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儀式化傳播視角下主流媒體的慢直播分析

摘要：2020年初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社會正常節奏，全民居家隔離，一時間，人們的生活好像被按下了“慢行鍵”，但新媒體的發展反而按下了“快行鍵”，慢直播作為技術的社會化運用和規?；瘮U張便是其中的體現之一，這一新興的直播形式被各大主流媒體廣泛應用。文章基于儀式化傳播視域，以近兩年來主流媒體推出的具有代表性的慢直播作為研究對象，運用個案研究法、內容分析法等，著眼于主流媒體在如今媒體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分析如何利用超長時的陪伴式慢直播來打造更具真實感和獲得感的儀式空間。文章從話語模式、儀式符號、共識互動三方面來分析主流媒體所建構的慢直播的儀式化表征，并概括慢直播助力主流媒體實現輸出優質文化知識和主流價值觀、推動社會治理、強化民族記憶的價值和意義，以期為慢直播今后的應用提供有益借鑒。

關鍵詞：儀式化傳播；主流媒體；慢直播；后疫情時代；媒體融合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883（2022）06-0090-03

后疫情時代，慢直播開始走進人們的生活，受到廣大觀眾的喜愛。疫情期間慢直播的首個爆款產品，就是央視頻聯合中國電信出品的《疫情24小時》，見證了“兩神山”醫院建設全過程?！兑咔?4小時》第一時間將“戰疫”一線實時、全景、原生態呈現在公眾面前，起到了緩解社會焦慮情緒、釋放公眾心理壓力、凝聚社會共識的重要作用。

正是因為慢直播有著自身傳播優勢、情感屬性和文化邏輯，使其受到了主流媒體的重視，為主流媒體實現媒介融合、傳播話語創新、促進與觀眾的情感共鳴提供了全新探索路徑，從而被廣泛地運用于各種場景和事件的直播報道中。

筆者通過梳理現有文獻綜述發現，學界目前已經出現了一些對于慢直播的研究。在這些文獻中多將慢直播作為一種新興的直播形態來研究其對媒體本身融合發展以及報道創新等方面的作用，且所舉案例多為2020年抗疫期間央視頻的“云監工”慢直播。而從儀式化傳播的視角出發，運用直播新案例，系統化、理論化地深入分析慢直播的儀式化表征以及所體現的符號意義的研究較少，儀式化傳播視角下的慢直播研究仍有很大的探討空間。

因此，文章選擇主流媒體在疫情期間推出的慢直播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相關案例，運用儀式化傳播的有關理論著重研究其傳播特征，探討其在后疫情時代下蘊含的重要價值和意義，以更好地促進未來我國主流媒體充分運用新技術和新理念，不斷創新應用慢直播的形態、內容以及傳播方式。

一、“儀式化傳播”的相關概念梳理

儀式化傳播視角下的慢直播研究，首先是對“儀式化傳播”的理論進行簡要梳理，分析和總結有關學者的看法觀點，以便更好地對主流媒體推出的慢直播進行解讀。

（一）傳播的儀式觀

美國著名學者詹姆斯·凱瑞在1975年第一次提出“傳播的儀式觀”的概念，他認為傳播“并非直指信息在空中的擴放，而是指在時間上對一個社會的維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1]。凱瑞既強調傳播是符號互動的過程，也強調傳播的社會建構效果，他以“儀式”作為傳播的隱喻，將傳播看作文化，即其作為紐帶，能夠對維系社會存在發揮一定作用。這一觀點區別于在傳統傳播學研究中占主導地位的“傳播的傳遞觀”，即凱瑞認為傳播不僅僅是表面上的信息傳遞和發布，更側重于信息在傳播中實現共享，從而使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得以維系的一切儀式性活動。

