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利亞瑪·芭后殖民語境下的非洲女性書寫

曹瑞芳

內容摘要：瑪利亞瑪·芭（Mariama B？覾，1929-1981），塞內加爾小說家、教師、社會活動家、女權主義者。她是塞內加爾1960年獨立后的第一代女性作家，一生中共留下了兩部法語小說。1979年，她發表了半自傳性的書信體小說《一封如此長的信》（Une Si Longue Lettre），被廣泛認為是具有開創性的女權主義文本。第二部小說《猩紅之歌》（Un Chant ？魪carlate）在1981年出版，該書獲得了當年的黑非洲文學大獎?，斃麃啲敗ぐ攀堑谝慌U明非洲社會中婦女不利地位的人之一，她的小說有著濃厚的自傳色彩，描繪了后殖民主義時期，處于傳統與現代夾縫之中的非洲婦女的痛苦與掙扎，反思了非洲現代社會的弊端。

關鍵詞：瑪利亞瑪·芭 后殖民 女性主義 非洲文學

瑪利亞瑪·芭于1929年4月17日出生在塞內加爾的達喀爾。塞內加爾當時是組成法屬西非聯邦的八個殖民地之一，芭的父親受雇于法國殖民政府，他在一生中擔任過多個行政職位，1947年，他成為達喀爾的兼職市長，1953年擔任地方官，后來被任命為公共衛生部長。他創辦了《達喀爾人新聞報》，以思想進步著稱。芭的母親在她四歲時去世，她的父親經常出差，因此將芭托付給她的外祖母照顧。芭的外祖母是貴族后裔，根據芭的女兒所說，芭的外祖父在芭的母親去世之前就在剛果去世了。寡居的外祖母隨后嫁給了她的堂兄，一個以虔誠和古蘭經知識而聞名的人。因此，芭的童年是在一個傳統的環境中度過的。芭的外祖父母認為女孩不應該接受教育，但芭的父親堅持讓芭上學，并接受法國教育。在父親一再要求下，她保守的外祖母才允許她上學。她就讀于伯特·莫伯特開辦的法國小學，在學校不上課時，她就去一所教授古蘭經的學校上課。1942年，芭獲得了小學的資格證書。之后，莫伯特說服芭的外祖母讓她參加達喀爾附近呂菲斯克的女子師范院校的入學考試。芭在這次考試中獲得了全聯盟最高的分數。在這里她對文學產生濃厚興趣，并發表了兩篇文章。這所學校還為芭日后成為一名教師、積極參與一夫多妻制和女性割禮等女性問題做了充分準備。完成學業后，芭先后擔任小學老師和區域學校督察。

芭于1947年獲得教學文憑。不幸的是，在這一年她的祖母去世了，芭十分沮喪。1947年晚些時候，芭遇到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巴西魯·恩迪亞耶，兩人于1948年結婚。在這段婚姻中芭孕育了三個孩子，其中第三個孩子是2007年芭的傳記作者瑪姆·庫姆巴·恩迪亞耶。在經歷了四年的婚姻之后，他們離婚了。離婚一年后，芭嫁給了第二任丈夫阿伯來·恩迪亞耶，她的第四個孩子是一個女兒。這段婚姻也以離婚而告終。根據芭的傳記，這些婚姻的破裂是由于芭的進步思想與這兩任丈夫在女性角色上的傳統觀念的沖突所致。芭的第三任丈夫是國會議員和政治家布巴卡爾·奧貝耶·迪奧普。在這次結合中，芭又生了五個孩子。據她的傳記，芭曾考慮過與迪奧普離婚，但由于她身患癌癥，病得很重，因此作罷。在一封由瑪姆·庫姆巴·恩迪亞耶引用的信中，迪奧普說道，“我和芭結婚是基于一個誤解。友好，激烈，熱情，理智，深情和風暴，誤解持續了四分之一個世紀。我們把它變成了幸?！痹谛胖?，迪奧普解釋說，兩個人性格相反，但最終把他們聯系在一起的是他們的孩子。

