此，有效利用有機肥在農業生產中的價值，在應對全球糧食危機和糧食安全中應該可以發揮更重要的作用[16]。為推動侗族傳統農業的生態智慧價值，有學者對侗族傳統農業的未來發展提出了積極性的建議。其中，羅康隆等在《論侗族民間生態智慧對維護區域生態安全的價值》一文中認為，與漢族的生計模式一樣，如今生活在黔桂湘毗鄰地區的侗族村落的生活方式大多是以固定農田的水稻耕作為主。然而，從歷史發展的過程來看，侗族與漢族則完全不一樣，特別是所處的自然生態系統與漢族也完全相異。正因為如此，侗族在其民族文化的規約下，形成了本民族獨特的生計生態生命理念，同時也構成了侗族適應于所處自然生態環境的獨特方式。通過其文化和生態的長期互動，侗族文化與所處自然生態系統有效地實現了二者的和諧共存，相互兼容，進而也有效地維護了侗族地區的生態安全[17]。羅康智在《提升侗族傳統農業碳匯積累的創新模式研究》中分析了碳匯積累的主題，他認為在現今追求低碳生活的思潮中，要想辦法通過推廣侗族傳統農業來提高碳匯積累，更要立足于新的視角和視野去挖掘和認識侗族傳統農業的時代價值[18]。另外，羅康智等在《論侗族傳統生計對水環境優化的價值——來自黔東南侗族社區的個案分析》中提出，要做到侗族傳統農業、傳統生計有效結合于現代工程科學技術，那么侗族的水資源保護就會做到事半功倍?？梢砸远弊鍌鹘y農業的生態智慧為出發點，為當地社會提供一套有效緩解水資源安全問題的民族文化對策[19]。楊增輝在《民族文化對不同環境適應成果的表達》一文專門對廄肥進行了研究。該研究認為，對廄肥的認識、處置和應用是侗族在歷史中累積的農業經驗結果，是不同文化適應自然環境的本土生態知識、技術和技能智慧成果。侗族鄉民對不同牲畜糞便的高效利用，發揮了廄肥在農業使用上的多種功能[20]。

綜上，侗族傳統農業體系擁有豐富的生態智慧。這些生態智慧是侗族人民與所處自然生態系統長期互動的結果，是侗族人民在適應其獨特生態環境中形成的一種獨特知識技術體系。如果能有效地創新利用這些知識技術體系，對當下侗族地區的生態文明建設就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同時對我國其他民族地區的生態文明建設也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三 侗族傳統農業的個案研究——稻魚鴨共生體系

中國是有著豐富的傳統農業知識的農業大國，要倡導生態文明，需要思想觀念上的大轉變，重建人與自然和諧共融的生態文明理念。為此，增強人們對“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再認識，重視“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創新和利用，有利于發揮其在鄉村振興和生態文明戰略中的重要作用。

近年來，學界對侗族傳統農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稻魚鴨共生體系”的挖掘、保護和利用這一個案研究上。閔慶文在《侗族地區“稻魚鴨”復合系統是具有重要意義的農業文化遺產》中指出“我國侗族地區廣泛實行的‘稻魚鴨’共生系統歷史悠久、內涵豐富、效益顯著，同樣具有重要的保護價值，應當受到人們的重視”[21]。滕榕在《基于稻魚鴨系統的農業景觀生態保護策略——以侗族聚居區為例》中提出，水稻耕作是侗族的主要農業生產模式，在侗族傳統文化和稻作耕作不斷磨合的情況下，形成了侗族獨具特色的稻魚鴨共生體系。稻魚鴨共生體系擁有生態維護價值，不僅確保了稻作生產，而且維護了生態環境并促進民族文化的發展[22]。賀建武在其博士論文《黔東南農業文化遺產地“稻花魚”資源利用的傳統知識研究》中認為，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從江縣侗鄉的“稻魚鴨復合農業系統”作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在維護當地生態安全、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維持當地人的生計福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具有顯著的社會、經濟和生態價值[23]。胡牧在《從“稻鴨魚共生”結構看侗族的生態智慧》一文中提出，侗族稻魚鴨共生體系這種傳統農業不僅擁有其特色鮮明的地方性知識，而且還是一種寶貴的而且具有較高生態智慧的重要農業文化遺產[24]。

