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驗與記憶：《在群山之間》與非虛構寫作的情感邏輯

趙坤

摘要：作為“合為事而作”的自發寫作，陳濤的《在群山之間》既以獨特的生命機緣，呼應了非虛構的類型寫作命題;又以方物志略式的文化寫作，參與了文體內部的轉換更新，可視為廣義的非虛構文本。其中，經驗與記憶是該作的兩條敘述線。在經驗主體與敘述主體的多重情感視角下，認識世界、理解自我的經驗，與作為本體和形式存在的記憶，經歷抵抗遺忘、進入生命層次、完成主體的自我與外部世界的認同后，形成了向總體性敞開、又不回避個體特征的共同體情感。

關鍵詞：《在群山之間》;經驗;記憶;非虛構

從記述的策略和結構文本的技術方法看，陳濤的新作《在群山之間》或許可以視為一種廣義的非虛構式寫作。他遠赴甘南的經歷，持續在場的情感體驗，漫長而深入的當代中國觀察，以及寫作者與掛職者的多重視角等，都在概念和范疇層面暗合了強調“寫真實”、情感在場等非虛構文學的需求。但不同于以往的非虛構作品，該作又有大量溢出文體經驗的新內容，比如山地紀游、世風觀察、事記與方物志略等貫通文化記憶的部分。這些充滿個體經驗的地方書寫，除了將那些隱沒于群山之間的沉默故事，重新帶回到可見的“亮光”之中;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寫法還從經驗與記憶的層面，為非虛構展開了新的結構層次和意義空間。尤其當“開放性”的提法模糊了寫作的邊界與對象范圍之后，非虛構文學的乾坤袋在越來越龐大的外延中，如何攜帶個體的情感視角觀察記錄現下，又在怎樣的記憶書寫模式中共享過去，真正將生命經驗納入當代中國的總體性文學版圖，重建文學與傳統、與世界的關系，這是《在群山之間》為非虛構寫作帶來的問題意識。

一

自20世紀初的新文學開始，各種文體的寫作形式都曾引起文學界的集中討論。這種寫作范式的轉換，關系到時代革故鼎新之際的文化更新能力，也關系到新的文化意義空間里正典、規范和倫理等問題。似乎蕭紅發出“文學沒有固定形式”的聲音并沒有過去多久，我們又迎來了21世紀關于非虛構寫作的大規模討論。究竟什么是非虛構、非虛構因何提出又為何而作、它與現有文體之間的關系如何、它可用的話語資源是哪些、對它的期待與想象又是什么……這些自非虛構寫作出現就不絕于耳的概念辨析，看似作家、評論家與理論研究者，對于當代以來愈發偏狹的觀念，和日益萎縮的寫作氣象的集體不滿，實際上也是文學傳統又一次自我更新的結果?；氐椒翘摌嫲l生學的視野里重新進行考察會發現，之所以會有“非”虛構這種否定性辯證的提法，除了現有的文體秩序不足以解釋充滿意外、變化和模糊的當代世界，虛構類文學的現實感逐漸消失是最重要的因素。借用錢穆描述中國文學史發展的觀點，歷代新文體的出現與轉換，都是文學內在的求生邏輯推動的。所以“非虛構”最初作為一種寫作構想誕生時，是為了避免“陷入思想和藝術的空轉”，鼓勵寫作者“走出書齋，走向現場，走向民間，走向這個時代豐富多彩的生活內部”。①

事實上，十年的非虛構寫作實踐，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兌現了文學對真實的允諾。李娟的《春牧場》《冬牧場》;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袁凌的《青苔不會消失》《寂靜的孩子》《在別處》;黃燈《我的二本學生》等等，非虛構文學在“寫真實”的問題上，已經成功擺脫了小說或虛構文學敘述世界的慣性框架，不再關心懸置在虛擬世界里的別處或他鄉，而是更愿意對自己身處其中的現實世界負起責任。

