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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的實踐路徑研究

2022-05-30 10:48莊炯梅
關鍵詞:實踐路徑法治化

摘 要:新時代高校內部權力區分政治、行政、學術和民主四種類型,高質量發展目標任務期待其運行能不斷提升法治化水平。近些年來關涉高校的司法案件逐漸增多,迫切要求推進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建設。通過梳理發現,新時代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存在主體認知與運行偏差、制度制定與執行折扣以及責任關聯與考核虛化的現實困境。故而,需要通過不斷提升權力主體自身認知的區分度與前瞻性,持續增強權力運行規范的參與度與科學性,明確劃分各自權力責任的匹配度與反饋性三個方面,探尋新時代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的實踐路徑。

關鍵詞:新時代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實踐路徑

中圖分類號:G6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672-1101(2022)04-0082-07

收稿日期:2022-03-25

基金項目: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法治視域下高校內部權力運行的清單制度研究(18JYB013)

作者簡介:莊炯梅(1971- ),女,浙江寧波人,助理研究員,碩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與社會心理學。

On Practice Path of the rule of law in Inner Power Operation of University in the New Era

ZHUANG Jiongmei

(School of Marxism,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Jiangsu213164,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internal power of university can be divided into political, administrative, academic and democratic four-dimensional type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goals and tasks expect that the operation of internal power can const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rule of law.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judicial cases related to university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rnal power operation of university under the rule of law in the new era has the realistic dilemma of subject cognition and operation deviation, system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discount, and responsibility association and evaluation. This paper intends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distinction and foresight of the power subject's own cognition,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participation and scientificity of the power operation norms, clearly divide the matching degree and feedback of their respective power responsibilities, and explore the practice path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internal power operation of universit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university in the new era;internal power operation;under the rule of law;practice path

高等教育競爭在當下國內乃至世界各國各地區之間越來越突出,實現高等教育的高質量發展迫切要求提升高校治理現代化水平。近些年來,高校行政官員腐敗案件時有發生,教師和學生起訴學校的司法訴訟案件也有所增加,推進新時代高校內部權力運行的法治化問題,已然成為解決諸多困擾問題的實踐路向。正如昂格爾所言,“法治,是自由主義社會對于權力和自由問題最明確的回答?!盵1]基于此,本文從主體認知、制度落實和責任關聯三個方面探尋新時代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的現實困境和實現路徑,以期匯聚更多社會共識,不斷促進新時代我國高校的高質量發展。

一、新時代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的主旨詮釋

(一)新時代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的內涵

基于學界共識,高校內部權力可以區分為政治權力、行政權力、學術權力和民主權力,此四項權力運行法治化是指,其在明確的規范體系中得到確立各自邊界及其運行程序,且運行符合高等教育法治精神要求和責任承擔。研究高校內部權力運行的法治化問題可以在外在視角和內部視角兩個維度予以展開,前者主要關聯相關糾紛解決的司法訴訟,并在高等教育的法律規范完善方面關注高校權力運行的正當性,后者主要關聯相關內部績效考核,并在不同高校的相關比較過程中關注高校權力運行的合理性。當然,兩個視角也有交叉的情況,如各高校之間的相關要素比較排名過程中所涉及的高校內部治理效果。本文主要在內部視角考量法治化問題,以期從一般性上為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探尋實踐路向,也就是說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是在其內部治理的邏輯中實現規范化和程序化,即法治化的命題。外在的行政權力以及相關要素對高校內部權力運行具有一定的影響,甚至在某些方面還可能具有決定性,但是遵循高等教育規律和結合各所高校實際情況,討論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問題,則更具現實意義和實踐價值。

