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翻譯學視域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英譯的適應與選擇

陳彥彥 陳圓圓 朱志遠

摘 要：以翻譯適應選擇論為理論框架，從生態翻譯學視角對《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至三卷）的英譯過程進行考察和解讀，闡明高質量譯文產生的條件，并全面分析譯者采取的翻譯策略。研究認為：《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至三卷）英譯的成功是譯者對翻譯能力及翻譯生態環境的不同層面多維度選擇性適應，繼而在英譯時對語言、文化和交際三個維度進行適應性選擇的結果。譯者策略性地運用直譯、意譯、增譯、套譯、略譯等多種翻譯手段，努力維持原語生態和譯語生態的平衡和諧，力求達到最佳翻譯效果，為外宣翻譯提供了重要參考。

關鍵詞：《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生態翻譯學;翻譯適應選擇論;翻譯策略

中圖分類號：H09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672-1101（2022）04-0076-06

收稿日期：2022-05-13

基金項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國家形象視域下政治話語外宣翻譯策略研究——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英譯為例（SK2021A0879）;安徽省高校優秀青年人才支持計劃項目：基于跨文化傳播理論的包公文化走出去研究（gxyq2018168）;安徽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習近平關于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重要論述及安徽踐行研究（SK2020A1006）

作者簡介：陳彥彥（1984-），女，安徽鳳臺人，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

On the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Xi Jinping：The Governance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CHEN Yanyan1，CHEN Yuanyuan1，ZHU Zhiyuan2

（1.School of Literature，Law and Education，Anhui Open University，Hefei，Anhui 230022，China;2.School of Marxism，Anhui Open University，Hefei，Anhui230022，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the paper examines and interprets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Xi Jinping：The Governance of China（Volume I-II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conditions for producing high-quality translation，and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strategies.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succes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translator′s adaptation to translation ability and various factors of transl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nd also the translator′s adaptive selections in the linguistic，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dimensions.A variety of translation means，such as literal translation，free translation，idiomatic translation，amplification and omission are strategically used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ecology of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hat of the target language，and to achieve the best translation effect，which provides a strong reference for the publicity translation.

Key words：Xi Jinping：The Governance of China;Eco-Translatology;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不斷提高，國際社會對我國的關注度越來越高。為使國際社會更全面地認識中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以下簡稱《治國理政》）一至三卷多語種版本于2014年—2020年陸續發行，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英語版本海外館藏最多[1]，受到廣泛好評，成為近年來我國外宣翻譯的典范。因而，認真思索《治國理政》（一至三卷）英譯本的成功譯介經驗，探討譯者譯介政治文獻的策略選擇，具有極高的理論價值與重大的現實意義。

21世紀初，我國學者胡庚申將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引入翻譯領域，從生態學 “適應”與“選擇”的角度對翻譯的本質、過程、方法及原則等進行全新闡釋，提出了一套系統理論——翻譯適應選擇論，進而創立了生態翻譯學話語體系。

胡庚申認為：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而對文本進行移植的選擇活動” [2]86。翻譯過程包含“譯者的適應”和“譯者的選擇”兩個階段。處于中心地位的譯者集適應與選擇為一身 [3]97——一方面，譯者須不斷適應原文、原語和譯語世界中由語言、文本、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動因素構成的翻譯生態環境 [2]224，受其選擇和制約;另一方面，譯者選擇在何種程度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構成要件，并代表翻譯生態環境選擇最終的譯本行文。翻譯以“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為原則，具體是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原則上在翻譯能力、翻譯生態環境的不同層面力求多維度地適應，繼而依此進行適應性選擇轉換 [3]129。而在適應性選擇轉換的過程中，譯者的翻譯操作相對集中于語言、文化和交際三個維度，故其翻譯方法也稱作“三維轉換”法。譯文的質量取決于“多維度適應”和“適應性選擇”的程度。最佳譯文是譯者在翻譯中努力維持生態平衡和諧，不斷優化適應與選擇的結果。

