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的“經典時刻”與“日常狀態”，“早期現代文學”與“現代文學”

金理

摘要：王德威教授主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作為一種極具“方法論實驗”色彩的文學史寫作，值得學界重視。本文從史料選取、體裁（編年體）與史觀（“世界中”）等方面把握《新編》的特色，進而在借鑒學界新近研究趨向的基礎上，開啟若干推敲與對話空間。

關鍵詞：《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王德威;“世界中”

據不完全統計，自20世紀初林傳甲的第一部《中國文學史》誕生，迄今各種版本的中國文學史著共有1000余種①，仿佛文學史寫作的盛世;據說大陸今日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從業者多達三萬人以上，其“作業方式”大多為學位論文與項目著作，“技術化”與“匠氣化”②亦可想而知。在這一背景下，《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以下簡稱《新編》）所體現的學術個性與創新實踐引人注目?；径?，《新編》是西方學術傳統、風氣與哈佛文學史系列背景下的產物;同時，其英文版的主編助理蘇和（Dylan Suher）曾如此預設目標讀者：“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反復討論的問題是：《紐約書評》的讀者會理解嗎？”③因為這層“視差之見”，《新編》作為他山之石恰恰給予中文語境讀者以啟示。據我個人對大陸學界觀察，近年來，文學史對于學術研究的意義多少落后于對意識形態與教學的意義?！缎戮帯樊斎徊豢赡芰腥氪碎g教材的候選，也不大會出現在復習考研學生的案頭;但作為一種極具“方法論實驗”色彩的文學史寫作，且“其中隱藏的學術含量和文獻信息都是極深厚的”④，值得每位研究者重視。本文首先從取材的“泛文學”傾向、敘述的“文學性”、編年與其它體式的靈活運用等方面把握《新編》的特色，其次在總結得失、借鑒學界新近研究趨向的基礎上，開啟若干推敲與對話空間。

一

“做文學史，和做一切歷史一樣，有一個大困難，就是選擇可以代表時代的史料?！雹輰τ谝徊课膶W史而言，哪些材料可以攬入其中作為文學史料來對待，著實是一大問題。王德威教授在《導論》中開宗明義：“本書對‘文學的定義不再根據制式說法，所包羅的多樣文本和現象也可能引人側目。各篇文章對文類、題材、媒介的處理更是五花八門……不一而足?！雹迲T常的小說、詩歌、散文、戲劇之外，我們在《新編》中還看到了政論、回憶錄、照片、電影、漫畫、流行歌曲、網絡文學……可見大體秉持“泛文學”的取舍標準。

有論者曾將中國本土文學史書寫分作五個階段，據此可以發現，大凡一個時代有較為核心而強力的文學史觀，則文學史中對“文學”邊界的認知就相應清晰、對文學材料的取舍就相應斬截。比如第二階段從戊戌前后到“五四”，以“進化的文學觀”為核心，對應的文學史著作如胡適《白話文學史》。第三階段從20世紀30年代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凈化的文學觀”為核心，從四部到集部，由“雜”到“純”，以致劉大白《中國文學史》干脆認定“只有詩篇，小說，戲劇，才可稱為文學”⑦。第四階段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以“馬克思主義文學觀”為核心。而一頭一尾兩個階段，即20世紀初葉以及改革開放至今，文學史觀或不穩定，或較多元，容易出現“泛文學”的姿態。檢閱《新編》中各式文類、題材、媒介的琳瑯滿目，會遙想起當年林傳甲、謝無量等人的文學史著作，將群經、諸子、史傳、理學、金石碑帖等盡數囊括。這倒不是有意追求“歷史的回響”，而是因應當下時代的具體性：在今天，“文學”本質和特性的共識并不穩固，文學內涵與外延急劇動蕩，由此，“文學”邊界泛化的合理性對應的正是各群體文化需求的多樣性。再從文學史本身來講，其對某一時代文學材料的確認，大體有兩種方案：一是嚴格地、歷史主義地在“對象時代”的內部語境中去辨析當時人們眾所公認的文學作品，二是以“寫作時代”的理想為依據，為了開啟古為今用的契機、或為了再造新的傳統，將“對象時代”所忽略的作品與現象納入文學史范圍中?！缎戮帯吩诩嫒≈懈咏笳?，甚至不妨說，《新編》以文學史實踐來為今人重新定義何謂文學，隱伏其間的則是積極介入當下現實文化環境的努力。

