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英譯困境中的非譯者因素

張浩元

河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一、典籍英譯實踐與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關系

自十八大提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方針以來，我國各界學者、出版社、文化工作者等積極響應國家號召，中國文化邁出國已初見成效，十九屆六中全會也再次強調建立文化自信，提升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性。首先，在這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中文學翻譯，尤其是最能代表中國特色的傳統典籍翻譯的又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其次，文化走出去的主要媒介是翻譯，而英語的廣泛使用，則需要將英譯放在重要地位。所以，典籍英譯的實踐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領軍人物”之一，是文化走出去的“敲門磚”。

二、典籍英譯實踐的起源與發展

我國典籍英譯早期起步于清朝時期海外來華傳教士、官員、漢學家（又稱，中國學家），如：理雅格、翟理斯等，涉及的譯本有《論語》、《詩經》等。反觀國民，因文化自信受挫，國人的翻譯主要集中在國外優秀文化漢譯。而后，隨著五四運動，國民重拾文化自信，出現了熱愛我國傳統文化的文學家、翻譯家，如：楊憲益、林語堂等，投身于中國傳統文化作品的英譯，中國自身展開的文化外譯才真正的開始起步。時至今日，傳統文化再度掀起熱潮，1995年我國推出《大中華文庫》（漢英對照）國家出版工程，典籍英譯的相關論文率先由《外語與外語教學》設立專欄，隨后逐漸引起了各大出版社、學術刊物的注意。國內首屆全國典籍英譯研討會也在2001年順利召開，之后也逐年進行，將大量優秀的文獻匯總起來供學界學習探討2006年國家首次設立本科翻譯專業，2007設立翻譯碩士（MTI）專業學位，同年漢英對照版《大中華文庫》首次推出外文版中國文化典籍，我國的典籍英譯終于迎來了春天。

橫向來看，典籍英譯涉及的領域也在逐步拓寬，起始為儒家、道家等學派的傳世經典或是諸如《孫子兵法》、《詩經》、唐詩宋詞等著名古籍，往后逐步發展到較前面所提較為冷門的史書、語錄、傳記等。再后來戲曲、醫術、科技、建筑等相關的典籍翻譯也開始逐步映入眼簾，所涉的領域大大小小，基本覆蓋了所有的傳世遺作。由之前的熊貓叢書走到今日的《大中華文庫》，二者均搜羅了各個領域文化遺珠的優秀譯本?？芍^典籍英譯的實踐之路由昔日的一枝獨秀，走到了今日的百家爭鳴。

三、典籍英譯致力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主要困難及解決思路

盡管典籍英譯迎來了大發展時代，可如此的發展并不是一馬平川的，海內外均存在著反對中華文化、反對傳統文化的聲音，使得典籍英譯的實踐受阻。本文聚焦于相關典籍英譯實踐與中國文化走出去兩個方面的非譯者因素展開討論。

1.話語權。

簡言之，話語權可以指誰在有效聽眾出席的場合發出了令人信服或聽從的話語（王燕，2020：129），所以話語權外流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如上所述，中國典籍英譯起步階段的主力軍為海外來華人士。明末清初全球化進程加速時期，國民喪失文化自信，此階段中國大部分譯者致力于外國文化漢譯。時至今日，雖已重拾文化自信，也意識到文化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些列的措施挽回局面，但仍是部分海外優秀的譯者更具影響力，這會對我國文化形象帶來一些列的影響。漢學家雖對我國的文化有一定程度了解并具有一定的漢語功底，卻終究不是自小沉浸在我國文化的環境之中成長起來的，因而會存在對我國典籍的一些誤讀甚至扭曲，如：將我國代表祥瑞的龍譯為dragon，雖然dragon在英文中確實代表龍這類生物，可在西方文化視角下，龍是一種邪惡的化身，與中國文化相異。其次，漢學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意識形態必然與我國有所差別，例如：理雅格在翻譯孟子時對儒學看似更加友好、更富同理心的理解受到中國學者認可，然而這并不能掩蓋他作為殖民國家傳教士的身份以及他對儒學“東方主義”模式的翻譯和解讀（游賢育，2020:21），其翻譯的目的是令東方文化歸合于歐洲文化，成為基督教的附屬與助益。對我國文化持友好態度的理雅格尚且如此，更不用說以柯大衛為代表對我國文化持批判態度的譯者了，這也是在翻譯時產生誤讀和扭曲的原因之一。因此，典籍英譯的最佳譯者還是本土學者，但是我國自身的典籍英譯輸在起跑線，這也直接導致“保存中國傳統文化鮮活性的卻在日本、韓國、新加坡，不在中國”（王霽，2014：4），甚至存在學者前往日本去研究中國唐詩，可見話語權缺失影響之大。

