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于批評與史論之間

黃發有 張惠娟

一? 文學批評與時代精神探索

張惠娟：黃老師，您好！研究張承志是您學術生涯中的一個重要階段，您的碩士學位論文從張承志切入新時期文學文化批判的流變，以此透視1980年代中期的文學主體性論爭、1993年至1995年的人文精神討論等時代命題，后來又不斷有成果發表，還出版了專著《詩性的燃燒——張承志論》。這段研究經歷對您是否有著特別的意義呢？

黃發有：我本科主修經濟學，但不務正業，當時讀了大量文學作品和文史類的理論著作，考研時自學了中文系的主干課程。與本科主修中國語言文學的同行相比，我感覺自己在專業基礎知識方面難免有欠缺。以張承志為碩士論文的研究對象，出發點就是通過深入的個案研究，補齊短板。剛開始選題時，我曾計劃研究新時期文學的文化批判問題，經過一段時間的閱讀和思考后，意識到一上手就做宏觀把握的題目，容易踩空，只有經過扎實的個案研究的操練，宏觀把握才能落到實處。而且，我棄商從文的選擇，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理想主義的精神牽引。張承志的詩人氣質及其理想情懷引發我的內在共鳴。當時的人文精神討論，也使張承志成為一個話題人物。研究張承志的學術經歷給我留下兩點深刻體會：一是在選題時要選擇那些能夠激發我們學術熱情與創造活力的研究對象，這樣才能有夢不覺夜長，廢寢忘食，為一點小小的發現而興奮不已，自得其樂;二是要跟研究對象保持距離，避免以粉絲心態開展研究。我們既要肯定作家的發現與創造，理解作家的難處與苦衷，也要敢于跟作家進行平等對話，批判性地審視作家的局限與誤區。

博士期間，我的研究對象是1990年代小說，在文本細讀與個案分析的基礎上對其發展態勢進行總體把握，對藝術與文化等方面的得失進行獨立評判。從個案研究入手，在有一定積累的基礎上由點及面，我認為這對于初學者來說，是一種比較可靠的選擇。

張惠娟：2017年，您發表了《當代文學批評的方法論思考》，文中主張當代文學批評應當注意三點：一是將批評對象放在文學史視野中進行價值評估，二是把審美分析與文化研究有機地融合起來，三是注意接受美學與創造美學的雙向互動。這應該是您對之前從事文學批評的經驗總結，能談談您是如何在作家、作品評論中逐漸去探索、形成這些方法論的嗎？還想聽聽您對文本細讀的看法。因為我看您早些年的作家作品研究涉及范圍很廣，除了張承志，您還寫過豐子愷、林海音、莫言、張煒、余華、葉兆言、朱文、白先勇等作家的專題討論，也對海外華裔作家多有關注。這些作家的創作風格各有軒輊，您是如何在閱讀中做到準確把握各個研究對象的個性和特色的呢？

黃發有：對于文學批評來說，首先必須認真閱讀作品。經常有學生問我如何把握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因為總覺得想說的話別人都已經說了，我說你是不是先看別人怎么說的然后才閱讀作品，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承認了。目前大學中文系或文學院開設的文學史課程，老師重點講述的都是對作家作品的評價及其文學史位置，大多數學生都是沒讀過作品就先知道作品的各種評價意見。我大學本科不讀中文系，但旁聽過一些中文系課程，知道1980年代的中文系會開設文學作品選讀課程，現在基本不開設這類課程了。還沒讀作品就知道別人怎么評判這部作品，那么，當你自己閱讀作品時，很容易被別人的觀點牽著走，自身的審美感覺系統就難免被移植，也很難提升自己的審美鑒賞能力。最重要的，自己會處于不自信的狀態，總是擔心自己的觀點淺薄，時間長了就很容易人云亦云，很難有獨特的發現。我開設的一門本科生選修課，每年都會選出十部當年的新作，讓選課學生從中選擇一部撰寫評論并進行課堂展示，要求是先看作品，有了基本判斷后再參考那些已經發表的、為數不多的評論文章。每年到學期結束時，我總能有一些驚喜，有一兩篇文章的角度和視野別開生面，我真是沒想到可以這樣寫，有些文章有瑕疵也有優點，碎金閃耀。我跟一些選課同學交流，他們說先看作品，整理自己的思路后再看別人的評論，就能發現一些名家文章的不足，尤其是那些和作家關系很近的評論家寫的文字。說白了，做文學評論必須有理論支撐，但最重要的還是學會說自己的話。如果不會說自己的話，再多的理論與方法都不管用。