《新編》取材注重“泛文學”傾向，敘述則張揚“文學性”。文學史研究是一種歷史敘述，需要尊重歷史研究的一般規律;但同時又具備特殊性，即文學史敘述和其它歷史敘述的區別，比如無法替代的具體性、形象性、現場感、情景感等文學性特征⑧?！凹偃缭蹅冇幸粋€不曾到過的地方，而又風聞這個地方，是富有佳妙的山水，壯闊的原野，雄麗的都市，幽雅的鄉村，以及種種美好的風景的，那么，無論是誰，總都會起一種身親領略的渴望吧?！雹崽热舨患由舷挛恼f明，讀者肯定想象不到上引這段美文出自劉大白《中國文學史》引論。然而錢基博則聲稱：“文學史非文學。何也？蓋文學者，文學也;文學史者，科學也。文學之職志，在抒情達意。而文學史之職志，則在紀實傳信。文學史之異于文學者，文學史乃紀述之事、論證之事，而非描寫創作之事?！雹庖藻X基博眼光來看，劉大白文學史中近乎“描寫創作”與“抒情”的文字，務須一一刊落吧。

話說回來，文學史的科學性與文學性并不總是零和狀態，不妨根據撰史者的追求、脾性、趣味而有所調試。主編王德威教授主張“重新彰顯文學史內蘊的‘文學性：文學史書寫應該像所關注的文學作品一樣，具有文本的自覺”11。陳平原教授曾檢討大陸文學史教學不令人滿意的現狀，為配合意識形態與道德教育，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文學教育體系往往“窒息了學生的閱讀快感、審美趣味與思維能力”12?！缎戮帯穼Α拔膶W性”的追求其意義不言自明，編年史不僅是翔實的記事簿，同時須具備引人入勝的可讀性。十數年前，有感于“通行的‘大而全的總結賬和流水賬式文學史”令人氣悶，郜元寶教授呼喚充滿著“文學故事”的文學史：“其基本講述方法是以一些重要自然時間點或時間段為‘經，以重要文學作品和作家活動、思潮、流派、社團及社會文化的歷史性事件為‘緯，編織成一個接一個的‘文學故事?！?3《新編》的面貌庶幾仿佛：在形式上，評點陳述者有之，夾敘夾議者有之，甚至小說式虛構者亦有之;在內容上，規律與主潮之外，同樣重視社會大背景罅隙里潛藏的微觀細節、歷史邏輯邊上的旁逸斜出、個體生命的偶然性。比如《甲骨，危險的補品》《解凍時節》等篇明顯看得出在敘述風格上的講究，以娓娓道來的口吻將讀者引導至歷史的縱深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翻譯的政治：走向世界語言》《記憶與創傷：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等篇采取了第一人稱敘述，仿佛促使讀者去共享歷史現場中那雙東張西望的眼睛的主觀視野。而小說《周豫才寫〈狂人日記〉》《尋找徐娜娜》則調用了以虛擊實的小說筆法。這與王德威教授對文學虛構之于政治、歷史、現實的能動力量的珍視（所謂“想像中國的方法”）若合符節。

編年體史書易于見出同時代中各事件之間的聯系，但由于紀事的前后分割，文學現象的起伏消長不易探其原委。這就需要文學史家在擇定的主體形式之外手眼靈活。程千帆在為傅璇琮《唐五代文學編年史》作序時說：“編年史是一種十分宏大寬容的歷史載體，不論敘事、說理乃至寫景、抒情，都可以在其中隨意處理;而且又可以通過時間、空間的紐帶將其熔于一爐?！?4編年史中不妨容納列傳、編年、紀事本末等多種體式，調遣敘事、說理等多種手段，來描摹文學史的多樣面貌，我想這是程先生所謂“隨意處理”與“熔于一爐”的意義吧。