與上述那些非虛構作品明顯不同的是，陳濤的《在群山之間》并不是主動響應“人民大地·行動者”以來的任何非虛構寫作計劃。甚至可以說，他最初的寫作沖動與任何文學號召都毫無關系。相比李娟寫冬窩子、梁鴻寫河南農村、慕容雪村寫深圳是受命寫作計劃，尋找寫作材料;陳濤對甘南冶力關的觀察完全是一種“合為事而作”的自發寫作。2015年7月，陳濤作為中央選派的“第一書記”，離開北京、遠赴甘南自治州冶力關鎮任職兩年。在克服了諸如環境陌生、語言不通、飲食不習慣、身體不適應等種種現實問題后，對所處之地長時間、近距離的觀察推動了他的創作?！拔胰温毎藗€月后，諸般生活與工作的況味時常襲來，令我歡呼雀躍，引我唏噓感慨。文學，在我的心中擁有了截然不同的意義，于是，當我又在核桃樹下閑坐的某個時刻，我突然起身回到樓上的小房間，打開電腦，寫下了我關于任職時光的第一篇文章《另一種生活》?！雹谶@樣的存在主義式體驗無疑具有非虛構的天然合法性。因為對于大部分成熟作家來說，選取那些熱門話題或主流意識形態類超話，經過一番調查訪談，便可以造出一部技術上無瑕的非虛構文本。但這樣做的后果是，技術性文本過于強烈的隱喻性，會磨損非虛構寫作擁抱人類的初心。

二

作為中央選派的“首批第一書記”，“首批”意味著陳濤沒有什么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所有的感覺都將來自于自己;“第一書記”則決定了他進入現場的視角，雖然是外來者，卻要對這里負責。特殊的入場身份注定了陳濤關于甘南的體驗與以往的寫作者都不同。他要以主體精神履行干部的義務，了解地理、風俗、人口、經濟、教育等數據;也要以遠方來客的客體身份接受個體與陌生環境的磨合，習慣一種氣候、語言、飲食與作息完全不同的生活。再加上他作為生活的體驗者與寫作的敘述者，多重身份將他的情感體驗復雜化，而情感又是具有可塑性和能動性的個體認知行為，“既是個體感知和表達自我的工具，也是社會交往和認同的紐帶”③。也就是說，追蹤寫作者所選擇的情感視角，便理解了他甘南經驗與邊塞記憶的書寫方式。

事情似乎甫一開始就進入了本質。自報道之初，陳濤就被迫選擇自己的情感視角。在得知當地此前從未接收過此類型的干部時，多年核心部門的工作經驗讓他意識到，鎮政府不知道該如何對接就意味著不知道該給他安排什么工作。在一個言語不通、無人相熟的陌生環境里，這關系到中國經驗、地方積習和個人能力等諸多問題。他必須面對由此產生的情緒：

上午安頓好，下午就去了村里報到。村委會的二層辦公樓孤零零地豎在村口，村干部介紹情況，我一句也聽不懂，我基本上用了七個月的時間才聽懂他們的話，并且正常與他們交流。第二天一早，同事返程，我一個人無事，就在街道上走。那天是個集市，橋頭上人來人往，叫賣聲、喊話聲此起彼伏，異常嘈雜。我是一個外來者，體會到真正的格格不入的感覺。那天我一個人沿著河邊走了很久，到了黃昏的時候才回房間。④

對歷史來說，這也許就是某個尋常的日子;但對個人的記憶史來說，卻是人生一次少有的轉折。沒有人知道那天下午，陳濤沿著河道走了多久，也沒有人知道，他當時心里想的是什么。這是歷史留給他的個人命題，也是他個人從歷史里贖回自我的機會。他與時代、與世界的關系，都由此建立。

從敘述主體那里，我們看到兩重主體重疊后的情感態度，“既要盡力而為，更要量力而行。量力是前提，盡力是態度。不自量力下的盡力而為，是滑稽式的可憐與荒唐式的悲壯”⑤。顯然，陳濤的甘南基層工作既不是過客鍍金般的應付，也沒有獻祭式的自我感動，而是理性與赤誠。只有這樣順乎性情的態度，才有忠于身份的情感視角，體驗時保持原則，敘述時保持熱情，也才能獲得真實生活的生命記憶，“我們的文字應該是扎根鄉村這片土地生出來的燦爛之花，是懷著痛與愛、懷著敬畏的生發”。⑥而經驗與記憶，正是他結構自身情感邏輯的原始材料。