張惠娟：我注意到您的文學批評也有很強的思想史、文化史的意義，對時代精神、情感、文化的把脈和穿透，是您文學批評的基本主題。您在《文化民族主義與新時期文學》《審美理想主義與中國當代文學》《虛無主義與中國當代文學》《虛偽的個人與迷惘的代群》《寫物主義：世紀之交中國文學的敘事情感》《日常敘事：九十年代小說的潛性主調》《抒情的衰變——論近三十年中國文學的情感歷程》等成果中都提出過一些很深廣的問題，即使對文體、敘事、修辭以及文學傳播與文學關系的研究，也都會對其背后的精神、情感問題有所揭示。想請您談一談如何理解文學與時代的關系？

黃發有：文學批評與文學史研究的重要差別，就是批評主體與批評對象的“同時代性”，這使得文學批評包含一種“共同渡過”的現場感。局中人的思考也可能存在“當局者迷”的偏頗，但在時代潮流中摸索前行的過程，本身就有獨特的意義，具有介入現實進程的實踐功能。在文學與時代的關系中，我們很容易看到各種隨波逐流的現象，但也有人不愿意被外力擺布，試圖找到人生與文學的自主性，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影響、塑造乃至引領時代，即使這種努力遇到挫折或失敗，我認為也比那種置身事外的“冷嘲熱諷”與“事后高明”要更有建設性，也更值得我們尊重。與時代對話，在某種意義上是對鏡自照，文學主體應當從時代的趨勢中看到被時代包圍的自我的局限，在愛與痛中尋找自我的意義。

二? 文學傳媒和文學史料研究中的文學史微觀察

張惠娟：您在博士學位論文寫作過程中就注意到了文學期刊、圖書出版與文學生產之間的關系，并做了初步探索，之后陸續在《媒體制造》《中國當代文學傳媒研究》等著作中增補、修改和完善，不斷調整論述結構和邏輯框架，書越寫越厚，涉及面越來越廣，現在還開始了當代文學傳媒史料的整理與研究?？梢越Y合您的閱讀史談一談哪些理論或者知識對您不斷地反思和調整研究路徑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嗎？

黃發有：我讀高中時就對新聞傳播學感興趣，讀過王韜、梁啟超、黃遠生、邵飄萍、鄒韜奮、威廉·拉塞爾等人的傳記，當然認識比較淺薄。那時讀書有看熱鬧的傾向，曾經打算報考大學新聞系，后來陰差陽錯，被經濟系錄取。本科畢業之后，我集中花了一段時間自學大學新聞系的主干課程，還想過報考新聞系的碩士研究生。后來，在寫作博士論文過程當中，我發現忽略媒體因素，已經很難說清楚1990年代小說的來龍去脈。以此為起點，我花了十余年的時間研究當代文學傳媒的發展進程。在研究文學傳媒的過程中，文學社會學、接受美學、傳播學和文化研究的理論都給我很多有益的啟示。閱讀布迪厄、麥克盧漢、尼爾·波茲曼、沃爾特·翁、本雅明、費瑟斯通、波德里亞、羅伯特·達恩頓的著作，開闊了我的視野，拓寬了我的思路。更為重要的是，應當深入挖掘第一手史料，系統閱讀原報原刊和周邊史料，貼近文學現場，從問題出發，這樣才能避免生硬的理論拼貼。最近幾年，看到一些研究當代文學期刊的學位論文，連原刊都沒看全，就敢下判斷。還有，在個別年輕學人的論著中，常常會看到一些格格不入的引文，就像天外來客，一是所牽涉的學科跟論文研究的內容離得有點遠，二是顯得突兀，就像割韭菜割到了一根棗刺?，F在電子搜索越來越便捷，我們應當避免找到什么就拼貼什么，跨學科的前提是把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有機融合起來，而不是玩拼貼游戲。

