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見楊維楨晚年墨跡《壺月軒記》析疑

顧工

楊維楨（1297—1370）是元末具有特殊風格、重大影響的文學家和書法家。他的傳世墨跡總量不多，大部分已經進入世界各地的博物館，近二三十年來公開拍賣的楊氏真跡唯《橘洲燕集詩軸》《元夕與婦飲》《贈裝潢蕭生顯序》三件而已。2021年6月，由日本回流的楊維楨《壺月軒記》在保利春拍露面，成交價刷新了楊維楨作品的紀錄，同時也引起了一些質疑。本文就大家關心的幾方面問題作一討論。

一、中日名家遞藏

《壺月軒記》冊頁共十開，黃箋本，其中楊維楨墨跡五開，元人題詠五開，每開縱33厘米，橫25.5厘米。冊頁封面有清人盛昱題簽：“楊廉夫壺月軒記。元賢題詠附，郁華閣藏?！薄?〕郁華閣為清宗室文人、晚清著名藏書家盛昱（1850—1899）的齋號。錦套上鈐蓋日本著名書畫收藏家、澄懷堂主人山本悌二郎（1870—1937）印章五方：“二峰寶此過于明珠駿馬”“二峰寶笈”“香雪書屋書畫印”“二峰平生心賞”“二峰鑒藏法書名畫之印”。外配有木盒，盒蓋上是日本近代著名漢學家長尾甲（1864—1942）題簽“元楊廉夫壺月軒記”。以上題字和鈐印揭示了這件作品在近代的流傳過程。（表一）

在《壺月軒記》冊尾，有近代著名學者羅振玉（1866—1940）兩段長跋。羅振玉曾在偽滿政府任職，政治上有污點，但其學術貢獻是得到公認的。他收藏極富，《貞松堂藏書畫目》著錄藏品中，就有楊維楨兩件墨跡：《如心堂記》和《橘州燕集詩軸》。此外，《張氏通波阡表》也是羅振玉舊藏（卷后有“羅振玉印”“雪堂珍秘”二?。?，故他對鐵崖書法甚為熟悉，有足夠的鑒別力。題跋第一段記載了該冊頁曾由清末藏書家盛昱收藏、后來流入日本的經過。第二段跋文中評論“鐵史書如出海珊瑚，懸崖霜柏，光瑩四照，柯干峭拔”，絕對是鶴立雞群的存在。羅振玉跋于宣統丙辰（1916），《壺月軒記》已在日本收藏家山本悌二郎手中。該冊頁曾于20世紀20年代在日本公開展出。日本書法家西川寧回憶：“大正（1912—1926）末年，我的學生時代末期，《大東美術》舉辦的元朝書畫展覽會在上野的美術學校俱樂部開展。我在那里看到了《壺月軒記》?！薄?〕

山本悌二郎去世之后，《壺月軒記》并沒有進入他創始的澄懷堂美術館，而輾轉為日本書法家青山杉雨（1912—1993）所得。中國臺灣篆刻家王壯為的篆刻集中收錄了1975年刻“白云堂”印，邊款云：“青山杉雨先生近得楊鐵崖壺月軒記真跡，喜以名齋，屬為刻此。壯為，乙卯?！薄?〕為什么刻“白云堂”??？只因《壺月軒記》末尾鈐蓋“九山白云”，表明楊維楨生活于九峰三泖的松江。除此之外，青山杉雨還收藏了一件楊維楨重要墨跡《張氏通波阡表》，并刻“獲廉齋”（楊維楨字廉夫）印鈐蓋其上，后來捐贈給東京國立博物館。

可見，楊維楨《壺月軒記》從盛昱到山本悌二郎，再到青山杉雨的流傳經過是清楚的，而且有長尾甲、羅振玉兩位大學者的加持，從無異議。這件作品最早刊印于日本《書道全集》第19卷（平凡社，1932），以當年的黑白圖片與冊頁現狀對比，發現蟲蛀痕跡幾乎沒有增加，這一百年來的保存狀況非常之好。至于作品上缺少明代和清代前中期的收藏印鑒，這在古代書畫收藏中是常見的現象，很多收藏者無意在藏品上通過鈐印、題字等方式留下痕跡。