圍繞侗族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的結合方面，周丕東等在《傳統循環農業實踐與本土創新——以侗族稻魚鴨農耕系統為例》一文中認為，侗族稻魚鴨共生體系是侗族地區傳統循環農業的地方實踐和本土創新，具有重要的生態、生計和生命價值，對我國當代農業的推進具有極大的參考意義[25]。隨著我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不斷挖掘和利用，越來越重視農業文化遺產的本土發展模式。就侗族稻魚鴨共生系統的發展模式，王宇豐在《侗鄉稻魚鴨系統的自我存續之道》中提出了黔東南侗鄉稻魚鴨共生系統遵循“生物特性→象征意義→文化需要→內生動力”的邏輯，尊重侗族文化中將魚視有生殖、團聚、富裕、吉祥和避邪等多重意義的文化傳統，建立其以系統內力為主導的作用模式的“黃崗模式”（指貴州省黎平縣黃崗村為參考的模式）從而有助于提出更有效的保護策略[26]。

另有學者基于生態民族學視角，進行田野調查，提出了稻魚鴨共生體系的生態、生計與生命特征。其中田紅、麻春霞的《侗族稻魚共生生計方式與非物質文化傳承與發展——以貴州省黎平縣黃崗村為例》一文，主要利用民族學田野調查研究方法，圍繞稻魚鴨共生體系在侗族生態生計和生命中的價值與定位，提出侗族地區稻田里的稻、魚、鴨不僅是侗族重要的生活來源，更是侗族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要實現侗族傳統文化的傳承與保護，最好的辦法就是將稻魚鴨共生體系這一傳統生計模式，置入侗族生態環境之內，加以傳承、保護和利用[27]。戴宇、雷凱在《民族地區農業文化遺產的就地保護——以侗族的稻魚鴨共生系統為例》中認為，侗族稻魚鴨共生體系是侗族人民與所處自然生態環境長期磨合后所形成的產物。田野調查還發現，相對于建立種子基因庫，稻魚鴨共生體系這種傳統農業體系對糯稻品種的保護更加有效。它不僅實現了糯稻品種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協同演化，同時還提高了侗族人民對這一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的信心[28]。羅康智在《掩藏在大山深處的農藝瑰寶——以侗族傳統稻作農藝為例》一文中認為，稻魚鴨共生體系這種傳統農藝不僅有非常高的經濟價值，而且還擁有非常好的生態價值。就是在高度工業化、城市化的今天，他依然具有無可比擬的合理性和可持續發展性?，F今這一傳統農業所面臨的困境，那是在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相際經濟背景下的結果，在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時空場域肯定有其必然的結果，但面臨的困境不能影響侗族傳統農業本身具有的價值，為此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否定侗族傳統農業存在的合理性和價值性[29]。

上述研究分析了稻魚鴨共生體系這一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在侗族生態、生計與生命互動中的價值和作用，這體現了生態民族學這一學科在挖掘、創新、利用農業文化遺產研究領域的獨特價值，也強化了生態民族學在社會發展中的應用。

自2002年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重視“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以來，得到了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積極響應。特別是中國，在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申報工作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近年來，我國中央政府每年的“1號文件”都是圍繞“三農”問題而展開，而且多次提到了對“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申報、創新和利用。侗族以稻作為主要糧食作物的農業生計模式，進一步發展出侗族稻魚鴨共生體系，成為我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在侗族的農業生計與生態永續利用中，以有機肥為主的施肥技術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共同構成侗族生態與生計循環利用永續發展的基礎，成為侗族人民與所處自然生態系統長期磨合并適應的獨特知識技術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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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12

國家民委生態民族學研究基地開放基金項目“農業文化遺產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價值研究”（項目編號20JDZB039）。

彭慶（1994－），女，湖南永州人，吉首大學歷史與文化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生態民族學。

C952

A

1673-2219（2022）02-0053-04

（責任編校：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