《新編》以編年為主體形式，但在時間脈絡中截取的某一切片內部，往往架構起紀事本末般“散點、輻射性陳述”15?！丁春Ｉ匣袀鳌?、方言小說與白話現代性的起源》以韓邦慶小說為核心，上溯明清兩朝由科舉制主導的文學生態，下及1980年代韓少功的尋根寫作與20世紀末侯孝賢的電影，以如此長程的視野來探訪“白話現代性”的起源、過渡與確立?！陡锩討賽邸烦尸F林覺民、徐枕亞、茅盾與張愛玲對同一種書寫模式的實踐與駁難，甚至旁及齊豫的歌曲演繹。而將《與妻訣別書》和《玉梨魂》并置作為“革命+戀愛”的寫作起點，實屬創見?！洞蟮貙じ簯馉幣c和平、美麗與腐朽》從沈從文《邊城》談到莫言《紅高粱》?！丁粗袊囊蝗铡怠芬酝}作品及其藝術衍生品為例，從1936年的報告文學縱跨到2014年的先鋒戲劇，從蘇聯高爾基的創意，到中國茅盾的實踐，再到日本導演的改編?！对趹鸹鹬袑懽鳌芳葦⑹鍪捈t生平與文學成就，又敘述許鞍華電影《黃金時代》對蕭紅生平與文學成就的再現?！缎聲r期的瘋女人》從魯迅到殘雪、白先勇、李昂、聶華苓，勾勒出華語文學語境中的“瘋狂者”小史……誠可謂“一花一世界”，一枚文學史系年切片往往以小見大，透射出人物的來龍去脈、作品的前世今生、主題的翻新、社團的續替、思潮的流衍等。

文學編年史據年月編排，看似只要將事件、人物與作品按時間順次編列即可，實則背后的裁剪卻最考較眼力?！缎戮帯凡⒉皇峭耆饬x上的編年史，有的年份被省略，有的年份內濃墨重彩（1935年安排了5篇文章，分別討論阮玲玉自殺、瞿秋白被害、《三毛流浪記》、定縣農民實驗戲劇與賴和創作），留白與深描均耐人尋味。全書一百八十四篇，從外人看來，時間節點的選取與設置容或有議之處不免存在。比如《徐志摩和中國的浪漫主義》一章從《偶然》《再別康橋》一直寫到1990年代末電視劇《人間四月天》再掀“徐志摩熱”，儼然是一篇微觀的徐志摩詩論兼接受史。然而本章時間系在1924年4月12日，當日泰戈爾來華，徐志摩陪同任翻譯和向導。這也許是徐志摩個人經歷中濃墨重彩一筆，但對于其文學創作乃至新詩浪漫主義風格的演進，并無深遠影響。就此而言，時間節點的選取似乎隨意了一些。

與以上小節相比，值得深入體會的反倒是王德威教授在導論中提到的：“一方面，本書按照時間順序編年，介紹現代中國文學的重要人物、作品、論述和運動。另一方面，它也介紹一系列相對卻未必重要的時間、作品、作者、事件，作為‘大敘述的參照?！?6文學史的殿堂一般用于英雄排座次，在什么樣的意義上，“未必重要的時間、作品、作者、事件”居然也可以登堂入室？不妨借用葛兆光先生《中國思想史》中極富創見的命題——“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來比附：我們以前的思想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精英思想史”，敘述、羅列的是少數思想天才的成果。葛著舉例，一提及宋代思想史或哲學史，往往就是如下一條線索：從周敦頤到邵雍、二程、朱熹，前后加上張栻、呂祖謙，左右加上陳亮、陸九淵，這條脈絡似乎天經地義……但問題是：思想精英的思考，往往是“突出”于歷史背景之上的，是思想史上的“非連續性”環節，就像?？略凇吨R考古學》中所說的“歷史的斷裂”，“斷裂是與常規的軌道脫節，與平均的水準背離，它常常是時間順序和邏輯順序上無法確定其來源和去向的突發性現象”?？墒俏覀冎?，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地提供給、作用于普通人去應對宇宙、社會與人生的那些知識與思想，并不全在精英和經典中。也就是說，少數思想天才的思想、過去思想史著作一再大書特書且加以編排譜系的思想，未必與普遍知識水準、一般思想狀況相關（其地位確認往往出于“回溯性的追認”）。反過來，有些并不占有突出地位的人或著作卻有可能真的在思想史上深深地留下過印跡?？傊?，“過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經典的思想史，可是我們應當注意到在人們生活的實際世界中，還有一種近乎平均值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作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這種一般的知識、思想與信仰真正地在人們判斷、解釋、處理面前世界中起著作用”17。有此關懷的實踐者早著先鞭，日本學者津田左右吉《文學中呈現的我國國民思想之研究》關注的就“并非學者的學說，而是綜合地敘述了每個時代的現實生活里鮮活的人生觀、政治思想、倫理思想或戀愛觀等”18。思想史中不應該忽略“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好比文學史中不應該忽略“近乎平均值的文學理解”。我們每常說19世紀40年代是狄更斯、薩克雷、勃朗特的時代，可是據雷蒙德·威廉斯《漫長的革命》中提示：現在留存下來一些當時書店里的暢銷書榜和最受歡迎的作家名單，前引那些光輝燦爛的名字沒有一個在榜單上，而榜單上實際出現的作家，今天我們全都不認識，而當年他們的讀者，可“不只是墮落的窮人，那些‘出身良好的人也有此嗜好，至少是在乘火車旅行途中”19。這些作家盡管進入不了一般文學史，但是如果想要把握當時人們對于文學的想象與理解，其實離不開這些現在看起來“名不見經傳”的作者。

