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視域下網絡輿情危機解析與控制策略

李文華

(山東警察學院教務處，山東 濟南 250200)

現代社會是一個風險遍布的社會，在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同時，黏附在更高級工具屬性之上的負面影響力甚至破壞力也同時被釋放出來。隨著人類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當代工業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AR、VR等現代電子科技的升級給社會發展帶來與日劇新的重大利好的同時，也帶來與社會治理現代化節奏非同頻的消極影響，從而為社會治理中的各類風險提供了滋生空間和培育基礎。作為社會上層建筑重要表征的傳播系統，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占據著重要地位，而以技術為主導的諸多關聯因素群造就了當代社會的高傳播風險指數表征，但同時也成就了網絡輿情管理在當代社會治理大視域中的重要地位和“卡脖子”角色。風險社會視域下的網絡輿情危機解析與控制策略研究將從社會治理的一個側面為國家治理體系建設提供實踐參考。

一、風險社會視域下網絡輿情危機治理實踐的邏輯起點和現實基點

當代社會治理研究中的風險社會概念很大程度上萌生于科技發展帶來的高度媒介化、信息化的泛傳播圖景化社會，是社會現代化帶來的信息傳播工具的負面效應之一。網絡輿情危機治理實踐的研究應當基于以下兩個方面作為理論指導和現實考量。

(一)馬克思主義理論：網絡社會治理實踐的邏輯起點

堅持實事求是、問題導向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鮮明特點，也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思路。2021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時強調，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發揮改革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的關鍵作用，要有辯證思維，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相統一，堅持問題導向，立足新發展階段，解決影響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突出問題。[1]在革命、建設、改革等關鍵歷史時期，我們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研究解決各種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風險社會視域下的網絡社會治理作為我國在人工智能時代、數字化場景社會傳播環境下的社會治理實踐的主陣地，屬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應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指導下開展，也只有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指導下，才能產生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革命性認識和實踐(圖1所示)。

圖1 網絡社會治理實踐的邏輯起點架構圖

(二) 網絡傳播技術發展水平：網絡輿情危機治理的現實基點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強調,生產力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關鍵力量，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又反作用于生產力。由于以數字科技和互聯網技術為指征的網絡社會傳播發展水平發生了巨大飛躍，必然對傳播行為管理的變革提出緊迫要求。智能互聯為特征的工業信息化社會大背景下， 5G、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等數字科技催動下的數字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總量中的重要分量與日俱增，人類社會進入了互聯網4.0時代。作為傳播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的網絡傳播日益成為影響國民經濟和社會治理的重要因素。典型的突出表現是產生了網紅、明星、專業主播等場景化直播帶貨為特征的短視頻經濟效應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一系列突發性、散點性的短視頻輿情熱點傳播發酵效應。因此，網絡輿情危機治理研究的現實基點應當是網絡傳播技術的發展水平。

網絡傳播技術水平的提升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復雜指數飆升的社會治理環境，提出了很多痛點、難點、奇點，但是與此同時，也刺激了社會治理領域的新思路、新布局和新動能。因此，就網絡傳播領域來講，對于傳播行為和傳播策略的高度精準運用和布局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削減甚至消弭傳播風險對社會治理的消極影響。通過科學、精準的前端架構，一方面能夠在風險前期或者中期識別、控制、引導風險性要素，另一方面可以根據社會治理宏觀目標先期架構輿論議程等前端預置行為，從而推動政府或組織高效開展社會治理行為，整合社會治理資源，促進整個社會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推動生產力的快速發展。故而在以現實傳播技術發展為時代特征的社會場景下推進精準有效的社會治理，必須基于網絡傳播技術發展水平的實際情形，對網絡社會傳播的場域進行深刻剖析，提出一套適應現代社會生產力發展節奏的網絡輿情危機控制模型，在社會治理的“七寸”上消弭社會風險指數。

二、風險社會網絡傳播場域表征解析

以5G通訊技術、區塊鏈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各類終端APP應用技術為代表的現代技術的聚類同頻共進，導致現代社會傳播系統具備高度的互聯網滲透性和瞬時交互性，呈現了不同以往的場域表征。場域的基礎性要素包括信息受眾、傳播應用、個體認知三個層面(圖2所示)。