二、鐵崖最晚期書法

楊維楨字廉夫，號鐵崖山人、鐵笛道人、抱遺叟、東維子等，紹興諸暨人。他是二甲進士出身，這在元代漢人知識分子中間實屬稀有。但因性格耿介、為民請命而得罪上司，仕途三起三落，六十歲后授江西等處儒學提舉，以兵亂不赴，于至正十九年（1359）移居松江（今上海市），直至明洪武三年（1370）去世。他晚年寓居松江的十一年，是他書法藝術的成熟期和高峰期。他存世書跡中近八成是書于松江的。

根據筆者持續十幾年對楊維楨的研究，以及目鑒過許多鐵崖真跡的經驗，加之在拍賣預展現場反復觀察了《壺月軒記》的書法細節以及紙、墨、印泥特點，判斷此件為真跡無疑。

《壺月軒記》自署書于“己酉春二月花朝”，即明洪武二年（1369）二月十五日，比同年所書《夢游海棠城記卷》（天津博物館藏）還要晚一個月。雖然是去世前一年之作，但《壺月軒記》的線條彈性十足，神采煥發，毫無衰頹之象。這是因為，古稀之年的楊維楨身體一直較好。宋濂說他“晚年益曠達，筑玄圃蓬臺于松江之上，無日無賓，亦無日不沈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歌《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之”〔4〕。這種生活狀態說明楊維楨絕非一位身體羸弱的老人。

查洪武二年（1369）楊維楨的行蹤：正月十二日，率弟子訪張麒三味軒;春，赴常熟訪虞伯源;八月，書《畫沙錐贈陸穎貴筆師序》;十二月，應召赴金陵修禮樂書。這些頻繁外出活動也能證明他的健康狀況。至于次年（1370）五月，楊維楨因肺疾去世，與他修書積勞成疾，沒有得到及時醫治有關。

楊維楨的書法，早年學趙孟頫，后來學歐陽詢和章草，逐漸形成了恣肆張揚的獨特面貌，在中國書法風格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國藝術自古就有抒情寫意的傳統。楊維楨發揚了這一傳統，成為元代后期書風變革的關鍵人物。他的文藝觀念深受元代復古思潮的影響，在“宗唐復古”的旗幟之下，于詩歌獨推“詩鬼”李賀的瑰奇險怪的審美。鐵雅詩風、鐵崖書風，風格鮮明，意象獨具，其實殊途同歸，都是他個人情性的外化。其書法具有強烈的自我表現和感染力，在元末書壇堪稱大家。

在書體形式上，楊維楨把章草筆法融入行草書，形成了諸體雜糅、奇姿異態的嶄新風貌，開創了“破體”章草的先例。楊維楨晚年作品有很多章草元素，但沒有一件是純粹的章草，大多是章草與行、草字形混用。章草在全篇中所占比例不等，有時達到五成以上，有時僅占一二成。章草的特點是字字獨立，筆短意長，具有隸書的波磔筆法。如果上下字牽連，就是行書和今草的寫法了。鐵崖章草大多字字獨立，同時也會出現上下二字的牽連，偶有三個字的牽連。這一現象在《壺月軒記》中表現明顯，行書、章草混雜，長線條的運用和較大的提按變化，令他的章草書呈現出一種奇特的個人面貌。楊維楨身邊的晚輩，如宋克、楊基的書法，都受到他這方面的影響。81CB8A0A-35CA-4DCA-98CF-F82A27509242

以章草與行、草雜糅運用，楊維楨并不是突發奇想，而是有其歷史根據。這個根據來自王羲之書法和唐人的“破體”理論。王羲之尺牘墨跡大多是楷、行、草三體雜糅，當時書體界限還沒有后世那么分明，王羲之是依據已經成熟的楷書、草書來構建行書的技法規范。元人陸友說：“趙子昂學士嘗以皇象章草與王右軍參考，十得八九。蓋右軍草書，本出于此?！薄?〕趙孟頫認為王羲之草書來源于章草，二者有著天然的血緣關系，自然也不存在明顯的鴻溝。楊維楨中年以前的書法以楷書、行書為主，晚年涉足今草和章草，那么他取法章草以后，很自然地就把章草與行、草融合起來。

