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額起源與商鞅變法的功名邏輯探尋

姚遠利 王銳英

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弘揚，離不開有效的文化形態及其載體，其中匾額就是最為經典的代表。本文考察，中國傳統匾額的根本意旨和情趣在于“顯名”，而所顯之名以“功名”為最，功名與匾額互為表里，相得益彰。探討匾額與功名的相互關系，對于匾額與功名文化的研究與傳承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匾額與功名觀

匾額與功名有著形式與內容的內在關聯。匾額重在名，無論地望、建筑、衙署，還是人之名，在于名的物化和彰顯，所以匾額的要義一在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二在命名，“運理群物，考驗事實”;三在揚名，公告大眾，宣傳萬家。匾額之名很是寬泛，但其根本則在功名。功名（功名匾）只是名（名匾）之一偏，且是與個人生際相互聯系的。在中國歷史上，除了口頭傳播、書本傳播方式之外，功名于匾是人之個體之名彰顯于世人面前的最早的、最有效的途徑和手段。

1、功名的歷史意義

功名觀是人生觀和功利觀（名利觀）的一種強烈表現，是人生觀的社會與個人、群體與個體、主觀與客觀、主動與被動的有機結合、相互呼應、多方牽引。功名觀念的起源很早，歷自春秋戰國時代，是從集體主義的人生觀向個人主義的人生觀邁進的成果，是社會私有意識發展到一定階段，個人意識和社會價值獲得空前強化，致使追求功名需要被規則（如法律）所約束、納入法則（如程序）從而限定取向的，同時其表達趨于具象化并需要載體（如牌匾）彰顯的一種人生觀。

2、功名是人生觀的具象化

如果我們把功名限定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范疇之內，功名觀就是功利觀（名利觀）的一種具象化和可操作的人生指向，往往通達于物化，如匾額之所記、利祿之所獲、地位權勢之所得，名利雙收、光耀門庭的程度。

3、功名觀是人生觀的表象之一

與功利觀、功名觀緊密相關的是生死觀、義利觀、金錢觀、善惡觀、神人觀等等觀念，它們有機組合、相互牽引，顯像為人生觀的不同側面和內涵，共同形成人生觀的總體表象。其中，功名觀是人生觀之各種觀念的完備和升華。

4、匾額的功名意義是人生觀的表達和宣揚

功名需要高揚、功名賴于高揚，故而高揚功名也就成為匾額的意義和作用，匾額即人生觀的價值表達，古往今來，無論是被匾、題匾、說匾、看匾、用匾者，皆在人生觀上有所企圖、有所得失。

1）生死觀（苦樂觀、成敗觀）是人生觀之根本，形成人生觀的中心立柱。為功名而生、為功名而死，功名有一時之譽，有萬世師表，“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但只有涉及到具體功名的含義、利益，實現和獲取功名的途徑、手段時，才有了高尚和卑劣之分。

2）金錢觀（得失觀）是人生觀之經濟基礎。建立在“視金錢如糞土”基礎上的功名觀，是高尚的、偉大的，值得大書特書，但其實現條件也是極不一般。而建立在純粹金錢利益基礎上的功名，在社會中也是一種極端表現，但是令人不齒的。一般人的金錢觀總是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搖擺，好壞優劣差強人意。

3）義利觀（得失觀）是金錢觀和功利觀的相互結合，人生中做到義利均沾或相互無損，難度很大?；谥亓x輕利的功名觀，是功名觀的第一步升華，舍生取義者則為世間英雄;而基于重利輕義的功名觀，則是功名觀的第一次墮落，偷生者被視為茍且。

4）善惡觀（美丑觀）是超乎義利觀的之上更加宏大的敘事，義利觀實際上是善惡觀的內核。將義利擴大到善惡，使得相對應的義利價值成為是善是惡的實現工具和評判標尺。比如，極其類同的就是具有褒貶意義的皇帝謚號，不過匾額則只是取其善而從善如流。功名也總是以向善懲惡為標識的，反之惡名昭著、遺臭萬年作為功名的對立面，對人則是莫大的警示。

5）神人觀其實是世界觀，也是世界觀中的人生觀，其本質是基于有神論與無神論的認知。牽涉神人觀的是功名觀的心理效應與追尋意志，并影響到人生態度和動力，如自強不息、與天奮斗、事在人為，還是聽天由命、順從天意、與世無爭，都體現了宗教與世俗、神學與科學、傳統與現代的諸多矛盾觀念。