（二）儀式傳播

學者羅森布爾在《儀式傳播：從日常會話到媒介慶典》一書中指出，“任何形式的儀式都是一種傳播，儀式通常以符號行為的方式呈現于社會情境之中，儀式以最基本的信念與價值為基礎，編碼了符號和意義系統的邏輯，儀式的這些特點使其成為最有效的傳播形式”[2]。羅森布爾較為系統地研究了媒介接觸行為的儀式性，他試圖將所有基于“儀式”視角或與“儀式”有關的傳播行為都歸于“儀式傳播”的范疇之中。因此，“儀式傳播”相較于“傳播的儀式觀”更為寬泛，這為進一步理解傳播的本質和意義提供了新的探究路徑。

二、慢直播的儀式化建構特征

（一）話語重構：重大議題從個體觀照的視角切入

在傳統媒體時代，媒體對于重大主題的傳播一般使用宏大敘事的話語模式：風格嚴肅、表達嚴謹、態度莊重、語言規范。但隨著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網絡傳播呈現出復合性、開放互動性、個性化等特點，因此互聯網時代的受眾不再是單向被動地接收信息，而是基于獲取到的信息，主動地輸出全新的內容并進行分享和互動。

在此形勢下，主流媒體對原有報道的話語模式進行了革新，在面對重大主題的報道時，消解宏大敘事，以個體觀照的視角切入，貼近受眾，積極滿足受眾的需求，從而提高內容的傳播力。這一注重敘事性和個人需求及感受的話語模式也沿用至主流媒體推出的慢直播中。在慢直播中，觀眾通過全程參與，喚醒了自身對媒介事件的文化記憶和群體想象，不但能夠對事件的相關要素加以了解，更多的則是在慢直播儀式所打造的意象呈現中形成認同感。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地處疫情風暴中心的武漢牽動著全國各地人民的心，央視頻連續多日全天候不間斷直播武漢“兩神山”醫院的建造過程。億萬觀眾進入直播間“云監工”，使用網絡流行語賦予工地現場設備以人格化特征。例如，給挖掘機起名“藍忘機”、給攪拌車起名“嘔泥醬”，連現場的攝錄設備也被網友們親切地稱作“攝政王”。隨著網友參與熱情的高漲，央視頻在直播界面設置了“助力榜”“我見證”“制作頭像”等功能版塊，為用戶提供互動式的媒介載體?！盁o聊又睡不著看直播造醫院”“監工換班了，夜班的可以下去休息了，早班的上崗了”等表達個人體驗和感受的網友評論層出不窮，“我不在一線，卻一直在線”成為當時風靡而又激勵昂揚的口號，儀式感通過無數個屏幕端口由此匯聚。在線觀看的網友創意性地稱自己是“網絡包工頭”，在開展“全民云監工”，一個巨大的情感共同體由此形成。這場抗疫慢直播是權威主流媒體賦予個體參與宏觀議題討論的平臺，媒體以強大的傳播力和影響力發揮著重要的儀式傳播功能。

（二）符號創造：符號交互作用構建儀式傳播

傳播的儀式過程實際上就是符號互動的過程。慢直播中不乏對符號表征的運用，各種元素符號承擔著符號互動的作用，特別是視覺符號和聽覺符號的創新性運用共同打造了慢直播中具有儀式感的場景畫面，也傳遞著慢直播本身蘊含的意義和文化價值。

2021年9月25日，央視總臺新聞打破常規編排，推出“孟晚舟，歡迎回家！”直播特別節目，完整地呈現了孟晚舟女士回國的全過程。在這場長達4個半小時的直播中，按照順序呈現了飛機抵達前深圳寶安國際機場和中國民航流量管理系統的實時畫面、記者達到停機坪解說歡迎儀式準備情況、總臺演播室特約評論員實時解讀評論，并配以有力的核心觀點為直播畫面寫下注腳。飛機抵深后，孟晚舟走出機艙與國旗同框，工作人員為她送上鮮花?，F場迎接人群揮舞國旗，拉出“歡迎孟晚舟女士回家”字樣的橫幅，深情唱響《歌唱祖國》。歡迎人群、鮮花、橫幅、安保、專機專車、媒體記者等儀式的構成要素，共同構建了慢直播象征性的儀式過程[3]。在此過程中凝集了中國人民的愛國情感，加固了社會共識，塑造了人們共同經歷的民族記憶。

