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華民族性在中國神話故事譯介中的靈活體現

丁立福 湯靖

摘 要：中國神話故事是中國古代民眾通過長期社會實踐，在勞作及生活過程中創作產生的一種文學形式，內容豐富、全面，敘事簡潔、質樸、傳神，蘊藏著中華民族深厚歷史和人文記憶，承載著中華民族優良文化傳統和精神風貌，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中國神話故事的內核是其獨特的中華民族性。譯者對外譯介時，需基于中國特色翻譯學思想的時代背景，從翻譯理論、翻譯策略、翻譯倫理、文化負載詞等四方面靈活地處理，并較完整地體現其所蘊含的中華民族性。

關鍵詞：中國神話故事;譯介;中華民族性;靈活體現

中圖分類號：H0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672-1101（2022）04-0069-07

收稿日期：2022-02-22

基金項目：安徽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及后備人選擇優資助項目：《淮南子》傳承與譯介研究（2021H269）;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中國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淮南子》翻譯問題研究（22YJA740007）

作者簡介：丁立福（1977-），男，安徽蕪湖人，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現當代翻譯理論、文學翻譯理論與實踐。

On Flexible Embodi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s in Translating and IntroducingChinese Myths

DING Lifu1，2，TANG Jing2

（1.Center of Translation Studies，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Huainan 232038;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ainan 232001，China ）

Abstract： The Chinese mythology is a kind of simple narratives created by ancient Chinese in the course of their laboring lives through long-term social practice.It not only holds in store the long history and cultural memory，and the excellent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national cultural spirit for the future.The very core of Chinese myths lies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s，which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while translating and introducing.Translators，with in mind the context of building an ideolog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hould be flexible in dealing with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s reflected in Chinese myths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translation theories，translation strategies，translation ethics and culture-loaded words.

Key words：Chinese myths;translating and introducing;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s;flexible embodiment

張柏然教授20世紀90年代伊始明確提出要建立具有鮮明現代特色的我國翻譯理論體系，呼吁學界以中國傳統譯論的現代闡發為基礎，汲取西方譯論的營養，構建“既有中國特色，又有世界意義，富于當代氣息的譯論話語和理論體系”[1]67。他認為“建立中國翻譯學要立足于中華民族的語言、文化、思維方式，從本民族的語言與文化現實出發”[2]8。中國古代民眾通過漫長的社會實踐，在勞作及生活過程中創作產生的極具民族特質性的中國神話故事，是中華民族使用本民族獨特語言及思維方式創造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精華所在，充分反映出中華文明進程中順勢而為的民族精神和人民團結一心的家國情懷。因此，譯者在對外譯介中國神話故事的過程中，需要準確地認識到神話故事所蘊含的中華民族特質，彰顯中華民族獨特的傳統文化、思想內涵和精神風貌，推動中國神話故事的譯介傳播和發展。

一、中國神話故事對外譯介傳播狀況

西方人真正開始了解、翻譯和研究中國文化肇始于16世紀傳教士來華之際。隨后早期來華傳教士開始對中國神話有所認知，然而“他們并未對中國神話文獻予以正面關注，對其所進行的有意識翻譯活動較之儒家典籍非常滯后”[3]274。確切地說，海外學者第1部專門探討中國古代神話傳說的著作是“1892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圣彼得堡大學東方系齊奧杰維斯基教授的《中國人的神話觀與神話》”[4]20。稍后，美國漢學家彼特曼（Norman H.Pitman）《中國神話故事》（1910）、德國漢學家衛禮賢（R.Wilhelm）《中國神話故事集》（1914）以及法國漢學家馬伯樂（H.Maspero）《書經中的神話傳說》（1924）相繼出版，一定程度上推進了我國神話故事的海外傳播。但囿于譯者對中華民族的歷史背景及其獨特語言、文化及思維方式缺乏深入了解，譯作中存在學術概念混淆、梳理缺乏體系、誤解曲解誤譯等弊端。整體而言，西方早期對中國神話傳說的認知與復述可以說是管窺蠡測，整體上顯得膚淺、似懂非懂，正如日本學者高木敏雄在其專著《比較神話學》（1904）中所言“關于日本、中國的神話傳說，外國人的研究幾乎都言之不足”[5]149。外國學者言之不足的主要原因即是他們對中國神話故事的了解和認識浮光掠影，明顯沒有準確地認識到中國神話故事背后隱含著的中華民族性。