話語權的喪失并非一日而成，話語權的多會也絕無法一蹴而就。因此，我們必須長期加大在典籍英譯方面的實踐進程，利用我們的優勢，在國家社會的支持下，加強我國譯者譯本的宣介程度，才能逐步將自身文化的話語權收回自己手中，中國文化走出必須要從中國走出去才是最完好、最有說服力。

2.譯文接受度。

海外的讀者不愿意接受我國譯者的譯本，甚至根本沒有接觸到我國譯者的譯本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之前我國學界更對多地將目光對準在典籍英譯的文本內容上，認為，中國譯者譯本雖然對源文本的理解通透，可是英文的行文卻不夠地道，甚至晦澀難懂而達不到優良的傳播效果。然而實際調查卻與此相左，通過對比能夠發現，相比理雅格唐詩譯本，許淵沖和汪榕培的譯本不僅僅表達可讀可理解，且在傳神達意上更加精準，而如他們優秀的國內譯者不在少數。由知網查詢可發現，對于具體某一英譯本在海外市場接受程度進行詳盡調查的李寧教授分別在2015年與2018年就《孫子兵法》發表兩篇論文，文中對林戊蓀所譯的《孫子兵法》進行了詳細的追蹤調查，最后得出了一系列的結論，如：海外潛力讀者數量眾多、我國大部分英譯本均在國內出版、海外市場更相信我國譯者的譯本、聲譽問題是讀者衡量譯本的重要因素等。前兩個結論尤起卡住了我們的脈搏，大量的潛在讀者，證明我們的宣傳并不到位，讀者沒有機會接觸到我國學者的譯本，這和大部分譯本均在國內出版也有一定關系，這些問題若無法解決，則會有些譯作甚至成了名副其實的‘出口轉內銷’產品?！保?王宏印，2009: 6）。

針對這一問題，我們首先應當加強對于本土譯本海外接受程度調查，盡管這是一項耗時耗力的工程，卻是十分必要的，走出去的進程必定是循序漸進的，有著具體的研究得出的指導方針極為重要。其次，要加大典籍英譯的對外合作力度，與目的語譯者合作，以本土譯者為主導，目的語譯者輔助校對，以漢語到英文，再由英文回到漢語的檢驗方式來得到高質量的譯本；加強出版的跨國合作，與國外知名出版社合作，以此提升國內譯本的聲譽；進行國內外圖書館的聯系溝通，加大國外圖書館內我國譯本的儲備量；利用新時代媒體技術，通過多渠道大力宣傳我國的傳統典籍；從音美方面加強譯本的豐富性和可理解性。

3.源文本選擇與獲取。

對于源文本的獲取，首要的是確保其權威性，具有權威性的源文本，能夠更加全面的展現文化風貌，也更能保持一族文化特點的原汁原味，而對于漢族譯者可能并未掌握少數民族的語言需要選擇漢譯本進行轉譯的情況，確保原文本的權威性則更加重要。一些較為小眾的地方文化卻十分難以搜羅權威本，對于少數民族文化則這種情況更為嚴峻，例如：王堯在撰寫《藏劇故事集》時，分別根據木坂本、手抄本及藏劇老藝人的口述，用漢語譯述了《藏劇故事集》（蔡天航，2020:68）甚至存在一些典籍的權威本珍藏在國外的情況。其次，翻譯不應當只聚焦于漢族文化和經典文化，對于少數民族文化也應當加大重視，這同時也是我們加強民族團結，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與我國經典著作英譯相同，我國少數民族典籍的話語權也被海外譯者捷足先登。這是各個民族均存在的現象，其原因離不開西方文化的沖擊，人們盲目追捧西洋文化、各地對文化遺存重視程度不足等。另外，對于已存譯本的復議和再版也必須要提起重視，各類文學作品都有其時效性，經典作品如此，翻譯作品更是如此。例如，朱生豪的莎士比亞劇作譯本，在當時時代背景和其個人主觀性下，他對許多粗鄙言語進行了美化，可是在言論更加自由的今天，人們更加渴望領略更為真實的莎翁劇作，此時就需要集合優秀的譯者對其進行修繕再版或是復譯，英譯漢如此，漢譯英（尤其是前作為海外譯者所做的譯本）更是如此。