作為一種新興的研究范式，生態翻譯學“以‘適應/選擇為理論基石，從生態整體主義的角度研究翻譯活動，系統探討翻譯生態、文本生態和翻譯群落生態及其相互關系和作用”[4]，幫助人們對翻譯作品進行分析和解讀，具有很強的解釋力。故本文擬從生態翻譯學適應選擇論角度，考察和解讀《治國理政》（一至三卷）英譯過程，探討在外宣生態環境下譯者的適應與選擇，分析高質量譯文產生的原因或條件，并全面審視譯者的翻譯策略，希望能夠給予其他譯者啟發。

一、《治國理政》英譯的多維度適應

根據翻譯適應選擇論，在“汰弱留強、適者生存”的法則下，譯者具有本能的選擇性適應能力[3]101。這種本能一方面使譯者在能力上不斷自我完善以適應特定翻譯生態環境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使譯者主動分析翻譯生態環境眾多要素間的互動關系，進而作出權衡和適應。

（一）譯者對翻譯能力的適應

作為翻譯過程的操作者，譯者的能力對譯文的質量起到關鍵性作用?！吨螄碚罚ㄒ恢寥恚┦珍浟它h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在2012年11月至2020年1月期間的報告、講話、談話、演講、批示、指示、賀信等270篇，共計54個專題，高度凝練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深邃智慧和執政方略?！吨螄碚罚ㄒ恢寥恚└呶萁?、博大精深，以其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對譯者的要求非常高。

《治國理政》（一至三卷）的翻譯團隊由來自中央編譯局及其相關單位的20余位資深翻譯專家組成[5]37。團隊成員諳熟中西方語言文化，擁有豐富的翻譯實踐經驗，而且具備非常高的政治素養和文化素養。同時，翻譯團隊還制定出了科學嚴謹的翻譯工作流程。據中國外文局原副局長、定稿人王明杰介紹，從翻譯到付印，共設有20多道工序，包括初譯、外國專家改稿、中國專家核稿、多遍次校對清樣等多個環節[5]38。中外譯者聯袂合作，以強烈的使命感、極強的責任心、精湛的專業素質和過硬的翻譯能力，為譯文的高質量水準提供了堅實保證。

（二）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

翻譯生態環境是影響譯者適應與選擇的一切外在因素的總和[2]90，既包括經濟、社會、文化等宏觀因素，也包括文本、語言、讀者和作者等微觀方面。

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顯著提升，國際社會研究中國、學習中國的熱情持續高漲。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精心構建對外話語體系”[6]162。在此背景下，《治國理政》（一至三卷）的英譯既適應了國際社會深度認識中國的現實需求，也契合了中國走向世界的新時代要求。

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文獻，《治國理政》（一至三卷）有著鮮明的特色：內容博大豐富，包含政治、經濟、文化、國防、外交等多方面內容;語言平實生動，既有傳遞治國理念的特色詞匯和淳樸話語，又有表達治國情感、彰顯文化自信的古文詩詞;受眾極為廣泛，對內是我國黨員干部和廣大群眾，對外是國家政要及普通民眾。對譯者來說，如何將黨和國家的治國理念、習近平總書記的深邃思想特別是他極具特色的語言風格翻譯轉化成能夠使他國讀者入腦入心的文字，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課題。正如翻譯團隊成員在接受在采訪時所說：“我們對總書記的講話精神要深刻理解，不能僅停留在字面上”“翻譯中需要反復推敲、精雕細琢，找出最準確、最直接的對應詞”[7];“讀者對象是比較大眾的……他們雖然對中國感興趣，但對中國知識基本是空白。我們翻譯的第一個目的是讓別人看得明白”[8] 。翻譯團隊對國內外需求、中外語言差異、原文意義、受眾接受等多方面作出了精準把握，積極主動適應翻譯生態環境，在翻譯操作階段作出了優化選擇，是《治國理政》（一至三卷）譯本獲取巨大成功的奧秘所在。