圖2 網絡傳播場域關鍵剖析要素

(一)信息受眾：網絡傳播對象的擴容

一方面，網民數量在總量上擴容。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4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 2021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32億，較2020年12月增長4296萬，互聯網普及率達73.0%，較 2020年12月提升2.6個百分點(圖3所示)。[2]隨著我國工業信息化的迅速發展，IP地址、域名、移動基站等互聯網基礎資源建設，終端APP、網站網頁等互聯網資源應用，蜂窩物聯網、上網設備等互聯網接入環境等網絡基礎環境建設取得了突出成就，我國網絡傳播的信息受眾數量達到了空前閾值，數字賦能傳播成為我國社會交往領域的鮮明特征，體量的特殊性讓網絡傳播場域成為重要的風險滋生地，輿情管理也成為我國社會治理的重點領域。

圖3 網民規模和互聯網普及率

另一方面，移動網民單結構的擴容。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4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從互聯網基礎建設、網民規模、互聯網應用、互聯網政務發展、互聯網安全等諸多領域均實現新的突破：截至2021年12月，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10.29億，較2020年12月增長 4298萬，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為99.7%。網絡視頻(含短視頻)用戶規模達9.75億，較2020年12月增長4794萬，占網民整體的94.5%；其中，短視頻用戶規模達9.34億，較2020年12月增長6080萬，占網民整體的90.5%。網絡新聞用戶規模達7.71億，較2020年12月增長2835萬，占網民整體的74.7%，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為99.7%。[3](圖4)“豎屏”終端傳播成為趨勢化，移動網絡傳播人群迅速擴容。龐大的網絡社交人群數，特別是移動社交接入終端數奠定了風險社會場景中網絡傳播場域在社會治理中的關鍵地位，為數字賦能社會治理制造了先期的受眾面基礎條件。

圖4 互聯網網絡接入設備情況對比圖

(二)傳播應用：網絡傳播末端應用種類和使用頻次的數量級增長

在數字高度賦能經濟社會發展的社會大環境下，數字技術賦能傳播應用系統，塑造了生動活潑的媒介生態和多樣化的媒介形式，營造了瞬時、多源、高效的傳播場域特征。網絡傳播末端應用的開發動力持續升級，呈現出種類和使用頻次的數量級變化。隨著傳播技術的更迭，傳播應用呈現出末端應用功能體驗更加適應用戶、種類更加多樣的特征，在社群交互動能的刺激下，終端應用的使用頻次也呈現了不同以往的數量級?；谥袊ヂ摼W絡信息中心第4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數據顯示，基于用戶規模和網民使用率兩個要素的各類互聯網應用排名中即時通信、網絡視頻(含短視頻)、短視頻三類應用穩居前三位，然后是網絡支付、網絡購物、搜索引擎、網絡新聞這四類應用(圖5所示)。在網址鏈接友好度提升、以小程序為代表的即時通訊新功能開發和以釘釘、企業微信等企業端產品開發動能等諸多要素的聯動刺激下，我國即時通訊用戶規模達到10.07億，搜索引擎用戶規模更是高達8.29億，網絡新聞用戶規模達7.71億。[4]諸多數據表明，風險社會視域下傳播場域的技術特性和應用特性明顯，技術賦力傳播、傳播刺激技術的雙向互動呈現良性循環的態勢。

圖5 各類互聯網應用用戶規模和使用率圖表

(三)個體認知：網絡傳播在建構人的社會認知結構和塑造個體價值觀念中的議程滲透趨向

風險社會下的網絡傳播場域中，社群個體的交互性明顯增強，個體之外的認知源很大比例來自互聯網平臺。涉網空間場域中離散個體的認知建構結果很大程度上都基于網絡傳播信息源，特別是受到移動網絡傳播主體設置的認知建構模式和議題傳播具體行為所引導或滲透。

