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視閾下中國類型小說的海外傳播研究
——以《三體》和《死亡通知單》的英譯傳播為例

李巧珍

（ 河南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河南 洛陽）

1. 引言

近十年來，以科幻、懸疑、諜戰等為代表的中國類型小說的海外傳播取得了較大成功，無論是海外銷量、主流媒體的報道還是權威書評雜志的評論，都遠遠超越了中國的純文學小說?？苹眯≌f和懸疑小說成為譯介數量最多、影響力最大的類型小說?！度w》三部曲的英文譯作從2014年至2016年依次出版，銷量一直高居中國小說海外銷量之首，獲得了“雨果獎”最佳長篇小說?！端劳鐾ㄖ獑巍?又名《暗黑者》)系列的前兩部英文譯作分別于2018年、2020年出版，入選了《星期日泰晤士報》評選的“1945年以來出版的世界百部最佳犯罪懸疑小說”。二者均獲得了美國圖書行業四大權威書評雜志《出版商周刊》(Publisher Weekly)、《柯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圖書館雜志》(Library Journal)和《書單》(Booklist)的評論，其中《三體》第一部獲得《出版商周刊》的星級書評，《死亡通知單》第一部獲得《書單》的星級書評。此外，《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星期日泰晤士報》等英美主流媒體對此進行了專題報道。

現有研究較為偏重《三體》的譯介模式(陳楓 馬會娟，2016)、譯者及其翻譯策略(張生祥 秦君，2018；吳赟 何敏，2019)、讀者評價(劉舸 李云，2018；張璐，2019)和譯作影響評估研究(何明星，2019)，《死亡通知單》譯作的研究較少。這些研究主要從譯者、翻譯策略以及讀者評論的角度來揭示譯作受歡迎的原因，本文主要從傳播模式的角度予以剖析。這兩套小說的海外版權代理公司均為中國教育圖書進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國教圖)，是中國國內版權代理機構實現版權輸出的杰出案例。作為成功走進英語世界的中國類型小說，《三體》和《死亡通知單》的海外傳播模式是什么？哪些因素推動了二者的海外傳播？其海外成功傳播的原因是什么？傳播學視域下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研究多數“基于5W傳播模式，理論視野還比較窄”(邵謐 謝柯，2021：104)，本文運用韋斯特利-麥克萊恩的ABCX傳播模式，融合了把關人理論、意見領袖、共同經驗、傳播的功能以及傳播的雙向性和循環性來回答上述問題，以期為中國文學“走出去”提供一些經驗啟示。

2.《三體》和《死亡通知單》的海外傳播模式

布魯斯·韋斯特利(Bruce H. Westley)和馬爾科姆·麥克萊恩(Malcolm S. Maclean Jr.)在西奧多·紐科姆(Theodore M. Newcomb)所創的ABX模式的基礎上提出了韋斯特利-麥克萊恩模式即ABCX模式，如圖1所示。其中A指“有意地選擇和傳遞信息的傳播者”，C指信息傳播渠道，B指信息的接受者，X指“外界中一切事物或者事件”，X'指“這些事物或者事件提煉為可以傳遞的形式，即有關Xs和A-X關系的信息”(Westley & Maclean，1957：38)。X'代表A從眾多X中選擇并提煉的信息，X"則“體現了C從眾多A提供給它的信息X'中的選擇以及C直接從眾多X中選擇并提煉的信息”(35)。韋斯特利-麥克萊恩模式不是信息從X到B的單向流動，還包括接受者對于信息的反饋，fBA代表從B流向A的反饋，fCA代表從C流向A的反饋，fBC代表從B流向C的反饋。

圖1 韋斯特利-麥克萊恩模式

翻譯傳播通常是在完成國內首次傳播基礎之上的二次傳播，在國內首次傳播時，原作作者A已經將外界的事件X轉化為作品X'。用韋斯特利-麥克萊恩模式解釋翻譯傳播時，X不再是外界的事件，而代表原作內容信息。A為版權代理人或者譯者，版權代理人一般和C中的商業出版社合作，譯者一般為C中的大學出版社提供選擇。X'即由A選擇并翻譯的譯作樣章，也可以是用譯入語所寫的原作內容提要或者審讀報告。X"為譯作全文，由譯者翻譯并經過編輯修改過濾的譯文。出版社C也可越過A直接從X中選擇，如《狼圖騰》的翻譯出版便是由出版社直接選擇的原作。翻譯傳播的模式如圖2所示：