《新編》并陳了文學史的“經典時刻”與“日常狀態”，前者是“魯郭茅巴老曹”的傳統套路，后者則向“近乎平均值的文學理解”開放?！缎戮帯分谐霈F了“80后”作家韓寒，這在大陸各種版本的文學史中都不得見;即便考較同一代際作家的文學貢獻（曾有論者評價韓寒們“進入了市場，還未進入文壇”），尤其考慮到王德威教授曾寫過雙雪濤的作品論，似乎輪不到韓寒捷足先登。不過話說回來，以我自身的成長經歷見證，一位“80后”大學生，或者一位在流水線上奮斗的“青工”，其對文學與個人的理解，可能或多或少都與韓寒有關;很長一段時間內，在人來人往的飛機場、火車站的便利書店里最顯眼的位置，可能擺放著韓寒的作品來代表中國當代文學。丸山真男曾提及思想史研究中觀念形態的分層：位于最上層的是“最為高度抽象化的系統性理論、學說或教義”，位于其下的是“關于人世間綜合性想象的分層”，往下是“處理具體問題時具體的意見、態度”，再往下是“生活情感、生活氛圍、真實感等未經理性反省的生活情感”，底部則是“無意識領域”。面對多樣態的分層而要測定思想的價值時，可以依據思想的重量、流通范圍、幅度、密度、多產性等尺度20。受此啟發，我們不妨以“往下走”的眼光來觀察韓寒式的文學以及其滲透的范圍、幅度之于時代的影響。再加上《新編》中大量出現的電影、漫畫、網絡詩歌等，它們塑造了具體時代中人們“近乎平均值的文學理解”，在文學的實際進程中“深深地留下過印跡”，成為“銘刻了一個時代的情感的載體與介質”21。順便一提，丸山真男關于思想分層及價值測定的多樣性的見解，似乎并未引起現當代文學研究界的普遍重視與借鑒，大陸學界有類似敏感與嘗試的首推溫儒敏教授率領團隊所進行的“當代文學生活狀況調查”22，王本朝教授近年來在創構“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想史”時也充分意識到社會與文學之間八面來風般的結構：“文學思想不是封閉的，社會思想它會從各個層面匯入文學思想之中，文學思想也會以自己的方式表現或觸及到社會思想的某些層面，它們之間是有密切聯系的?！?3