二、《治國理政》英譯的適應性選擇

生態翻譯學要求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至少實現“三維”轉換，即“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因而，我們從這三個維度也可以窺探出譯者在不同體裁、不同語境下采用的具體翻譯策略及其效果。

（一）語言維

語言是翻譯的媒介和基礎，翻譯首先進行的是語言層面的操作。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即譯者對語言理解與表達的過程，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層次上進行的”[3]134。

政治文獻用語往往體現國家方針政策，涉及國家主權、內政外交等多方面，政治性強、敏感度高?？疾彀l現，譯者用詞高度嚴謹規范。如對“大國”一詞的翻譯，譯者沒有套用西方習慣用的“major power（s）/great power（s） ”，而是將其譯為“major country”。譯者的這種創新，為的是避免讀者產生強權政治或霸權主義的聯想，從而精準傳遞中國永遠不爭霸不稱霸、謀求合作共贏的外交主張。再如，在關涉祖國和平統一政治立場翻譯方面，譯者用“reunification”而非“unification”對等“統一”2字，堅定表達港澳臺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不爭事實。譯者仔細推敲英文詞義，掌握其輕重褒貶，精準無誤地傳達出了原文的政治立場。

話語風格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在講活中善于引經典、打比方，用質樸生動的語言講述治國理政的道理。翻譯中既要把握好這種風格，又要顧及漢英兩種語言及思維模式的差異。

例1：黨中央是大腦和中樞，黨中央必須有定于一尊、一錘定音的權威，這樣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變化，無有留難，則天下之勢一矣?！盵9]86

譯文：The Central Committee，likethe brain and main part of a body，must be the sole authority that makes the final decisions，so that it can control the subordinate parts just as “the body employs the arms and the arms employ the fingers without any difficulty，then the country runs as a whole.”[10]108

原句意在闡明確保黨中央的權威、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根本保障。句中“大腦”和“中樞”2個意象為漢英共有，譯者采用直譯方法將其移植入譯語，毫無違和感。對于成語“定于一尊、一錘定音”，譯者則根據意旨采用解釋性翻譯，譯為“thesoleauthoritythatmakes the final decisions”，語義表達十分準確?！叭缟硎贡?，如臂使指”典故出自南宋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太祖皇帝》，意思是政令執行就像身體指揮手臂和手臂指揮手指一樣靈活自如、行動無阻，這樣治理國家就能夠步調一致、行動統一。譯文將2個“如”字整合為一，通過重復“employ”和“arms”達到語言的銜接和連貫，既符合英語語言的表達習慣又忠實于原文的節奏感。譯者采用靈活的翻譯方法，不僅保留了原文生動形象的話語風格，也讓譯語讀者理解了原文的精髓要義和豐富內涵。

例2：堅持黨的領導是方向性問題，必須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決不能羞羞答答、語焉不詳，決不能遮遮掩掩、搞自我麻痹[9]85。

譯文：It is a primary requirement to uphold CPC leadership.We must be clear and steadfast in this stance，rather than being hesitant，vague，evasive，or diffident[10]107.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常用四字詞語，語言鏗鏘有力，言簡意賅。例2劃線部分若按字面直譯，譯文就會拖沓冗長，不符合英語表達習慣。對此，譯者緊扣每個四字結構的語義實質，采用意譯方法縮減意群。這種簡潔的表達既準確傳達了原文語義，保留了質樸文風，更凸顯出領導人的語言特質和個人魅力。

例3：要嚴格用制度管權治吏、護藍增綠[9]363。

譯文：We must use rules to supervise officials and their exercise of power in protecting blue skies and increasing green coverage[10]422.