張惠娟：您在《中國當代文學傳媒研究》的后記中提到，2009年至2010年在哈佛大學訪學的經歷，給您的文學傳媒研究帶來了諸多啟示。這些年您在當代文學傳媒研究中有著較為開闊的理論視野，是否與您的這次學術交流經歷有關？

黃發有：在哈佛訪學的一年沒有硬性的任務，除了選聽一些自己感興趣的課程，可以集中時間做自己感興趣的研究。媒介研究尤其是新媒介研究，沒法回避外來的理論資源。在哈佛主圖書館韋德納圖書館地下的一個藏書室，藏的全都是和新媒介研究有關的圖書，尤其是媒介社會學方面的著作帶給我不少啟示。有一段時間我還想組織一套新媒介理論譯叢，選收的書目大都是從那段時間翻閱的著作中遴選，后來感覺很難找到合適的譯者，只能不了了之。燕京圖書館藏了不少價值很高的中國古籍，中國現當代方面的藏書多為常規資料，稀見的蔣廷黻資料、楊聯陞日記等資料跟文學研究沒什么直接關系，我還在哈佛其他的圖書館看到瑞恰慈的書信，吳宓碩士論文的打字稿上有白璧德的批閱意見。有趣的是，這段亂翻書的日子使我更加重視史料研究，一方面哈佛大大小小圖書館都很重視收藏書信、日記、手稿，這一點讓我覺得意外;另一方面理論固然重要，但看了一些海外年輕學人的博士論文，意識到如果沒有扎實的史料根基，純粹靠理論推演很難立起來，甚至容易犯常識性錯誤，張冠李戴，因為他們借助的新潮理論往往來自文化研究、社會學、傳播學、哲學、生態學、政治學等學科領域，缺乏原生性與原創性，有點“二道販子”的意味。美國大學東亞系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的博士論文中，拼盤式的結構比較流行，也就是兩三章研究文學、兩三章研究電影、一章研究廣告或建筑、一章研究行為藝術。這樣的結構難免凌亂，邏輯很難有一致性，引入的史料很像補丁。當然，這樣的結構也有好處，說明作者的視野比較開闊，成為教師后可以開設多方面的課程，在美國大學的東亞系中容易找到工作。另外，前些年我多次去新加坡和我國的香港、臺灣地區交流，也聽到、看到一些有啟發性的東西，中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有林海音等作家的部分手稿，東海大學圖書館藏有張學良捐贈的一大批藏書。在新加坡國立圖書館，很容易查到南洋地區華人研究、華文文學研究的各種資料。做人文學科研究，時間長了容易形成慣性和套路，要經常出去看一看，走一走，我以為學術交流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在思想撞擊下反思自我，開拓視野。

張惠娟：您的當代文學傳媒史料研究很有特點，尤其是個案研究，基本都是根據研究對象的特點，選取某一個角度切入，然后以小見大，連點成面，使龐雜、成堆的史料“立”起來、“活”起來，并最終引向一個文學史的具體問題，最后呈現出來的成果都是材料豐富，立意構思出其不意，有著深刻的洞見，行文又不失精巧，論述簡潔、精練、有力。您的期刊個案研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發表于《文學評論》2012年第6期的《文學風尚與時代文體——〈人民文學〉（1949-1966）頭條的統計分析》。我也注意到，您在寫作過程中做了大量的材料搜集、統計、整理工作，閱讀此文，能夠深切感受到您在史料研究中的艱辛、耐心和細心。類似的個案研究還有《〈文藝報〉試刊與第一次文代會》《“真實”的背面——評析〈小說月報〉（1980-2001）兼及“選刊現象”》等。除了對個別期刊的研究，您還從退稿信、約稿信、會議簡報、作家學習資料等史料進入某一文學現象、文學事件，如《作家培養的“文藝春天”——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稀見史料（1980—1982）綜合研究》《作家課堂里的俄蘇文學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1950年代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油印史料的文學史考察》《書信里的文學期刊史跡》《當代文學的接續與更新——基于〈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簡報〉的文學史考察》等。您平時也經常提醒我們注意瑣碎的歷史材料，從細節處去發現問題。我們如何做到從材料出發，但又不被材料牽著走，避免空泛的現象描述與草率的價值判斷，做出“真問題”？