當然，也有少數國外學者的深入研究開始涉及到中華民族特質。如1917年俄國學者馬科金（N.P.Macokin）發表《中國神話中帝王與圖騰崇拜》一文，“第一次提出中國圖騰主義的問題”[6]9。馬科金注意到中國古代帝王面貌具有動物形象特征，并基于該現象推測中國古代帝王面貌特征與希臘古代神話中的圖騰概念有相似之處。圖騰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特質之一，“龍”和“鳳”是華夏民族最重要的圖騰，并在歲月變遷中逐漸演變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征――對此不了解，就不能深刻地了解中華民族以及與其相關的一些獨特語言、文化及思維方式。再如法國學者莫蘭言（M.Granet），在深入了解具有中華民族特質的祭祀禮儀之后，編寫了專著《中國古代的祭禮與歌謠》（1926），旨在從社會學角度分析中國古代神話與祭祀禮儀之間的社會關系。另外還有兩位漢學家頗值關注，即英國漢學家倭納（E.T.C.Werner）和美國漢學家丁韙良（W.A.P.Martin）。他倆長期從事中國神話研究，有效推動了中國神話的英譯本傳播：倭納編寫了《中國的神話與傳說》（1922）和《中國神話詞典》（1932）兩部有關中國神話的作品，對中國神話的經典故事及民間傳說進行系統分類和介紹;丁韙良認為中國神話故事能夠反映出中國人的特有智慧和情感，因而他仔細篩選詩篇題材，選取能夠表現中華民族人倫情感的作品，創作出《中國神話傳說及雜詩》（1894）和《中國神話傳說及抒情詩》（1912）兩部作品，且在作品中對中華民族特有的道德意識和倫理情感進行解讀和分析，有助于加深讀者對作品中所蘊含的中華民族特質的理解。雖然兩位漢學家客觀上推動了中國神話故事的海外傳播，但由于不熟悉中國神話故事的源頭所在，難以理解中國神話故事所蘊藏的中華民族特質的真正內涵，二者在譯介過程中對某些神話原作進行了主觀操控與改寫，一定程度上歪曲了中國神話故事的內涵，造成國外讀者的誤解。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學者更傾向于從宏觀層面整體把握和分析中國神話故事，鮮有關注到故事背后所折射出的中華民族性。相較而言，國內學者更為熟悉中國神話故事產生的歷史背景，理解其背后所折射出的語言、文化及思維方式特質，在研究中往往易于挖掘出神話故事所隱含的中華民族性。其中，詩人池蓮子通過重構神話故事進行作品創作，她認為“神話原型承載著人類豐富的集體無意識和一個民族的種族記憶”[7]35，而這種集體無意識和種族記憶為日后中華民族性的延承和發展奠定了基礎;作家湯婷婷以中國神話故事為素材，通過創作小說《中國佬》重塑華裔歷史形象，較為形象地再現了華裔移民艱辛的心路歷程，書寫出具有中華民族性的英雄傳統;學者王敏和羅選民以《山海經》英譯本為例，提出文化預設概念，即“在一個宏觀的多模態的敘事體系下，有意識地將其與語內翻譯、語內互文改寫以及符際翻譯相結合，形成一個動態的相互交織的互文空間”[8]92，期望目標語讀者通過解讀譯本及其文化預設，真正理解中國文化所蘊含的中華民族特質;學者袁珂以廣義神話論為基礎，兼收并蓄少數民族神話，相繼編寫《中國神話傳說詞典》（1985）和《中國民族神話詞典》（1989），為讀者提供了蘊含中華民族特質的中國神話故事讀本，也為中國神話學奠定了堅實的資料基礎;學者楊利慧與他人合作撰寫的《中國神話手冊》（2005），從中國神話本土學者視角出發，以神話時間為脈絡，系統介紹了中華民族的經典神話故事，描繪了中華民族特有的神性動植物、神圣物品、神圣地方、文化英雄等具有中華民族性的神話形象，有效促進了中國神話故事的傳播，甫一問世，就在英語世界引發諸多好評。另值一提的是，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自2013年開始實施的“神話學文庫”國家重大圖書出版計劃項目，契合中國文化發生脈絡與本土情境，注重對神話故事中折射出的中華民族性的考察，在全面復興傳統文化、建構中國文化理論的當下，將起到重要的創新和引領作用。

