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文學資源中掘進

曾利君

摘要：21世紀以來，時代語境的變化帶來新的文學、思想的癥候，外源性的文學經驗不再是中國文學超拔提升的良方利器，本土的文學傳統受到異乎尋常的關注和重視，回歸傳統、在傳統文學資源中掘進，成為21世紀作家的自覺選擇和21世紀文學的一種持續性現象?？疾?1世紀作家對《詩經》這一傳統文學經典的開掘利用，探究跨越千年的文學“對話”，可以從一個側面觸及21世紀文學的思想藝術品格與文學創作的精神癥候。

關鍵詞：21世紀小說;《詩經》;文學資源

一? 《詩經》何以成為21世紀作家取法的熱門資源？

在21世紀中國文壇，出現了數量可觀、大量征用《詩經》的小說，主要有王安憶的《桃之夭夭》（2003）、青垚的《天子謀》（2009）、蔡小容的《關關雎鳩》（2012）、蔣勝男的《羋月傳》（2015）、李洱的《應物兄》（2018）等等，這些以《詩經》為創作靈感的小說的涌現，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學資源利用中的“詩經熱”?！对娊洝泛我猿蔀?1世紀作家取法的熱門資源？

《詩經》是中國文學的源頭，也是中國文化的根本，堪稱“中國人的精神和美學家底”①，在從古到今的經學與文學的場域里，《詩經》均頑強顯示著自身的存在，《詩經》更是中國人熟知的文本。但不是每個人都與它“有緣”。21世紀作家青睞《詩經》，在小說創作中吸納《詩經》的精髓，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中國文學的西向取經熱的消退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話語的引領，亦關聯著21世紀中國文學的價值取向與作家創新探索的追求。

在1980年代，中國作家曾經癡迷于西方經驗，試圖借助異域文學來促成創新突破，使本土文學“開出奇異的花，結出肥碩的果”②，但當作家們把西方文學的經驗技法操練一遍之后，西方的“新”也就成了“舊”，接下來中國文學又該從哪里出發、迎來新生呢？在全球化的時代，尤其是在進入21世紀以后，世界性交流與共享的便利，很難使某種創作經驗一直保持獨有性，中國作家的世界性胸懷與眼光不再構成創新的必然依憑。當外源性的創新已走入窘境之時，中國作家逐漸意識到，本土傳統資源的現代性轉化也許是中國文學再度蓬勃的巨大動能。正如李銳所思考、詰問的那樣，“在我們步履匆匆一切以他人為榜樣的現代化旅途上，是不是太多忽視了自己的資源？”③于是，從自身的民族傳統中汲取生發創新的質素成為21世紀作家的重要抉擇。不少作家開始有意識地將傳統資源的利用和文學創新聯系在一起，格非說，“我確實是在努力地追尋中國傳統的東西”，“我希望能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學的研究找到突破的靈感，將傳統和現代的因素真正融合在一起”④，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江南三部曲”、《望春風》等小說就是這一追求的產物，它們顯露出鮮明的傳統文學的氣質。作為民族精神文化的代言人，作家也需要有文化傳承的擔當與使命感，這種向古代文學傳統汲取資源的趨向，似乎已成為不少作家的共同性表現和選擇，因為人們對于中國文學早已有這樣的共識：“現當代文學之所以有今天的發展，就在于我們有幾千年的文學傳統、文化基礎作支撐。只有在這個基礎上的創新、吸納、融匯，我們才能不斷超越?！雹?/p>