不同于例2中四字結構的壓縮譯法，例3中劃線部分采用增譯方法將原文中隱而未言的部分顯化出來，有助于讀者理解“藍”和“綠”的具體所指——護的是“藍天”，增的是“綠植”，譯者的信息補充準確到位。如果譯文為blue and green，語義就會非常含糊，讓讀者不知所云。

例4：這些年，我國農業連年豐產，農民連年增收，農村總體和諧穩定[9]256。

譯文：With years of bumper harvest，farmers have increased their incomes，generally ensuring stability and harmony in rural areas [10]300.

漢語表述如行云流水，語法上具有意合的特點。原文 “農業、農民、農村”形成并列， “豐產、增收、穩定”內涵層層推進，整句簡潔流暢。雖無任何銜接詞，但漢語讀者能夠讀出隱藏在其中的邏輯關系。而英語重形合，句子成分之間的邏輯關系要借助連詞、代詞、介詞或其他一些語法形式才能表達出來。譯者準確把握住了原文語境下3個動詞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增加介詞with 和動詞ensuring以打破原文的平行結構，將其譯為含有復合結構和伴隨狀語的簡單句，使原文隱含的因果邏輯顯化出來。譯者在句法層面的適應性轉換和適當的信息補充，使譯文更能被目標讀者接受。

由此可見，《治國理政》（一至三卷）的譯者主動適應原語和譯語的翻譯生態環境，認真考慮原文與譯文在詞匯、句法和修辭層面的對等程度，翻譯時進行了動態的適應性選擇?！吨螄碚罚ㄒ恢寥恚┑淖g文在語言層面既準確體現了原文內容，保留了原文風格，又符合譯語的表達習慣。

（二）文化維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指譯者不僅要熟悉原語文化生態，還要充分了解譯語文化生態。在翻譯中，譯者要關注雙語文化內涵的傳遞，以避免從譯語文化觀點出發曲解原文[3]136。文化維的整合適應度既要保證譯文可讀、可理解，又要在文化信息傳遞上實現與原文相契合[11]?！吨螄碚罚ㄒ恢寥恚┯⒆g的文化維適應性選擇轉換主要體現在對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中國特色詞匯、成語、典故等的翻譯上。

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文化差異往往受關注較多，但文化共性亦不可忽視。研究發現，對于原文中那些容易得到譯語讀者認同的文化元素，直譯是首選的方法。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倡導堅持文明交流互鑒、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時用到的典故“和羹之美，在于合異”[6]243，其譯文為“Delicious soup is made by combing different ingredients”[12]595。制作羹湯的哲理源自生活，不同文化下的讀者都容易理解。因此，譯者在關照雙語文化的基礎上，根據典故的含義進行直譯，形象地傳遞出原文的文化意象，話語樸實卻易于引起譯語讀者的文化認同和情感共鳴。

對于因文化差異而產生的文化空缺現象，譯者根據具體的翻譯生態環境作出了靈活處理。

例5：小小紅船承載千鈞，播下了革命的火種，開啟了中國共產黨的跨世紀航程[9]497。

譯文：The Red Boat 1sparked the flam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tarted the century-spanning voyage of the Party [10]575.

（1Starting in Shanghai in the late July 1921，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completed on a pleasure boat on the Nanhu Lake ……The pleasure boat has since been hailed as the “Red Boat in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10]577.）

對于熟悉中國共產黨黨史的讀者來說，“紅船”的內涵及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但對于缺少“紅船”文化背景的譯語讀者來說，“red boat”向他們傳達的只是“紅色船只”這樣的概念意義，無法等效傳遞出“紅船”重要的文化內涵，必然會給他們的理解帶來一定困難?；诖?，譯者采用了“直譯+文后加注”的譯法。通過譯語文化生態的補建，譯者將“紅船”深刻的文化內涵植入異國土壤，不僅為讀者解疑釋惑，也增加了其閱讀興趣，成功實現了跨文化傳播。

例6：保證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為繼續推進改革開放營造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態[9]188。

譯文：We must ensure that officials are honest，government is clean，and political affairs are handled with integrity，striving to build a corruption-free political environment for further reform and opening up[10]222.