譯介是各個民族之間進行文化交流的有效途徑。文化全球化時代背景下，通過譯介中國神話故事來彰顯中華民族性，加深讀者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和認同，既有助于構建中國特色翻譯學思想，又可為翻譯本土化與文化全球化實現最佳對接提供契機。

二、中華民族性在中國神話故事譯介中的靈活體現

不同文明或民族都有自身獨具特色的神話資源。中華大地上各民族神話資源一定程度上都蘊含著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文化意識體系，如傳統信仰、道德觀、價值觀等，并逐漸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而隨之積淀下來的中華民族性則是中國神話故事極其重要的文化印記和身份標識。有學者指出，“在神話研究中，過分強調狹隘的民族性和刻意淡化神話的民族性都是有悖于學術理性的做法”[9]24。因此，譯者在翻譯中國神話故事的過程中，應從科學視角入手，實事求是地靈活體現中國神話故事所折射出的中華民族特質。

（一）基于翻譯理論的中華民族性體現

中國神話故事包含眾多具有中華民族性的特色表達，這些表達背后往往隱含中華民族特有的哲學思想、道德意識、審美觀念、科學態度以及宗教信仰，因而中國神話故事具有明顯的中華民族性。譯者應基于翻譯本土性原則，充分利用本土的文化和學術資源，運用中國傳統譯論進行翻譯實踐，以更好地彰顯出中國神話故事中的中華民族性。這些思想，張柏然教授早就有相關論述，“直接挪用和移植西方譯學觀念及其話語體系，甚至套用西方翻譯理論，會嚴重削弱中國翻譯研究的主體性”[1]70——這正是他提出構建具有現代特色中國翻譯理論體系的初衷。

潘文國教授首創的本土翻譯論“文章翻譯學（Compos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與張柏然教授可謂不謀而合，“文章翻譯學植根于中國傳統的文章學，以做文章的態度對待翻譯，強調為人先于為譯”[10]1，觀點與嚴復所說的既要文章正軌也要譯學楷模如出一轍。潘教授認為中國翻譯學傳統本質即為文章學，而嚴復所提出的“信達雅”正是從文章學的角度對譯者提出要求。文章翻譯學的“實質就是傳統文章學要求的‘德學才，‘譯文三合義體氣是對‘譯事三難信達雅的繼承和發展：‘義指的是譯文和原文在意義上的契合;‘體指的是譯文和原文在文體和形式上的契合;‘氣指的是譯文和原文在氣勢和文章內脈上的契合”[11]93。文章翻譯學譯論的提出有效應對了中國譯論在西方學術框架限制下的失語狀態，對于中國譯學話語體系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在譯介中國神話故事時，譯者首選中國本土化譯論，更有助于彰顯出中國神話故事中的中華民族性。

下文從潘文國“文章翻譯學”譯論角度，對中國神話故事譯介所包含的中華民族性特征進行分析和闡釋。

例1：傳說宓妃是東方木德之帝伏羲的女兒，溺亡于洛水，成了洛神。她美得無與倫比：“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耀秋菊，華茂春松?！?/p>

譯文：Legend has it that Fufei was the daughter of Fuxi，the Emperor of Wood in the east，who drowned in the Luo River and became the goddess of that river.She was unparalleled in beauty：“Fluttering as a stunning diva，graceful as a wandering dragon，glorious as an autumn chrysanthemum，luxuriant as a spring pine.”