很多人說楊維楨書法是粗頭亂服，其實這是對其小筆寫大字的印象。楊維楨的大字作品并不多，僅《溪頭流水詩軸》《橘洲燕集詩軸》《題鄒復雷春消息圖卷》《真鏡庵募緣疏卷》寥寥數件而已。而鐵崖墨跡中占比更多的小字書法，點畫功夫極為到位，無一字不精妙，無一字不生動?！秹卦萝幱洝纷鳛闂罹S楨最晚期的小字作品，使用特制的“畫沙錐”毛筆，寫在畫好的烏絲欄中，下筆爽健從容，動靜之間轉換裕如，各個細節都體現了作者的精心、用意。用筆的自由揮灑或者刻意描摹，表現在線條質感上是截然不同的?！秹卦萝幱洝肥钦孥E而不是摹本，它展現了楊維楨對于書法的理解，不僅僅是筆墨技法的了得，更重要的是見其才，見其學，靜穆古雅，矯健如龍，動靜之間令觀者目眩神馳—這也正是楊維楨詩心文膽之所在。

三、墨跡與文集的差異

《壺月軒記》是楊維楨為青年儒生李恒作，先后著錄于《楊鐵崖文集全錄》、《（弘治）上海志》、山本悌二郎《澄懷堂書畫目錄》、張珩《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等?！稐铊F崖文集全錄》（清抄本）、《（弘治）上海志》所載《壺月軒記》，字句與墨跡本差異較多，對比如表二。

可以看到，《壺月軒記》墨跡本與《全集》本細節差異較多，《上海志》本與《全集》本幾乎完全一致，且《上海志》本缺錄后半部分，故《全集》本應當是《上海志》本的母本。雖然國家圖書館所藏《楊鐵崖文集全錄》為清抄本，但其底本必是明代的版本，并早于編修《上海志》的明代中期弘治年間。三種文本的先后順序應當為：墨跡—文集—方志。

墨跡本與《全集》本的文字差異怎么解釋呢？筆者試用楊維楨另一篇文章來說明。

《圖繪寶鑒》是元代夏文彥（字士良）的一部繪畫史傳著作，有楊維楨序和作者自序，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刊印。楊序書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共六頁，依墨跡摹刻。但是元刻本所載楊維楨手書序言，與《四部叢刊》影印的明代鳴野山房抄本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卷十一所載《圖繪寶鑒序》，文字相差很多，尤其是在文章的開頭和結尾部分，兩者對比見表三。

踵門請序者，《圖繪寶鑒》所載為陶宗儀（字九成），《東維子文集》稱為夏士良之子夏大有，文末對夏士良“好古嗜學......”一段評價亦被刪去，代之以對夏大有《圖畫紀詠》成書的期望。筆者推測，也許是《文集》編者的編輯修改，也許是鐵崖文章的傳抄來源（比如夏氏后人提供的文本，把夏大有添加進去），導致了這些差異。而要論真實性，比如踵門請序的到底是誰，恐怕是楊維楨親筆書寫的《圖繪寶鑒序》更為可信。另外，《文集》本中“其詳博補郭若虛之所遺，其用亦勤持矣”“與歐陽文忠、東坡、山谷、后山、宛丘、淮海、月巖、漫仕、龍眠諸公等聲價”兩句為寫刻本所無，用意在抬高《圖繪寶鑒》的意義以及撰文者身價，或許是鐵崖弟子所為。

楊維楨還有一件傳世墨跡《張氏通波阡表》（東京國立博物館藏），與《楊鐵崖先生文集全錄》和《（正德）松江府志》所載亦有明顯差異。有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指出文集編纂時根據作者的手稿收集基本資料并加以編輯處理，改動部分文字，是常見的做法。同時也有一些差異，是文集本轉錄文字時不夠仔細造成的錯誤。而地方志如果錄自石刻本，則在家族世系方面比墨跡本更為可靠〔6〕。