美國學者丹尼爾·戴揚和伊萊休·卡茨在《媒介事件》中認為，大眾打開電視收看節目被視為接收邀請，身臨其境地參與到儀式當中[4]。觀眾進入直播界面即接受了媒體的邀請，隨后逐漸被直播內容吸引至特定的傳播儀式中，在接受直播所傳達的意義的過程中，主動參與到傳播過程中去，最終成為參與符號本身[5]。同時，受眾圍繞已有的文本符號、儀式元素符號等進行再生產、再創造，不斷強化自身的身份認同感，實現群體的儀式團結。

（三）共識互動：沉浸式參與下的情感共振

在新聞報道領域，突發性和非突發性的新聞事件都可以借助慢直播平臺進行原生態直播、全信息傳遞和跨地域互動，比如衛星發射、云賞景等等。相比宣傳片、紀錄片等經過了后期剪輯的展現方式，慢直播更能使人代入第一視角，擺脫打卡式感受，讓觀眾身臨其境地參與其中。更強烈的真實性、更豐富的代入感，使觀眾通過慢直播直接成為新聞事件的參與者和見證者。在直播間所形成的公共領域中，觀眾進行互動交流，完成社會情感的共振，獲得貼近現實的同場感體驗。

2021年6月，云南野生象群北遷引發全球網友關注和熱議。央視頻迅速響應策劃，推出多機位慢直播《一路“象”北！云南野生象群到哪了？》。直播期間，開設“給大象旅行團征名”央友圈互動帖，上線后以TAB形式加入直播，將直播觀看與互動討論打通。2021年中秋節期間，人民日報客戶端聯合中國鐵塔、“直播地球”發起“家鄉明月”慢直播活動，為觀眾呈現黃山、青海湖、桂林漓江等七地的中秋。觀眾們紛紛在評論區刷屏“中秋快樂”，和無數陌生的網友一起訴說對家鄉的思念。

慢直播最重要的手段是打破時空界限，吸引用戶參與，激發其社交熱情，將媒介的物理“在場”與用戶的虛擬“在線”進行連接，即信號窗口播放實時畫面，評論窗口搭建起交互空間，持續不斷地輸入新內容、新話題，兩者相結合為用戶打造一個互動社交的公共場域。慢直播的核心在于觀眾的參與感、體驗感和獲得感，通過打造直播全方位呈現和多角度同步傳播，完成屏幕前億萬用戶在虛擬空間的共同在場，在儀式傳播中凝聚情感。在慢直播提供的見證、陪伴和參與的沉浸式場域中，個人情緒更容易受到網絡群體情緒的感染，使個人情感的共鳴逐漸上升為社會情感的統一，最終實現社會共識[6]。

三、慢直播儀式化傳播的價值與意義

（一）傳播知識，賦能優質文化

主流媒體通過原生態性、客觀真實性、完全陪伴性的慢直播形式，將經過選擇的社會優質文化得以全景、全息展現在用戶面前，在5G、AR、VR等技術的加持下，新聞內容的表現能力增強，優秀的文化知識有了更多的傳播成長空間。如錢江晚報·小時新聞客戶端在2021年10月對杭州“守藝人”劉文輝帶領數名山西木作匠師手工復原山西應縣木塔模型的全過程進行了慢直播，以多個機位、現場采訪與慢直播相結合的方式多視角呈現中國傳統木塔的建造工藝，使觀眾在了解中國古建筑文化底蘊的同時，能夠進一步關注古建筑的保護問題。