文中所引譯例均源自筆者所譯《用英語講中國好故事：神話故事》（安徽大學出版社，2022），下不贅述。

此選段對宓妃的形影進行了細致刻畫：身影輕盈如雁之身姿、身軀柔美像游動的蛟龍、容顏鮮明似秋日盛放的菊花、體態豐茂似春天茂密的青松，整體烘托出一位美麗動人的女子形象。在翻譯時需要注意“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耀秋菊，華茂春松”這4個具有中華民族性的四字短語。

1.“義合”方面?！傲x合”要求譯文和原文在字、辭方面的意義必須相合，其中“辭”是兩個字以上的固定或臨時固定的組合。譯者選用“fluttering…”“graceful…”“glorious…”“luxuriant…”4個詞匯與原文的“翩若”“婉若”“榮耀”“華茂”在字、辭方面進行對應和匹配，內容上達到“義合”。

2.“體合”方面?！绑w合”反過來就是“合體”，就好比量體裁衣，合體適身。如果說“義合”強調的是內容，“體合”強調的則是形式?！绑w合”首先指的是“文體”。原文對宓妃的身形描寫偏向文言體，且都是四字短語，因此譯者采用對仗的方式，翻譯為以4個as作為連接詞的短語，并且每個短語都是由5個詞連接而成，形式上達成“體合”。

3.“氣合”方面。過分強調“義合”可能會死扣字眼，造成“死”的后果;而過于強調“體合”，會造成“板”的后果?！皻夂稀笔且蚱啤傲x合”“體合”的死板模式，追求靈動的翻譯效果?！皻夂稀睆娬{氣勢，排比敘事具有條理清晰、節奏和諧、氣勢強烈的特點。譯者將“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耀秋菊，華茂春松”譯為“Fluttering as a stunning diva，graceful as a wandering dragon，glorious as an autumn chrysanthemum，luxuriant as a spring pine.”，力求以排比句式營造出宓妃柔中帶剛、剛柔并濟的氣勢，風格上實現“氣合”。

因此，在翻譯具有中華民族性的中國神話故事時，西方翻譯理論和思潮雖然很多，但譯者應從文章翻譯學所倡“義合”“體合”“氣合”的角度進行翻譯，以彰顯出中國翻譯研究的主體性。

（二）基于翻譯策略的中華民族性體現

隨著翻譯研究的深入發展，不少翻譯家開始探究文化因素對翻譯的影響。美籍意大利學者勞倫斯·韋努蒂將處理文化差異的翻譯策略總結為“歸化”和“異化”?！皻w化”是把源語本土化，以目標語或譯文讀者為歸宿，采用目標語讀者慣用的表達方式傳遞信息，表達原文內容。該策略有助于讀者更好地理解譯文，增強譯文的可讀性和欣賞性?！爱惢辈呗栽诜g上遷就外來文化的語言特性，吸納外語表達方式，要求譯者向作者靠攏，使用相應于作者的源語表達方式，傳達原文內容。這種翻譯方法能充分考慮民族文化的差異性，保存和反映異域民族特征和語言風格特色。面臨“歸化”或“異化”抉擇時，譯者宜將文化因素充分考慮在內，把握好“歸化”和“異化”翻譯策略之間的最佳平衡度，通過選擇合適的翻譯策略，使譯文既接近讀者又接近作者。

中國神話故事具有鮮明的中華民族性，翻譯成英文時使用“歸化”要不失原文味道，采用“異化”要不妨礙譯文通俗易懂。面對中國神話故事中諸多帶有中華民族性的特色表達，譯者在英譯時可以采取靈活的處理方式，采用“歸化”或“異化”或“歸化+異化”的翻譯策略，把握好兩種翻譯策略之間的最佳平衡度，以減少文化差異影響，更好地體現譯文的特色和價值。這既有助于達到“忠實”的譯文準則，也便于靈活體現中國神話故事中的中華民族性。

下文從“歸化”和“異化”策略相結合的角度，對中國神話故事譯介所包含的中華民族性特征進行分析和闡釋。

例2：他讓棄（后稷）做農師，主抓農業;讓舜做司徒，主抓教育;讓契做司馬，主抓軍事;讓錘做工師，主抓工業，讓夔（kuí奎）做樂官，主抓文化;讓皋陶做大理，主抓司法?？傊?，堯展示出非凡的領袖能力。在堯的治理下，政治清明，世風祥和，天下安寧。

譯文：He appointed Qi （Hou Ji） as an agro-technician focusing on agriculture，Shun as a teacher focusing on education，Qi as a chancellor of wars focusing on military affairs，Chui as an engineer focusing on industry，Kui as a musical director focusing on culture，and Gao Tao as a president of the supreme court focusing on justice.In short，he demonstrated extraordinary leadership skills.Under his rule，politics was clear，the general mood of society was peaceful and the world was tranquil.

