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治療”在艾滋病家庭中對青少年親子關系的重構

李欣樺

摘要：艾滋?。╝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是由已感染艾滋病病毒（HIV）所引起的一種能攻擊人體免疫系統并使其喪失免疫功能的傳染病。在經濟快速發展的現代社會中，由于我國地域廣闊、人口密度集中，艾滋病傳染速度之快且又難以及時跟蹤，致使艾滋病已成為我國死亡人數最高的甲乙類傳染病，而艾滋病感染者在大眾視野中常常被貼以“臟”“亂”“差”等特殊身份的標簽，他們經常被身邊人所排斥，患者以及家庭成員受到了社會公眾不同程度的蔑視，因此影響到他們的日常生活，并且最重要的是導致了在艾滋病家庭中的親子關系問題與艾滋病“污名化”標簽的產生。本文基于敘事治療模式對艾滋病家庭中親子關系進行個案介入，通過聆聽故事找問題、問題外化等方式，幫助服務對象提升自我認同感，并且將親子關系問題與艾滋病標簽相分離，從而使服務對象真正擺脫艾滋病標簽所帶來巨大的精神和心理壓力。從服務對象敘事中找出解決問題的關鍵，改善親子關系，促成服務對象進一步內化自我的新敘事，使其重新建構新的生命故事。

關鍵詞：敘事治療模式;艾滋病患者;親子關系;問題外化

一、引言

在2021年7月13日國家衛生健康委發布的《2020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中顯示，在甲乙類傳染病報告中死亡人數居前五位的病種包括艾滋病、肺結核、病毒性肝炎、狂犬病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占據甲乙類傳染病報告死亡總數的99.5%。其中艾滋病死亡人數仍位列其首，艾滋病死亡人數為18819人，死亡率為 1.9/10萬，與2019年艾滋病死亡人數20999人，死亡率為 2.1/10 萬，兩年相比呈下降趨勢，下降人數為2180人。艾滋病病毒傳播速度之快、范圍之廣、危害之大、形勢之嚴峻，雖然目前艾滋病死亡人數呈下降趨勢，但是它依然是阻礙社會的發展與穩定的嚴重威脅。中國地域分布廣闊、經濟發展不平衡以及人口密度眾多等因素，使得一些特定人群和部分重點地區已經呈現高度流行態勢，艾滋病正在從高危人群逐漸滲透一般人群，艾滋病流行與蔓延已成嚴峻趨勢，防治任務依然任重道遠。

本文所涉及到的艾滋病患者是指艾滋病病毒抗體呈陽性，臨床表現上已出現條件性感染或惡性腫瘤等癥狀的人，他們通過積極地治療并得到基本控制，由醫院進行綜合評估后轉介到社工協會。通過查閱相關資料以及與服務對象交流了解到：由于感染艾滋病后死亡率較高、傳播方式及途徑較為獨特、媒體傳達錯誤的認知觀念，并且再加上大眾對于艾滋病知識的認知水平低下，事實上，綜合因素導致了艾滋病在大眾視野中產生的盲目且恐慌的心理狀態。談及“艾”則“色”變，致使人們對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在關懷與接納方面產生了一定的社會排斥，甚至產生社會隔離的極端行為。同時，“污名化”標簽也被大眾的刻板印象強加于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及其家人身上，他們常常被貼上“亂”“生活行為不檢點”“道德品質敗壞”等的標簽。但是，這也造成了患者和感染者的自我認同感降低，在家庭中交流互動減少、親子矛盾不斷增加等問題。這與普通家庭的親子關系問題相比，艾滋病患者家庭的親子關系更為復雜并且更具有挑戰性。