圖2 翻譯傳播模式

《三體》和《死亡通知單》的翻譯傳播模式和圖2所示的翻譯傳播模式存在差異，如圖3所示。差異主要有兩點：其一，圖3中，版權代理人提供的X'是譯作全文，圖2中X'僅僅是譯作樣章；其二，在X'和C之間加入了意見領袖對于譯作的評價這一環節。不同于傳統的版權代理人，中國教圖首創了“全流程版權貿易”模式，即“把傳統版權貿易的產業鏈向上游和下游延伸，控制從翻譯到出版發行，再到海外營銷整個鏈條”(趙芃，2012：109)。圖2所示的大多數版權代理公司在推銷版權時僅提供翻譯樣章，中國教圖把版權貿易向上延伸至翻譯，推銷版權前就對作品進行全文翻譯，譯作首先由意見領袖閱讀評價，然后才向國外出版社推銷版權。

圖3 《三體》和《死亡通知單》的海外傳播模式

3.《三體》和《死亡通知單》海外傳播過程中的把關人

韋斯特利-麥克萊恩(Westley & Maclean，1957：38)認為，C相當于庫爾特·勒溫(Kurt Lewin)所說的“把關人”(gate keeper)。把關人理論由勒溫首創，他認為在大眾傳播渠道上存在一些“門區”(gate section)，“這些門區由公正的規則或者‘把關人’控制。后者中擁有權力的個體或者群體控制著門區的進入。了解門的功能即了解制約把關人決定的因素，改變傳播進程意味著影響或者更換把關人”(Lewin，1947：145)。

在翻譯傳播中，如圖2所示，版權代理人、譯者和出版社編輯是譯作傳播過程中的把關人。就《三體》和《死亡通知單》的海外傳播模式而言，版權代理人、意見領袖和出版社編輯可視為把關人。各種類型的把關人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相同。版權代理人A是翻譯傳播第一道關口上的把關人，從眾多X中選擇出適合海外傳播的X'。出版社編輯從眾多A提供的X'中選擇適合出版的X"，是實現翻譯傳播的終極把關人，最終決定著譯作是否能夠進入海外市場。意見領袖作為把關人的地位要弱于版權代理人和出版社編輯，然而他們對于譯作的評價影響著出版社編輯的選擇，其正面評價將推動傳播進程，負面評價則可能中止傳播。

在《三體》和《死亡通知單》的海外傳播過程中，版權代理人開啟了譯作的海外傳播，意見領袖的正面評價推動了作品海外版權的出售，出版社編輯最終實現了作品的海外傳播。把關人這些主體的決定絕非任意為之，受到各種客觀因素的制約。研究制約把關人決定的因素是探索《三體》和《死亡通知單》海外傳播之旅的關鍵。

3.1 把關人——版權代理人對于傳播內容的選擇

版權代理人是翻譯傳播第一道關口的把關人，決定著哪些作品進入海外傳播。傳播受眾B和譯作潛在的傳播效果制約著中國教圖的選擇?？苹眯≌f和懸疑小說于20世紀初從國外傳入中國后，受中國社會歷史環境的影響，未能獲得充分發展，在中國文學體系中始終居于邊緣地位。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文學的市場化和網絡媒體的發展，類型小說的讀者群體逐漸壯大?？苹眯≌f和懸疑小說在歐美卻歷史悠久，有專業出版各種類型小說的出版社，有著成熟穩定的讀者市場。在選題策劃上，“除了考量文學作品的文學價值和思想價值外，中國教圖還特別看重其跨文化傳播價值和國際市場價值”(陳楓，2018：312)。鑒于科幻小說和懸疑小說在歐美大眾讀者市場中的地位，中國教圖自2012年以來一直致力于這兩種類型小說的海外版權貿易。

聚焦于科幻小說和懸疑小說之后，中國教圖為何選擇了《三體》和《死亡通知單》？這主要以國內首次傳播效果為依據。劉慈欣被譽為“當代中國科幻第一人”，其代表作《三體》自2008年出版以來，在中國銷量達100多萬冊，曾獲得中國科幻最高獎“銀河獎”?！端劳鐾ㄖ獑巍窞橹袊麘乙尚≌f家周浩輝的代表作，自2009年出版以來，曾多年持續位居中國懸疑小說暢銷榜，被譽為“中國高智商犯罪小說扛鼎之作”。這兩部類型小說在國內首次傳播的巨大成功是它們能夠在國外實現二次傳播的必要條件。誠然，在國內首次傳播效果較好的小說未必能在國外二次傳播中獲得好評，然而在國內首次傳播效果不好的小說在國外暢銷的幾率更低。如今中國文學居于英美文學市場的邊緣地位，國內首次傳播效果是版權代理機構決定是否進行二次傳播的重要依據。