二

《新編》無疑是一部創新的文學史，“創新”往往意味著越軌、破格，同時瑕瑜互見，新意迭出的地方也最易引發質疑。

前文提及《新編》破天荒地引入第一人稱敘述視角，其中多篇為作家本人現身說法，王蒙《已經寫了六十七年》對自身文學歷程作總結，葉維廉《香港現代主義與我》、余華《制造先鋒》講述“我”與同代詩人、小說家登臨文壇的故事。好處不言自明，作家的文學性筆法每每在歷史深處渲染出鮮活的現場氛圍。比如余華憶及1980年代中后期以《收獲》雜志為核心的先鋒文學陣營，這群作者赴上海改稿時借宿華東師范大學招待所，徹夜暢談后外出夜宵，彼時校門已鎖，“我們爬上搖晃的鐵柵欄門翻越出去，吃飽后再翻越回來。剛開始翻越的動作很笨拙，后來越來越輕盈”。這番生動敘述，將當年無心之舉包裹上了貼切的歷史寓意：“當時的文學觀念很像華東師范大學深夜緊鎖的鐵柵欄門，我們這些《收獲》作者饑腸轆轆的時候，不會因為鐵柵欄門緊閉而放棄出去尋找食物，翻越鐵柵欄門是不講規矩的行為，就像我們的寫作不講當時的文學規矩一樣?！?4然而作家略顯隨意、夸飾化的表述也會帶來不嚴謹。還是余華這一章，提到《收獲》1987年第5期“集中一伙來歷不明的名字”，這一期后來被稱作“先鋒文學專號”;多年后有人采訪余華問及“為什么你超過四分之三的小說發表在《收獲》上”，余華的回復是“其他文學雜志拒我于門外，《收獲》收留了我”?！妒斋@》與程永新為中國當代先鋒文學的發軔貢獻舉足輕重的力量自不待言，不過余華的表述似乎將其先鋒時期的創作構造為一條“有意味的起跑線”，而引導讀者忽視其“創作前史”，同時也將《收獲》視作解脫苦悶處境的唯一伯樂。同樣的操作策略，還見之于《余華作品集》，該三卷本系列出版于1994年12月，可能是余華第一次以隆重的文集形式出現在讀者面前。作品集卷首的“出版說明”中陳述：“自1987年1月處女作《十八歲出門遠行》問世后，余華一發而不可收拾，接二連三地以他那實驗性極強的作品，在讀者群中引起震驚和關注?！?5“處女作”這一字眼甚是惹眼，它要昭告讀者：先鋒文學規模已具的《十八歲出門遠行》，就是作家的創作“起跑線”。這則“出版說明”是否經過作家本人審定無法確知26，但對于處女作的標定顯然不符合事實27。近年來《余華研究資料》（洪治綱編，2007年）、《余華文學年譜》（王侃編，2015年）、《余華作品版本敘錄》（高玉編，2017年）等相繼面世的資料文獻以及相關研究28，廓清了余華“創作前史”的基本面貌：目前已知其最早發表的作品是1982年使用筆名“花石”在《海鹽文藝》（1982年度）上發表的《第一宿舍》29，在先鋒時代之前，余華已在《西湖》《青春》等多種刊物上發表作品，其中不乏《北京文學》這樣全國范圍內較為權威的刊物，且短篇《星星》榮獲1984年《北京文學》獎。先鋒文學創作群體在初起時因其風格與文壇主流偏離而受到壓力當是事實，但余華“創作前史”時期積累下聲名，早已不是“來歷不明”;即便有意構造為起跑線的《十八歲出門遠行》，也在被《收獲》“收留”之前就發表于《北京文學》1987年第1期，“拒我于門外”的寂寞并非實態。有意屏蔽學徒時期不成熟的創作，這是作家的自由;不過文學史敘述卻容不得隨意“抽刀斷水”。

以上只是個別敘述上的小節，文學史作為一“有思想的知識體系”，其核心骨架當指向文學史觀，尤其是“史家對文學史的總體看法、對文學史發展規律的認識等等”30，即錢基博所言“會通”：“文學史者，所以見歷代文學之動，而通其變，觀其會通者也?！?1文學史觀來源多樣，比如在當下文學新變的刺激下，產生嶄新的文學理解，進而鑄造為一面觀察“歷代文學之動”的新視鏡。借用艾略特的說法，新鮮的藝術品在加入一切早于它的藝術品所聯合起來形成的體系后，“整個的現有體系必須有所修改”32，于是“過去”與“現在”就處于持續的互相“決定”與“修改”中。今天這個時代，新科技、新媒介甚至新理念、新倫理都在不斷滲透、影響文學，文學的內涵與外延、本質與功效等都處于動蕩與裂變之中。吊詭的是，一方面文學新變一日千里，另一方面文學史觀卻陳舊而保守。我們很難尋覓到一部與時代相應、以史觀創新為核心特征的文學史著作。