親子關系作為家庭結構關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關系鏈，帶給艾滋病患者許多感情上的慰藉和心理上的支持，這不僅有助于提高艾滋病患者對家庭及其親人見面的迫切渴望，也有利于他們對艾滋病的治療和恢復，這在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們對于艾滋病患者這一特殊群體親子關系的關注度不是很足，因此也很難找到適合解決全部家庭的方法，只能通過一對一的方法了解家庭情況并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敘事治療模式是基于優勢視角下，要相信艾滋病患者具有解決自身問題的潛力與優勢，從他們具有積極的方面介入，通過協助他們外化問題，重新建構具有尊嚴和體現能力的敘事，能夠協助他們去除所帶有的“污名化”標簽，改善對自我以及對未來的負面認知，建構起積極的生命意義，從而更好地面對疾病帶來的嚴峻考驗。敘事治療模式就是通過釋放這種人性化的特點，使得它不僅僅成為社會工作領域中解決個人問題的實踐范式，也逐漸被引入家庭治療實踐中，并且在關注服務對象個體的認知改變的基礎上，通過家庭關系的不斷調適使其擁有重新的敘事，開啟不同于傳統的系統家庭治療和結構家庭治療的新治療取向。同時，敘事治療模式中問題外化技巧，具有客觀化和擬人化的特點，尤其是內化歧視、自信心不足的艾滋病患者來說適用性較強。因此，將敘事治療模式應用于艾滋病患者群體，并介入到家庭關系中的一個重要成分——親子關系問題中，為該領域的社會工作實務開展提供參考經驗。

二、敘事治療

1.敘事治療的背景

敘事治療的發展包括兩個方面的理論基礎，一個是后現代主義思想，另一個則是社會建構主義。澳大利亞家庭心理治療師——米高懷特作為了敘事治療的代表，敘事治療是后現代主義的產物，理論基礎則是社會建構主義，其中社會建構主義的主旨包含四個方面的要素，即現實是社會建構出來的;現實是經由語言構成出來的精神產物;現實是訴諸敘事組成并得以維持的;絕對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在此四個要素基礎上，米高懷特把自己所經歷的臨床心理治療經驗巧妙結合起來得出自己的觀點，即當下的科學決定論、因果論和治療方法都受到現代心理治療學派的支持，但是它們都不能夠完全解決現代人所出現的各種問題，因為人們常常被自己的主觀建構所影響，故事內容常常是以時間順序為方法所建構出來的，這些故事內容代表了人們生命中的航線與航標，表達了他們的過去，定義了他們的現在，預視了他們的未來。因此，敘事治療的主旨是解構和重述人們的生命故事，使其重獲新的生命動力。

敘事治療可從深層意義的角度中分析“敘事”：“敘”是指敘述、說明、記述個體從主觀層面所發生的故事，在此情境下形成的認知、信念和意志等構成;“事”是指發生、經過、結果個體從客觀實物層面所發生的故事，在此情境下形成的順序、人物和細節等構成?！皵⑹隆钡膭討B結合說明了個體的主觀形成與自身發展，這一“敘”與“事”的過程，即為賦予意義的過程，敘事本就為一個被賦予動態意義的過程，它是個體在未來發展中建構新生命的故事，決定著個體對未來生活的態度。

2.敘事治療的核心

敘事治療擁有兩個理論核心：一個是故事另一個則是社會建構，二者相互關聯、相互影響。故事本身就起源于敘事的文學著作，將人的主觀感受和客觀經歷進行敘述形成故事，從敘事角度出發，故事建構出了人的主體、人的生命、人的身份認同等等，而不是一個千篇一律的事實。在傳統的心理治療認知中，有一個固有的、無法改變的本質就是人自身，相反的是敘事治療認為人沒有其固有的本質，故事內容則是核心，人都是被故事建構起來的。就在這微乎其微的不同觀點上，敘事治療與傳統流派產生了矛盾隔閡，因為在遇到解釋人的問題的時候，傳統流派認為人自身的問題產生了這一系列人的問題，或者說本質就是人本身。而敘事治療則認為，人的問題是由故事建構所引起的問題，而人本身沒有問題。正所謂“人是人，問題是問題，人本身不是問題”，因此找尋問題再解決問題就是敘事治療獨特的研究方式，由于故事的建構產生了問題，那么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去解構這些故事從而找到故事所支持的這些問題，接著需要幫助和建構新的生命故事，最終重構新的故事線，當然先解構再建構也只是正常邏輯上的先后循序，并不存在時間上的絕對先后。