芭熱心于女權主義事業，活躍于塞內加爾的婦女運動中。她積極參加婦女協會，捍衛婦女權利，促進教育，發表演講，并在當地報紙上發表文章，是第一批闡明非洲社會中婦女的不利地位的人之一。芭主張反思非洲現代社會的弊端和重振非洲生活。這種思考和重新振作實質上是建立在男女關系的社會結構之上的，男女關系中存在著不平等和不平衡的權力。她說，這些事實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到非洲社會變革的需要。

1979年，芭出版了半自傳性的書信小說《一封如此長的信》。作品是拉瑪杜萊給她最好的朋友阿伊薩杜的一封長信。像芭一樣，主人公拉瑪杜萊接受了法國殖民地學校和傳統古蘭經學校雙重教育。50歲的拉瑪杜萊因其丈夫——律師兼工會會員莫多·法勒死于心臟病而喪偶，他們共同生活了30年并有12個孩子。這封信寫在一個筆記本上，既記錄了莫多去世前后的事件，也記錄了拉瑪杜萊結婚前后的生活，還考察了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塞內加爾社會。芭通過對各種婚姻的并置突出了女性在非洲社會中的地位——男人們居于主導地位，享受自由，女性處于從屬地位，只能保持沉默。在這部小說中，拉瑪杜萊、阿伊薩杜、雅克琳娜代表了芭自身經歷的方方面面——她們的戰斗就是芭的戰斗，絕望給這些婦女帶來希望和新生。學者阿比奧拉·艾勒稱這本書為“非洲小說中對女性處境最深刻的表達”。

1980年，《一封如此長的信》在法蘭克福書展上獲得了第一屆非洲諾瑪文學獎，在書展上，芭芭拉·哈里森·邦德對芭進行了采訪。芭說：“書是工具，發展的工具。它們對我們的文化非常重要……人必須有教養，受過教育，才能進步”。這次書展的一場關于當代撒哈拉以南非洲書面文學作用的研討會上，芭朗讀了于次年發表的論文《非洲文學書面政治》。對于芭來說，后殖民時代的撒哈拉以南的作家必須是一個喚醒意識的人，是一個“神圣使命”的引導者，他的“神圣使命”是“譴責那些感染我們社會、拖延其全面發展的邪惡和折磨，譴責與我們寶貴的文化遺產無關的習俗和價值觀”，與男性作家一樣，非洲女作家必須“使用這種實用且可靠的武器——即寫作。但是，非洲女作家必須描繪非洲婦女的狀況”“她們被剝削和壓迫的重量壓彎了腰”。芭所倡導的一切無疑是對黑人女性運動中頌揚非洲女性為人母、為人妻觀念的否定。芭指出“在非洲文學中，必須賦予黑人女性一個維度，使之符合她們在解放戰爭中的表現，她們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發揮的作用?！?/p>

根據瑪姆·庫姆巴·恩迪亞耶的說法，芭從法蘭克?；貋砗?，感覺身體不適，診斷結果為癌癥。她的朋友阿米納塔·瑪伊加·卡寫道，芭在病床上要求卡出版《猩紅之歌》，這樣她在死前就可以看到并觸摸它。芭于1981年8月17日逝世，享年52歲。這部小說在她死后六個月出版。

一.《一封如此長的信》

殖民主義結束后，在受到法國控制多年之后，塞內加爾開始了獨立之路。然而，殖民主義的陰影使這些脆弱的重生國家難以實現這種社會轉型。在后殖民主義時期，塞內加爾出現了許多社會和政治問題。塞內加爾人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沖突?，旣悂啲敗ぐ艑⑿≌f作為解決這一問題和喚起社會意識的有力媒介，在她僅有的兩部作品《一封如此長的信》《猩紅之歌》中，描繪了非洲及其他地區的女性狀況，探索了現代非洲社會中女性的痛苦和困境，以及她們的快樂和勝利。在考察傳統與現代的文化沖突中，小說關注的是現代和傳統賴以生存和繁衍的制度：婚姻。芭通過對婚姻的書寫進一步探討了種族、階級、種姓和性別等復雜問題，并將它們與獨立后的塞內加爾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沖突聯系起來，指明了獨立后的塞內加爾社會的自我轉型方向。