3.2 把關人——意見領袖的作用

保羅·拉扎斯菲爾德(Paul Lazarsfeld)在研究美國選民的選舉行為時發現，“信息是從廣播和印刷媒介流向意見領袖，再從意見領袖傳遞給那些不太活躍的人群的”(拉扎斯菲爾德等，2011：128)，即他所提出的二級傳播理論。在每個領域內，那些最關注這個領域內的問題并且對此談論較多的人即為意見領袖，他們試圖影響同一社區內的另一部分人(拉扎斯菲爾德等，2011)。意見領袖在傳播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是一級傳播中信息的接受者，同時也是二級傳播中信息的傳播者。雖然意見領袖和把關人的內涵有所不同，意見領袖對于傳播內容的評價影響著出版社編輯的決定，因此意見領袖在某種程度上發揮了把關人的作用。

在《三體》和《死亡通知單》的英譯傳播過程中，能夠影響英語讀者的意見領袖不是版權代理人，也不是中國作家和學者，而是英語世界類型小說領域內的知名作家。如果傳播者被認為是他所談論的領域里的專家，或者他不會從其傳播信息中獲利時，就會比其他傳播者更有效果(施拉姆 波特，2010)。版權代理人因其可在版權出售中獲利，出版社編輯和英語讀者都不會認可其意見領袖的身份?？枴せ舴蛱m(Carl Hovland)和沃爾特·韋斯(Walter Weiss)曾用同一篇有關原子彈的文章對美國讀者做實驗，對第一組受試者說，作者是美國著名的原子科學家，對第二受試者說，這是蘇聯《真理報》的文章，結果發現同意文章觀點的美國讀者數量第一組是第二組的四倍(施拉姆 波特，2010)，由此證明接受者更易認同和他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傳播者。同樣，美國讀者更認可美國作家而非中國作家的評價。

中國教圖充分利用了美國科幻作家和懸疑作家這些意見領袖的作用，進行全文翻譯的目的之一在于獲得他們的評價和推薦?！度w》贏得了多名雨果獎獲得者、享譽世界的科幻作家的評價和推薦。金·斯坦利·羅賓遜(Kim Stanley Robinson)認為“《三體》是最好的科幻小說，感覺既熟悉又陌生”，戴維·布林(David Brin)認為“《三體》思考了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幾個重大問題，劉慈欣站在了世界科幻作家的前沿”，拉維·泰德哈爾(Lavie Tidhar)認為“《三體》三部曲非常優秀，堪稱杰作”，本·波瓦(Ben Bova)認為《三體》可稱為有實力的新秀作家的一流作品(Liu，2014)?！端劳鐾ㄖ獑巍帆@得了美國懸疑作家克里斯托弗·賴克(Christopher Reich)和丹·菲斯波曼(Dan Fesperman)的強烈推薦。賴克認為該作“一流的犯罪情節故事可以和邁克爾·康奈利、尤·奈斯博的杰作相媲美……然而又有其獨特的風格，強烈推薦此書”。菲斯波曼認為該作如同“一個布滿鏡子的華麗大廳，引誘你向前穿越彎彎曲曲的走廊，走廊上到處都是文學上的陷阱門、隱蔽樓梯和急轉彎處。你會激動得無法呼吸，渴望繼續讀下去”。

版權代理人利用意見領袖對于譯作的反饋來影響出版社編輯的選擇。海外知名作家的評價是聯接版權代理人和國外出版社的橋梁，是實現翻譯傳播的關鍵。他們的評價也是國外出版社判斷譯作傳播效果的重要依據?！度w》的編輯利茲·戈林斯基(Liz Gorinsky)曾坦言，托爾出版社(Tor)之所以對《三體》感興趣，原因在于多名睿智的美國科幻作家和美籍華裔科幻作家的強烈推薦(Hite，2014)。

意見領袖并非翻譯傳播過程中的必備要素。在《三體》和《死亡通知單》的海外傳播過程中，之所以要借助意見領袖的力量，主要原因在于出版社編輯和海外受眾對中國的科幻小說和懸疑小說知之甚少，出版社編輯無法判斷這些作品的傳播效果，需要借助意見領袖的評價來預估其傳播效果。若將來中國類型小說在海外受眾中取得了較大的影響力，有了穩定的讀者群體，就不需要借助意見領袖的影響力。