文學一向是與時代同頻共振的。自1980年代以來，時代的精神、氣候也不斷導引著作家注目于傳統——1980年代的“文化熱”使作家開始珍視與重審傳統文化，1990年代以來，“弘揚傳統”的浪潮激發起作家自覺傳承文學、文化傳統的熱情，尤其是在進入21世紀以后，“傳統”作為一種偉大的創作資源，正在越來越多地受到中國作家的倚重，致敬傳統文學經典、對傳統文學經典進行創化，甚至成為一些作家的顯著創作特色。作為中國文學源頭之一的《詩經》，在21世紀成為許多作家領受傳統、文學創新的重要資源。張煒認為，“中國文學有悠久傳統，從早期《詩經》《楚辭》，甚至可以推至商代甲骨文，數千年歷史文化源遠流長，這在世界各文學傳統中是少有的，中國文學應該將中國傳統作為一種可能的資源”⑥;洪燭指出，“《詩經》本身就是一條河流，一條文字之河”，“我們永遠生活在《詩經》的下游，感受其芬芳，接受其哺育”。⑦他們的言說，不約而同地表達了對《詩經》這一傳統文學資源的推崇。在“弘揚傳統”的時代大旗的指引下，閻連科、李洱等作家的小說創作自覺取法于《詩經》等傳統文學經典，便不足為怪了，而中國文學的“守根性”在此似乎也得到了一定的展露。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21世紀作家在推崇《詩經》的同時，還以隨筆或學術著作的方式來解讀《詩經》，以彰顯文化情懷，比如安意如的《思無邪》對《詩經》中的40多篇詩歌作出了生動細膩的感悟解讀，其散文集《人生若只如初見》的第一輯的重點內容，也是解讀《詩經》，作者滿懷敬惜之心談說著《關雎》《擊鼓》《蒹葭》《子衿》《鹿鳴》等詩篇，在談古論今中與經典對話，熔鑄自己的體悟與凝思。劉蟾、劉利、張煒等作家則在學術思考中尋索著《詩經》的密碼，比如劉蟾的《詩經密碼》著力考察《詩經》中隱含的歷史，認為“《詩經》中的許多詩篇，其實就是當時歷史事件的韻文記錄”⑧;劉利的《〈詩經〉的秘密：那些情愛中的黑暗與甜蜜》，則從《詩經》中讀出了情愛史;張煒的《讀〈詩經〉》一作則對《詩經》源流和相關義涵進行了個性化的學術考釋。這些不同年齡段的作家攜帶著共同的文化記憶和對民族文化傳統的稔熟，訴說他們對《詩經》的理解，他們牢牢抓緊自身的文化根脈，像魚兒一樣在文化的長河里潛游。而這些著作的問世，也會促使更多的作家去關注《詩經》。

此外，文學創新的追求也在不斷驅使著21世紀作家走向《詩經》資源的利用和傳統的創化。創新是文學永恒的主題，也是21世紀作家文學追求的主旋律。但怎樣才能實現創新？這是不同時代的作家都會面臨的一個棘手問題。從中國當代文學探索創新的歷程和作家積累的經驗來看，重啟傳統資源以紓解文學創作的困境，也許是實現文學創新的一個有效路徑。就《詩經》與當代文學的關聯而言，中國當代文學對《詩經》的利用在1980、1990年代零星可見，但真正形成規模是在進入21世紀以后。21世紀文壇的“詩經風”小說的出現，顯示出作家對《詩經》資源的利用及其文學化生的追求，亦彰顯著作家的文化自覺與價值立場。

二? 21世紀小說對《詩經》開掘利用的門徑

面對《詩經》這一傳統文學經典，中國作家該如何開掘利用以實現文學創新？從審美創造的精神來講，作家對《詩經》資源的利用當然不是簡單化的“子曰詩云”式的引“經”據“典”或尋章摘句，而是在對經典的個性化感知與體悟中，出神入化地吸納其文學精髓，以使文學創作生發出新質，煥發出新貌。

考察征用《詩經》的21世紀小說文本，我們可以發現，作家們在吸納《詩經》的文學實踐中努力“內外兼修”，既借助《詩經》元素來強化主題、助力人物刻畫，也利用《詩經》元素來達成敘事結構的創設、互文手法的運用與語言風格的展現，充分體現了對《詩經》資源的多維創化。

首先，從思想內容層面看，《詩經》就像是小說中“鹽”與“色調”，不僅為小說的思想內容附魂增值，也為人物形象塑形添彩，使其內涵與形象更加富有意味。

《羋月傳》在戰國歷史背景中講述秦宣太后（又稱羋八子）的傳奇人生，也關涉愛情主題，當作者涉筆愛情時，常常穿插《詩經》的詩句：子歇與羋月會借助《詩經》的詩句來表達彼此的情意，他們在水邊愉快地玩耍時會背誦《詩經》，他們戀愛約會的暗號是《詩經》，羋月與黃歇約定私奔，用“交交黃鳥，止于棘”做暗語?？傊?，男女主人公似乎是傍著《詩經》在談戀愛，而那些寓意愛情的詩句也是他們情感的最佳表達載體。