《一封如此長的信》是一個女人漫長而悲哀的哀嘆。主人公拉瑪杜萊剛剛失去了丈夫莫多，他們已結婚25年，并且育有12個孩子。拉瑪杜萊為丈夫莫多的去世感到悲痛，后者剛剛死于心臟病，這促使拉瑪杜萊通過寫給阿伊薩杜的一封長信尋求解脫。拉瑪杜萊的來信證明了她在莫多逝世前的幾年中一直遭受情感和心理的創傷。小說通篇以第一人稱“我”寫給女友的一封信為形式，圍繞非洲婦女在社會和家庭中的地位這個問題，譴責了一夫多妻制，表達了對婦女不幸遭遇的同情和關注。以信件的形式講述，這使得小說擁有個人信件所具有的親切基調，同時又避免了傳統自傳體小說的寫法。小說情節真實感人，扣動讀者心扉;文筆清新，給人以樸素的美感享受。

《一封如此長的信》向我們介紹了三個女人的困境：拉瑪杜萊，阿伊薩杜和雅克琳娜，這三位女性都是穆斯林，都反對一夫多妻制。在每種情況下（拉瑪杜萊和莫多、阿伊薩杜和馬沃多、雅克琳娜和桑巴·迪亞克），丈夫都是女性困境的參與者與造成者，丈夫在與第二位妻子結婚之后，導致這三位女性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困境，或情緒困擾，或離婚，或神經衰弱。在埋葬丈夫之后的禁閉期間，拉瑪杜萊通過給已離異的朋友阿伊薩杜寫信，傾訴自己的悲傷，在這封信中，拉瑪杜萊講述了她和阿伊薩杜的故事。拉瑪杜萊和阿伊薩杜兩人有相同的童年經歷，上過同一所學校，有相同的朋友，在同一所學校任教，并經歷了相似的婚姻——遭受了丈夫的欺騙和拋棄。兩人都面對一夫多妻制的問題，但是她們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處理了這一問題。拉瑪杜萊維持了自己的一夫多妻制的婚姻，而阿伊薩杜則與堅持一夫多妻制的丈夫離婚。

在拉瑪杜萊的例子中，她將30年的生命獻給了她的丈夫莫多，然而莫多為了一個年輕的可以做他女兒的女性將她拋棄。30年時光和12個孩子本該確保拉瑪杜萊和莫多永恒的婚姻。但是，傳統和宗教所鼓勵的一夫多妻制在某種程度上蒙蔽了莫多，他不僅通過一夫多妻制本身折磨著拉瑪杜萊，而且他以娶另一個妻子的方式侮辱了她。在她與莫多結婚期間，她就忍受著傳統的重壓：“我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接受來自社會道德的約束，承受來自習俗的壓力。我愛莫多，也盡可能地去接受他的家人。我的妯娌們特別喜歡待在我家，讓我做飯，服侍她們。孩子們踩著我的沙發跳舞，她們視而不見，還往地上吐痰，然后偷偷用地毯遮住，這些我都忍了下來”①。盡管拉瑪杜萊努力取悅她丈夫的家人，莫多仍然娶了第二任妻子比尼托。正如拉瑪圖拉耶自己感嘆：“我曾瘋狂地愛過這個男人，曾與他共同生活了三十年，為他孕育了十二個孩子?？伤粌H在我的生命里添加了一個競爭者，而且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摧毀了我們的過往。他竟然忘恩負義……竟然如此”②。莫多無視傳統的禮節和宗教信條，這些信條要求丈夫在取得第二任妻子的過程中一定要獲得第一任妻子的批準和參與。但直到婚禮那天，拉瑪杜萊都不知道丈夫的婚宴。事實上，莫多沒有告訴拉瑪杜萊本人，而是派他的兄弟唐希爾（Tamsir）和其他人告訴她。結婚后不久，莫多和他的年輕妻子搬到了新房子里，他放棄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他的孩子們。而在莫多死后，拉瑪杜萊也遭受著各種痛苦，她回憶說：“這是所有塞內加爾女人最害怕的時刻。因為，她要自己出錢為公婆家購買禮物。更糟糕的是，除了錢財之外，她還有可能失去自己的人格與尊嚴，變成一件物品，不僅要服務于丈夫，還要服務于他的祖父、祖母、父親、母親、兄弟姐妹、叔伯姨嬸，甚至他的朋友。她別無他法，如果她吝嗇、不忠誠或不好客，妯娌就絕不會在葬禮上觸碰她的腦袋”③。