3.敘事治療的步驟

敘事治療在具體的治療過程中可以分為以下步驟：

（1）工作者與服務對象及其親屬對于所產生的問題達成彼此均認同的定義。工作者在了解問題后以語言激勵的方式促使服務對象主觀層面上將人與問題相分離，因此問題是關鍵，從而使服務對象擺脫問題所帶來的“污名化”標簽。（2）工作者將問題擬人化，使服務對象及其親屬緩解過多壓力。工作者利用假設和想象的方法把問題擬人化，使服務對象及其家人認為是另一人所導致的結果，達到緩解過多壓力的目的。（3）工作者對服務對象進行干預、引導使其問題外化。工作者與服務對象交談中所陳述的問題對于服務對象的生活以及情緒產生的負面影響，逐漸地使問題外化。（4）工作者應找到服務對象的優勢，并且發掘服務對象未受問題所支配或干預的時間。讓服務對象知道問題本身與主體是相分離的，加強服務對象的優勢，并在治療過程中不斷進行強化。（5）翻閱相關案例，找到成功的證據。工作者翻閱以往相關案例，并結合服務對象所經歷的過程，來使服務對象及其親屬相信有足夠的能力去處理和解決所面臨的問題和困擾。（6）工作者應用上述能力積極引導服務對象及其親屬向往未來新的生命故事。工作者使服務對象進一步地將自己和生命的新觀點、新起點具體化作為最終目的。（7）結案后找尋傾聽者來聆聽新起點下服務對象表達的生命故事與自我認同。工作者在這一方式中，不僅使服務對象在新的故事中被接受，而且充分增強了服務對象的自我認同感，服務對象會從一種新的視角和新的觀念中來看待自己。

三、個案應用及分析

1.接案與了解基本情況

服務對象及其家庭的基本情況：服務對象F、女、38歲、異地務工人員、擁有兩年艾滋病病史，染病原因不明;經醫院戒斷目前轉介到當地的社工服務站接受幫助與服務，據了解：她與老公5年前離婚，現獨自撫養兒子H，并且正處于青春期，性格自卑又內向，脾氣時好時壞，導致兩人交流逐漸減少。由于母親為艾滋病感染者使得兒子H在學校受到同學之間異樣的眼光，其他家長叮囑自己孩子遠離他并且貼以艾滋病“污名化”標簽，下課期間也沒有同學愿意與他交流玩耍，逐漸的他不愿意去上學，現在甚至經常把自己反鎖在屋子內玩電腦游戲，不讓服務對象F或其他人進入，并且拒絕和服務對象F一起出現在公共場合，因此親子間常常發生口角矛盾，雙方矛盾進一步嚴重時甚至會上升為輕微的肢體沖突。服務對象發病初期情緒受此影響波動很大，曾有過毒死兒子再自殺的念頭，后經過機構與社會工作者和其他朋友的開導，情緒逐漸穩定下來，但是親子關系狀況仍然堪憂。

2.建立關系與收集服務對象資料

經過社會工作者多次支持，服務對象F對機構人員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專業關系，并開啟服務過程。在初次訪談中從服務對象F處得知兒子H感染過艾滋病病毒，幸虧服務對象及時發現并服用藥物才無事發生。社工在訪談中發現服務對象F的目光會時不時地向兒子H的房間望去，并且提到兒子H有關的話題時音調會有意識地降低，通過觀察她的語調及神態都有明顯變化。在搜集家庭親子關系資料過程中發現兒子H確實如服務對象F所說比較自閉不愿與他人交流、拒絕接觸，在與母親F的互動過程中多次采用逃避、隔離的行為，這也許是對其事情做出的自我保護的一種反應方式。因此，在接下來的干預中，社會工作者將采用敘事治療模式，從優勢視角出發介入服務對象的親子關系問題，幫助并解決服務對象的親子關系。

3.敘事理療介入干預

3.1聆聽故事，找出問題關鍵

作為社會工作者應該放下權威立場，以一個朋友視角或者同道者視角去面對服務對象所講述的親身故事，并且保持對故事的好奇與服務對象的尊重，在故事中找到困擾服務對象的問題。在社會工作者多次訪談和觀察細節后，得出兩個方面原因影響他們親子關系的問題：