在利用《詩經》資源的小說中，作家也常常借《詩經》來助力人物形象的塑造。王安憶的《桃之夭夭》以“灼灼其華”“宜其室家”的桃花喻指小說女主人公郁曉秋，以此刻畫她的性格，描繪她的命運。私生女的身份使郁曉秋的人生充滿了磨難，但她卻有顆單純善良的心，她對愛人寬容，也曾自我犧牲照顧病逝姐姐留下的孩子，她的身上始終展現著人性的善與美，也洋溢著蓬勃的生命活力，郁曉秋就像“宜室”“宜家”的桃花一樣，能給人帶來溫暖與家庭和美。作者以《桃之夭夭》為題，實際上是以桃花為女性人物的特定“符碼”，那夭夭的桃花“借此比附的就是主人公郁曉秋了”⑨。小說借由《詩經·桃夭》的桃花意象將現代女子的性格命運與古典詩意聯系在一起，頗有“立象盡意”的意味。閻連科的《風雅頌》中楊科尊經重道的知識分子形象也是借由《詩經》來塑形強化的：楊科除了在課堂上講授《詩經》，還癡迷于《詩經》精神本源的探究，為此不惜耗費 5年光陰探尋《詩經》的奧秘，寫成了一部研究著作——《風雅之頌》，但他的《詩經》講授與研究成果卻無人理解與賞識，最后他逃往“詩經古城”，尋找精神歸宿。

顯然，在上述小說中，《詩經》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文本思想的表達和人物形象的塑形。

當然，在21世紀小說中，《詩經》元素的利用不僅關涉著文本的血肉靈魂，也關涉著“骨骼”“關節”與外在風貌。21世紀中國作家在征用《詩經》時，常常自覺不自覺地將《詩經》元素用于小說的敘事結構和形式創新等方面。

《風雅頌》就頗有代表性。這是一部“形式感強”⑩的作品，其讓人津津樂道的獨特結構體式就源自《詩經》帶來的靈感——小說各卷以風、雅、頌或“風雅之頌”命名，每卷的各章又以《詩經》中的詩名來標題，并輔以與章節內容相契合的小標題，如“〔關雎〕當《詩經》遭遇一對狗男女”、“〔漢廣〕柿子樹下的初情”“〔終風〕紅彤彤的欲念”“〔萚兮〕躥紅的女教授”，等等，這使得小說的整體構架都浸淫著《詩經》元素，也可以說小說的整體框架是靠《詩經》架構起來的。采用這種章節標題與結構方式有利于定位各章節的敘事內容與敘述基調，使作者的意圖有了明確的落點，以此提綱挈領、疊床架屋，廓清可能出現的敘事的混沌狀態，從而完成敘事任務，這也使得“《詩經》作為一種潛文本因素進入敘事，并經由敘事獲得自己的意義”11，這一嘗試無疑是對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小說形式探索的一種賡續。

在蔡小容的小說《關關雎鳩》中，《詩經》元素的利用在結構形式的設計上也體現明確。這部小說由96小節構成，每節的標題都取自《詩經》的篇名，比如“1 鴛鴦，2 日月，……11碩人，12 甘棠，13 柏舟……”，等等，且每個小標題下都標注了標題的出處與相關詩句，比如第1節“鴛鴦”，標注的出處和詩句是“《詩經·鴛鴦》：鴛鴦于飛，畢之羅之”;第2節“日月”，標注的出處和詩句是“《詩經·日月》：日居月諸，照臨下土”。這些小標題及詩句構成每一節的“題眼”，提示或呼應著該節的內容。比如，小說開篇的“鴛鴦”一節就寫柏舟在筒子樓宿舍里與男人幽會，“走廊里每家每戶的耳朵隨時都在張網待捕”，戴菁就想要“打柏舟的埋伏”抓現行，這與《詩經·鴛鴦》中“鴛鴦于飛，畢之羅之”所展示的“鴛鴦雙雙輕飛翔，遭遇大小羅與網”的情形相映射;第11節“碩人”則借“衣錦褧衣”的“碩人”來映射“身材頎長，衣著講究”的法語教師顏立菲;第59節“青蠅”，其中寫到某雜志編輯蘆葦見女筆友張燕時的丑態，“他朝燕子身上撲了三五次，得手的啃吻有兩個”，這一情景，是《詩經·青蠅》中的“營營青蠅，止于樊”的形象寫照，與《詩經》中描繪的“嗡嗡營營飛舞的蒼蠅，停在籬笆上吮舐不?！钡漠嬅姘迪嗥鹾??？傊?，小說選用《詩經》詩句作為題名和小標題，與小說內容構成一種映照勾連，也顯露出清雅俏皮的文風，使小說展現了一種“既古典又當代、既荒謬又浪漫”12的韻致。