同樣的命運也發生在阿伊薩杜身上，但是她選擇離開他的丈夫馬沃多。她在丈夫娶了第二任妻子之后，與四個孩子一起出走，通過自己的奮斗，成為一名外交官。至于雅克琳娜，她來自科特迪瓦，與塞內加爾人結婚，由于丈夫桑巴的不忠，以及桑巴的穆斯林家庭的拒絕（因為她不是塞內加爾人，而且是基督徒），雅克琳娜患上了抑郁癥，變得急劇消瘦。但是她最終成功地克服了磨難，回歸了自我。

在整部小說中，沒有一個女性允許自己被傳統吞噬，拉瑪杜萊、阿伊薩杜、雅克琳娜都拒絕與另一個女人共享自己的丈夫。她們都沒有采取傳統的非洲妻子的順從姿態，服從丈夫的第二次婚姻。就拉瑪杜萊來說，盡管她并沒有離開自己的家，但她在心理上卻離開了婚姻。她拒絕一夫多妻制中的小女性角色。在整部小說中我們都沒有看到她為挽留丈夫而做出任何事情。在莫多死的時候，她參加了悼念莫多之死的活動，但這是因為愛情永不褪色的力量和一種深深的承諾感。她似乎對婚姻制度的堅定信念屈從于傳統。然而，最終她在沒有莫多幫助的情況下，將她破碎的生活拼湊起來，撫養她的12個孩子，拉瑪圖拉耶得以從這次經歷更好地了解和欣賞自己。阿伊薩杜則與馬沃多徹底決裂。她帶著四個兒子離開了，為自己和孩子開創了新的事業和生活。雅克琳娜，雖然她遭受精神崩潰，但她仍然能夠使自己振作起來，一位醫生用“溫柔、令人安心的聲音”給了雅克琳娜繼續活下去的“心臟”，她在“心臟”的陪伴下離開了醫院。

與她們的母親不同，這三名婦女受過教育。老一輩僅靠塞內加爾-穆斯林的傳統價值觀長大，而年輕婦女則接受了傳統和法國教育的雙重影響。因此，盡管她們的母親默默地接受了傳統社會對她們壓迫，但這些年輕婦女卻反抗了。書中三位女性主要角色——拉瑪杜萊和阿伊薩杜，雅克琳娜利用她們的教育背景來維持獨立和自由，這三個女人在最開始都是一樣的，都是簡單，普通的家庭主婦，但她們每個人后來都經歷了一個或多個變化，這些變化值得我們的尊重和欽佩。與她們的母親不同，她們滿足于讓父親為她們選擇，而年輕的婦女則選擇了自己的丈夫。但僅僅擁有選擇并不能保證他們的自由。她們渴望擺脫傳統非洲習俗中束縛女性的部分，特別是與男性特權相關的習俗。就小說中的主要男性角色而言，莫多，馬沃多和迪亞克代表著重新發現上述價值體系和重新定義塞內加爾的障礙。男性代表了從優雅到恥辱，從崇高到墮落下落過程。在芭的文學角色刻畫中，她認為男人在道德上是冷漠的，忘恩負義的。此外，小說還展現了家庭對婚姻的壓力問題。如擁有王族血脈的馬沃多的母親發誓，如果她的兒子娶了一個普通的金匠的女兒，她就會報復。因此，莫多和馬沃多的婚姻從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桑巴和雅克琳娜的結合也面臨家庭壓力，因為雅克琳娜被視為外國人，被丈夫的家庭排斥。