3.3 把關人——出版社編輯對于傳播內容的選擇和過濾

出版社作為譯作出版的最后一道關口，出版社編輯成為終極把關人，“出版公司的編輯決定哪些作家的作品應該出版，其手稿內容應該如何刪改”(施拉姆 波特，2010：150)。托爾出版社和雙日出版社屬于美國大型商業出版社，其生存依賴普通大眾讀者市場，譯作的市場前景是其選擇的首要考慮因素。作品的質量、銷量以及讀者評價這些市場因素都影響著編輯的選擇。中國教圖提供的全文譯本使編輯能夠預估作品的傳播效果，意見領袖的正面評價也會減少編輯所承擔的風險。

選定傳播內容之后，為了取得較好的傳播效果，編輯一般都會對傳播者所提供的內容進行刪改，即便處于同一文化空間的傳播，傳播內容也經歷了從X'到X"的轉變。翻譯傳播作為跨文化傳播，傳播受眾和國內首次傳播受眾存在較大的文學審美和文化差異，傳播信息必然經過出版社編輯的修改。拉扎斯菲爾德和默頓認為大眾傳播的功能之一在于維護社會規范，“大眾傳播取得最佳效果的方式在于維護現有的社會文化結構，而不是改變”(Lazarsfeld & Merton，1957：473)。翻譯作為跨文化傳播，原作所體現的社會文化規范和譯入語沖突時，國外出版社編輯出于銷量考慮，往往修改和過濾掉譯入語社會文化語境所不允許的規范。

《三體》的成功與托爾出版社的編輯戈林斯基的修改密不可分，劉宇昆在《三體》譯者后記中提到編輯對譯作的修改多達上千處(Liu，2014)。如《三體》第一部中描述了一個女紅衛兵中彈墜樓的場景，“十五歲少女的胸膛是那么柔嫩，那顆子彈穿過后基本上沒有減速，在她身后的空中發出一聲啾鳴。年輕的紅衛兵同她的旗幟一起從樓頂落下，她那輕盈的身體落得甚至比旗幟還慢，仿佛小鳥眷戀著天空”(劉慈欣，2008：59)。托爾出版社編輯認為，這段對女性死亡的唯美描寫是男權審視女性的眼光，英文版刪去了中文版的這些唯美描寫(邱苑婷，2015)。這些刪改是為了避免冒犯女權主義者，為譯作贏得盡可能多的讀者。

《死亡通知單》的英文譯作也對原作進行了大量修改，如將故事的發生地點由“A市”改為“成都市”，“同時特意加強了對成都市風土人情的描寫”，并“根據西方讀者的閱讀喜好，對一些冗長的心理描寫和過于細致的案情分析進行刪改”(陳楓，2018：316)。作者周浩暉創作這部小說時是以揚州或者南京為背景，而雙日出版社的編輯羅伯·布盧姆(Rob Bloom)認為，成都以熊貓和辛辣食物聞名，外國讀者對成都較為了解，給故事一種更加真實的感覺(Myers，2018)。這些改動以英語讀者的接受為中心，旨在提升譯作銷量。

勒溫的把關人理論“主要針對人”，將制約把關人決定的因素歸結為“人的心理因素”，而后來傳播學界將把關人研究由“個人控制模式向社會控制模式轉化”(黃旦，1996：28-29)，在翻譯傳播過程中，編輯的選擇受到多種客觀社會因素的制約。翻譯作品在英美圖書市場居于邊緣地位，中國的類型小說從未成功走進英語讀者市場，這些因素促使編輯這一把關人表現出保守性，刪改內容，最大限度地降低譯作的接受阻力，使作品能夠融入英語社會文化環境。外界客觀因素的影響需要通過具有主觀性的把關人去實現，這里并未否認編輯作為把關人的主觀因素，因此作品得以傳播是個人把關和社會把關共同作用的結果。

4.《三體》和《死亡通知單》海外成功傳播的原因

《三體》和《死亡通知單》的海外成功傳播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如作品自身的優秀、譯者卓越的翻譯能力、傳播渠道的多元化等等。同樣優秀的中國文學作品，由優秀的譯者翻譯，然而沒有一部作品在傳播效果上達到《三體》的高度。從二者的傳播模式以及制約把關人選擇的因素來看，其海外成功傳播的原因可歸為如下三個方面：