現時代，新的媒介應用科技至少在兩個方面對人的社群經驗與主觀認知的重塑產生決定性影響。一方面是媒介傳播內容與傳播符號載體，如圖像、影音等通過發達的跨時空傳播平臺的過度流通，正在逐步導致時空概念的絕對壓縮與無秩序，同時導致區域文化與傳播場域內的個體身份認同的建構傾向于稀釋其固有的、個性化的空間地域性表征。另一方面體現在個體對社群文化、個體認識的轉變上。中國傳媒大學“媒體融合與傳播”國家重點實驗室新媒體研究院與新浪AI媒體研究院聯合發布的《中國智能媒體發展報告(2021-2022)》顯示，后疫情時代，智能媒體被廣泛用于應急傳播、災情報道、常態化防疫管理、網絡理政等新場景，推動“智媒+社會治理”模式創新。[5]相關數據描述了由于網絡傳播技術發展所帶來的社群交往新環境中個體認知趨勢和認知模式的新特性。泛傳播時代環境下，個體的認知方向或者認知議題很大程度上被網絡傳播信息源或者傳播主體的議程設置所影響甚至左右，導致在個體認知建構方面呈現了群體動力、群體極化甚至群體盲思等多種認知特征。同時也說明，以網絡傳播為代表的新媒體科技在人的社會認知行為偏向塑造中充滿了能動色彩的議程滲透功能。

三、風險社會環境中的網絡輿情危機衍生機制——以2022年上海新冠疫情輿論場為例

風險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衍生品，是不可避免的，在給社會治理帶來巨大挑戰的同時，也為其催生了無限的動力，為新社會治理語態下的社會治理行為注入了無限可能。以2022年上海新冠疫情輿論場為例，對后疫情時代的網絡輿情危機衍生機制進行探討分析。

(一)網絡傳播場域因子分析

基于傳播學四大奠基人之一的美國政治學家哈羅德·拉斯韋爾的5W傳播模式，[6]對疫情期間上海的網絡傳播場域因子特性進行逐一解析。

1.Who—信息源

數字化傳播環境下的網絡傳播場域的信息源呈現多點、散發的碎片化特性，尤其是在自媒體高度發達的后疫情時代，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升級拓容、移動通訊技術的發展、終端觸網設備的普及、各類APP開發動力的強勁勢能等綜合因素，讓視頻圖像傳播成為互聯網傳播場域的主角，代表性的有國內的抖音、快手、小紅書、嗶哩嗶哩以及國外的TWITTER等。這成為后疫情時代信息傳播的重要特色，包括老年人群、行動無法自主人群在內的每個人都能夠隨時隨地拿起手機成為信息發布的一個散點信源。

2022年3月，上海疫情社會面爆發后，各類互聯網平臺和移動應用APP上的信息源提供的信息量暴漲，其中有官方媒體、權威媒體、明星大V、專家學者、普通大眾等諸多源頭。網絡傳播等技術帶給終端接觸者的良好體驗讓上海疫情傳播場域的信息源呈現信息源多點散發、動態實時的態勢，特別是在官方或權威媒體發聲缺位的時候，傳播場域中每個散落的個體都成為公眾獲知焦點信息的重要來源，當然這種信息源的噪音指數也是值得考量的。

2.What—傳播內容

風險社會的特質就是社會運行過程中的影響因子導致負面影響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會超出預期，特別是互聯網傳播場域中傳播內容的性質，如果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人機互動的刺激點，就會帶來指數級的傳播效應?；诖?，傳播場域總會選擇能夠很大程度上激發人群交互動力的傳播內容進行傳播，特別是在信息源不明朗的傳播盲區中，傳播中的個體在傳播內容的選擇上傾向于能夠引起人際互動、人群傳播效應的傳播內容，而缺乏對于傳播內容真實性的考量和驗證。

分析三月底上海疫情社會面爆發后的自媒體信源上的各類傳播內容可見，如果管理者的管理能力或者管理態度在一定程度上無法滿足公眾期待的時候，傳播個體就會對管理者的負面行為或者態度產生多角度、多維度交叉傳播的欲望和能動性，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壞事傳千里”。相關數據可以參考百度指數平臺對關鍵詞“上?！边M行用戶搜索行為數據分析得出的關鍵詞熱度分析圖(圖6)。