無論在認識層還是審美層，《在群山之間》的經驗和記憶都是當代中國故事中稀缺的部分。如果沒有這種基層干部的情感視角，我們對甘南的認識，大概還停留在地圖上的坐標，前輩學者的紀游散文或虛構文學中的西南想象里。除了知道那里位于青藏高原東北角，有大片的雪域冰川、原始森林、濕地草原，此外無所知。更不用說自治州內各基層村鎮的內部生活，幾乎從未出現在當下的文學視域、甚至當代中國的經驗之中。直到陳濤持續在場的書寫，我們才逐漸了解，甘南自治州其實是地處青藏高原東北邊緣與黃土高原西部的過渡地段，因為鮮為人知所以尚未遭到破壞，這里保存了原始的山川地貌，也深陷于貧窮落后。即使是條件較好的冶力關鎮池溝村，也是“自然條件的惡劣、經濟發展的落后，……很難在短期內擺脫多年貧困烙下的印記”⑦。在這樣的環境里，如何進行本土生活，又怎樣想象外面的世界，寫作者的情感視角是結構文本的基本脈絡。

經驗是認識世界的方式，更是理解自我的門徑。當個人的情感經驗接通了歷史的星河，自我與世界就建立起了星星點點的聯系?！对谌荷街g》的“世風”一輯，集中書寫了現實經驗溝通了時代與歷史后，個體如何進一步結構記憶、收獲自我認知新坐標的過程。最典型的是《甘南漫行》一章。從雷達描述的甘南地貌，到馬麗華西藏文史故事一書里的風化成典。甘南藏區的群山草原、高湖濕地，曾經激蕩過無數文人內心情懷的靈山圣地，也同樣激活了經驗主體的心靈哲思：“在群山之中，在天葬臺邊，向山腳下的草原望去，想象著一個人從這里徹底地離去，消失于白云外，在世間再無一丁點兒的印記;又想象著他的肉身雖不在了，可似乎又隨著這禿鷲與略過經幡的風化作了萬物，無處不在?！雹辔淖质菧贤ㄌ斓氐撵`媒，甘南漫行中，面對天地自然的壯美，雪域圣蜂的肅穆，作者想到了楊顯惠的《天堂扎尕那》、趙凌云的《神的扎尕那》、拜雅特《隱之書》，也想到了謝林、沈從文，想到《聊齋》、自然主義和《藝術哲學》……。在文字的今古對話、中西交流里，個體溝通了歷史，獲得了來自多重文化的滋養力量，個人的心靈哲思也在不同的文化鏡像中日漸清晰，面對相似的歷史與個體困境，這些真正來過、生活過、思考過的人們有著相近的情感涌動，似乎只有在這樣一個被世界遺忘的角落里，才能從他人通往自我，也才真正獲得認識自我的力量，“在小鎮的日子里，我始終在學習如何獨處”⑨，“所有覺知離外界很遠，而與自我是從未有過的貼近”⑩。

當然，這并不是說只有甘南才是個體成長的應許之地。雖然藏地特殊的風物、地理和人情，相比時下流行文學里大面積的“杯水風波”，充滿了新鮮陌生扎實的茸毛感。就算偶爾浮現在“隨手記”中的那些頗有藏地之風的民俗景觀，也都明顯有別于都市日趨雷同的流行文化審美。但必須明確的是，書寫殊異性，或者觀光客般的邊地、塞外與人跡罕至之地的投機式書寫，是無論如何也無法達到《在群山之間》這樣的致廣大與盡精微的。只有將自己真誠地交付給世界，“像果實吐出自己的內核”，才可能完成敘述主體與經驗主體的對話，在某個經驗世界之處，參與自我的新生。

