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性胸腹腔積液患者細胞形態學檢查結果及血清癌胚抗原、糖類抗原19-9、腺苷脫氨酶、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水平測定

王雪巧，韓晨鵬，高海燕，劉雪芝 (.駐馬店市第一人民醫院檢驗科，河南 駐馬店 463000；.平輿縣郭樓鎮中心衛生院檢驗科，河南 平輿 463000)

胸腹腔積液是一種致病因素復雜的胸膜病理改變，根據其性質可分為良、惡性，良性多與感染有關，而惡性則多與晚期惡性腫瘤的發生、發展存在密切相關，且惡性胸腹腔積液患者的生存預后往往較差[1-2]。因此，及早判斷胸腹腔積液的性質對于改善患者預后具有重要意義。細胞形態計量學是在傳統細胞形態學之上發展而來的，該檢查能更精準、客觀地反映胸膜細胞的變化，已被應用于腫瘤細胞的檢測中[3]。近年來研究[4-5]發現，胸水腺苷脫氨酶(adenosine deaminase，ADA)、糖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s19-9，CA19-9)等腫瘤標志物均可用于判斷胸腔積液性質。但目前關于腫瘤標志物、細胞形態計量學聯合檢查對胸腹腔積液診斷價值的研究較少?；诖?，本研究對良、惡性胸腹腔積液患者分別進行腫瘤標志物、細胞形態學檢查結果分析，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收集駐馬店市第一人民醫院2018年8月至2020年6月收治的93例胸腹腔積液患者的臨床資料。根據組織病理、B超或病原學檢查結果分為2組。對照組(n=59，良性胸腔積液)：男24例，女35例；年齡38～67(52.7±14.5)歲；原發疾病為肺炎12例，肝硬化24例，結核性胸膜炎17例，肺結核3例，心力衰竭3例。觀察組(n=34，惡性胸腔積液)：男24例，女35例；年齡41～66(53.5±12.3)歲；原發疾病為胃癌8例，惡性淋巴瘤1例，乳腺癌4例，結腸癌2例，肺癌19例。2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納入標準：1)年齡38～67歲；2)初診胸腹腔積液；3)病例資料完整，且均已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1)存在精神障礙無法配合完成研究；2)存在氣胸或其他嚴重并發癥；3)無法明確病因的胸腹腔積液。

1.2 方法入院當天在B超定位下胸腔穿刺抽取所有患者的胸腹腔積液5 mL，1 600 r/min離心10 min，留取上清液做腫瘤標志物檢測，剩余沉渣混勻后吸出20 μL，推片，觀察細胞形態，并找出異常細胞。采用奧林巴斯顯微鏡觀察細胞分布特點，BEION醫學軟件測量胞體大小、細胞核大小、核仁大小，并對細胞形態學進行計分，計分標準參考文獻[3]：1)細胞單個分布、質界清楚計“0”分，質界模糊計“0.5”分，成堆分布、細胞質融合為計“1”分；2)細胞體大小無差異差異<2倍計“0.5”分，差異≥2倍計“1”分；3)細胞核大小≤12 μm計“0”分，12 μm<細胞核大小<20 μm計“0.5”分，≥20 μm計1分；4)核質比≤0.3計“0”分，0.3<核質比<0.5計“0.5”分，≥0.5計“1”分；5)核仁/核≤0.20 計“0”分，0.20<核仁/細胞核<0.25計“0.5”分，≥0.25計“1”分?？偡?3.5分即為惡性胸腹腔積液。采用電化學發光免疫分析法檢測胸腹腔積液標本中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CA19-9、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neuron specific enolase，NSE)水平。CEA標準值0～5 μg/L，CA19-9標準值0～37 u/mL，NSE標準值0～15 μg/L。采用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檢測ADA，ADA標準值0～35 u/L。

2 結果

2.1 2組細胞形態學檢查結果比較觀察組34例中陽性31例、陰性3例，對照組59例中陽性4例、陰性55例。觀察組陽性率為91.18%，高于對照組的6.7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65.459，P<0.001)。