3.1.1社會歧視嚴重，自我認同感低

根據多次訪談的觀察，社會工作者發現之所以親子關系惡化歸根到底就是服務對象認為自己患有艾滋病，也是因為自己得了艾滋病才會被兒子H所嫌棄，正是自己使兒子連帶貼以艾滋病標簽，并且服務對象F在潛意識中已經認為艾滋病和“惡心”“臟亂”劃為等號。這說明服務對象F已經認為社會對艾滋病患者充滿了歧視和污名化。這些刻板印象使得服務對象的自我認同感降低，并且產生了非理性信念和自卑感。

3.1.2教育理念畸形，教育方式粗暴

隨著每次訪談的深入，社會工作者了解到親子關系之所以破裂還與服務對象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有關。根據訪談，服務對象F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還停留在過去的棍棒打罵式——“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方法，這使得兒子H的感情基礎上缺乏了父母應給予的關愛與陪護。如此以往，親子關系越發畸形化，一旦兒子H與服務對象F思想產生偏離，親子關系就會變得更差。這說明服務對象F未能理解兒子而又強加自己的情緒實施打罵，這種問題需要及時改善和轉變。

3.2問題外化，尋找原因產生

首先，問題外化是敘事治療模式中尤為重要的一個方法，由于服務對象在闡述中把所有的思緒和感受都沉浸在問題的故事中，他們往往認為自己是無法改變的或者無法選擇的。透過問題外化的過程，社會工作者利用這一點使其服務對象可以有機會從不同角度，重新認識自己所面臨的處境或問題，因此為自己帶來新的轉機，即問題外化的過程是重新建構新故事的過程。在該過程中，要讓服務對象認識到人是人、問題是問題、人本身不是問題，幫助服務對象提升信心和自身解決問題的主動性。

根據與服務對象多次訪談可以看出，主要問題有兩個方面：一個是社會歧視嚴重，導致自我認同感低;另一個是教育理念畸形，教育方式相對粗暴。對于服務對象F而言，社會歧視內化，自我認同感低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只要解決了這一問題，服務對象F才能真正地正式自己的角色與責任。再往后采取合理的方法解決畸形的教育理念與轉變粗暴的教育方式，就可以徹底解決服務對象自身問題，提升自我認同感，改善親子關系問題。

運用問題外化的方式我們可以從中得出兩個層面：一是讓服務對象知道艾滋病不等于艾滋病標簽。二是任何人都不等于艾滋病標簽。社會工作者引導服務對象意識到艾滋病標簽不是影響一個人人生的重要因素，更應該意識到服務對象自我認知感是決定如何在當下社會環境生產的關鍵。去標簽化即把艾滋病標簽相分離，能夠明顯地幫助服務對象降低污名化所帶來的影響，提升服務對象自信心，使其解決未來所面臨的問題。同時也讓兒子H明白外部因素對于母親帶來的誤解，徹底了解母親被艾滋病標簽所承擔的巨大的心理壓力和情緒，使其逐漸提升親子關系。

3.3未來展望，重構生命故事

服務對象在經過問題外化和自我認知重建后，親子關系更需要一種粘合劑去維持，而這種粘合劑就是需要正確及合理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再加上親子間有效地溝通，使服務對象親子關系重新構建出新的自我故事，幫助構建生命故事。

最終社會工作者會感到驚喜的是，在慢慢幫助服務對象F恢復的結果中，F開始自己反思曾經的行為和教育方式，同時慢慢對自己的教育理念也發生了轉變。她開始學會使用溝通的方式與兒子講道理來促進他們之間的關系，并且在過程中發現了自己的轉變也影響到了兒子的轉變，親子關系越來越好。這體現了敘事治療是一種內生性的心理治療模式，這對服務對象有著由淺入深、潛移默化的影響，并且也是有效顯著的。社會工作者運用敘事治療模式來介入服務對象親子關系，不僅體現了授人以“魚”，更是體現了授人以“漁”。