正是芭對女權主義的強烈探索，使得這部小說為非洲被壓迫的婦女發出了強有力的聲音。在整部小說中，芭一直在呼吁女性對自己的生活負責，她表明，要想在生活中獲得成功，女性應該認清自己，并相信自己能夠克服現實生活的黑暗。通過主人給拉瑪杜萊，芭表達了自己的信心：“即便歷經種種欺瞞與侮辱，我仍心懷希望。從骯臟惡心的腐殖土里長出來的是青翠的綠植，我感到胸口已經冒出了新芽”④。

二.《猩紅之歌》

《猩紅之歌》是芭的第二部小說，也是最后一部小說，講的是一個歐洲女人和一個非洲男人的婚姻。來自法國的米瑞耶嫁給了塞內加爾一個貧窮穆斯林家庭的兒子奧斯曼，從巴黎回到塞內加爾后，奧斯曼不可避免地回歸了他的傳統和習俗。但是作為一個西方人，米瑞耶無法應付這樣的生活，尤其是奧斯曼娶了第二個妻子。然而，非洲是一個一夫多妻的社會，在他們的宗教中這是可以接受的，但米瑞耶卻難以接受，她由此飽嘗婚姻之苦，并最終殺死了自己的兒子戈爾吉。這本書批判了非洲社會中傳統的專制，闡述了女性在跨文化婚姻中的絕望。

《猩紅之歌》的結構與《一封如此長的信》相似，這本書同樣用婚姻的并置來突出女性在現代非洲社會中的位置和困境。但這本小說在處理傳統習俗對婚姻的實際影響方面走得更遠?！缎杉t之歌》不像《一封如此長的信》那樣關注婚姻的破裂，它著重于家庭內部的緊張關系以及由此帶來的心理創傷和破壞。這本小說還涉及一夫多妻制和大家庭的不穩定因素，這些不穩定因素往往導致大多數婚姻的失敗。

故事圍繞兩個年輕的學生奧斯曼和米瑞耶展開，他們相愛并最終結婚，盡管兩家人都試圖阻止他們。這兩個年輕人——男人是塞內加爾人，女人是法國人，因為愛情而結婚，就像芭的第一部小說中拉瑪杜萊和莫多、阿伊薩杜和馬沃多、雅克琳娜和桑巴所做的那樣。盡管米瑞耶的外交官父親經常公開宣稱對非白人和跨種族關系持開放態度，但當他發現米瑞耶愛上了奧斯曼時，立刻把她帶回了法國。但是米瑞耶和奧斯曼仍然設法在巴黎見面并結婚。他們在巴黎時一切順利，直到返回塞內加爾問題才開始出現。當他們面對現代非洲的社會現實時，早年的理想主義消失了。在現代非洲社會中，傳統價值觀仍然居主導地位。就像在《一封如此長的信》中一樣，《猩紅之歌》中的新娘遭到新郎家庭成員的拒絕，因為她是白人，來自世界的另一個地方。米瑞耶面臨的問題比阿伊薩杜和雅克琳娜的還要大，因為她和她的姻親之間有著巨大的文化鴻溝。在巴黎，混血夫妻享受著獨立生活的自由。在塞內加爾，他們必須面對跨種族婚姻可能帶來的所有問題。最終，婚姻惡化到難以為繼的程度，奧斯曼開始在童年時代的好友歐萊瑪圖·恩戈姆身上尋求情感上的滿足和他所謂的文化需求，他最終在妻子不知情的情況下與歐萊瑪圖·恩戈姆結婚。當可憐的米瑞耶從蘇基娜（她是奧斯曼家族中唯一與米瑞耶成為朋友，并且能夠理解她的人）得知這一消息時，她先是難以置信，然后是悲傷和憤怒。最后，她陷入瘋狂的狀態。為了報仇，她殺死了他們唯一的人兒子戈爾吉，她認為戈爾吉身為混血兒，既不能適應自己的文化，也不能適應她的丈夫的文化。