以功名觀和人生觀、價值觀，考察匾額的起源、性質、類型與作用，不啻為一個極具歷史和現實意義的觀點與方法。

二、功名觀的形成歷史背景

1、功名意識和功名觀念不是突然出現的，有著一個長期的起源和形成的歷史過程。

功名觀是人類社會化和個人意識達到高級階段的產物，是人類知識進步并反作用于人類自身、社會管理、國家治理的高級表現。功名意識的直接起源應該是人類依序而生的神話傳說、祖先崇拜、英雄情節和首領意識，生物學和心理學基礎則是個體差異、兩性選擇和私我觀念，特別是人類進入父系社會和文明社會以后，在日常生活和重大事件如治水、打仗、競爭、談判、結盟等社會化運動，以及一系列災變事件中，得以表現和突出了不可忽視的個人作用，在集體主義下的生死觀、義利觀、金錢觀、善惡觀、神人觀等醞釀和發揮作用的過程中，促進了對個人功名的表現與鼓勵，對個體價值的肯定和追求，也一定逐漸生發出了需要進行比較評判功名、功利的一些初步的、模糊的機制。尤其當面臨巨大的挑戰之時，不僅需要人的潛能的發揮，更加呼喚勇于擔當、敢于獻身的力量出現。

2、功名觀與個人英雄主義存在隱而又顯的關系

功名就是個人英雄主義的呈現和表達，予其肯定和張揚代表著社會歷史進步的方向。特別在中國這樣一個高度社會化的、極其注重集體主義的社會，個人主義和個性的張揚自然受到極端壓制，對英雄模范的定位和釋義引導也是曲解不一、矛盾重重，如忠孝節義、俠肝義膽、奸雄匹夫，但這種曲解壓制并不是完全的消解，而是有所引導，甚至還有著光明正大的出路，這就是求取功名。

歷史上，功名與進取總是合二而一，無論入世與出世，人生天地間能夠取得偌大一個功名，如“為民請命”“舍生取義”，如“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如“內圣外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如“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等等，這些難道不是個人英雄主義的某種最高境界嗎？

同時必須注意到，功名的發揚，就是對個人力量的追捧，必然是對傳統社會階層固化的沖擊，尤其是對貴族社會的一種崩解，既是國家、民族、社會迫切需要、極其渴求人才的表現，也是由智者如商鞅設計和推動的面臨危機、擺脫危機、戰勝危機的偉大戰略。

3、功名觀和商鞅的歷史作用

在商鞅之前的很長歷史時間內，國家社會中普遍的功名意識應該是無意激發的、自發追求的，無論貴族社會還是平民階層，以身作則和示范帶動的作用很大，但沒有成為一種有意識的社會主導機制。商鞅很偉大，其以立木為信為標志，以軍功授爵為舉措，一舉在列國中率先完成了功名觀的社會化和政治化，建立了一個全新的功名社會，不僅完善了功名作用機制，還使得功名觀成為國家有意識主導的和全力推進的強國路線。

商鞅幾乎將功名觀頂替了王公貴族士人的世襲名利觀，庶民百姓得以憑功名實現原來憑世襲才能夠獲取的名利，將社會和人的潛能充分激發調動了起來，在實現功名機制下，既普及了文化與法律，讓貴族與庶民百姓平等地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為功名而拼博，將國家利益與個人名利用“功名”二字熔鑄為一體，順乎天理合乎人性，激發了國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形成畏法守紀的優秀傳統，成為中華文明延續不斷的根本動力和強大基因，中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得以在個體功名層面獲得彰顯，在功名形態方面實現具象化，在全民階層中實現社會化的凝聚張揚。

商鞅之時，功名的具象化和社會化彰顯，到底是通過什么具體方式、如何表現和傳達到社會群體之中，雖無實物佐證，但其顯著的效果在歷史中早已獲得共識，并以秦漢時代的功名歷史作為證明。對此，我們可以合理的推測，如果沒有具象化的表達方式和手段、持久的面向大眾的載體和宣傳渠道，功名對于社會群體，特別是普通不識字的民眾的號召激勵作用將大打折扣。所以，考察自秦漢以后的中國社會能夠成為彰顯功名的載體，無疑匾額以及高懸匾額的門戶、牌坊、牌樓等等，應是當仁不讓的不二之選，這似乎也應成為智慧商鞅的首選。

三、匾額與功名關系的推測

以此，我們也可以分析，數千年來作為彰顯功名的匾額，不會是憑空產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偶一憑借而成習用的，自然有一個從原始、初始到逐步成熟、規范的演變過程。而且，匾額以及由門戶發展演變而成的牌樓、牌坊，從其結構形式和功用來看，除了標識門戶和建筑空間之外，唯有彰名顯義這一獨特的作用，可從遍布城鄉的忠孝節義、科舉功名匾額和牌坊總結出來。由此亦可認識到，匾額一方面是服務于建筑的，是建筑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某些建筑如門樓、牌樓又是為匾額服務的，為匾額而存在的，牌樓、牌坊可以說是匾額文化及功名文化的重要組成。