通過服務對象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希望和向往，支撐著她一步一步前行，繼續轉變的內在動力。在未來的日常生活中服務對象需要多花時間陪伴兒子，面對兒子的興趣和愛好也要多多支持，并且鼓勵他多去交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家時通過一起完成家務等活動的方式，加強親子關系在情感上的交流和互動;如果彼此雙方仍有些矛盾沖突時，應該第一時間溝通處理，不能再像以前打罵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正確認識和解構兒子對艾滋病標簽的消極影響，正確看待自己的能力和潛力，積極主動地關注自己的社會支持網絡并認可自己發現的現有變化。從而不斷加強積極性的轉變，幫助其內化新的敘事故事，徹底掌握新的敘事，開始新的生活。

3.4結案與評估

3.4.1結案

服務對象的個案工作即將結束，社會工作者支持并鼓勵服務對象繼續保持現有狀態來促進親子關系的轉變。同時與社工機構達成協議，定期有專業的社會工作者上門回訪，跟蹤服務對象的自我認同感以及親子關系的轉變情況。在有計劃性的良性發展方向安排下，親子關系得到很大進步，服務對象與兒子經常一起購物，假期時間會一起去外地旅游，長時間后服務對象臉上出現了久違的笑容。

3.4.2評估

通過敘事治療模式干預親子關系可以明顯看出，此個案介入得到了很不錯的效果。從敘事治療模式的優勢視角，它促進了服務對象F的自我認同感以及自信心，問題外化幫助了親子關系的維系以及擺脫艾滋病標簽，降低了服務對象F和兒子H的自我污名化，用積極的方式去看待自己的能力和責任，最終極大改善了他們之間的親子關系。

四、結論

艾滋病病毒固然可怕，但是由于人們對于艾滋病的錯誤認知與非理性行為使得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飽受社會歧視，在外界因素影響下導致家破人亡，這要比艾滋病本身更加可怕。作為一名社會工作者運用專業知識去看待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庭，更加的憐憫與同情他們，這就需要社工和機構的共同努力去為他們爭取新的一片藍天。希望整個社會，不僅是社工及機構還有媒體等的正確引導，逐漸地轉變對艾滋病患者的刻板印象，不再貼以艾滋病標簽。

通過以上述案例分析可以發現，基于敘事治療模式以及問題外化等方法，與社會工作價值觀的同理心、責任心以及對于服務對象的支持與激勵等共同作用，運用專業知識和技巧能夠有效地降低艾滋病患者的“污名化”標簽。社會工作者在服務時需要營造出相對輕松愉悅的交談氛圍，從而與服務對象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專業關系。通過聆聽故事，找出問題關鍵;運用問題外化，找尋原因產生等方式干預服務對象，這能夠使服務對象發掘自身潛能和發揮自身優勢去解決問題。接著需要解構艾滋病“污名化”標簽，針對艾滋病和艾滋病感染者與患者的不合理觀念。再需要社會工作者通過引導服務對象從過去、現在以及將在親子關系方面來找尋一種適用于他們自身的獨一無二的良方，促使服務對象解決畸形的教育理念與轉變粗暴的教育方式，加強親子間面對面交流與溝通，為未來的親子關系打下良好基礎和做好面對未來生活的堅強意志。最后，社會工作者可以找尋與服務對象相關的社會支持網絡和密切關注服務對象改變的人來聆聽他們新的生命故事，從而得到大家的鼓勵和支持，以新的生活態度面對未來;在大家的鼓勵與支持下服務對象會不斷強化自身的積極性，促使服務對象提升自我認同感，建構新的敘事，面對新的困難更加有自信心去解決;在大家的鼓勵與支持下消極情緒逐漸減少，積極情緒逐漸增多，教育理念與教育方式轉變，親子關系變得更加和睦，親子關系得到重構，家庭支持系統進一步增強。艾滋病家庭的親子關系重構在我國仍然是一個艱難和深刻的研究問題，希望全社會都能正確地看待艾滋病家庭并且加強全社會對于艾滋病家庭的關注和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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