21世紀作家向傳統文學經典《詩經》致敬，也離不開藝術手法上的取法與利用?！对娊洝纷钬撌⒚氖址ㄊ潜扰d手法。所謂比興，按照朱熹的說法，就是“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13，簡要說來，就是引譬設喻、托物言志?！讹L雅頌》對這一手法有創造性運用：它借用《詩經》中的原題或典故，與楊科人生故事中“相類的人與事”相映照，或者用今人今事去比附、戲仿《詩經》中的篇章細節，比如《關雎》的思慕之情與楊科妻子趙茹萍背叛偷情的“一對狗男女”的比附，《漢廣》的癡戀之情與楊科對玲珍的欲念的映射，讓人在一種互文關系中感受到人事的輪回和歷史驚人的相似，或者在比照中感受到《詩經》名篇癡情、癡戀的涵義和小說敘述的事件內容的相?；蝈e位，體會到作者“拼貼反諷的用心”14，這讓作品更具藝術張力，也讓古老《詩經》的精魂以“新”的方式復活在了21世紀小說中，帶來小說藝術上的新奇感與陌生化特征。

此外，值得注意的還有21世紀小說語言風格上的“詩經風”?！墩撜Z》中說，“不學《詩》，無以言”15，《詩經》不僅對人們的話語、言談構成影響，也影響到后世文學的語言風格。從21世紀的一些小說文本中，我們不難發現《詩經》之語言精神的灌注和影響，其主要表征是對《詩經》詩句的化用，或者是對《詩經》語言風格的仿效。比如格非的《人面桃花》中丁樹則為孫姑娘所寫的墓志就極為雅致簡練，讓人想起《詩經》里那些詩句：“姑娘初生，大雪封門，寒梅吐蕊，因以有雪名之”，“幼而淑慎，氣吐蘭惠，目含遠山，……普濟鄉鄰，咸有稱頌”，“風人所嘆，異世同轍，宜刊玄石，或揚芳烈，其辭曰：國與有立，曰綱與維，誰其改之，姑娘有雪?！边@段文字不僅以寒梅蘭惠稱喻孫姑娘的情操，還雜以詩經體的文言四字句，更是讓情感表達顯得回環往復，既顯示出丁樹則的文才，也體現出作家對《詩經》以來中國傳統的“風雅”語言美學的推崇與繼承。而青垚的小說《天子謀》，則將《詩經》中的佳詞美句妥帖自如地化用到行文之中，那些看似尋常的文句實則皆有來歷出處，諸如，“朦朧睡去，不知今夕何夕”;“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入七月便下了兩場雨，天氣涼了些”;“河邊垂柳依依，蘇離離與木頭沿河而行”;“清朗的眉目，襯著這身衣服，允文允武”;“我姓祁，就是‘采蘩祁祁的祁”;“木頭看她言笑晏晏，金口終于吐出了一句玉言”;“門前有大片的桃花，灼灼其華，讓她心情大好”等等，這些文句分別化用了《詩經》的《唐風·綢繆》《國風·豳風·七月》《小雅·采薇》《魯頌·泮水》《小雅·出車》《衛風·氓》《周南·桃夭》等詩作中的詩句。這里，《詩經》語言的介入并未影響作品溫潤流暢的文氣，反而使作品的語言自然如風、清麗典雅，作者在向《詩經》尋覓語言修辭的同時也在尋覓著使用文字的美感與尺度，其巧妙的化用使小說語言回歸到古典中去，讓我們感受到經典的余澤與馨香?！对娊洝分Z言精神在上述作家作品中的滲透無疑也說明，在21世紀作家的文字煉金術里，《詩經》獲得了新生。由此我們不能不感慨，“《詩經》語言帶著誕生之初的色澤和深意，參與我們的思想，顯示著我們的來路深長”16。