(二)新時代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的意義

新時代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的意義,可以在教育功能、治理能力、救濟權利三個維度進行詮釋。首先,新時代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是促進高校教育功能實現之需。新時代高校承載高等教育功能表現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國際交流合作五個方面,不同高校在五大功能的復合性上具有一定差異,且五大功能本身在高校具體發展過程中也具有鮮明的差異。高校的內部資源有限,故五大功能在不同高校內部資源分配應該是有區別的,同時五大功能對于資源需要方面也具有差異性,不同高校根據各自的校情相應也會有差別,故而,高校內部權力運行遵循法治邏輯即是處理這些差異性資源分配上的應然要求。其次,新時代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是提升高校治理能力現代化之需。高校之間的競爭已經使得它們在各自發展階段目標上探尋符合自身的實踐路向,然而,處理高校內部四大權力的關系方面唯有堅持法治化運行邏輯。高校內部權力有兩個層次區分,校級和二級學院層面,校級層面主要包括校黨委領導下的政治權力和校行政直接管理的職能部門的行政權力,校學術委員會的學術權力,校工會和校學生團體組織的民主權力,二級學院層面即是黨委(黨總支)領導下的政治權力和院行政及其管理的系所的行政權力,院學術委員會的學術權力,院工會和院學生團體組織的民主權力。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是提升治理能力現代化,也就是說四項權力無論在校級層面還是二級學院層面,需要遵循法治邏輯和教育發展規律并得到所有參與主體的共識支持?!爱敶髮W師生的基本價值觀念與高等教育發展方向、大學治理目標和自身利益訴求相一致時,大學內部權力科學配置、協調運行和民主監督的成效就會顯著提升。反之,就會影響到大學內部治理的效率和效益?!盵2]最后,新時代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是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化解之需。新時代社會矛盾在高等教育和高校發展的實踐邏輯上已然通俗表現為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如何實現教育的公平以及相關糾紛解決的透明化程序化問題,而解決糾紛的正當化和程序化,當然唯有不斷堅持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的實踐路向。無論從互聯網的高科技發展在程序化方面對于高校內部四大權力運行的透明度要求,還是高校各項發展指標的量化比對的顯示度期待,都還原為高校如何解決不同主體間發生糾紛的基本命題?!爸挥型ㄟ^權力行使的信息公開、陽光運行,才能維護權力委托者對公共事務決策過程的知情權,進而確保民主監督路徑的通暢?!盵3] 總而言之,無論從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和高校治理能力持續提升,還是多元主體權利糾紛順利解決,新時代高校內部權力運行遵循法治化邏輯是當然選擇和實踐必需。

二、新時代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的現實困境

承載著新時代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任務的我國高校,在回答如何辦好人民滿意的高等教育的根本問題上,需要不斷改進內部治理體系及提升治理能力現代化,其中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屬于必然選項,故而需要梳理和分析其法治化遭遇的實踐困境。遵循權力運行法治化內生規律,考察新時代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的實踐困境可以在主體認知、制度落實和責任關聯三個維度進行展開。

(一)高校各類權力的主體認知與運行偏差是制約其法治化的首要困境

新時代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得以踐行展開的起點來自于四項權力的主體認知,如何達致共識卻受到認知來源依賴的制約以至于運行發生偏差,使得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遭遇開始端的困境,即首要困境,可以從四項權力的主體認知來源依賴及運行偏差進行分析。

新時代高校的政治權力表征為校黨委領導下各級黨委(黨總支)的權力,這也是我國社會主義高校的特色所在,共識認知來源依賴于高校傳統中在意識形態方面進行詮釋高校政治權力屬于各級黨委發揮的權力所在?;诖朔N共識認知來源依賴,高校的各級黨委,尤其院級黨委(黨總支)主要在學生的意識形態工作上展示政治權力的運行,而在教職工的意識形態方面卻明顯不足,也主要是課堂教學道德秩序的“師德一票否決”制度的常識性要求。高校各級黨委的權力在政治權力上的認知共識該當屬于高校辦學方向和發展規劃設計的高層次權威性權力,這也是此項權力的時代擔當與責任所在,其運行實踐不能僅僅局限于意識形態上的一般性與常識性要求,唯有解決此種困境才是其法治化的邏輯起點。

新時代高校的行政權力表征為校行政領導下各級職能部門和二級學院行政的權力,這也是備受學界關注的高校內部權力,共識認知來源于高校得以運行的充分展示的權力,甚至將其界定為高校所有權力的來源所在,其他權力都是對其負責,由其規范和考核等等??赡芤彩腔谒袡嗔εc其具有派生性的認知來源依賴,其運行實踐邏輯往往也確實屬于展示高校行政權力運行啟動閥門所在,尤其關于職能部門的行政權力似乎等同于高校教育權,二級學院與職能部門的行政權力之間關系也基本在這個邏輯中得以展開。行政權力認知來源依賴于新時代高校的功能價值已然發生激烈沖突,“我們必須以行使權力的結果來判斷權力行使是否正當”[4],而首先職能部門行政權力的實踐邏輯運行較難在維護單向權威中自行確證正當性,同時其也無法回應二級學院行政權力關涉高等教育規律追問與質疑,即“誰是高校真正的主人”。