芭表示婚姻失敗和悲劇源于夫妻雙方均無法作出必要的調整和妥協，這種調整與妥協是文化和種族融合的必然要求。盡管米瑞耶決定皈依伊斯蘭教，但她無法接受傳統習俗，例如塞內加爾社會中的一夫多妻制和大家庭。因此，她堅定地堅持自己的法國性。與此同時，奧斯曼為了維護自己在婚姻中的主導地位，開始假裝尋找文化上的“真實性”。這種不妥協的結果只能是災難。奧斯曼的母親亞耶·卡迪更加固執，他們一開始就不贊成這樁婚事。盡管她并沒有像馬沃多的母親那樣竭盡全力地破壞兒子的婚姻，但通過鼓勵兒子與歐萊瑪圖·恩戈姆之間的關系，她實現了自己的愿望，看到兒子娶了一個更合適的兒媳。

在芭看來，問題不在于跨種族婚姻本身，而是與參加婚姻的人有關。芭以奧斯曼的黑人密友拉米尼與其歐洲妻子皮埃爾特的結合為例，說明這種看似巨大的種族和文化鴻溝可以被彌合。很好地處理了這種矛盾的拉米尼說：“你不能將兩種不同的生活觀念結合起來。說實話，你必須做出選擇。你想要幸福而不想付出任何犧牲。你不想做出任何讓步，而要求別人讓步。已婚生活基于寬容，是一種人性的態度”。寬容似乎是《猩紅之歌》中主要人物所缺乏的一種品質。

三.非洲女性的命運書寫

卡洛爾·博伊斯·戴維斯在《非洲文學中的女性研究》一書中借用莫拉拉·奧貢迪佩·萊斯利“非洲婦女，文化和另一項發展”一文，指出有六種條件阻礙了非洲婦女追求女權主義的步伐：（1）外界的壓迫（外國入侵，殖民統治等）;（2）傳統的遺產（封建，奴隸制，社區）;（3）女性自身的落后，殖民化和新殖民主義的產物，以及隨之而來的貧困，無知等;（4）男人們在幾個世紀以來一直不愿放棄自己的權力和男性統治下的特權;（5）她的種族，因為國際經濟秩序是按照種族和階級劃分的;（6）她的自我。戴維斯書中引用了奧貢迪佩·萊斯利所說的“女人背上的第六座山是最重要的。數百年來，父權制和性別等級制意識形態的內部化使婦女受到了自己的負面自我形象的束縛。因此，她對客觀問題的反應通常是自欺欺人和自殘”?，F代非洲社會中的被夾在傳統的非洲社會和現代社會兩個截然相反的世界之間，芭敏銳地捕捉到了處于這種的夾縫中的非洲女性的情感、心理和生理狀態。芭的小說探索了現代非洲社會中女性的種種困境，尤其是對傳統的遺產、女性自身的落后、男人的特權、女性的種族、女性的自我這幾個方面的探索與反思。芭的所寫，所思，所做對推動非洲女性地位的提高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她為非洲女性樹立了一個鼓舞人心的形象。

參考文獻

[1][塞內加爾]瑪利亞瑪·芭.一封如此長的信[M].汪琳譯.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9.

[2]鮑秀文，汪琳主編.20世紀非洲名家名著導論[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3]帕雷克·普什帕·奈杜，賈涅·辛格·法蒂瑪.后殖民時期的非洲作家[M].加利福尼亞州：格林·伍德出版社，1998：59-75.

[4]戴維斯·格雷夫斯：非洲文學中的女性研究[M].新澤西州特倫頓：非洲世界出版社，1986：7-8.

[5]卡馬拉·吉布瑞爾：塞內加爾小說中的女權主義斗爭：瑪麗亞瑪·芭和森貝·奧斯曼.黑人研究雜志[J].2001：12-228.

注 釋

①瑪利亞瑪·芭：《一封如此長的信》，汪琳譯，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9，P28.

②瑪利亞瑪·芭：《一封如此長的信》，汪琳譯，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9，P19.

③瑪利亞瑪·芭：《一封如此長的信》，汪琳譯，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9，P6.

④瑪利亞瑪·芭：《一封如此長的信》，汪琳譯，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9，P127.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基金項目“非洲文學史”【項目批號：19ZDA296】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