圖6 百度指數平臺測算的“上?！币辉~的熱度分析圖(2022.04.04-2022.04.10)

3.IN which channel—傳播渠道

一方面，從個體選擇的層面來看，2022年上海疫情事件輿情發酵的主戰場基本是互聯網,特別是移動互聯網傳播平臺。傳播渠道的便利化、高體驗性讓個體在選擇傳播渠道的時候具備明顯的傾向性。另一方面，從傳播機構的層面來看，類似人民網、央視網等主流媒體也開始積極建構、研發、改善、保養自己的互聯網終端應用。通過開設各類傳播平臺的公眾號等積極行為向人際交互空間流量榜首的移動自媒體靠攏?？傮w上來看，后疫情時代背景下的傳播渠道在傳播吸引力和巨大信息紅利的催動下，在傳播主體和傳播客體兩個層面均呈現移動化、多樣化、差異化的多重特征。

4.TO whom—傳播對象

角色雙重性是以互聯網傳播為信息流動載體的風險社會中傳播對象的特質。在A和B構成的信息傳播場域中，在某個特殊的時點，A可能是一條信息傳播鏈條中的傳播者角色，可換個時點,對于另一個信息傳播鏈條中的傳播者B來說，A又成了被傳播者或者受眾。因此，傳播對象的角色雙重性和易變性是上海疫情輿論場中傳播對象的角色特質。場域的流動性讓傳播主體和傳播客體之間的界限出現了角色模糊甚至角色交融，主客體之間的交融、互動、變異成為這一時期傳播場域中傳播對象的重要特征。

5.With what effect—傳播效果

從主流傳播信息源信度和效度來說，正面渠道權威發音的傳播效果一定程度上優于其他非主流信息源，但這僅限于主流傳播信源和非主流傳播信源的傳播節奏和傳播質量保持能量同頻的情況。如若主流傳播信源在某個公共議題方面出現信息發布延遲或者發聲模糊，甚至失誤的情況下，非主流傳播信源的傳播效果就會在極其短暫的時間內抵達一個傳播熱度的至高點，甚至衍生為一個輿情爆點，嚴重的還會影響社會穩定。這一點在2022年上海疫情傳播時期百度指數關于關鍵詞“上海疫情”的需求圖譜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圖7)。

圖7 百度指數平臺測算的“上海疫情”一詞的需求圖譜分析圖(2022.02.26-2022.04.15)

(二)網絡傳播場域原動力分析

1.個體傳播欲望

人是社會性動物，社會交往是人的本能需求，而傳播是泛互聯時代個體社會化的重要載體。通過傳播場域的接觸和傳播行為的實施，個體獲得了自身的社會角色，甚至能夠實現自身對于社群的角色期待，這就構成了現代風險社會中個體基于傳播場域進行傳播、交往行為的原始動力。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書中基于社會實踐對人的本質作了科學的論述，他將人的本質描述為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性是人區別其他動物的本質屬性之一。[7]在上海疫情的網絡傳播場域中，生存壓力、情緒焦躁、信息感知欲望等多重驅動力下個體的傳播欲望達到極點，充分體現在各類第三方媒介平臺、政府主頁和公眾號等傳播載體的綜合數據中。借助網絡數據分析服務商百度輿情監測系統，以“上海疫情”為關鍵詞進行專題數據分析得到數據：從2022年04月01日00時00分，截止到4月28日22時08分(數據采樣時點)，國內外相關信息共計39508666條，其中網站報道1225254篇(媒體325213篇和網絡文章900041篇)、移動新聞客戶端1978812篇、微博33181394條、微信文章2346237篇、論壇360387篇、貼吧47392篇，這其中網民原創總量為16198643篇，占比41%，網民轉載總量23310244篇，占比59%。從中可以發現，新媒體時代個體主要以原創和轉載兩種傳播方式介入公共議題，紓解自身傳播欲望。