新時代高校的學術權力表征為校學術委員會和二級學院學術委員會的權力,這也是備受學界關注的高校內部權力,共識認知來源于高等教育內生規律所期待的獨立性專業權力,甚至被認為高校區別于其他社會組織的不二標識,“學術的歸學術,行政的歸行政”的表達即是明證。無論是在溯源世界各所大學的發展歷程,還是探尋我國高校的歷史進展,認知共識來源主要在高校作為知識和智慧關聯的場域中學術權力的獨立性與權威性,然而,實踐運行邏輯卻較為尷尬,“學術權力的弱化,甚至某些高校處于缺位的狀態,究其原因是雖然賦予學術人員一定的學術組織,但是并沒有賦予其有效執行的力度及載體,說明在大學內部權力運行的過程中存在著不成熟的運行機制?!盵5] 如何定性哪些事項屬于學術權力的范圍和領域似乎離不開行政權力的單維向度的判斷與界定,起始端的問題在處理端也同樣存在困境,即學術權力發揮的地方似乎還需要行政權力予以落實才會具有實踐效果。新時代高校的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同一性問題在實踐邏輯上存在“學而優則仕”與“仕而優則學”相互關聯是較難在獨立性上判定權威的來源問題。

新時代高校的民主權力表征為校和二級學院的工會及學生會所組織下的教職工大會和學生代表大會的權力,學界也有表達為監督權力,共識認知來源于現代大學辦學自主權主張和全體教職工和在校大學生的主體性權力回應。無論從高校的功能價值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國際交流合作五個方面的實現依賴主體是全體教職工和大學生,還是從考評檢測高校社會知名度、發展期待值、社會貢獻率等的指標顯示依賴主體也是他們,似乎共識認知的來源依賴理由證成較為自然得出民主權力的真理性判斷,然而在實踐運行邏輯上卻頗為黯淡,這種主體性權力并未得到有效制度予以保障實現,甚至可以說主體認知也僅僅停留在認知層面,實踐運行嚴重缺失頗為常態。民主權力的監督屬性在現實高校發展過程中往往理想化色彩過濃而實踐能力明顯不足的反差使得無法達致應有效果,欠缺有效參與機制和主體性責任不明朗是其較難發揮監督功能的主要原因。

(二)高校各類權力的制度制定與執行折扣是制約其法治化的關鍵困境

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共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體學習時指出:“‘縱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盵6]新時代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得以踐行展開的具體過程來自于規范四項權力制度制定的主體參與程度與事項落實,而具體實踐使得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遭遇過程執行力嚴重不足的困境,即關鍵困境,可以從高校四項權力運行予以規范的制度制定與執行折扣維度進行分析。

新時代高校規范政治權力運行的制度制定主體是校黨委和二級單位的黨委(黨總支),相關具體制度是以其名義或者聯合校行政下達的規范性文件,主要屬于在宏觀維度規劃學校發展目標任務的一系列制度建設內容,展示政治權力的規章制度有校黨委領導下發布的最新黨代會決議、校級和二級單位干部選任及考核制度、關于校意識形態工作安排和校黨委領導下校紀委的巡查工作安排等等。高校政治權力出臺的各種規范性文件以黨委名義下達,制定過程往往會充分聽取基層黨組織和各位黨員的意見,也會召集黨外人士和基層群眾協商并聽取建議,在程序上民主性得到較為全面充分的體現??赡茉从谡螜嗔Φ南嚓P制度過于宏觀抽象,加之其運行過程中自上而下的單向性,制度的執行內部閉環導致折扣困境極為明顯,其中以“文件執行文件,會議執行會議”現象較為普遍,也是備受詬病之處。