4.1 傳播者和接受者所具有的共同經驗

威爾伯·施拉姆和威廉·波特(2010：45)認為“所有的交往者都帶著一個滿載信息的生活空間，帶著豐富的經驗儲存進入傳播關系中”，如圖4所示。圓圈A、B分別代表A和B的經驗范圍(field of experience)，圓圈A和B相互重疊的區域AB代表二者共同的經驗范圍。A和B的經驗范圍不會完全重合，因為“兩個人的經驗絕不會完全相同，價值觀和行為也不會完全相同”(施拉姆 波特，2010：45)。將A和B所具有的共同經驗轉變為傳播信號即文字、聲音、圖像等，二者之間的傳播才能夠進行。A和B之間的傳播效果取決于AB區域，即A和B所具有的共同經驗范圍的大小。

圖4 施拉姆人際交往的環境

A和B作為構成傳播關系的雙方，在翻譯傳播中，施拉姆所提的A宜理解為原作作者，而非版權代理人或者譯者，因為他們選擇和轉換的信息源自原作作者A。因此A代表原作作者，B代表譯作讀者，原作作者和譯作讀者經驗范圍之間的差異比處于同一文化空間的原作作者和原作讀者之間的差異大得多。因此，中國文學作品在海外取得良好傳播效果的關鍵在于原作作者和譯作讀者之間所具有的共同經驗范圍的大小。

相比其他類型小說，科幻小說和懸疑小說之所以能夠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就在于這兩種類型小說的傳播雙方經驗范圍重疊部分較多。首先在于小說類型的世界性。這兩種小說本身就是從西方引進的小說類型，英語讀者較為熟悉?！犊驴怂乖u論》認為《三體》很像英國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和美國科幻作家拉里·尼文(Larry Niven)的風格。雙日出版社的編輯布盧姆認為《死亡通知單》具有西方犯罪小說的傳統(Grey，2018)。中國作家也承認吸收借鑒了西方作家的創作特色。如劉慈欣曾多次提到克拉克對其創作的影響，對于那些從小讀克拉克科幻小說長大的英語讀者而言，《三體》的硬科幻風格自然不陌生。同樣，作為類型小說的中國武俠小說和歷史穿越小說卻難以走進英語世界，主要原因在于二者深深植根于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傳播者和接受者的共同經驗范圍較小，實現傳播的難度較大。其次，小說主題的世界性。劉慈欣認為，“科幻文學是最具世界性的文學。在幾乎所有的科幻小說中，人類本身往往并不分組織，而是作為一個整體出現，科幻小說里面的人物，面臨的危機往往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危機”(王凡，2015：71)。周浩暉也認為“犯罪是一個世界性主題，這也是偵探小說或者警察破案故事比歷史小說更易跨越文化障礙的原因”(Myers, 2018)。因此，無論是類型還是主題，科幻小說和懸疑小說都處于傳播雙方共同經驗范圍之內的AB區域。

在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過程中，學界一直強調傳播內容的世界性和本土性的平衡和融合問題。事實上，中國作家浸潤在中國文化空間，其作品所具有的民族特色和本土性是必然的，對于國外讀者而言，閱讀中國文學作品必將獲得不同的體驗。評論者認為《三體》故事置身于大部分西方讀者完全不熟悉的文化和政治環境中，《死亡通知單》被認為其崇尚榮譽和服從上級命令的理念和俠探杰克的做事風格迥然不同(Grey，2018)。讀者是在“同”的前提下才去體會“異”的，如果傳播雙方A和B的經驗范圍完全沒有重疊或者重疊區域較小，這種傳播則難以開啟，或者難以持續有效地進行下去。

4.2 大眾傳播的娛樂功能

威爾伯·施拉姆和威廉·波特(2010：35)將大眾傳播的功能歸結為“社會雷達、管理、傳授和娛樂功能”。前三種功能可稱之為信息功能，或者工具性功能，利用傳播達到某種目的。在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過程中，如果僅僅重視傳播的工具性功能，賦予中國文學傳播中國文化的功利性目的，就會偏重其信息功能而忽視了娛樂功能。此外，這些傳播的功能具有重疊之處(施拉姆 波特，2010)，大多數傳播行為同時具備多種功能。類型小說雖然以愉悅功能為主，這并不能否認它在傳播中國文化方面的傳授功能，《三體》和《死亡通知單》植根于中國歷史文化語境，必將增進英語讀者對中國文化的理解?！按蟊娒浇槎际且越o人愉悅為目的，而不是以啟迪心智為宗旨”(施拉姆 波特，2010：35)，因此海外普通大眾讀者閱讀中國小說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了解中國文化，而在于愉悅身心。中國類型小說之所以獲得較好的海外傳播效果，主要在于滿足了大眾傳播的娛樂功能。