21世紀作家在小說領域的這些文學實踐，一方面讓《詩經》擺脫經學家的附會，真正顯露出“文學上的真價與光煥”17，另一方面也顯示了21世紀小說既古典而又陌生化的文學情調，強化了文學張力與文學表現力，作家們由《詩經》萌發靈感、生發想象，也讓我們欣喜地看到，21世紀中國作家是如何努力“在全新的創化中生成、延伸和展示傳統的魅力”18的。

三? “文化”言說：傳統文化之輕與重的境遇及其思考

21世紀小說與《詩經》的“對話”也暗含著作家的文化“圖謀”：借《詩經》這一文化符號來刻寫文化記憶、反思傳統文化在當今時代“輕”與“重”的處境，探索如何堅守傳統文化的根脈和重建文化自信等問題。

《詩經》既是中國文學原典，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顯性符號。長期以來，無論是在文學創作中，還是在理論領域，尊經傳統和經本位的思想都甚為突出。不過，在反傳統的“五四”時代，《詩經》也曾被作為傳統文化的代名詞而受到過質疑與貶抑，魯迅的《在酒樓上》就曾批判知識分子呂緯甫甘愿作庸人、去教授《詩經》《孟子》等“子曰詩云”之類書籍的人生選擇，將“子曰詩云”的講授、傳統文化的教育視為人生中的無聊、可悲之事。但1980年代以后，人們開始正面看待包括儒學在內的傳統文化，弘揚傳統、重建文化自信更是成為當今時代性的重要使命與文化命題。21世紀作家對《詩經》資源的利用，也是關涉“文化”態度的重要文學實踐。而從作為創作主體的作家來看，21世紀作家對《詩經》的征用并不是隨機的選擇，而是基于其文化記憶與文化修養，基于對《詩經》擁有的“中國文學源頭”這一身份的體認而做出的主動擇取。作家對《詩經》的征用的意義在于：以小說創作實踐的方式打開并釋放文化記憶，不僅使文化記憶得以被記錄與銘刻，由此也完成了文化記憶的傳遞，使“弘揚傳統文化”的“頂層設計”落到了實處。

而在新的時代語境中，如何持守并妥帖安放以《詩經》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也是作家們深度思考的一個問題。無論是《風雅頌》所揭示的漠視傳統文化的“輕”，還是《應物兄》所反映的對傳統文化非理性“禮遇”之“重”，都有著一定的偏狹之處，小說中的相關描寫，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作家們的文化焦慮。

《風雅頌》中的楊科故事，揭示了國學經典《詩經》在消費主義時代被輕視的尷尬處境：在高校的課堂上，《詩經》竟然無人聆聽！楊科精心備課、講授《詩經》，學生們卻紛紛離去，年輕一代與傳統經典漸行漸遠。與此相對，楊科的妻子趙茹萍以明星生活細節的生動講述贏得了學生的鼓掌與喝彩。楊科門可羅雀的《詩經》研究課堂和妻子明星軼事的紅火課堂的反差，映現出傳統文化在與娛樂消費文化的PK中的慘淡境況，消費文化對傳統文化的沖擊、現代人的思想貧血和精神世界的荒蕪，由此可見一斑。在文化的撕扯和斷裂中，年輕一代在文化精神上的退化和矮化可謂觸目驚心。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大學學子不愛聽《詩經》，楊科在精神病院和天堂街講《詩經》，反倒受到精神病人和小姐們的歡迎，這在荒誕之中折射出傳統文化無處安放的命運。

作家為楊科的滯重人生感到“疼痛”，也在為傳統文化遭遇輕視而憂憤，《風雅頌》試圖告訴人們：傳統文化有著不容忽視的價值，它可能成為中國人精神救贖的法寶和精神追尋的目標。從某種意義上說，楊科逃到“詩經古城”的人生歸宿，構成了有關傳統文化的寓言：《詩經》是楊科那樣的知識分子的精神支柱，在現實中，楊科找不到靈魂的歸所，而在對《詩經》的崇仰中，他才找到自身精神的存在。

如果說《風雅頌》為傳統文化之“輕”的現實處境而焦慮、憤激的話，《應物兄》則表現出對傳統文化所受“禮遇”過重的反思。

《應物兄》一方面通過應物兄等人對《詩經》文本的精彩考論，展示了《詩經》所代表的傳統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借助濟州大學傾力籌辦儒學研究院的故事，顯示了儒學在當代中國乃至世界上所受到的尊崇，并揭示了當下出現的一些具有癥候性的文化現象，比如對傳統文化的功利性熱捧。