據王德威教授介紹，1980年代中期哈佛大學出版公司開始策劃“新編文學史”系列叢書之際，正當后現代主義席卷西方學院，為這一系列叢書奠定基本風格，即“以編年的形式進行結構，通過若干特定的時間節點輻射出一套與既往的‘大敘事不同的新的文學史敘事”33。需要辯證的是，盡管解構“大敘事”的初衷存乎其間，但《新編》依然結構著核心的文學史觀，如果要為其“提出一個關鍵詞，那么‘世界中的中國文學，差堪近之”34。關于“世界中”的理論來源、主題面向以及對全書的統攝性，王德威教授在導論中已有剴切而周到的闡釋，此處無須贅述。其中“文化的‘交錯互動”當屬重中之重，《新編》“超過一半的篇幅都直接、間接觸及旅行和跨國、跨文化現象”35。這背后全球史的取向鮮明可見。全球史強調相關性，主張一個歷史性單位并非孤立發展，必須將其置于同其他歷史性單位的交往、互動關系中進行理解。同時，全球史采取“空間轉向”，每每以地緣、網絡、循環等空間隱喻，取代時間差、線性發展、落后/進步對立等時間隱喻。據此，《新編》一方面將中國現代文學視作全球現代性論述和實踐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對歐洲中心作出批判性回應，叩問現代性在中國具體語境中究竟如何表現，“現代性是一個外來的概念和經驗，因而僅僅是跨文化和翻譯交匯的產物，還是本土因應內里和外來刺激而生的自我更新的力量”36?！缎戮帯返谝徽?、也即編年史的坐標起點為1635年，時間節點的設置容或再議（如該章結語所言“中國文學的‘現代起點有如滿天星斗，閃爍萬端”37），但其之于全書關鍵詞“世界中”的例證、象征意味不言自明：這一年，楊廷筠在中國傳統“文學”一詞的既有用法基礎上，融入了西方傳教士的影響。這是中國“早期現代”文學的起點，開始融入世界體系和全球性的現代潮流，《新編》的文學史大幕也就此徐徐拉開。

可以略作推敲的是，王德威教授“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著名命題，重視晚清小說以亂花迷眼的文學試驗來表達個人欲望和情感，目之為一種現代性的起點?！缎戮帯吠白匪莸酵砻魉汲?，彼時城市經濟的勃興與文學對個人感受的伸張，與晚清一起型塑出面貌統一的“早期現代”。問題是，“早期現代中國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到底是什么關系？如何調和“眾聲喧嘩”與“感時憂國”、消費現代性與啟蒙現代性？《新編》大體主張兩者之間為順承關系，而大陸學界近年來至少有三種學術研究，更傾向于在差異甚至逆反的意義上理解“早期現代中國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試作疏解如下：一、陳思和于21世紀初提出“先鋒與常態”文學史觀38，認為中國文學的古今演變存在兩種形態，一種是依循了社會生活的發展而自然演變的文學主流，謂之“常態”;另一種是以超前的社會理想和激進的斷裂實行激變的先鋒運動，謂之“先鋒”?！拔逅摹毙挛膶W的緣起與意義，即作為一場先鋒運動猛烈地沖擊文學主流，促成了文學史的激變。二、李振聲的著作《重溯新文學精神之源：中國新文學建構中的晚清思想學術因素》，同樣將現代文學的源頭追溯至晚清，但看重的并不是晚清小說，而是以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劉師培等為代表的晚清新思想學術運動，恰恰是后者、也只能是后者為“五四”新文學奠定下質的規定性，“促成中國文學完成現代轉型的思想動力和精神內核，并非‘被壓抑的、擅以世俗生活技巧化解現代危機和焦慮的晚清通俗文學，而是擁有異常開闊豐富精神視野和異常緊張尖銳危機意識的晚清新思想學術運動”39。三、季劍青的兩篇長文《什么是“現代文學”的“現代”？》《“早期現代中國”論述的譜系與可能性》（俱收入專著《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學與思想論集》）尋繹現代文學的起點，進而提出：中國“現代”并非“早期現代”的發展，“毋寧說是對‘早期現代的抗衡和糾正”，“‘早期現代文學是一種消費型的文學，與之相比，‘現代文學則是一種生產型的文學”40。