黃發有：進行史料挖掘與史料整理，我認為應當從局部開始。如果先有一個預設的整體框架，然后按圖索驥去搜集史料，這樣很難有新的發現，因為你所做的史料工作只是為了印證預設的框架。我之所以會對史料產生興趣，正是透過碎片化的史料發現一些重要的線索或很有趣的問題，順藤摸瓜，連點成線。史料研究比較繁瑣，很難一上手就跑馬圈地，只能先從小的切口進入，練好基本功后再慢慢拓展。我覺得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工作就像打井，一口井出水后再挖另一口井，有一天這些井連通之后，我們就很可能發現一些長期被忽略或被遮蔽的重要問題，甚至修正一些習以為常的文學史論斷，也就是以碎立通。史料研究要擺脫先入為主的成見或偏見，但史料研究必須有問題意識，不是盲目地撒大網，這就像勘探隊員找礦，他們選定的勘探點和勘探線必須具備成礦條件。

張惠娟：您在當代文學史料整理和研究方面，近年來規劃和出版了一些重量級的成果。如《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系：2001-2010 史料卷》（2014年出版）、3卷本《新中國文學稀見史料與研究》（導言《論中國當代文學稀見史料開掘的意義與方法》發表于《文藝研究》2021年第10期），還有即將出版的45卷本《新中國文學史料與研究》（總序《史料多元化與當代文學研究的相互參證》發表于《南方文壇》2019年第3期）。從當代文學期刊、史料的個案研究到當代文學史料的整理和綜合研究，您的文學傳媒史料研究之路越走越寬。您覺得當代文學史料的整理與研究在方法上與現代文學史料有什么不同？當代文學傳媒史料的整理與研究存在哪些問題和局限？

黃發有：當代文學研究包括兩大板塊——當代文學史研究和當代文學評論，這兩塊都很重要，文學評論面對文學現場發言，文學評論是文學史的草稿。隨著時間的推移，曾經的文學現場變成歷史場景，當代文學的歷史化也就提上了日程。經常有學者提到文學研究領域的“鄙視鏈”，也就是搞古代文學的看不起搞現代文學的，搞現代文學的看不起搞當代文學的。這種“鄙視”當然是一種偏見，但對于當代文學研究者而言，也應該有所反思，那就是當代文學研究不能太隨意，必須有標準和規則。實現當代文學的歷史化，扎實的史料工作是前提，正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

我自己這些年在史料整理和研究方面花了很多時間，也沒有具體目標，說白了就是因為喜歡。我花了很多錢買各種材料，有藏書票、地方志、族譜、書信、稿費單據和各種油印材料，雜七雜八，最多的時候一年花了十幾萬，有幾個月生活費都不夠了，只好動用儲蓄。在2008年前后的南京，十萬元足夠支付外圍城區一套兩室一廳的新房的首付。后來有朋友跟我開玩笑，說我用買房的錢買了一堆廢紙，我想想還真是這么回事。過了那段魔怔期后，買材料時不再那么沖動，還有就是覺得浪費了不少錢，不寫點東西于心有愧。當代文學史料跟現代文學史料相比，史料形態更加多樣化，尤其是網絡媒介的出現，使得史料研究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數據庫的出現使得史料獲取更為便捷，但也帶來了一些新問題。在“無紙化”的潮流中，大批紙質材料被銷毀。郵件、博客、微信、微博取代書信和日記后，這些電子信息很容易流失，如何固定有價值的信息成為新的考驗。跟紙質材料相比，電子信息更容易作偽。就當代文學史料的發掘與整理而言，首要任務是搶救那些即將灰飛煙滅的材料，其次是根據史料進行深入研究。

張惠娟：1990年代，隨著文學“觸電”，報紙文藝副刊和文學期刊在文學與市場之間徘徊，都通過涉足網絡文學來嘗試突圍。報紙文藝副刊嘗試報網融合，文學期刊不斷掀起觸網浪潮，但轉型路上的曲折和尷尬也是顯而易見的。媒介轉型也給文學傳播和接受研究帶來了新挑戰，很多研究者都表達出對紙質媒介消失的隱憂。您認為我們該如何調整研究的姿態、方法和策略呢？