三

情感視角決定了記憶的行動。因為記憶本身就是選擇的過程，選擇的同時也在遺忘，選擇A就是遺忘B。是選擇和遺忘的（無）意識動作，共同完成了關于經驗的篩選與記憶的存儲，將那些真正獲得考驗的經驗與記憶納入生命的各個層次，抵抗遺忘，加速主體對于自我和外部世界的認同?！对谌荷街g》的記憶行動，主要是圍繞記憶本體與記憶形式兩個維度展開。記憶作為本體，是模擬記憶及記憶史的結構，觀察個人記憶選擇與遺忘的過程，發現成長建構中情感偏好的意義。比如開篇“回望”一輯，以回憶“生命中的二十四個月”、回憶“在群山之間”，引出兩年的甘南生活。這相當于站在后設歷史的時間軸上，望向個人史的形成過程，借故事的講述回溯故事發生的時間。被聚焦的歷史在歷史距離之中，敘述主體有了觀察經驗主體的從容時間，意義也隨之呈現?！昂軕c幸在自己的生命中有這樣一段美妙的旅程，將我從固化的生活軌道中抽離，投入到充滿新奇未知的世界。我知道，有些東西悄然發生了變化，我感受得到，并且欣喜于此。一位蘇聯作家說，如果不是把他拘禁起來，他是無論如何不會想到自己會成為一名作家的。而我如果不是到小鎮任職，寫作于我的意義可能要在很多年后才能意識到?！?1從個體成長史的意義鏈向前追溯，考察主體的階段性塑形，重點在于經驗通過選擇并匯入記憶后，發生著怎樣的作用?！盎赝@段歲月，我愈發堅定認為這是一段難忘的經歷，對我的人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谛℃偵?，我經常會想一個問題：生活的本質是什么？應該是怎樣的？我應該去過怎樣的生活？這個問題也始終伴隨著我，我沒有辦法去無視它，甩掉它。我后來之所以寫了一些文章，其核心也是我對生活的一種思考與表達。什么是生活？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答案。任職的兩年時光，我認為我從生活的表面融入到了生活的內部，我學會了在生活的內部去生活?！?2顯然，記憶本體的書寫討論的是個體的階段性建構問題。記憶抽取的時光片段，是對經驗的選擇與處理，在忠實的情感視角里，展現的是“過去的意義”，即托多羅夫所說的“過去既可以幫助我們建構個人身份或集體身份，亦可以幫助我們形成我們的種種價值、理想和準則”13。

另一方面，記憶是作為形式，或建構意義上的動態結構，將個體經驗嵌入當代中國的總體性文學版圖之中。這需要借用記憶主體的在場性，以情感記憶為原則，抽調意義鏈上的個人史片段，對認同負責，“在場主義委托一種只對自身認同的將來負責的記憶政策決定應該回憶什么、應該怎樣去回憶以及普遍的‘過失，最終應該承擔起什么責任”14。同時，視當下為起點的記憶，對記憶內容的思考還要考慮對當下的建設性，“把記憶重新放回到與對將來的期望和當下的現在的相互關系中去，然后看我們今天或明天用這個記憶能做點什么（Anfangen）”15。顯然，沿著記憶史的意義鏈回溯，書寫邊地經驗和基層掛職記憶的《在群山之間》所召喚出的，是基于身份、責任、個人意愿和國家期待的“共同體情感”，一種長久以來消失于“私人化敘事”或“杯水風波”之中的總體性美學情感，一種既尋求共同目標、又維護個體利益的情感原則。

在陳濤的經驗與記憶書寫中，遠赴甘南掛職的最初與終極意義都牽動于此。就像提及為何會接受這樣一份邊地掛職的工作，友人基于共同體情感的回答深獲他的認同：“人生能有這么一次機會投入到這項偉大的歷程當中去，往小了說是一種反哺，往大了說也是做一些貢獻。到貧困縣去的初心，就是想著扎扎實實幫助貧困群眾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同時也是豐盈自己的人生力量，認識真實的中國?！?6當經驗主體陳濤因此榮獲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在極具象征性的意義空間人民大會堂體驗最終勝利的榮譽時刻，敘述主體感受到的，是共同體情感邏輯的召喚?！霸谶@場戰役中，我們作協人、文學人始終在場，沒有缺席。這些年，一個又一個同事去到幫扶的地方，踏實工作，默默奉獻。當有朋友向我祝賀并致以敬意時，我深知不敢當，而那些偉大、崇高的詞語更是談不上。工作總是需要有人去做，只是我碰巧就是那一批人中的一個。我甚至覺得，榮譽與挫折，雖然形式不同，但帶給個體的意義與價值都是同等的，在它們面前，我們都應該認清自身，認準定位，認識差距，認真工作、生活?！?7依循這樣的情感邏輯，就不難理解為何甘南兩年能夠如此快速完整地匯入他的生命經驗了。