2.2 2組血清CEA、CA19-9、ADA、NSE陽性檢出率比較觀察組血清CEA、CA19-9、ADA陽性率分別為85.29%、82.35%、14.71%，對照組分別為22.03%、54.24%、83.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4.854，P=<0.001；χ2=7.448，P=0.006；χ2=41.378，P<0.001)。見表1。

表1 2組血清CEA、CA19-9、ADA、NSE陽性檢出率比較

2.3 2組細胞形態學檢查總分及血清CEA、CA19-9、ADA、NSE水平比較觀察組細胞形態學檢查總分及血清CEA、CA19-9水平均明顯高于對照組，而血清ADA水平則明顯低于對照組(t=14.764，P<0.001；t=18.448，P<0.001；t=23.850，P<0.001；t=12.483，P<0.001)。見表2。

表2 2組細胞形態學檢查總分及CEA、CA19-9、ADA、NSE水平比較

3 討論

胸腹腔積液可由炎癥刺激或惡性腫瘤引起，臨床多采用脫落細胞形態學檢查來判斷胸腹腔積液性質，但該檢查結果可受到檢驗員經驗不足、送檢時間等多種因素的影響[6]。細胞形態計量學對細胞分布、核質比、細胞核大小、胞體大小、核仁/細胞核5個常見細胞形態特征進行量化，更為客觀分析良、惡性淋巴細胞間存在的差異[7-8]。國外研究[9]也曾指出，惡性胸腹腔滲出液在細胞核長度上與良性存在差異。本研究結果也顯示，觀察組的細胞形態學檢查總分明顯高于對照組，這提示定量計算細胞形態積分對于胸腹腔積液性質可能具有一定診斷價值。

惡性胸腹腔積液多與惡性腫瘤疾病有關，而腫瘤標志物作為評估肺癌等多種惡性腫瘤發生、發展的有效指標，在惡性胸腹腔積液中也會升高[10-11]。原因可能與機體內毒性代謝產物不斷刺激細胞代謝，使得細胞釋放大量腫瘤抗原進入胸腹腔積液，最終引起胸腹腔積液中腫瘤標志物水平升高有關。CEA是一種廣泛存在于各種腺癌細胞中的腫瘤標志物，其相對分子質量較大，不易進入血液中，當惡性腫瘤發生時，細胞分泌的CEA聚集于胸腔積液中，導致其在胸腔積液中水平異常升高[12]。本研究結果也顯示，惡性胸腹腔積液患者的CEA水平及CEA陽性率均明顯高于良性者。提示可將CEA作為鑒別胸腹腔積液性質的有效指標。CA19-9是一種可由胰腺、胃、腸等組織合成和分泌的糖蛋白，其在腫瘤組織中的含量往往高于正常組織，已被證實與胃癌、卵巢癌等惡性腫瘤有關[13-14]。本研究結果顯示，惡性胸腹腔積液患者胸腔積液中CA19-9水平及陽性率高于良性者，原因可能與觀察組中原發疾病包括胃癌、腸癌。ADA是在機體細胞中分布較廣的重要酶類，與淋巴細胞增殖、分化過程存在密切相關[15]。另有研究[16]指出，ADA在結核性胸膜炎患者胸腔積液中的含量較高，而在惡性胸腔積液患者胸腔積液中ADA水平則無明顯升高。本研究結果也顯示，良性胸腹腔積液患者胸腔積液中ADA水平及陽性率高于惡性者，可能與對照組中原發并多為結核性胸膜炎有關。NSE是一種特殊的酸糖酵解酶，其水平升高多與神經內分泌腫瘤有關，也被認為是小細胞肺癌最為敏感的腫瘤標志物[17]。本研究結果也表明良惡性患者胸腔積液中NSE水平及陽性率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提示NSE可能無法作為判別胸腹腔積液性質的敏感指標。

綜上所述，惡性胸腹腔積液患者細胞形態學檢查結果及血清CEA、CA199、ADA水平均存在異常，本研究5項指標聯合對惡性胸腹腔積液可能具有較高診斷價值。但本研究尚存不足，如研究樣本較小，細胞形態學參數計算尚無統一標準等，需進一步大樣本研究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