黃發有：不同時代的媒體和文學都會有流行的風尚，但就學術研究而言，舊媒體依然有其不應當被忽視的學術價值。在我看來，紙媒的邊緣化是不可逆的趨勢，卻并不意味著紙媒很快就會退出歷史舞臺，它們借助媒介融合的方式，揚長避短，依然能夠找到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空間，讓老樹開出新花。至于報紙副刊和文學期刊如何突圍，成功的各有各的招，一家刊物能走通的路，對另一家刊物來說可能是窮途，關鍵是要有自身的特色，沒有人能夠開出包治百病的藥方。

最近幾年，報紙文藝副刊的研究者變得越來越少了。為什么會這樣？一方面，報紙出版的頻率特別高，日報晚報幾乎每天都出，要收齊一個階段的某一份舊報紙，難度特別大;另一方面，文藝副刊在報紙里面，又不是它的主體，厚厚的一沓報紙中文藝副刊只有一兩個版面。21世紀以來，有不少報紙把副刊砍掉了，刮起了“減副”風，還有一些報紙干脆?？?，紙媒不時興了。但是報紙也曾經是新媒體和主流媒體，報紙文藝副刊在文學史上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度嗣袢請蟆贰豆饷魅請蟆芳捌涓笨?，在當代文學史上對文藝政策和文藝潮流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文學史研究既要關注新趨勢，更要研究文學的發展脈絡與傳承機制。如果誰不當紅了就忽略誰，那文學史就成了追星史。我們看1980年代當代文學的評論與文學史著述，如果留意一下其注釋，會發現源自報紙的引文非常多，但這些年的同類著述，來自報紙的引文越來越少。還原歷史是文學史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如果研究者無視報紙副刊，這樣就會導致史料視野的缺損，結論難免會出現偏差。放大了說，忽視紙質媒介，我們很難搞清楚文明、文化、文學的來處。

張惠娟：您對網絡文學關注較早，也傾注了很多心力。2000年，您就主編過一套“讀網時代叢書”，2010年之后您陸續發表了一些高質量的研究成果。2020年，您還主編了一套“網絡文學前沿探索叢書”，其中收錄了您的《網絡文學內外》。您在這套叢書的“總序”中說，出版這套叢書“就是為了及時向學術界推介網絡文學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動態呈現具有探索意義的學術軌跡”。您也希望這套叢書作為一個系統工程持續出版。想請您談談規劃出版這套叢書主要出于哪些考量？另外，您覺得網絡文學和網絡文學評論在最近20年間有什么變化呢？

黃發有：網絡文學剛剛出現時，文學研究界不少人嗤之以鼻。我以為要以發展的觀點看待網絡媒介和網絡文學，大多數媒體剛剛出現時都遭到過抵制，并被批評傳播通俗乃至庸俗的信息。近年網絡文學的影響力日漸增強，創作樣態越來越豐富，網絡文學成為當代文學版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當代文學研究無法回避的研究對象。主編“網絡文學前沿探索叢書”和“中國網絡文學理論評論年選”，我當然希望借此推動網絡文學研究的深化與持續拓展。目前網絡文學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也存在一些問題，譬如以靜態研究考察動態對象，以概念移植脫離具體語境，以封閉視野剪裁跨界景觀。網絡文學研究要實現突破與超越，我以為要做好以下三點，即立足現場的歷史評價，扎根本土的學術創新，學科融通的跨界研究。最近幾年，對網絡文學研究感興趣的年輕學人越來越多。2020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在杭州師范大學舉辦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第21屆學術年會上，與網絡文學有關的論文達到四十余篇，作者大都是三十歲上下的青年學者，新生力量的涌入會給這個研究領域帶來激情與活力?！熬W絡文學前沿探索叢書”第二輯的六本書近期會陸續出版，其中收入了兩位年輕學者的著作。如果能夠堅持出版下去，我愿意推介更多年輕人的新成果。青年是網絡文學創作、傳播、接受、研究最為活躍的群體，他們能夠為網絡文學創作與研究注入創新驅動力，帶來新的可能性。隨著網絡文學的主流化、精品化，紙面文學與網絡文學的相互滲透、相互觸動乃大勢所趨。