那么，如此第一無二的功名載體，其形態演變自然離不開商鞅時代，離不開那個極其重視功名、需要彰顯功名的本初時期。對于匾額與功名有所聯系的初始階段，我們雖然無法詳細的、確實的給予一個完備的敘述，但用匾額彰顯功名榮耀、實現文化傳布與禮制教化，卻是中華功名觀和文化道德傳承的偉大創新，是獨一無二的精神文化的具象典范。

1、匾額功名作用與商鞅關聯的判斷

可以說，是商鞅變法在理論與實踐中開啟了功名與初始匾額的關聯，開創了官方匾額體系之先河。商鞅變法，倡導功名，解放人的依附性，其中原初形態的匾額應該發揮了巨大的激勵作用，十年強秦，功不可沒。從戰國時代，商鞅變法獎勵耕戰，以爵軍功，開啟了中國功名觀和功名信仰的新時代，雖然其為法家的代表，但與儒家思想中的積極進取、謀求功名是一脈相承的。數千年以來，尤其源于軍功，后來濫觴于科舉的功名追求，最終體現在匾額上，包括本來起輔助解釋作用的楹聯，則無論儒家、道家、法家等各家，以至于儒教、道教、佛教，也無論功名還是辨明萬物，均以匾額楹聯作為精神傳布、人文教化、道義傳承、光耀門庭的獨特載體，其最早的大力推進者應該歸于商鞅和秦始皇。

2、秦始皇與匾額功名作用的發展

許慎《說文解字·敘》稱：秦書有八體，“六曰署書”。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釋：“題榜曰署?！笔饡窗駮?，如明代費灜《大書長語》曰：“秦廢古文，書存八體，其曰署書者，以大字題署宮殿匾額也?！鼻厥蓟式y一中國時，將其“運理群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的治國理念，融入匾額之中，既是對商鞅變法之經驗與成效的承繼，又是對匾額載名、治名、體名的極大發展，故有“秦圣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之語。商鞅與秦始皇從不隱諱對功名的渴望與追求，“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就是始皇帝的座右銘。

功名觀與匾額的功用在秦始皇手中得到發揚光大，除各級衙署高標其名外，還體現在阿房宮中，秦始皇曾“令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其中“案署”即為宮觀衙署匾榜，與日月交輝，何其壯觀。匾額作為禮制規儀、治國重器，自此成為千秋萬代傳承之國家制度，其歷史記錄可見以《禁匾》為代表的相關文獻。

基于上述分析，匾額理應是商鞅變法“爵軍功”“名田宅”制度的產物，其本出于戶冊，最終又脫離戶冊，獨立成篇，自成一體。本文認為商鞅當是功名匾額的第一發明人，此論能否自圓其說而成一家之言，尚有待諸公探尋、評說和檢驗。

四、功名觀最終發展為全社會的功名信仰

功名信仰的根本是什么？人生要有意義！

歷史上，儒家思想以其積極入世、求取功名、克己復禮、匡正天下為己任，以明哲保身、中庸之道為規正，自然既有積極亦有消極的一面。無論積極和消極，都是通過功名力圖駕馭人性的一種引導，是中國傳統功名觀的主流，社會發展的積極貢獻者。道家思想以自我出世、逍遙自在、無為而治為核心信念，在歸隱中其實也同樣獲得一種遺世獨立的名聲，而且是個性化更為特立獨行的隱士之名，其實亦為社會功名極端顯耀的一種，是對儒家社會入世功名觀的極大補充，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功名范疇。無論主動還是被動，入世進取還是出世獨立，無可奈何還是逍遙自性，都是求得心理平衡的一種奮斗、競爭、解脫、釋然，功名在其中顯現出的絕不僅僅是世俗的欲望，還有著充足的理性、雅性和詩性追求。

對于一個正常人，功名不可鄙棄，鄙棄功名，無論在什么時代，都是失敗者的托詞。建功立業、實現人生價值，同時為社會、民族、國家、人類做出貢獻，使得功名成為社會進步與個人自身進步的耦合動力，這種共振發展的天地日益廣闊。社會職業百千萬種，人生路途千百萬條，古往今來，人生價值的提升與實現，隨者社會的發展而日益豐富，可選擇的機會越來越多。致使功名觀從有限的種類和路徑，向著無限的方向發展，功名信仰在本質上并沒有弱化，而是得到了更大的普及發揚。也可能正是在此時代背景之下，少數人的功名變成了“行行出狀元”，除了歷史原因之外，日益消解的匾額尤其是功名匾額難以復原，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代表，匾額的傳承和發展的確需要改革創新。

本文僅就功名與匾額的歷史知識邏輯做一簡單梳理，是否確切，僅做拋磚引玉吧。

作者簡介：

姚遠利北京科舉匾額博物館館長

王銳英北京建筑大學北京史地民俗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