在當今時代，傳統文化究竟是我們中國人所倚重的根本，還是我們借以達成現實功利目的的工具？《應物兄》對此展開了反思。作家清醒地看到，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追捧并不是因為對傳統文化有精深的理解和體悟，而是出于一些現實性的功利目的?！稇镄帧分睋舢斀竦奈幕F實，描繪了儒學如何被各方勢力所“借力”利用、成為人們牟取名利的工具的現象。

《應物兄》還為我們展現了中國文化的“外溢效應”19和走向世界的美好愿景，其中也不乏作者的深度思考：蜚聲中外的儒學大師程濟世先生在海外的地位影響如日中天，西方國家的年輕一代如卡爾文、珍妮等人對中國傳統文化滿心服膺與追慕，雖然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領悟只是皮毛，還流于膚淺，但這仍然強有力地昭告著儒家文化在全球化時代的世界影響力和巨大感召力，這是讓人欣慰的。不過，對于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融通的可能性，《應物兄》中也有文學化的臆想與寓言式的描寫。

總之，傳統文化的輕與重，這不是單純的價值判斷的問題，更是時代性的思想文化命題，《風雅頌》《應物兄》等21世紀小說借由《詩經》所作的文化言說，達到了“文化深描”的效果和文化反思的高度。

四? 余論：21世紀小說取法《詩經》的價值評估

在新千年的中國文壇，小說與《詩經》的結緣映射出了獨特的文學鏡像和文學思想的脈動，這一創作現象也呈現出多方面的價值：

首先，從思想文化層面來看，21世紀作家致敬《詩經》等傳統文學經典，并展開對傳統文化、中西文化的思考，這在一定程度上應和著時代的呼喚，并意味著中國作家已經擺脫了弱勢文化西向求索的自卑心理，彰顯著中國作家的文化自信?！对娊洝返恼饔靡彩沟?1世紀小說不同于那些非“情”即“我”的小、輕、淺作品，或者帶有西方視野的小說，而擁有了厚重的文化底蘊和鮮明的民族特質。因為《詩經》的暈染，這些作品的文化價值、文化根脈得以辨識，“中國性”特征得到凸顯。而就《羋月傳》等網絡小說而言，《詩經》的納入具有顯著的增值功效，提升了網絡小說的品相與境界格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助推網絡文學精品化與主流化的作用，為21世紀“主流文學”的重構提供了可能。

其次，21世紀小說對《詩經》的征用，不僅是化用經典以求創新的一種嘗試，也是跨文體取范的重要實踐，它為其后文學的跨文體借鑒提供了范例。在中國古代，就有文人采擷經史入文的先例，比如明代文人“溶液經史，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20。在現代文學史上，也有魯迅、茅盾、郭沫若、沈從文等人取法歷史、傳說以及文學文化典籍來進行“故事新編”的探索實驗，21世紀小說家打破文體壁壘、跨界擷取《詩經》的原料以構建小說文本，這無疑是對自古以來跨文體取范的文學精神的承續。而從取范的具體方法來看，和前輩作家又不盡相同：21世紀作家很少采用“故事新編”的方式來實現《詩經》的當代利用，他們大多選擇了與“故事新編”所不同的方式，那就是鑲嵌/植入或化用。比如《關關雎鳩》《風雅頌》《羋月傳》中《詩經》的植入與文學修辭，《桃之夭夭》中人物、情感的比附，《應物兄》中《詩經》知識的納入，《望春風》《天子謀》中的意境與語言文風，等等。對《詩經》的文學取法使一些21世紀小說獲得了新的形與質，并且告訴我們“小說能走向哪里”21。當然，這并不是說我們由此就將民族傳統定于一尊，我們應清楚地認識到，《詩經》等古代文學經典固然是中國文學的典范和名片，但傳統與西方并不是二元對立的，我們的擇取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兼收并蓄的。