該譯例涉及眾多具有中華民族性的人名和頭銜，對于文中出現的人名“棄（后稷）”“舜”“契”“錘”“夔”“皋陶”“堯”，譯者采用音譯手法，按照中文漢語拼音的書寫方式，把姓和名的首字母大寫，翻譯成“Qi （Hou Ji）”“Shun”“Qi”“Kui”“Gao Tao”“Yao”，音譯的翻譯方法有翻譯策略“異化”之傾向，即譯者向作者靠攏，采取相應于作者慣用的源語表達方式傳遞原文的信息。文中出現了“農師”“司徒”“司馬”“工師”“樂官”“大理”6個表示古代職位的詞語，其中“農師”指古代掌管農事的官，現代漢語中“農藝師”指農耕領域的技術精通者，能夠促進農業發展的人;“司徒”是古代負責教化人民的官職，現代漢語中“教師”發揮著傳授知識、教化人民的作用;“工師”指古代專管營建工程和管教百工的官，現代漢語中“工程師”指從事工程系統操作和管理的人;“樂官”指古代掌管音樂的官吏，現代漢語中“音樂總監”指專門負責音樂管理的人。譯者采取“歸化”策略，向目的語讀者靠攏，按照目的語讀者所慣用的表達方式傳達原文內容，將“農師”“司徒”“工師”“樂官”翻譯為現代漢語中意義與之對應的“agro-technician”“teacher”“engineer”“musical director”，以便讀者能夠加深理解?！八抉R”和“大理”在現代漢語中找不到與之對應的詞語?！八抉R”在古代指重要軍職，負責管理軍賦、組織軍訓、執行軍法;“大理”是古代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吏。譯者采用“異化”策略，將二者譯成“chancellor of wars”和“president of the supreme court”，以保留原文的民族特征和語言風格特色，原汁原味地傳達原文內容。

因此，在翻譯具有中華民族性的中國神話故事時，譯者要充分考慮文化背景，采取“歸化”和“異化”相結合的翻譯策略，發揮它們各自的優勢，減少文化差異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從而解決可能會出現的各種翻譯難題。

（三）基于翻譯倫理的中華民族性體現

翻譯倫理現已發展成一門理論，“是關于翻譯活動、翻譯理論研究、翻譯批評、翻譯教學等的道德或倫理規范研究，是從倫理角度來審視翻譯的方方面面”[12]90。進而言之，要實現翻譯的價值，“就無可避免要考慮和遵守一定的翻譯倫理”[13]85;反而觀之，翻譯倫理著重關注的是譯者個人素質修養與社會公共生活中翻譯各行為主體之間的倫理關系以及秩序。因此，翻譯是譯者實現翻譯倫理訴求的過程，而譯者對翻譯倫理的訴求選擇“主要受翻譯價值、翻譯語境和譯者道德的影響，這在翻譯理論與實踐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有助于我們利用翻譯倫理理論更好地解釋和指導翻譯活動?！盵14]32。

在翻譯倫理學視域下，譯者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不僅需要對原文作者、譯文讀者以及譯文的質量負責，還需要爭取贏得翻譯活動中如委托方、贊助方等其他各方的信任，最終達到促進兩種民族文化之間相互理解和溝通的效果。因此，翻譯倫理宏觀上關照譯者與現實客觀世界之間的關系，中觀上會涉及譯者在社會中的角色及其權利、責任和義務、譯者與委托人之間的權力關系、翻譯行為與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的關系等。具體到個案微觀層面，有學者在從翻譯倫理學視角考察楊憲益譯文時指出：“其翻譯過程中體現了兩種倫理傾向，即責任與忠誠。其肩負著理解委托者意圖的責任和理解讀者期待的責任;他還忠誠于原作者和原文，盡可能保留傳達源語文化”[15]79。