新時代高校規范行政權力運行的制度制定主體是校行政、職能部門和二級單位的行政,相關具體制度也就是以其名義或者聯合各級黨委(黨總支)下達的規范性文件,也是高校的規范性文件主要內容和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都有行政權力運行的身影或者痕跡。新時代高校的五項功能實現所需要的規章制度是組成行政權力運行的重要內容,與高校本身的事業單位屬性相關聯,行政權力在所有權力結構中居于重要位置,是承接政治權力執行各級黨委領導下的主體責任所在,“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表述詮釋出行政權力在具體規章制度內容上的全貌?;跈嗔Y構的中心位置的緣由,新時代高校行政權力所依托的規章制度是其運行的考核評估依據,雖然其執行情況發生折扣是較難具體衡量的方面,然而,其執行折扣現象卻是所有主體確定的普遍性感知,因為無論在橫向比較還是縱向比較,大家都會對于負責高校發展目標任務實現的行政權力提出更多批評甚至質疑。

新時代高校規范學術權力運行的制度制定主體往往也是校行政、職能部門和二級單位的行政,相關具體制度也就是以其名義下達的規范性文件,制定過程中當然會有高校的教授們積極參與討論、建議甚至決策,尤其在學術性判斷方面充分尊重教授們的主張和建議。屬于學術權力決策范疇的高校事務性工作主要包括學生學位論文水平評判和學位授予,教師的職稱評定、相關學術論文水平評判和有關學術稱號評選等,高校內部學術類獎項、課題申報和其他相關學術性活動舉辦等,圍繞上述學術性活動的規章制度的制定過程往往高校都會邀請校外專家參與討論和決策,進一步體現出學術權力的獨立性與權威性。高校學術權力相關的規章制度的執行效果相對而言并沒有學界所擔心和質疑的情況高頻發生,基本運行過程較為平穩順暢,也就是說因由政治權力和行政權力共同主導下的學術性活動屬于內部權力結構中程序性規范制度,即使發生學生或者教師起訴高校的糾紛事項屬于學術性問題,被告往往也是高校行政權,行政權又會基于該項事務屬于學術權力的決策范圍而啟動免責于學術事項的程序性決策機制。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其實是學術權力運行的一般性程序性制度較為易于得到重視,然而,在新時代高校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期待學術權力發揮主動性和積極性的制度建設較難出臺和運行效果較難令人滿意,這才是其真正面臨的困境所在。

新時代高校規范民主權力運行的制度制定主體往往也是校黨委和行政以及職能部門和二級單位的黨委(黨支部)和行政,其中校工會和學生會組織也是具體執行性規章制度的制定主體,相關具體制度也就是以各自名義下達的規范性文件,制定過程中當然會有高校的教職工和大學生積極參與討論、建議。新時代高校民主權力運行依據的規章制度主要是關于教職工代表大會和學生代表大會的會議程序性安排方面的規定,其他則是相關規定中強調高校重大事項的決策過程必須經由教職工和大學生的民主協商,要求接受民主監督是必經程序。而“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盵7]高校民主權力運行實踐應該說程序性安排較為充分具體,但是實際效果并不能得到教職工和學生的滿意,批評聲音一直存在,這本身與該項權力的特征密切相關,同時也確實沒有為民主權力的運行實踐建立針對性強的科學規范的規章制度分不開。

(三)高校各類權力的責任關聯與考核虛化是制約其法治化的突出困境

新時代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得以踐行落實的具體效果來自于規范四項權力主體責任區分與績效考核,而具體實踐使得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遭遇歸責不明與考核虛化的突出困境。如何走出這一困境,可以從高校四項權力責任歸責與績效考核維度進行分析。

新時代高校政治權力居于領導地位,確保高校辦學發展的方向正確,且關涉為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培養建設者和接班人的主陣地問題,故而其責任擔當居于之首也就不難理解,高校所有權力都要在其領導下得以運行發揮功能價值。凡是權力都要接受責任歸責的規范制約,新時代高校政治權力的責任區分屬于全面整體性歸責類型,校黨委和二級單位黨委(黨總支)是高校各項事業發展的承擔責任主體,同時與行政權力一體承擔,即“黨政同責”。新時代高校政治權力的責任意識在權力運行的實踐過程中較為積極主動,但是其實際效果與績效考核相去甚遠,創新與改革動力不足。