2.個體生存危機

隨著現代社會高頻高壓快節奏的發展，個體在社會中會存在一定的生存危機和感知焦慮。特別是對社會變化感知度、敏感度都比較高的青年人群來說，承載不確定因素的重要載體傳播行為成為個體獲得安全感的重要途徑。從網絡傳播場域的互動人群數量來看，青年人又占數量上的絕對優勢。因此，場域傳播動力的分析應當基于人群基數比較大的青年群體展開。百度指數對搜索數據的用戶性質進行數據挖掘，分析測算得出的“上海疫情”為關鍵詞的人群畫像說明，20-50歲的人群是上海疫情輿論場的主要參與人群(圖8)。這部分人由于年齡、身份、社會地位、社會分工等多方因素導致在社會大系統中迫切需要對外界環境的穩定認知并以此獲得安全感，是容易被輿論場的同類意識所支配或影響的。他們更容易需要以社交行為為個體總行為的重要依附，也就是更需要獲得馬斯洛個體需求層次金字塔中的個體之于系統的歸屬需求(Love and belonging)。對個體生存危機的感知度越高，對社群交往的渴望度就越強，這種生存危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網絡傳播的生機與活力。

圖8 百度指數對搜索“上海疫情”一詞的人群畫像年齡分析

3.個體對于組織的行為期待

組織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特別是正規的社會組織，承載著公眾對其角色的功能性期待。社會中的獨立個體由于自身的社會屬性普遍會對組織存在一定的角色期待，特別是政府管理組織。這種期待構成了泛互聯時代的網絡傳播場域原動力的重要構成部分。群體中的情感傳染或者行為暗示發揮作用的基礎也是基于這種對于目標組織一定行為的合理性或自主性期待。個體希望通過網絡傳播行為能夠引起相關管理者的注意，實現自身對組織的行為期待甚至達到改善自身生存環境的目的。

4.其他危害國家和政府的反面因素

對于國家或者組織來講，傳播場域的噪音體系是復雜的，總體上可歸為三類：第一類是政府、權威媒體的正面發音。第二類是當第一類媒體失聲、缺位、錯位的時候產生的公眾的雜音。雜音的初衷也是為了維護個體和組織的利益，這類雜音發出者的本意也是與個體和組織的利益趨向度保持一致，進而達到均衡最大化。最后一類是人為的蓄意破壞性雜音，存在危害國家、抹黑政府形象的刻意操作行為，動機基本是惡意的。

(三)風險社會的網絡輿情危機衍生機制—以2022年上海新冠疫情輿論場為分析案例

研究后疫情時代社群交往景觀帶來的網絡輿情危機，要從危機衍生機制的主體剖析開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圖9)：

圖9 網絡輿情危機衍生機制圖

1.公共議題的出現

網絡傳播場域的公共議題一般是基于社會問題與個體需求之間的矛盾衍生而來的，特別是個體將要面臨生存危機時。2022年3月以來的上海疫情輿論場的熱點起伏，就是受上海市的新冠肺炎疫情發展情況、公共組織的疫情管理控制行為事實和場域內的其他原發性、繼發性、偶發性等復雜因素同步影響的。以馬斯洛需求模型最底層的食物等生理需求為代表的個體生存危機直接推動了相關子議題的聚集，再加上當置身于公共輿論場的個體對自身生存環境有認知盲區或者認知模糊的情形時，個體對于人身安全、健康保障等安全上的憂慮和恐慌就產生了輿論場的眾多議題源。

上海疫情期間輿論場中的公共議題是多方面的，比如針對導致上海本輪本土疫情的新冠病毒基因測序的奧密克戎 BA.2型和BA.2.2型的生物學特征的討論；針對各個層面組織實體的管理缺乏科學規劃和有效布局造成的管理缺位甚至錯位的討論。公共議題的復雜多變導致母議題無法解決，甚至滋生出更多的子議題。這點在疫情初期上海市應對方案預評估、疫情發生后的應急物資保障和事態評估等系列管理行為和由此帶來的輿情效應方面均有所體現。此外，還產生了疫情中的大量子議題，如大白、外賣小哥、精致上海人、京東“自殺式”物流等偶發性議題。圖10是百度輿情關于上海疫情3月1日以來的公共議題詞云分布分析，整個詞云分布基本是圍繞疫情關鍵詞的各個子議題展開的。