需要格外申明的是，共同體的情感并不遮蔽個人，就像總體性并不一定要與個體性相沖突。相反，越是長時段歷史的總體性，越需要無數個扎實的個人生活來完善人類的經驗與記憶。產生于共同體內部、并作用于外部的情感邏輯，還是要以超越二者的慣性對立來重建二者的關系，這也作為問題牽動了敘述主體陳濤的思考。甘南的經驗與記憶里，他并沒有因為目標而忽略了過程，個體生存始終是他獲得經驗的可靠來源?！缎℃偳嗄?、酒及酒事》中，他看到小尤、小虎等鄉鎮青年的困境，理解他們“瓶中蒼蠅”的自我嘲諷。甘南腹地的生活，使他深入了解了當地基層青年干部的精神狀況，知道他們大部分人因為工作分居兩地甚至三地，工作繁重前途茫茫，很多人萌生退意。但他從未曾越位精神導師或轉向批判立場。大概他也曾迷茫于同樣尷尬的“歷史中間物”身份，“來小鎮前，我知道我將會有很多的迷惘，現在，我卻對我現在的迷惘產生了新的迷惘，或許我注定要帶著這些迷惘離開這里”。作為朋友，甚至基層干部，他私下替青年們做過許多人生的假設，但除了人道主義的悲憫，額外做什么都顯得冒犯。作為同樣的階段歷史經驗者，他承認歷史和人類的局限性，也因此生出命運共同體的感慨，“我與他們一起歡笑，分享他們的快樂，也與他們一起迷惘，體味他們的憂愁”18。文字不僅是記錄的工具，還是經驗記憶的載體。無論寫作者的個人情感多么私人化，在轉化為文字輸出的過程中，都會變成一種“可以社會化、倫理化和公共化的觀察和闡釋對象”。當作者將群山之間的生活一一記述，嵌入當代中國的生活版圖，相當于在更廣袤的藝術世界里，按實際生活比例，重新理解一遍本質生存的問題。也就是說，作者最終還是選擇從個體層面，在美學情感的意義上，去消化一種無法全面解釋的生命復雜性，“這是一個沒有結尾的故事，就如同某天清晨醒來，推開窗子，驚覺白雪落滿院子，我會陶醉于這圣潔的一切?？刹灰粫?，等太陽出來，院內的白雪、院外街道上的白雪、遠處山腰上的白雪，都會悄然融化，大地裸露，仿佛從未落過雪，只有墻角陰冷處的小塊白雪提醒自己它真的來過”19。承認歷史中間物的局限性，將超越的方式置于非虛構的生活與自然審美中，這是對共同體情感美學的信賴，也是對共同體結構中無數生命體的熱愛。

記憶選擇的本質，是對歷史的實時認知，也是當代如何處理經驗、處理歷史與未來的問題。這關系到回憶的立場要依循怎樣的情感邏輯，是還原本相、重新建構，還是任意暴露那些“漂浮的裂縫”（非虛構文本呈現出的種種極端性，大都與此有關）。對此，《在群山之間》提供的寫作思路，是以持續在場的觀察體驗、經驗主體與敘述主體的雙重情感視角，選擇準入生命結構的經驗與記憶。并在源于山河大地人民的共同體情感邏輯里，將個體記憶匯入集體記憶（文化記憶），為長時段的人類史提供扎實的生活記錄。

注釋：

①非虛構的概念最初由李敬澤提出，《〈人民文學〉啟動非虛構寫作計劃》，中國作家網2010年10月22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

②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6171819陳濤：《在群山之間》，遼寧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5頁，第27頁，第4頁，第192頁，第41頁，第146頁，第5頁，第147頁，第8頁，第32頁，第228頁，第24頁，第194頁，第130-131頁。

③趙涵：《當代西方情感史學的由來與理論建構》，《史學理論月刊》2020年第3期。

13〔法〕茲·托多羅夫：《惡的記憶，善的向往》，《熱奈特批評論文選》，〔法〕熱拉爾·熱奈特著，史忠義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頁。

1415〔法〕保羅·利科：《過去之謎》，綦甲福譯，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7頁，第21頁。

（作者單位：青島科技大學傳媒學院，山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島研究院。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鄉土小說與鄉村文化變遷的關系、啟示研究及文獻整理”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9ZDA273）

責任編輯? 王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