（二）創新輿論監督，助力社會治理

慢直播的實時性和陪伴式社交，激發了公眾主體意識的表達，由此催生出一種新的輿論監督模式——“云監工”，這意味著觀看直播的每個人都可以從凝視的客體轉變成監督的主體，觀眾樂于以“主人翁”的姿態，以多視角、多情感的維度加入政務監督中，參與社會治理。

在慢直播的過程中，公眾構建起一個“想象的共同體”，通過獲得“云監工”這一共同身份，激發和凝聚了公眾在媒體儀式中的身份認同和情感共鳴，使其能夠在平等、共情的交流中達成信任，一起推動問題的解決，并建立事件后續積極正向的認知。

全民集體凝視下，促使被監督者自覺遵守權力規則，提高工作效率，達到自我監督的良好效果。主流媒體借助慢直播，搭建起一個個信息互動共享平臺，充當著平臺提供者和運維者的角色，在保障新聞信息傳播的真實性、準確性、時效性的同時，也為公眾監督權的實施提供了有效途徑。

（三）共享情感，強化群體記憶

慢直播貴在參與，身臨其境的在場感更容易凝神聚氣，展現巨大的共情力量。直播間為受眾提供了暢所欲言的空間，匿名性使每個觀看直播的受眾都能積極地發表自己的觀點，進行充分的情感表達，通過分享情感來獲得集體的情感體驗，構建起共享情感的互動儀式。

受眾通過互動討論，尋找到了興趣相同的群體，強化了身份認同，喚起了情感共鳴，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后疫情時代受眾的無助感和孤獨感。觀眾在觀看慢直播的過程中，構筑了共同記憶。如共同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河南災后重建、孟晚舟回國等慢直播，能夠激發觀眾的愛國熱情，對重大事件形成難以忘懷的民族記憶。

另外，由于慢直播往往無主持人、無后期加工渲染，沉浸式的臨場體驗不易使受眾產生厭煩情緒和逆反心理，主流媒體更容易在這樣的儀式化傳播中增強與受眾的接近性，傳遞主流價值觀，提升受眾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使其更理解和認可國家形象。

四、結語

主流媒體的慢直播在后疫情時代之所以能夠引起受眾關注，根本在于其所提供的媒介功能，這離不開重要媒介事件的刺激作用和5G等先進技術的底層邏輯應用。除此之外，慢直播所打造的儀式化傳播，滿足了后疫情時代受眾釋放自我壓力、獲得情感撫慰和陪伴社交的多重需求，經由互動交往形塑成共同經歷的群體記憶也成為驅動增強社會凝聚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慢直播彌補了音視頻的在場感、參與感、互動性的不足，但同時也存在陷入嚴肅議題的過度娛樂化、表現形式單一、內容冗長乏味、受眾多元化解讀信息從而弱化慢直播營造的儀式氛圍等的可能。在媒體融合的環境下，主流媒體如何進一步實現對慢直播的創新應用，借助其講好中國故事、熔鑄民族情感共同體，值得繼續深入思考和研究。

參考文獻：

[1] [美]詹姆斯·凱瑞.作為文化的傳播[M].丁末，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7.

[2] [美]羅森布爾.儀式傳播：從日常會話到媒介慶典[M].倫敦：賽奇出版社，1998：2-3.

[3] 張鋼花.新媒體時代重大事件的儀式傳播[J].新聞與寫作，2017（6）：105.

[4] [美]丹尼爾·戴揚，伊萊休·卡茨.媒介事件：歷史的現場直播[M].北京：北京廣播電視學院出版社，2000：1.

[5] 何雨師.淺析《國家寶藏》的儀式化傳播[J].西部廣播電視，2019（21）：17.

[6] 鄧若伊，喻楓橋.“慢直播”：主流媒體應對公共突發事件的新探索[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21（11）：54-55.

作者簡介？周思靜，本科在讀，研究方向：廣播電視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