我們回過去看楊維楨《壺月軒記》的文本差異，可以判斷：《楊鐵崖文集全錄》文本出自墨跡本，并作了一定的修改;《上海志》文本是文集本的節選。

兩個版本的核心差異在于壺月軒主人李恒的籍貫，墨跡本說他是江陰人，因“先廬毀于兵”，遷到上海之漁莊;《文集》本說他是上海人，先廬就在壺月軒旁邊。對這個問題，我們暫時找不到有力的解釋，只能猜測這是《文集》編者的修改，或者李恒后人的修改，且迎合了《（弘治）上海志》記載本地事跡的需要，或者是《文集》清抄本依據《（弘治）上海志》作了修訂。但無論怎樣，都不能以后人編輯的《文集》內容來否定楊維楨本人的墨跡本。

墨跡本說李恒是江陰人?！跋葟]毀于兵”當指至正十一年（1351）爆發了由徐壽輝、陳友諒、張士誠、朱元璋等人領導的元末農民戰爭，長江中下游地區都遭兵火。遷居松江的江陰籍詩人王逢（1319—1388），在其《朱夫人》詩序中記錄了一位江陰官員之妻遭難的經過：“至正十六年，江陰亂，夫人依其父，居松江之上海。未幾，上?？h陷，苗軍復縣，大掠?！薄?〕在這一年，江陰和上海先后遭受兵燹重創，李恒“先廬毀于兵，辟地上海之漁莊”可能正是該年。

壺月軒在什么地方呢？墨跡本說：“余放舟黃龍浦達□海，必道過其門?！秉S龍浦是黃浦江的前身。元代松江已經以黃龍浦為界，分為浦西、浦東兩部分。楊維楨多次行舟黃龍浦，如至正二十年（1360）四月“過黃龍浦，游海上，觀三神山，經南北蔡（今浦東北蔡鎮）”〔8〕，二十一年（1361）七月經黃龍浦抵鶴砂（今浦東下沙鎮），為道士鄒復雷跋《春消息圖》，至正后期經黃龍浦抵高昌鄉真鏡庵（今浦東高行鎮），書《募緣疏》，等等。又，元代畫家倪瓚有一幅《壺月軒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卷后錢凝題詩云“漁莊人住浦西村，知是延平老裔孫”，確指壺月軒所在的漁莊在“浦西”。元代松江府下轄華亭、上海二縣，華亭縣（今上海松江區）在南，上?？h（今上海市區）在北。據楊維楨、錢凝的描述，可知此“漁莊”地屬上?？h，且在浦西，大致在今上海楊浦區、寶山區的黃浦江西岸。81CB8A0A-35CA-4DCA-98CF-F82A27509242

李恒的祖上為閩人，“壺月軒”的名稱源自“冰壺秋月”—這是南宋福建學者李侗對品德高潔的形容。李侗（1093—1163）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今福建南平）人，世稱延平先生。為程頤的二傳弟子，再傳授于朱熹。他一生述而不作，但在理學的道統傳承上有重要地位?！秹卦萝幱洝分姓f李侗“簞瓢屢空，晏如也”出自朱熹撰《延平李先生行狀》所云“簞瓢屢空，怡然自適”，楊維楨信手拈來，寫入文中，可見他對朱子儒學的精熟。

四、稀見的署名和鈐印

《壺月軒記》落款“楊禎”而不是“楊維禎”或“楊維楨”，這也是引起質疑的地方。

中國人的名字，大多數是沿用終生的。也有部分人中途改名，但在前后不同時期，常用名仍然只有一個。但是楊維楨很特別，在他跨度長達30年的各種墨跡中，“維禎”與“維楨”署名同時使用，不分主次。姓“楊”有時還寫作“揚”。此外，他的很多書跡落款僅署別號而不署本名，造成其署款問題特別復雜。以下我們通過楊維楨墨跡中的簽名樣本來了解大概（部分墨跡未署年款，筆者依據其內容和書風系年，見表四）。

可以看到，鐵崖署名除了“楊維楨”“楊維禎”“揚維禎”這三種之外，還有“楊禎”和“楊楨”，以及單署“楨”或“貞”字（老鐵楨、老鐵貞）的，的確花樣繁多?！秹卦萝幱洝肥鹈皸畹潯?，并不是作者落款寫漏了字，這也屬于他的一種署名方式。