新時代高校行政權力居于權威地位,確保高校各項事業的高效執行,且直接關涉高校五項功能的實現。在“辦學規模、辦學層次與辦學空間擴張與競爭過程中,高校內部組織高度科層化,行政權力不斷自我強化?!盵8]高校的人財物等具體事項都與行政權力密切關聯,屬于需要對上對下的責任承擔主體。高校的行政權力由代表校級的職能部門和代表下級的二級學院行政行使,兩者行政權力的上下級關系在績效考核過程中表現出單向性歸責邏輯。當然,校級整體行政還要接受國家相應級別的教育行政部門領導,屬于外部行政權力關系,本文不作分析??梢哉f高校的行政權力的責任區分與績效考核具有主導高校所有權力的決定性,與各級黨委(黨總支)的政治權力一起共同發揮作用,此種績效考核虛化主要表現為自我確定目標再進行自我考核,最后自我歸責,即使發生考核等次差異往往也只是“換一換領導”和“領導換一換”而已,對于解決實質歸責問題意義不大,往往是制約新時代高校發展的問題癥結所在,其法治化運行邏輯任務迫切緣由也就在于此。

新時代高校學術權力居于獨立地位,確保高校學術類事項評判的客觀中立,且直接關涉高校學術影響力和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委員會制度在權力歸責的實踐邏輯中體現出程序化和集體性特征,與行政權力的歸責原理具有鮮明的差異?!案咝J菍W術性組織,是學術知識創造、傳承和發揚的場所,而不應是政府的行政附庸機構,因此,學術性始終是高校的第一或本質屬性?!盵9]學術類事項在高校高質量發展規劃上尤為受到重視,其依托的責任主體是各位教授和研究員,由于學科差異化較大,不同學科的教授們如何在各所高校得到優先發展也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所以學術委員會成為集體負責的歸責決策主體。新時代高校在學術權力的歸責問題基本都是在程序上予以免責考量,本身相關學術類事項的最終決定還是行政權力的責任承擔,學術權力的責任歸責機制與權力的一般邏輯具有較為鮮明的差異屬性,雖然學界經常將其與行政權力對立起來進行分析,其實在責任擔當方面兩者具有一致性。

新時代高校民主權力居于監督地位,確保高校各種重要事項的充分參與,且直接關涉高校整體向心力和高校民主決策文化建設,代表會議制度在權力歸責的實踐邏輯中體現出程序化和集體性特征,與其他三項權力的歸責原理具有鮮明的差異?,F代大學的民主決策機制一直處于不斷創新和改革的實踐探索中,如何解決此種權力的歸責問題卻較少提及,主體性問題在新時代高校的發展過程中似乎無需追問,無論從主體的人數還是高校運行實踐,都表現出民主權力的監督效應,尤其隨著互聯網技術和開放式監督途徑為此項權力確保有效途徑。對于新時代高校民主權力的績效考核并沒有直接制度予以規范,但是大多數高校在此問題上主要通過每次代表大會的召開來明確其正常運行,相關會議議題基本都會高票通過,程序參與意義遠遠大于民主監督意義,其中困境往往表現在單個教職工或者學生的來信民主監督與代表大會的集體性民主監督不相對應,甚至前者更加易于受到關注和偏好。

三、新時代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的實踐路徑

新時代我國高校高質量發展任務艱巨,國內外競爭激烈已然讓各種矛盾沖突會成為常態化狀況,為解決面臨的種種問題,唯有堅持高校內部權力運行法治化實踐路徑,并不斷整合資源和激發多方主體的內在動力,可以從提升認知、完善規范和劃分責任三個方面進行探尋。

首先,新時代高校內部四項權力都要不斷提升主體自身認知的區分度與前瞻性。正如前文所述高校四項權力具有較為鮮明的差異性特質,強勢地位的政治權力和行政權力與獨立地位的學術權力和民主權力,不能按照權力一般屬性對它們進行法治化規制,需要有較為清晰的區分度上的認知判斷,尤其四項權力的主體自身需要不斷提升此方面的認知水平?!罢螜嗔托姓嗔Χ及l展了從高校最底層到最高層的權力系統,但學術權力和其他利益群體權力沒能發展出達到高校內部頂層的權力系統,其權力在名義上是獨立的,但由于沒有掌握學校的價值導向、資源分配與人事聘任等核心權力,而受到來自政治權力和行政權力系統的雙向制約?!盵10]政治權力的各級黨委(黨總支)和校級職能部門以及二級學院行政是不斷提升認知區分度的關鍵主體,高校的高質量發展的發動機功能需要有更高層次的追求與期待,學術委員會和各級校工會以及學生會也需要在高校高質量發展的一致性目標上認知各自權力運行的實踐路向,不能為了獨立和監督而簡單化為認知自身權力屬性。至于前瞻性似乎較為容易理解,認為是指向實現高校發展目標任務需要四項權力主體在認知水平上具有超前性,當然有此方面的意涵,然而,這里討論的前瞻性主要是從四項權力的綜合性發揮功能價值維度考量,前瞻性需要重點強調在認知方面如何實現提升的問題。前瞻性在四項權力運行實踐過程中關涉到充分尊重各自權力區分度基礎上得到實現,尤其在尊重學術權力和民主權力的前瞻性要求上予以重點關注,因為高校的高質量發展依賴的主要力量是教授和廣大教職工以及全體大學生,當然他們自身也要有提升前瞻性的意識和行動。綜合而言,不斷提升認知可以在新時代高校不同發展階段性目標任務上動員大家系統學習的相關主題活動中予以制度保障,讓不同主體能夠通過充分參與和溝通明確新時代高校命運共同體的一致性訴求。