圖10 百度輿情關于“上海疫情”的詞云分析

2.議題發酵、意見分流

在輿論場的這個階段，公共議題進入升級程序。本階段，個體由于安全需要、社群交往中情感和歸屬的需要等多因素需求驅動下，積極參與公共議題的發展進程，集體推動了公共議題的發酵。而且由于個體認知差異、選擇傾向的個性化特征出現了對公共議題意見的趨勢性分流。這種分流體現在兩個層面，首先是平臺上的分流，體現了輿論場中的個體對于媒介平臺的選擇性偏好。由于媒介平臺用戶體驗和保養的差別化特征，對熱點事件的個體參與也呈現了基于不同媒介平臺的差異化特征，即微博>微信>APP>網站>論壇等。相關數據說明了上海疫情中各類媒體平臺對輿論場中個體用戶的粘性程度(圖11)。其次是內容上的分流，相關數據體現了特定時間內個體對公共議題的情感選擇情況(圖12)。個體對公共議題的情感選擇與個體對公共事件走向的需求、對公共事件的評判標準或者價值取向、受相關議程設置流的影響等多方面因素存在著密切關聯。

圖11 百度輿情平臺特定時間段相關主題報道文章量的平臺聚類分析

圖12 百度輿情平臺關于特定時間段內微博網民情感分布圖

3.傳播主體之間的互動

在上海疫情輿論場中，新浪微博的相關信息量和互動頻率居于榜首，成為個體優先選擇的發聲渠道。原因在于微博應用的可適應性強，但最重要的一點是，通過一條信息的轉發、留言、點贊甚至留言區的二層三類動作設置提供了傳播主體之間的高度互動，這造就了新浪微博平臺的高熱度?；邮枪娫诟叨葌鞑セ鐣械闹匾獦啡ず蛡鞑恿?，通過互動這種簡單的操作，個體能夠發表自己的意見，讓自己的意見跟別人發生互動關系，還能通過留言、點贊甚至轉發等多形式的傾向性行為表達自己的價值取向。個體希望通過自己的參與可以實現對某一事件的圍觀，從而實現對某一群體的間接支持，這是馬斯洛關于社會中人的需求層次的第三、四、五層的高層次人類需求。再者，通過人際間的互動，實現了意見或事件的二次傳播、多次擴散和N次滲透效應。

四、風險社會視域下網絡輿情危機治理模型建構

(一)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根本指導，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根本遵循，夯實黨在網絡傳播陣地的主導權，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國家的發展離不開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網絡傳播作為現時代社會穩定的重要影響因子，在社會治理和國家安全戰略中占據著重要地位。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我黨執政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互聯網4.0時代的科學、精準的網絡社會治理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根本指導地位，加強黨在網絡傳播陣地的主導權，強化黨管互聯網、黨管“豎屏”傳播的基本理念。

(二)鍛造大傳播意識，加強傳播交叉學科、傳播體系、傳播技術、傳播能效一體化建設

1.加強網絡傳播場域多維度法律法規建立完善，強化互聯網傳播場域信息降噪機制、技術引導機制建設

首先，加強場域行為數據調查研究，對互聯網傳播場域的所有組織、個體的涉傳播行為進行有效監管。出臺并完善相關適應性法律法規，從機制角度降低傳播場域的噪音，做到既能繁榮輿論場，又能保證傳播場域的良好風氣。

第二，加強以計算推送為代表的涉傳播類大數據技術等技術使用規則的專項法規建設，并根據技術迭代的速度和頻率推動動態化法律法規調整更新。當代風險社會視域下輿情爆發點的一個重要技術推手就是算法推送，大眾能夠看到的內容都是基于傳播平臺目的性或者規則性推送行為產生的。因此，應強化傳播技術多維掌控，將算法推送的行為主體作為重要的傳播主體進行監管，強化對此類傳播行為的技術探索和法律規制。