三? 在還原歷史與觀照當下之間構筑動態文學史

張惠娟：我注意到“活力”和“發現”一直是您學術研究中的關鍵詞，“活力”意味著“動”，意味著“雜”;“發現”意味著“再認識”和“再加工”，意味著“求新”。您還提出過“邊緣的活力”“活力在于發現”“批評就是發現”等觀點，您自己是如何理解這兩個關鍵詞的呢？

黃發有：豐富性與多樣性是文學發展的活力之源。不少研究者都曾經對純文學推崇備至，但是文學太純了，一點雜質都沒有了，就失了煙火氣，容易不接地氣，成為一種純粹的形式游戲。不同因素的相互撞擊，不同文學理念的深入對話，都有利于推動文學和文化的發展。以迷戀形式的先鋒文學為例，這一思潮也不是內生的，而是中西文學互動的結晶。就文學而言，有經典和大師，但其地位的確立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其價值并不是不言自明的，需要被照亮，被發現。編輯發現有潛力的文學新人，評論家發現被忽略的好作品，文學史家發現歷史煙云中的失蹤者，這些都是有價值的發現。就發現而言，我并不看重所謂的結果，我更看重的是發現過程。正是通過發現過程，我們建構自己的獨立性。主體在發現有價值的文學存在的過程中，也是對自主性的一種喚醒。如果缺少了多元的發現之眼，文學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就難以得到彰顯，容易被遮蔽和抑制。

張惠娟：從當代文學批評到當代文學傳媒、史料研究，您關注的話題都比較前沿，一直保持著與時代同步的研究姿態。這些年大規模開展文學史料整理與研究工作的時候，您也沒有忽視對當下文學新作品、新思潮、新現象、新勢力的關注，您的研究在過去和當下之間自由馳騁，既能在史料翻檢中觀照過去，又能趕上“時髦”。想聽聽您是如何在還原歷史與觀照當下之間協調和平衡的？或者說您認為這兩種研究路向之間有什么同振互促的關聯？

黃發有：我的博士論文研究1990年代小說，寫作期間細讀了三四千萬字的小說作品，粗讀的作品數量更大，此后兩三年心有余悸，有一種讀傷了的感覺。博士畢業以后，我繼續寫一些評論文章，但研究重點有所轉移，文學新作的閱讀量明顯下降，更多時間用在史料閱讀與整理上。我們研究當代文學史，不管是偏重文學評論還是偏重文學史研究，都必須對當代文學的發展脈絡與新進展有所了解，否則，就搞不清當代文學從哪兒來，也無法把握當代文學往哪兒去。說實話，這些年我兼職做的一些文學工作，對我進一步理解當代文學有重要幫助。在南京大學工作期間，從2006年到2016年，我為《揚子江評論》做組稿和審稿工作，這使我加深了對文學期刊編輯流程和文化功能的認識，對我研究文學傳媒有明顯的助益?！稉P子江評論》曾經開設的“名刊觀察”與“名編視野”等欄目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與文章作者、“名編”的交流開拓了我的視野。2018年以來，在山東省作家協會的工作經歷讓我對文學制度有了感性的把握。如果僅僅依靠公開的書面材料，研究者對文學媒介、文學會議、文學評獎、文學制度、文學政策等實踐性較強的研究領域的探討，得出的結論難免有失偏頗，甚至表現出主觀臆測的傾向。最近幾年，因為經常參加各種文學評審和文學活動，對基層作家的生存狀況和基層文學的發展情況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我以前對當代文學的閱讀處于偏食狀態，選擇的往往是符合自己審美趣味的作品，近年對當代文學的接觸面更廣一些，也促使我反思自己的文學趣味與文學觀念。評論家和文學史家適當參加各種形式的文學實踐，對于文學研究而言會有一定的促進作用。這些活動會幫助我們走出封閉的象牙塔，打破思維定勢。