“海晏河清”出自薛逢《九日曲池游眺》，字面意思是黃河水清大海浪平，比喻天下太平。句中 “海晏河清”的語境意義是指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在黨風廉政建設中鐵腕反腐治腐，著力培養忠誠干凈的政治隊伍，為改革開放營造了良好政治生態。從譯文可以看出，譯者不僅了解這個成語的字面含義，還準確把握了其政治語境，“corruption-free”不僅精準傳達出原文的核心內涵，也很好地平衡了成語的原義和特定語境中意譯的關系。

例7：邯鄲學步[13]286。

譯文：In attempting to walk like a swan，the crow loses its own gait[14]312.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借鑒國外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我們應秉持兼容并蓄的態度，決不能邯鄲學步[13]286。 “邯鄲學步”語出一則寓言故事：燕國一少年到邯鄲學當地人走路，非但沒有學會，反而把自己原來的走路姿勢也忘記了。后來此語常用于比喻盲目機械地模仿別人，不但沒學到別人的長處，反而還失去了自己原有的能力。短短四個字，卻展現出中國故事的深刻寓意、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國文明的源遠流長。如果按照字面翻譯，對于中國文化不甚了解的讀者定會一頭霧水，若增加釋譯，譯文又會冗長。此處譯者作出了更優化的選擇，采用套譯替換方法，將英語文化中具有相似寓意的英語故事（故事說的是一只烏鴉羨慕天鵝的白色羽毛，于是離開賴以生存的祭壇到湖邊居住，每天去湖邊洗羽毛，結果不僅一點都沒洗白自己的羽毛，反而因缺少食物饑餓而死）中的“天鵝”和“烏鴉”兩個文化意象與原文典故完美嫁接起來。用譯語讀者熟悉的文化因子來闡釋原文的文化內涵，更能引起讀者共鳴，促進雙語文化交流，非常巧妙傳神。

可見，翻譯亦是一個再創作的過程。譯者只有深化對原文的理解，精通雙語文化，才能游刃有余地在特定的翻譯生態環境中對原文進行重現、解構或重建，并根據文化側重點的不同選擇最佳的翻譯策略，實現文化傳遞與譯者接受的雙向觀照。

（三）交際維

翻譯是跨語言跨文化的交際活動。事實上，無論是前文所述的語言維的語義顯化、順應表達還是文化方面的增補文化內涵等，最終都是為了達到信息交流的最大化。而從交際維的角度審視翻譯，譯者要重點關注原文的交際意圖是否在譯文中得到體現[3]138。作為政治外宣文本，《治國理政》（一至三卷）的交際意圖在于傳播我國的政治理念，展現國家和領導人形象，讓世界客觀地了解中國。譯者在英譯過程中十分注重語言的使用環境和表達方式的恰切性，力求取得最佳的交際效果。

1.補償政治內涵意義及時間背景等信息?！吨螄碚罚ㄒ恢寥恚┌罅空蝺群S富的數字縮略詞。初次出現時，譯者根據具體情況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靈活地明晰其內涵意義。如“三農”[9]25譯為“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Rural People”[10]33，采用的是文內闡釋法;“五位一體”總體布局[9]50先直譯為“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再用“This refers to…”[10]77的句型進行文后注釋說明具體內容。此外，很多原文中首次提到的朝代或中國發生的大事件，譯文都相應增補了時間詞語。如“秦”[13]299譯為“the Qin （221-206 BC） dynasty”[14]327，“北京冬奧會”[9]34的譯文中添加了“2022”[10]47，等等。譯者努力為譯語讀者減輕認知負荷，使其在閱讀時能同原文讀者一樣，輕松地認識和了解我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