2. 加強前瞻性網絡傳播體系的前端架構和傳播公信力建設

一方面，針對泛數字化傳播場景的基礎傳播環境，強化互聯網基礎架構安全預設，加強數字化安全措施的研發與落地。另一方面，加強專業、權威渠道的建設、保養，讓官方渠道在公眾日常信息獲取模式中成為最快速、最專業、最可信賴的首選渠道，同時在國家層面開辟統一辟謠平臺。

3.加強交叉學科網絡傳播科技研發與利用

首先，加強傳播學科應用理論研究。運用產品化思維建立“領頭羊”式的傳播場域意見領袖培植模式，形成重大熱點事件的輿情引導思路“代言人”。

第二，加強移動媒介傳播應用技術的研發與改進。比如加強對網絡傳播用戶使用最多的移動客戶端APP應用小程序的開發，通過提升用戶交互體驗的好感，提高其服務于“豎屏”傳播平臺的成效。

第三，加強涉傳播類計算機學科或項目的立項與研發。關注算法、算力在網絡傳播中的身份和能量，提高傳播終端的精準觸達與實時交互，實現傳播平臺的定向用戶情感觀點挖掘和定向分析。強化網絡傳播大數據要素市場培育，加強算法研發，促進管理者、開發者、用戶端等多維度的溝通和交流，促進算法交融認知。加強算力責任、能力、透明特質建設，提高對于算力應用領域的創建、開發和利用，拓寬、精研網絡傳播大數據采集、存儲、加工、分析、服務、安全等相關業務。

4.加強專業化網絡傳播能效建設

一方面，加強以社交需求為導向的權威渠道網絡傳播內容建設。根據國家管理要點、社會需求，輔以數據分析、用戶行為表征等數值型數據，建設專業化網絡傳播內容體系，強化交融式內容建設團隊的締造和培育。另一方面，加強傳播形式創新，提高用戶體驗適應度和舒適度。加強管理角色、技術開發角色、應用角色三者之間的高效同頻溝通，盡力打造一套以安全舒適傳播為核心的互聯網傳播行業態勢感知體系，確保網絡傳播場域始終處于活躍但可控的安全狀態。

(三)強化數據產能思維，拓展網絡傳播數據應用

1.加強學科融合操作，強化數據賦能能效開發

加強網絡傳播與社會科學、數據算法、人工智能等領域的交叉融合。強化各類網絡媒介平臺的大數據能效開發，提高技術分析利用以及服務網絡社會的深度和廣度等數據賦能意識，讓數據服務于熱點事件脈絡、趨勢、傳播路徑等角度的分析，讓技術介入傳播，服務管理，讓數據“說話”，使管理效能得到更大程度的提高。比如可以進行分層、分類、分時段的人群媒介接觸使用特征分析，包括注冊類、瀏覽類、分享互動類媒介操作行為深度分析；網絡平臺的以視音頻、文字、圖表等形式存在的各類媒介內容的專門化聚類分析等等。媒介數據接觸行為和用戶輪廓都可以通過目的性的分析、測算和建模產生，真正提高數據賦能社會治理能效。

強化數字新基建建設，著力解決人機物三元素融合的計算需求，提供高通量的計算與傳輸能力。這是當前算力新基建領域的重大難點和突破點。這種探索能夠為互聯網海量數據測算分析服務于國家治理提供關鍵技術支撐，在實現基礎海量互聯網數據采集粗分析基礎設施架構后，向更高水平的元數據群降噪聚類分析應用發展，從而實現海量數據的合目的性應用,開掘數據新能效。這也是數據賦能的一個標志性探索。

2.加強數據分析在傳播渠道建立、保養、測評中的運用

人類每一次生產力的巨大變革都會推動社會發展躍升入迥異的新型運作形態。從20世紀人類步入蒸汽時代，到后來的電氣時代，產生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到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飛躍，隨后，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空間技術等的發明和應用為主要標志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又跨越到以人工智能、虛擬現實、量子信息技術等為技術突破口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每次生產力的大幅度發展，社會治理就會呈現出承載不同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階段性狀態?；ヂ摼W3.0和4.0時代的更迭更是體現了在傳播生產力的聚類發展下，傳播行為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功能角色變遷。特別是以知識分配為表征的4.0時代充分挖掘了傳播數據的價值，數據成為現時代的生產要素，具備了雙向服務的蝶變功能，既能服務于組織層面的社會治理，又能在傳播渠道的建立、保養、測評中提供強有力的算力依據。