類似的情況在古人并不鮮見，有研究者對此進行了討論，認為古代把雙音節字號中的第一個字省略的例子是非常多的，如《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敝虚g的“介推”即為“介之推”，“申胥”〔9〕則為“申包胥”。其他例子還有：楊維楨為畫家朱玉（字君璧）撰《虹月樓記》，稱之為“朱璧”〔10〕;清代畫家方士庶字洵遠，他的多〔11〕件作品鈐蓋白文長方印“方洵”。

在印章方面，筆者曾撰文指出，楊維楨是元代使用印章最多的書畫家。在其40多件傳世書跡中，鈐蓋四方及以上印章的作品有19件，占比約四成，其中鈐蓋五印的有9件，鈐蓋六印的有4件?！秹卦萝幱洝封j蓋六方印章，這是楊維楨單件書法鈐印數量的極限，也可見他對這件作品的重視。

《壺月軒記》首行鈐有起首章“東維叟”、壓腳章“鐵史藏室”，末尾鈐“李黼榜第二甲進士”“廉夫”“鐵笛道人”“九山白云”，多達六方。筆者把這六方印章與楊維楨傳世真跡中的印蛻對比如下，真偽不難辨別（表五）。

后四印都是楊維楨晚年常用印章，前面兩方印較為少見，稍作說明：

1.“鐵史藏室”朱文長方印。楊維楨因撰《三史正統辨》討論修宋、遼、金史的正統問題，得“鐵史”〔12〕之號。在楊維楨《東維子文集》中，有多篇文章皆自稱“鐵史”。其學生徐固《次韻瑯玕子來詩》云：“新詩隨手寫銀光，遠寄江南鐵史楊?！睂W生徐章《次華陽巾歌》云：“鐵史文章金石堅，鐵史法書草圣賢?！薄?3〕說明時人也以“鐵史”稱呼楊維楨?！拌F史藏室”為其齋名。至正二十五年（1365）楊氏撰《雪廬集序》文末云：“至正丙午夏五月朔日，抱遺道人書于云□鐵史藏室?！薄?4〕這個“藏”字，取行藏之意，也暗含了許多無奈。盡管楊維楨精通史學，其《三史正統辯》在學界得到推重，但他這篇史著的觀點并沒有得到朝廷認可（元代修史沒有尊宋為正統，而是以宋、遼、金各為正統）。鐵崖晚年書跡《題楊竹西小像卷》《張氏通波阡表》《如心堂記》《壺月軒記》《芝庭處士墓碣銘》皆用這方“鐵史藏室”朱文印，鈐蓋位置都在首行右下角。

2.“東維叟”朱文長方印。此為楊維楨別號，從“東維子”演變而來。楊氏文集為《東維子文集》，是以此別號廣為人知。他自稱“東維子”，最早見于至正十八年（1358）向太尉張士誠呈送馭將、求才等“五論”。楊維楨去世前撰《鐵笛道人傳》，文中云：“有以所為文白于上，用玄纁物色道人五湖間，道人終不起。因詭名東維子，又號抱遺老人?！薄?5〕玩其文意，應當指有人向上推薦楊維楨做官，而楊維楨沒有去。這正與他遭遇建德之難、逃至杭州后，至正十八年（1358）未赴任江西等處儒學提舉之事相吻合。故“東維子”是他決定歸隱時所取的別號。

“東維”與星宿方位有關，更與楊維楨的生辰有關。其《箕斗歌》云“我生之宿直箕〔16〕斗......騎箕尾，訴閶闔”。與此類似，唐代文學家韓愈《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箕、尾、斗、牛都是二十八星宿之一，而且位置相鄰。蘇軾在《東坡題跋》書中解釋說：“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得磨蝎為身宮。而仆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蹦隙芳炊匪?，與北斗相對。古人缺少精確的計時器，故十分重視對日月星辰位置的觀測。從地球看星空，二十八宿圍繞北極星成一大圈，逐日緩慢移動，星宿與月亮的相對位置具有一定的規律。東坡根據“月宿南斗”判斷他和韓愈出生時的星象同屬磨蝎宮，并認為這是導致他們命運多舛的原因。韓愈具體生日不詳，而東坡生于宋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接近年底。楊維楨的生日，據孫小力教授考證為元成宗元貞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297年1月19日）〔17〕，同樣是快到年底的時候。這就證明了楊維楨別號“東維子”“箕尾叟”確與其生辰有關。