4.3 大眾傳播的雙向性和循環性

早期的傳播模式如拉斯韋爾模式、香農-韋弗模式均是從傳播者到接受者的單向流動模式，這種缺乏接受者反饋的單向傳播逐漸引起質疑和否定。威爾伯·施拉姆和威廉·波特(2010：46)認為，傳播關系具有雙向性。傳播是從傳播者到受眾，再從受眾到傳播者的雙向流動。施拉姆在查爾斯·奧斯古德(Charles E. Osgood)的基礎上提出了奧斯古德-施拉姆循環模式，信息從傳播者發送到接受者，再從接受者到傳播者，然后再從傳播者到接受者……，傳播在這種無限循環中得以進行。丹尼斯·麥奎爾和斯文·溫德爾(1997：22)認為“奧斯古德-施拉姆模式是一個高度循環性的模式”。

依據單向傳播模式而構造的傳播效果模型如魔彈論，認為“大眾媒介對人的作用就像槍彈打在靶子上一樣”，槍彈不可抗拒，只要瞄準射擊，人就會應聲倒下(施拉姆波特，2010：189)。在這種模型中傳播者處于主導地位，受眾處于被動地位?，F階段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效果不佳，部分原因在于認同魔彈論傳播效果，認為只要中國文學譯為外文，在國外出版社出版，國外讀者就會閱讀和接受。魔彈論因其不合理性，在傳播學界早已被拋棄，后續的傳播效果模型更加注重傳播模式的雙向性。

《三體》和《死亡通知單》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把關人尤其是版權代理人充分利用了傳播模式的雙向性和循環性。在圖1韋斯特利-麥克萊恩模式中，從接受者到傳播者的反饋信息存在fCA、fBA和fBC三種形式。fCA在傳播中至關重要，決定著本次傳播能否進行下去，fBA和fBC影響版權代理人和出版社后續的選擇。為了在fCA中獲得反饋效果，中國教圖承擔了較高的風險，提前支付譯者全文翻譯費用，避免了出版社僅憑翻譯樣章反饋的片面性。同時，在譯作送至出版社之前，中國教圖又增加了意見領袖對于作品的反饋。譯作獲得了英美科幻和懸疑小說領域知名作家的一致好評，這為順利簽約出版社鋪平了道路，fCA反饋效果良好也就突破了譯作出版傳播的最后一道關口。

譯作出版以后譯作讀者的反饋信息可能以各種形式呈現，如圖書的銷量、圖書獲得獎項、讀者通過網絡書評網站對作品的評級以及評論，這些信息可能是讀者無意為之，然而出版社編輯C和版權代理人A都會有目的地收集這些反饋信息，完成fBA和fBC的反饋過程。C關注B反饋的原因在于“B是各種C提供的信息中的選擇者”，“C只有滿足了B的需求才能生存下去”(Westley & Maclean，1957：34)。同樣，C是眾多A提供的信息的選擇者，所以只有A了解B的需求，才能被C選擇。

《三體》系列和《死亡通知單》系列能夠持續得到出版，便是傳播關系雙向性和循環性的有力證明。第一部傳播的良好反饋效果，促使了第二部和第三部得到持續傳播?！度w》系列和《死亡通知單》系列傳播的反饋信息將進一步影響劉慈欣和周浩輝其他作品的傳播，甚至影響中國類型小說的傳播，最終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因此，中國文學得到持續有效傳播的關鍵在于利用傳播的雙向性和循環性，將接受者的需求置于首位。

5. 結語

本文運用韋斯特利-麥克萊恩模式分析了《三體》和《死亡通知單》的海外傳播過程，在版權代理人充分了解海外受眾需求的前提下，利用了意見領袖的反饋，最終通過了終極把關人出版社編輯這一關口，實現了二者的海外傳播。二者在海外所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對于中國文學“走出去”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應積極推動那些在傳播雙方共同經驗范圍之內的作品“走出去”。重視大眾傳播的娛樂功能，在傳播的信息功能和娛樂功能之間取得最佳平衡點。同時，利用傳播的雙向性和循環性來推動中國文學得到持續的傳播，無論是作品的選擇還是作品內容的修改，需將受眾的需求置于首位。因為接受者B影響著出版社C的選擇，出版社C的選擇進一步影響著版權代理人A對于中國文學作品X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