下文從“理解翻譯委托者的責任”“理解讀者的責任”“對原作者和原文本的忠誠”3個角度對中國神話故事譯介所包含的中華民族性進行分析和闡釋。

1.理解翻譯委托者的責任。譯者在翻譯中國神話故事時，既要充分考慮委托者即國家的對外傳播目的、外宣政策特點以及國內外意識形態差別和社會主流思潮，又要思索如何把神話故事中承載的中華優良文化傳統和蘊含的中華民族精神表現出來，通過講好中國故事營造良好的國家形象，為中國軟實力的提升乃至中華民族的復興增磚添瓦。譯者必須站在委托者即國家的高度，把中國神話故事中包含的中華民族性忠實且準確地傳譯呈現，以進一步增強國外讀者對中華民族的了解，樹立國家在國際上的良好形象。

2.理解讀者的責任。在對外翻譯中國神話故事的過程中，譯者不僅要思索如何呈現其中蘊含的中華民族性，還要考慮其譯文的可讀性，即國外讀者是否能夠接受。譯者可采用“歸化”和“異化”相結合的翻譯策略，一方面最大限度保留文化要素，減輕文化理解上的困難，加深外國讀者對中國神話故事的理解;另一方面盡量保留神話故事蘊含的中華民族性，讓讀者能夠充分領略中國神話故事的獨特魅力，增強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理解和認同。

3.對原作者和原文本的忠誠。切斯特曼提出翻譯倫理的四大模式，即“再現的倫理”“服務的倫理”“交際的倫理”和“基于規范的倫理”，其中“再現的倫理”回溯到了譯者忠實的理想狀態，要求準確地再現原作及原作者的意圖，做到不增、不減、不改，突顯翻譯的忠實與真實。切斯特曼認為“譯者要保證互為異己的各方達成最大程度上的跨文化合作”[16]139，這種看法對中國神話故事的譯介傳播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例3：刑天舞干戚

譯文：Xingtian Wielding Ancient Shields and Axes

“刑天舞干戚”意指刑天和皇帝爭奪神位時拿著盾和斧頭揮舞，其中的“干”和“戚”是具有中華民族性的特色表達。譯者翻譯時采取了“再現倫理”模式，準確無誤、不增不減不改地反映出了原文內容和原作者意愿，忠實地復現了原文所要表達的信息。具體來說，譯者在翻譯時運用了直譯手法，措辭方面盡量達到了忠實和真實要求，“刑天”和“Xingtian”對應;“舞”是動詞，帶有舞動的意思，和“wield”對應;“干戚”是古代對盾和斧頭的稱呼，對應“ancient shields and axes”。此外，為最大限度地再現原文信息及風格，譯者盡量避免任何增刪和修改，將神話故事（題目）“刑天舞干戚”譯為“Xingtian Wielding Ancient Shields and Axes”，力求準確地闡釋、傳達原文信息。

翻譯倫理要求公平、尊重與良性合作，對譯者來說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細言之，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需要協調作者、讀者、委托人等諸多主體間的關系，準確忠實地反映和傳達原作的信息。因此，在對蘊含中華民族性的中國神話故事進行解讀和翻譯時，譯者需要充分考慮到翻譯倫理層面，以忠實再現原作的中華民族性特征，達到準確傳達原作文化內涵的目的。

（四）基于文化負載詞的中華民族性體現

文化負載詞，簡單而言就是特定民族文化對其特有事物的表達，通常表現為特有的詞語或短語，因此文化負載詞“直接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逐漸積累的，有別于其他民族獨特的活動生活方式”[17]232。文化負載詞能夠傳達文化信息、反映社會生活，甚或說它們以語言方式彰顯文化底蘊，并展示民族特色和民族風俗。