進一步來看，21世紀小說對《詩經》征用，這一創作現象也成為中國傳統資源進入當下文學的一個重要喻像，從取道的方向與方式來看，它不是簡單化的戀舊復古的“向后看”22或“傳統的回收”23，而是傳統的新生。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小說作品都可以說是激活傳統文學資源的具有探索性的作品。它們的出現，有力地證明了一個事實，即重新闡釋、利用傳統文學/文化經典、轉化本土資源，已成為21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精神向度與價值取向。當然，《詩經》等古代文學經典的精神血脈在21世紀中國小說中的附體重生，不僅呈現著經典流傳、影響流布/散播的事實，使千古絕唱的經典不至于成為“絕響”，更為重要的是，它還隱含著中國文學堅守“民族基因”的時代脈動及其探索實踐，體現著新時代中國文學的價值取向與發展走向，也緩釋了中國作家的創新焦慮，昭示出傳統資源利用的效度。

當然，不是每一次的取法傳統、借鑒經典都能使產出的作品成為“天作之合”，21世紀作家征用《詩經》的創作實踐也暴露出一些值得警惕的現象，比如文學的學術化和對《詩經》的粘貼化運用。在《應物兄》《風雅頌》等小說中，作者大量納入了自己對《詩經》的學術理解和闡釋（包括為數不少的注釋），這固然顯示了作者不凡的學識功底和詩學批評的素養，但也有可能把文學引入枯燥乏味的掉書袋的歧途。對“學養”與學術性的深度追求，不可避免會削弱文學性，對知識的敘寫“淫溺無度”24顯然也為讀者接受設置了障礙與門檻。畢竟，知識性寫作或理論性灌注，并不是小說創作的金光大道。此外，致敬《詩經》也不是簡單化的尋章摘句“抄作業”，個別作家對《詩經》文句的生硬粘貼難免使文學創作走入機械復制的泥潭，或讓經典淪為顯擺作者學養的一件漂亮的大氅。如何在傳統資源的擇取中與經典蘊含的文學精神實現無縫銜接、水乳交融？這是作家們在傳統資源的掘進中需要思考的問題。

注釋：

①夏學杰：《中國人的精神和美學家底》，《西安日報》2018年8月31日。

②李航育：《理一理我們的根》，《作家》1985年第6期。

③李銳：《春色何必看鄰家——從長篇小說的文體變化淺議當代漢語的主體性》，《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2期。

④格非、王小王：《用文學的方式記錄人類的心靈史——與格非談他的長篇新作〈山河入夢〉》，《作家》2007年第2期。

⑤王彪：《在傳承與創新中激活文學傳統——〈新文學評論〉創刊五周年暨百年中國新文學與中國文學傳統研討會綜述》，《社會科學動態》2017年第10期。

⑥施晨露：《茅獎得主張煒讀解古典文學，人生有限，經典無限》，《上觀新聞》2019年9月16日。

⑦洪燭：《橫穿〈詩經〉的河流》，《中華活頁文選：高一年級版》2017年第6期。

⑧劉蟾：《詩經密碼》，湖南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4頁。

⑨錢亦蕉：《王安憶：我不是上海的代言人》，《新民周刊》2003年10月29日。

⑩《南方周末評2008年度圖書虛構類：閻連科〈風雅頌〉》，《南方周末》2009年1月22日。

11衛小輝：《〈詩經〉和當代小說的知識分子批判主題——〈風雅頌〉及其他相關文本的閱讀札記》，《小說評論》2010年第4期。

12蔡小容：《關關雎鳩》卷首語，重慶出版社2012年版。

13朱熹：《詩集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頁。

14王德威：《〈詩經〉的逃亡——閻連科的〈風雅頌〉》，《當代作家評論》2009年第1期。

15《論語·季氏》，朱熹集注《論語·大學·中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01頁。

16郗文倩：《張煒：與〈詩經〉心靈共振》，《中華讀書報》 2019年10月9日10版。

17鄭振鐸：《文學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133頁。

18王岳川：《發現東方——西方中心主義走向終結和中國形象的文化重建》，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頁。

19艾斐：《中國文化的外溢效應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構建》，《文藝報》2017年11月29日。

20方苞：《欽定四書文·凡例》，《欽定四書文校注》，王同舟、李瀾校注，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頁。

21李偉長：《逃離的方向：小說能走向哪里》，《揚子江評論》 2018年第1期。

22孟繁華：《作為文學資源的偉大傳統 ——21世紀小說創作的“向后看”現象》，《文藝爭鳴》2006年第5期。

23董玥：《民國北京城：歷史與懷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30頁。

24王侃：《自我、反諷與賦形——李洱漫議》，《當代作家評論》2021年第3期。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文學院）

責任編輯：王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