至正十八年（1358）以后的鐵崖文章中，署“東維子”“東維叟”的甚多，不一一列舉。他的常用印中，有“東維子”朱文、白文長方印各一方（表六），經常用于晚年墨跡起首處。此“東維叟”無邊欄朱文長方印少見，在楊維楨傳世墨跡中僅見二例：《壺月軒記》和《夢游海棠城記》（天津博物館藏），都是書于明洪武二年（1369），為楊氏最晚期用印。

五、罕見元人題詠

楊維楨《壺月軒記》冊頁后半部分，有五頁元人《壺月軒詩》題詠，分別為李毅、賴善、俞參、董佐才、張樞、張奎六人所作（賴善、俞參合占一頁）。這些《壺月軒詩》，并不是楊維楨《壺月軒記》的題跋，而是與《壺月軒記》并列，圍繞共同主題“壺月軒”的題詠。題詠諸家是元末明初活動于松江地區的知名文人，大多是楊維楨弟子，筆者另有專文詳述，此處不展開。81CB8A0A-35CA-4DCA-98CF-F82A27509242

題詠諸人之中，俞參及其兄長俞鎬，董佐才及其弟弟董紀，張樞及其弟弟張奎，都是當時松江文化圈的活躍人物。李毅、賴善、俞參、董佐才的墨跡罕見，張奎有《題同耕所》詩頁（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可供比對，而張樞為松江名士，存世書跡相對較多，可以用來鑒別其《壺月軒詩》的筆跡，并輔助佐證其他題詠的真偽。

張樞字夢辰，號林泉生，祖籍河南陳留，松江華亭人。他在元末是松江府學諸生，師從楊維楨;明洪武初年舉明經，任松江府學訓導，壽逾八十。張樞的生卒年，史籍缺載。元末客寓松江的陶宗儀《南村詩集》卷二《次韻答張林泉五首》有句“憶昔交游各少年，君年八十愈昻然”，王蒙《南村草堂圖》卷尾有張樞長題《南村賦》稱陶宗儀“年已七十余矣”，二人“年相若也，且相知為最深”，可知陶、張二人年紀相仿，均享高壽。陶宗儀的生年大約是1320年〔18〕，則張樞亦當仿佛。故宮博物院藏宋人蔡襄《自書詩卷》，有張樞題跋，款署“林泉老生”，為晚年筆跡。有人以蔡襄詩卷的張樞題跋與張樞《壺月軒詩》對比，認為差異很大，前者沉穩老到，后者輕佻單薄。其實這是張樞不同時期的字跡，一為晚年，一為中年，風格上有差異是正常的。張樞《壺月軒詩》右上角殘印難以辨識，但它恰與張樞《跋蔡襄自書詩卷》起首印“林泉民”完全吻合，可證是同一方印章（表七）。

中年時期的張樞墨跡，存世也有。如日本高島氏舊藏的《草玄臺詩諸家次韻詩冊》中，有張樞詩稿兩頁，為至正二十三年（1363）之作，用筆、結字特征與《壺月軒詩》高度相似，所鈐“張夢辰印”與《壺月軒詩》所鈐該印一致。另，龍美術館藏張樞《兵后五首呈東維先生》，是書呈楊維楨的詩稿，落款自稱“學生張樞再拜上”，紙幅左下角鈐有楊氏“鐵笛道人”印章，與元人《蓮舟新月圖卷》（遼寧博物館藏）中楊維楨題詩所鈐該印一致。張樞這三紙墨跡與《壺月軒詩》書風、鈐印一致，可證明其《壺月軒詩》的真實性。

還有質疑說董佐才、張奎等人的題詩，用筆習性與楊維楨頗為相近，懷疑整本冊頁是一人偽造。這個現象不難解釋，楊維楨在松江府學執教十來年，與他比較親近的弟子常有機會見到老師揮毫作書，用筆動作很容易受到一些影響。盡管《壺月軒記》冊頁中董佐才、賴善、李毅等人的詩稿墨跡為孤品，難以比對，但既然楊維楨、張樞書法為真跡，張奎墨跡有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題同耕所》詩頁可供參照，且全套冊頁用紙一致，其他元人墨跡偽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這批《壺月軒詩》所鈐蓋印章，提供了諸人的字號、籍貫、齋名等信息，有些為文獻罕載，這也不是古代作偽者的知識儲備所能覆蓋的。