其次,新時代高校內部四項權力都要持續增強權力運行規范的參與度與科學性。高校內部權力運行的法治化路徑中制度建設一直得到重視,因為“制度管根本、管長遠,一旦制度體系出現問題,必然導致對權力運行的有效制約性不足,對權力監督的整體功能性不強?!盵11]正如前文分析的,實踐中往往在制度的執行落實上折扣突出,其中緣由是多方面的,該類問題也是法治化本身的內在困境所在,或者說制度的執行本身就存在一個悖論性命題,也是法治和人治的理論之爭所在。制度建設在民主性上要求體現廣泛的參與度,如何實現參與度的真實性與充分性是困擾實踐決策部門的現實問題,在一般程序規范的安排上確保教職工和大學生的全覆蓋,尤其在時間方面需要給出大家有充分參與的機會,不能只是需要時就簡單化履行一下代表會議的程序,這樣即使有參與度的保障卻無真正治理與精力的付出,效果自然也就不可能達到預期。規范高校內部四項權力運行的制度在科學性上是普遍性欠缺的地方,甚至全國高校在此方面的制度內容基本相似和雷同,不同層次的高校本來是應該有差異的,高質量發展目標任務不同也就決定著其制度建設在科學性上需要體現決策部門的認知和意志。增強其科學性需要強調的是各高校要結合自身實際制定符合高等教育規律的高質量發展目標任務,在這個實踐邏輯中為內部權力運行制定規章制度,不能“要求普通人具有運動健將一樣的水平”。另外,高校五項功能在不同高校有著不同側重,所以其內部四項權力運行規范在此方面當然也要有著鮮明的差別。

最后,新時代高校內部四項權力都要明確劃分各自權力責任的匹配度與反饋性。權力與責任是分析法治化運行高校內部權力的一對學理范疇,然而新時代高校內部的四項權力在責任歸責上表現出需要明確其匹配度的深層次問題,匹配度是決定四項權力能否真正發揮功能價值的核心要素。明確劃分新時代高校內部四項權力責任的匹配度,可以學習行政機關改革中的“放管服”措施,權力重在“放”和“服”,輕在“管”,意思是“權力”的內涵要突出為具體發展事項上的下放給基層并提供服務,不能一個簡單化的“管”而結束。另外,匹配度當然也要強調責任追究問題,負責人的崗位交流和升遷要常態化,這既是責任承擔的必然要求和權力責任機制的組成部分,更是檢驗能力水平的重要機制,提升治理能力現代化唯有在實踐中才能得到實現。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績效考核往往效果不夠理想,其中緣由主要就是缺乏“反饋性”的實踐機制,內部考核內部消化是不可能觸及權力運行機理的法治內核,無法生成自我痊愈的信息處理機制?!胺答佇浴笔侵感聲r代高校內部四項權力的責任劃分在各自主體間達致具有有效相互溝通交流的反饋機制,不是粗線條的單向政治權力與行政權力包辦和學術權力與民主權力自說自話運行,而是應“將縱向層面校、院、系與橫向層面的部(處)機構與師生等主體的權力配置相結合,實現內部治理的分權下放與監督?!盵12]高質量發展規劃的制定和落實過程需要依賴全體教職工和大學生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才會具有實踐意義,這也是由新時代高校的主體性責任決定的,切不可本末倒置。此外,還需不斷持續加大高校主人翁文化的宣傳教育工作。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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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范 君,徐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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