針對以上問題，各地應當加強文化意識、學者也應積極進言，有意地、主動地去保護當地的文化遺存，為譯者們施展拳腳提供更加權威的儲備。對于復議文本，則應加強譯作的批判研究，更好的對前作進行梳理和篩選。

4.國際阻力。

阻礙我國文化走出去，少不了某些國際勢力對我國的歪曲與誤讀。主要的觀點有認為為我國的文化走出去戰略是一種文化入侵，加之外媒有意而為之的“妖魔化”和“邊緣化”，使大眾對中國文化產生誤解，所以當外來文化進入到他們的國境之中，會主觀的產生排斥心理，被誤解為文化殖民道路、視圖建立文化霸權?！拔幕詸唷逼鋵嵅]有字面所指的這么暴戾，文化霸權又稱“文化領導權”，是一個非但不霸道、相反頗為人道的概念。但宏觀來講這是一個更為中性的詞語，穩固的文化領導權是利于一他不徹底否定暴力和強制的因素，但以從屬集團的自愿、贊同為基礎，潛移默化出一套世界觀，既包含差異又被普遍接受。（周杰興，2006:540）這樣的領導權明顯是掌握在西方列國手中，中國作為一個初步興起的“弱勢文化”，與西方的幾百年來建立起的主流文化尚且未做到地位平等，又談何以弱勢一方的地位去入侵強勢一方，這無異于蜉蝣撼大樹。由佐哈的多元系統論來看，翻譯文學在世界文學系統中，是一種次要活動，作用是保守的，處于邊緣區地位，也就是此類的文化活動基本無法撼動主流的文化潮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起到鞏固作用的。另外，如果一個系統僵化不變，遲早會逐漸被另一個系統取代，要么因為爆發革命而全面崩潰。（劉軍平，2009:337）這意味著，系統中的主次要活動都是必要的，是為了一個系統的發展而必須維持的活動，例如，儒學一度成為歐洲早期啟蒙思想家反擊基督教、對抗神學的武器（陳樹千，2015:36）所以我國文化走出去這項次要活動，是利于全球文化領域的穩定與發展的。

首先要解決這個問題，譯者應當申明并堅定自身立場，中國文化走出去是為了豐富全球的文化系統，建立更加完善的多元系統。其次，宣傳和輿論導向也十分關鍵，加強海外的市場營銷策略，在民眾層面講清文化走出去的初衷，并盡力展示我國文化的魅力，使目標讀者能夠自愿地閱讀、觀賞中國特色文化為關鍵之舉。

四、結語

本文梳理的問題僅為典籍英譯助力中國文化走出去所遇到的冰山一角，各式各樣的問題都在考驗著我們的學界、社會和政府，在探究已知問題的同時，我們必須不斷提升視角、開辟新思路、新角度來考慮問題，更加全面的、有效地探究“走出去”的各種方式。并且作為一門跨學科研究領域，典籍英譯所遇到的問題也絕不能只依靠翻譯工作者來解決，政治、外交、經濟、營銷等多門學科，都能夠在解決這些問題上提出真知灼見。因此我們必須在實踐中不斷創新，再提高譯本質量的同時，不斷攻破非譯者因素的困擾，才能引領中國文化更好地走出國門。

1.東方主義：“東方主義”(Orientalism)或譯為“東方學”，原是研究東方各國的歷史、文學、文化等學科的總稱。薩義德認為它是一種西方人藐視東方文化，并任意虛構“東方文化”的一種偏見性的思維方式或認識體系?！癘rientalism” 本質性的含義是西方人文化上對東方人控制的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