張惠娟：您是從文學批評開始走入當代文學研究的，2006年出版的《文學季風——中國當代文學觀察》應該是集結了您早些年在當代文學批評方面的思考，在書的“導言”部分您說自己的研究趣味是“穿越于史論與批評之間”，您還提出在某種意義上，您的文學史觀算得上是“中庸的‘結合論”，在具體的闡釋中還提出了結合史料發掘、文學傳播與接受等外部研究的看法?，F在您已經在當代文學傳媒和史料研究方面深耕多年，您的文學史觀是否有所調整？

黃發有：從事當代文學研究的人，如果不做文學評論，容易疏離文學現場，缺少對文學發展的敏感度;如果不做文學史研究，往往會導致歷史視野的缺失。只有在歷史的坐標中衡量作家作品的價值，對文學的評判才會有比較客觀的標準。否則，文學批評會顯得比較隨意，就像現在的一些作品研討會一樣，評論家廉價地奉送“里程碑”“史詩”一類的高帽。至于“中庸的‘結合論”，我的本意是要有一定的包容性，研究者不能過度放縱自己的個人趣味，應當保持必要的價值中立，對于一味的表揚和嘩眾取寵的“酷評”都保持必要的距離。

不少學人會把文學傳媒研究和文學史料研究歸入外部研究的范疇，我覺得這種劃分有點機械。事實上，研究文學傳媒，無法回避作家作品，文學史上成功的文學期刊對文學思潮的演進、文學流派的生長都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負責任的編輯在名作的組稿、編校上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從我個人搜集的不少審稿意見中，還能看到編輯在作品取舍、評判方面的真知灼見。至于文學史料，我搜集的不少約稿信、退稿信都與作品直接相關，對作品的解讀與衡量有重要的參考作用。我個人比較欣賞的是內外結合的研究方法，從作品的細部看到時代、環境的光影，在文學生態的視野中看到作家的浮沉俯仰與作品的得失榮枯。

張惠娟：您的學術研究既有歷史的厚重，又有生命的質感。我發現從最初的作家論、作品論，到后來的文學傳媒研究，“人”一直是您研究的核心問題。您非常重視作家、批評家、編輯家、出版家等人群，力求從他們的生存狀態、社會角色、精神結構、命運變遷入手，去還原更為鮮活的文學史現場。開展文學傳媒研究工作時，您還特地走訪過一些編輯、記者、個體書商和文藝官員，整理出來的訪談文字有近20萬字。您在之前的一次訪談中也提到過“文學之所以可愛，關鍵還是因為文學背后的鮮活的‘文學人”。您在指導研究生做作家論研究時，也會特別要求學生先詳細梳理作家的創作年譜。您的研究之所以充滿“活力”，是否與您在學術研究中對“人”的關注有關？

黃發有：文學是人學，也是心學。如果忽略人，這樣的文學就失去了根基。這些年我對文學媒介、文學史料發生興趣，出發點都是被媒介和史料背后那些可愛、可敬的文學人所吸引，他們用自己的笑和淚、用自己的心血滋養文學。好的文學就應該有情有義，好的文學研究也應該是有趣的、有生命溫度的。

21世紀以來，學院空間里的文學研究受學術考核制度的影響，感覺少了一些鮮活的、有趣的東西。在量化評價的指標體系中，學術成果成為表格里劃分各種等級的冰冷數字，越來越多的論著跟文學、人、社會都缺乏實質性的關聯，只是在考核或評審中被記過工分，然后被迅速遺忘。就學術文體來看，同質化傾向日益明顯，缺乏多樣性。在文學被邊緣化的語境中，一些作家和學者都迫切地讓文學變得“有用”，可以快速地兌換成現實功利。文學與文學研究要保持內在的活力，我認為還是不能離開“人”，還是要保持超越功利的理想。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再強大的個體都顯得渺小。文學的魅力之所以常青，正在于它對生命尤其是卑微個體的尊重。最近幾年我搜集了不少作家、學者、文學讀者的書信，寫了幾篇以此為依據的論文。與晦澀的理論、概念相比，那些像煙火一樣綻放的熱情轉瞬即逝，但那些被文字定格的生命悸動深深地打動了我。這些書信中回蕩著生命的氣息，那些舊年的呼吸至今還余響不絕，字里行間充滿了對文學的摯愛，為了文學付出滿腔心血，點燃自己，也感染了別人。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院）

責任編輯：趙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