由此可見，歷史事實固然客觀存在，但因為文學史家認知與判斷的主觀性，與歷史事實可以產生多樣的對話，而這也是文學史開拓創新與面相豐富的來源。當然文學史的創新不能停留于理論探討，必須付諸寫作實踐，在此意義上，王德威教授與《新編》的創獲，不可不謂引人注目。

注釋：

①劉精瑛：《一代之文學：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史中的古代戲曲研究》，文化藝術出版社2013年版，第6頁。

②劉躍進：《為什么要不斷地書寫文學史》，《文學史的張力》，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3頁。

③蘇和：《目不見睫：論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哈佛特色》，《漢語言文學研究》2018年第2期。

④張治先生從《新編》中拈出數條對漢語學界而言“引語來源頗為生僻”的證據。參見張治《長達四百年的“現代中國文學史”》，《漢語言文學研究》2018年第2期。

⑤胡適：《〈中古文學概論〉序》，《胡適文存》（二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557頁。

⑥11151634353637王德威主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中國臺灣麥田出版社2021年版，第24頁，第25頁，第24頁，第40頁，第38頁，第43頁，第28頁，第61頁。

⑦⑨劉大白：《中國文學史》，大江書鋪1933年版，第10頁，第1頁。

⑧在這方面我覺得較為突出和成功的嘗試是錢理群先生《1948：天地玄黃》（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一書。

⑩31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岳麓書社1986年版，第4頁，第9頁。

12陳平原：《假如沒有“文學史”》，《文學如何教育》，東方出版社2021年版，第158頁。

13郜元寶：《沒有“文學故事”的文學史》，《南方文壇》2008年第4期。

14程千帆：《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序》，《唐五代文學編年史》，遼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頁。

17以上參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9-16頁。

1820丸山真男：《關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忠誠與反叛：日本轉型期的精神史狀況》，路平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360頁，第370-373頁。

19雷蒙德·威廉斯：《漫長的革命》，倪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4頁。

2133王德威、李裕洋：《何為文學史？文學史何為？ ——王德威教授談〈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現代中文學刊》2019年第3期。

22《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8月曾刊發該課題組的系列研究成果，目錄如下：溫儒敏《“文學生活”：新的研究生長點》，賀仲明《農民工當代文學閱讀狀況調查》，黃萬華《學校教育背景下的大學生文學閱讀狀況調查》，馬兵《近年來長篇小說的生產與傳播調查》，史建國《網絡文學生態調查》，張學軍《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接受狀況調查》，鄭春、葉誠生《當下文化語境中魯迅作品的閱讀與接受狀況調查》，劉方政《金庸武俠小說讀者群調查》。

23王本朝、張望：《文學制度、文學經典與文學思想史》，《當代文壇》2021年第2期。

24余華：《制造先鋒》，《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下），中國臺灣麥田出版社2021年版，第296、298頁。以下余華本人的論述同樣引自此章，不再注出。

25余華：《余華作品集》“出版說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

26筆者推測余華不會否定“出版說明”的陳述的一個證據是，其綱領性的創作宣言《虛偽的作品》將《十八歲出門遠行》追認為獲得先鋒性質的“真實觀”之后的創作起點。參見余華《虛偽的作品》，《上海文論》1989年第5期。

27關于余華的處女作一直有多種說法，其中不少來自作家本人的“參與制造”。參見孫偉民《余華早期創作情況及筆名再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5期。

28李立超：《小世界與出門遠行——新發現余華小說、散文考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8期;孫偉民：《余華早期創作情況及筆名再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5期。

29孫偉民：《余華早期創作情況及筆名再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5期。

30董乃斌：《中國文學史的演進：范式的視角》，《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

32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艾略特文學論文集》，李賦寧譯注，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

38參見陳思和：《試論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鋒性》，《復旦學報》2005年第6期;《先鋒與常態——現代文學史的兩種基本形態》，《文藝爭鳴》2007年第3期。

39李振聲：《重溯新文學精神之源：中國新文學建構中的晚清思想學術因素》，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7頁。

40季劍青：《“早期現代中國”論述的譜系與可能性》，《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學與思想論集》，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311、313頁。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河西學院文學院。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項目“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中青年形象的流變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9BZW096）

責任編輯：趙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