在一篇對《壺月軒記》質疑的網絡文章中，作者寫道：“在書畫鑒定中，辨偽容易鑒真難。辨偽只需提出一個或幾個關鍵疑點，然而鑒真卻需要對作品的所有要素全面進行目鑒與考訂?！边@樣的看法筆者不能認同。根據自己有限的認知提出一個或幾個疑點不能叫辨偽，辨偽和鑒真一樣都是學術問題，要靠證據和邏輯說話，怎能信口開河？對于流傳有序、前人認可的名作，通過自己的研究可以“獻疑”，但要推翻它則必須要有確切可靠的證據。

作為元末文章巨公、書法大家，楊維楨的詩文墨跡從當時就甚受珍視。然經歷六百多年歷史滄桑，尤其是元末戰火，令他書寫的大量詩文墨稿付之一炬，至今存世者少之又少?！秹卦萝幱洝肥菞罹S楨去世前一年的精心之作，不論是書法還是紙張、文本、鈐印都具有典型意義，可謂鐵崖晚年書法的標準件。近代以來著錄累累，遞藏有緒，中日兩國頂尖的收藏家、書法家都對它推崇備至，其藝術價值、文化價值都是非凡的。

（作者為上海韓天衡美術館研究館員）

責任編輯：歐陽逸川

注釋：

〔1〕〔日〕山本悌二郎《澄懷堂書畫目錄》記載：“此冊為清代宗室盛伯羲（即盛昱）的舊藏，題簽為伯羲的親筆手寫。眾所周知伯羲所藏的金石書畫皆為精品，此冊亦是其一?！蔽那筇脮?，1932年。

〔2〕〔日〕西川寧：《西川寧著作集》第二卷，二玄社株式會社1991年版，第279頁。

〔3〕王壯為：《石陣鐵書室鐵書朱墨印拓選存》，臺灣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81年版。

〔4〕〔明〕宋濂：《宋學士文集》卷16《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志銘》，四部叢刊影印明正德本。

〔5〕〔元〕陸友：《研北雜志》卷上，民國影印明寶顏堂秘笈本。

注釋：

〔6〕楊曉春：《楊維楨撰〈張氏通波阡表〉不同文本的差異及其成因探析—兼論正德〈松江府志〉在保存元代石刻文獻方面的貢獻》，《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9期，第80—88頁。

〔7〕〔元〕王逢：《梧溪集》卷三，知不足齋叢書本。

〔8〕〔元〕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卷十四《五檜堂記》，四部叢刊影印鳴野山房鈔本。

〔9〕倪永明：《“楊楨”小考》，《圖書情報研究》，2012年第5卷第2期，第53頁。

〔10〕孫小力校箋：《楊維禎全集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626頁。

〔11〕陸昱華：《方士庶的生平》，《昆侖堂》2021年第3期，第33頁。

〔12〕〔元〕楊維楨《歷代史要序》：“余不敏，曩嘗著《三史統辯》，承辯章巎公表進之薦，承虞、歐兩先生以《宋三百年綱目》見屬。稿成，又過以鐵史目之?！薄惰F崖先生集》卷二，孫小力校箋《楊維禎全集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924頁。

〔13〕〔元〕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卷三十一，四部叢刊影印鳴野山房鈔本。

〔14〕〔元〕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卷十，四部叢刊影印鳴野山房鈔本。孫小力校箋《楊維禎全集校箋》第2110頁認為“云鐵史藏室”疑有脫誤，當為“云間鐵史藏室”。

〔15〕〔元〕楊維楨：《楊鐵崖先生文集全錄》卷四，孫小力校箋《楊維禎全集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090頁。

〔16〕〔元〕楊維楨《：鐵崖先生古樂府》卷五，孫小力校箋《楊維禎全集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52頁。

注釋：〔18〕陳文林：《陶宗儀生年和早年求學新考》，《安慶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第4期，第39—42頁。81CB8A0A-35CA-4DCA-98CF-F82A27509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