泛互聯時代用戶空間的存在特征是多點散發、易聚易散，首先要通過大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確定合適的傳播渠道，然后利用用戶行為數據進行情感分析、觀點分析，了解用戶思維和觸媒習慣，提升用戶體驗，以達到渠道養護的根本目的。要強化產品思維，用數據建模定期對渠道種類、使用頻率、接觸習慣等各基礎要素進行測評分析。在用戶和媒介平臺黏性不穩固、以內容為媒介平臺吸引力的互聯網4.0時代，應強化數據分析在傳播渠道的建立選擇、周期性保養、價值測評中的杠桿作用，并建立相關應用機制。

(四)加強公共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

1.從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兩個層面強化管理者管理硬實力建設

社會高度互聯互通為首要傳播表征的互聯網4.0趨勢化發展階段，社會治理的概念和內涵都發生了深刻變化，技術和應用被深刻培植在社會治理系統中，成為社會治理的時代烙印。虛擬社會的治理成為社會治理的關鍵和難點，網絡輿情危機治理作為社會治理大系統的核心關鍵環節，其基礎和根本還在于政府對新技術、新業態、新社會治理環境實時、動態和超前的總體把控能力，以及對社會治理理念的革新和全面治理能力的提升。因此，加強風險社會下的網絡危機治理必須始終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立足社會發展和傳播科技的新發展階段，準確研判新業態、新技術、新社群的行為特征和技術機理，完整、準確、全面地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社會治理的新發展格局，從根本上夯實公共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的硬實力和硬基礎，科學開展社會治理的頂端設計和社會治理行為的動態調整。

2.吸納多方參與社會治理理論框架研究，加強數字智能社會背景下的多方公共治理智囊智庫建設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強調，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保持社會穩定、維護國家安全。在公共治理場域環境愈加復雜的泛互聯傳播環境下，為了能夠在更高水平上優化管理要素資源配置，提出全方位的社會治理難點解決方案，開放性、接納性地開展多維度、多方參與的社會治理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社會新技術的發展改變了原有的治理生態，數字智能化時代的到來引發了對社會治理范式的重塑，多元治理成為社會治理的新思路。要集思廣益，取長補短，充分發掘社會治理系統中每個角色群體的優勢動能，充分發揮社會治理梯隊中的資源整合優勢，創新方式方法，加強公共治理智囊智庫集群建設。

(五)加強互聯網傳播空間國家安全共同體意識培育

伴隨互聯網和傳播科技的指數級發展，大數據愈發成為溝通信息“孤島”的橋梁，5G通信、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等高端信息技術更是突破性地、迅速高效地融入了尋常百姓、社會乃至國家的日常行為節奏里。伴隨著舒適、便捷、高效的應用體驗，互聯網傳播行為的非現實性和隱匿性，讓應用端的大數據殺熟、以生物信息為代表的個人信息泄露等一系列網絡安全問題日益凸顯。因此，必須在全民、全社會范圍內開展強化互聯網傳播空間國家安全共同體意識的培育，著重制度建設，強化制度落實，從個體意識層面夯實現代傳播科技帶來的輿情危機風險指數的消弭。

風險本質上來說是一種沖突，沖突的孳生源自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無法調適的暫時性狀態。在加強網絡輿情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具體實踐中，網絡傳播場域的穩定程度關系到國家社會的綜合治理成效。風險社會視域下的網絡輿情危機治理課題應當首先厘清目標場域沖突的核心、沖突的成因，而后研究建立一整套科學的、成體系化的、既能服務國家治理安全又兼顧網絡傳播效能發揮的網絡輿情治理機制，進而實現傳播對于社會治理的正向促進，服務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形成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正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