2.化動為靜略譯標題?！吨螄碚罚ㄒ恢寥恚┮恍┱鹿潣祟}的中英文在形式上并不完全對應。如，“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13]5譯為“New Development Concepts”[14]iii，“把人民軍隊全面建設成世界一流軍隊”[9]8譯為“The People′s Armed Forces” [10]V。譯者有意將原文標題的動賓結構轉換為名詞結構，并將一些形容詞、副詞省去不譯。這種調整順應了英語標題常用名詞性結構的表達習慣，做到了語言維度的適應選擇。更重要的是，譯者深諳宣傳風格選擇之道。原文是為了激勵中國讀者加強理論學習并勇于付諸實踐，標題中的動賓結構以及諸如“堅定不移”“世界一流”等修飾語具有定目標、表決心、提氣勢的內宣效果。而對于譯語讀者來說，標題只起提綱挈領的作用，若直譯不但冗長且形式上也不像標題，會讓譯語讀者感到不適。在這方面，譯者努力協調翻譯生態環境多方面因素，實現了標題交際生態的平衡。

3.意譯具有敏感性的軍事隱喻?！吨螄碚罚ㄒ恢寥恚┰捳Z中常見一些軍事隱喻。如，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廣大年輕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風險要 “真刀真槍干”[9]223;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敢于亮劍”[10]227;在污水防治方面，要“集中兵力”[9]366。這些鼓舞士氣、增強斗志的話語能否直譯？若直譯，諸如sword、gun之類的敏感性詞匯會不會使譯語讀者產生誤解？ 面對國際輿論環境中尚存在的“中國威脅論”，譯者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將原文意譯為“be field-trained”[10]261，“take an unequivocal stance” [10]265和“concentrate our strength” [10]425，既凝練了核心思想，又避免產生負面影響。譯者積極維護國家形象，并充分考慮到譯語讀者的認知偏差。

4.轉化或增加具有交際功能的人稱代詞。人稱代詞具有重要的人際功能，是說話人構建與受話人關系，并獲取其情感認同的一種重要話語手段。有學者統計發現，《治國理政》（一至三卷）原文中人稱代詞使用頻率較低，而譯文中各類人稱代詞均有大幅增加[15]。譯文大量增加人稱代詞，不僅符合英語表達習慣，而且能準確再現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語意圖，不但能夠充分進行情感交流，還可增強交際效果。如，譯者把習近平總書記2019年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多次提及的“亞洲各國”“亞洲人民”[9]467分別譯為“We Asian countries”“We Asian people” [10]542-543。通過增加we，譯者將主語從第三人稱轉化為第一人稱，構建了演講人與受眾的身份認同，拉進了彼此的心理距離。再如，譯者將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的 “廣大青年要堅定理信念…” [9]55一句譯為 “To all our young people，you should have firm ideals and convictions…”[10]76。譯文將主語從第三人稱轉為第二人稱，同時在young people前面增加our，把讀者代入習近平總書記與青年親切談話的畫面，使總書記的親民形象躍然紙上。

三、 結語

生態翻譯學翻譯適應選擇論使得以往翻譯研究中隱藏在幕后的譯者走到舞臺中央，幫助人們從一個新的視角全面深入地分析翻譯現象，特別是譯者的實踐活動。在該理論框架下解讀《治國理政》（一至三卷）英譯過程發現，其英譯的成功是譯者對翻譯能力、國內外宏觀環境和文本、語言、作者以及讀者等微觀環境多維度適應，繼而依此在語言、文化和交際三個維度作出適應性選擇的結果。譯者游走在原語和譯語、原文和譯文、原語文化和譯語文化、原文作者和譯文讀者之間，作出的適應和選擇都是基于原語生態和譯語生態的綜合考量。譯者策略性地用直譯、意譯、增譯、套譯、略譯等多種翻譯手段，努力在三個維度的轉換中尋找最佳的契合點，維持原語生態和譯語生態的平衡和諧，以達到最好的翻譯效果。

在中國影響力日益顯著的今天，政治文獻翻譯研究有助于提升外宣翻譯質量，更好地傳播我國的治國理念，構建中國國家形象，增強我國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吨螄碚罚ㄒ恢寥恚┯⒆g的成功譯介經驗，無疑為政治外宣翻譯提供了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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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