作為建構語言的基本單位，詞匯能夠折射出特定國家或民族的社會歷史、文化內涵和語言特色，其中文化負載詞是典型，往往具有一定的歷史背景和民族底蘊，而且能夠反映出特定民族的獨特文化。這種獨特性往往會讓某些文化負載詞在譯入語中難以找到與之相應的表達方式，從而造成語義空缺，成為翻譯蘊含中華民族性的神話故事的難點所在。美國語言學家、翻譯學家尤金·奈達把文化負載詞分為5類：生態文化、物質文化、社會文化、宗教文化和語言文化負載詞，對譯介含有諸多文化負載詞的中國神話故事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下文從文化負載詞角度，對中國神話故事譯介所包含的中華民族性進行分析和闡釋。

例4：為了兒子少昊將來能承擔大任，太白金星和皇娥都不約而同地想到：讓少昊到人間去歷練。

譯文：In order for their son Shaohao to take on great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future，both Venus（Great White Planet）and Huange had the unanimous idea to let him go to earth for experience.

譯例所涉“太白金星”屬于典型的宗教文化負載詞，“宗教文化負載詞涵蓋宗教信仰、神話傳說和價值體系等”[18]43，往往能體現特定民族的獨特宗教信仰及其思維方式等特質。而獨特的宗教文化內涵以及相關民族崇尚、民族禁忌等又常常給翻譯帶來較大障礙?！疤捉鹦恰笔侵袊幕械牡澜躺衩?，起源于早期人類對星辰的崇拜。更有學者考證：“《詩經·小雅·大東》有‘東有啟明，西有長庚之句，啟明和長庚都指金星，晨見于東方謂啟明，夕見于西方謂長庚。另據《史記·天官書》載：‘察日行以處位太白?！妒酚浾x》引《天官占》云：‘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上公，大將軍之象也。由此看來，太白和金星指的都是金星這顆星辰，金星又稱太白金星，也簡稱太白或太白星?！盵19]32-33

西方文化中的“Venus（維納斯）”是羅馬十二主神之一，是古羅馬神話故事中代表愛與美的女神，且該形象廣為人知。譯者在翻譯宗教文化負載詞“太白金星”時，如若直接譯為“Venus”，難免會造成西方讀者的文化誤解。為此，譯者在翻譯時進行了加注，將其譯作“Venus（Great White Planet）”，傳達了源語中姓名（太白星）的真正意思。

由此看來，譯者在譯介中國神話故事，尤其是翻譯具有鮮明中華民族性的文化負載詞時，不僅需要充分了解和掌握源語言文化，還要考慮譯入語文化，必要時可采取加注或其他方式進行準確表達，以有效提升譯入語讀者對譯文的接受度。

三、結語

神話往往匯集著先民的哲學思想、道德意識、審美觀念、科學態度、宗教信仰等，體現了他們的歷史認識、信仰意識和科學藝術。因此，研究一個民族的神話，不僅能在一定程度上洞悉該民族的歷史發展，還能深入認識該民族的文化、精神、性格、使命擔當等。中國神話故事是海外讀者解讀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精神風貌、性格習慣和風俗心理等的密匙，進而言之，“講好中國故事和傳播中國聲音，離不開講好中國神話故事、傳播中國神話想象和闡釋中國神話智慧”[20]18。就譯介而言，中國神話故事蘊含鮮明的中華民族性，在其譯介過程中譯者需要進行靈活處理，宜從翻譯理論、翻譯策略、翻譯倫理、文化負載詞等四個方面著重考慮。（1）譯者應選擇中國傳統譯論進行中國神話故事的翻譯實踐，提升中國翻譯研究的主體性;（2）譯者宜充分考慮文化背景，采取“歸化”和“異化”相結合的翻譯策略，充分發揮兩種策略各自優勢，顯現神話故事的中華民族性;（3）譯者需考慮翻譯倫理層面，在達到忠誠于原作者和原文的前提下，再現中國神話故事的中華民族性特征;（4）譯者尤其要注重如何以合理方式翻譯表達文化負載詞，有效提升譯入語讀者對譯文的接受度。在構建中國特色翻譯學思想的時代背景下，譯者需要樹立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以及學術自覺和學術自信，肩負起傳播中國神話故事的使命擔當，以促進中國神話故事的譯介傳播，進一步彰顯中華民族獨特的傳統文化和精神風貌，服務于當今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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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