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經濟中的碳轉移
——基于總量、強度及影響因子的實證研究

陳 曦

(商務部 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北京 100710)

“十四五”時期,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進入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關鍵時期。實現“雙碳”目標是我國向世界做出的莊嚴承諾,也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革。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國際貿易和跨國直接投資深度融入國際經濟循環,分享經濟全球化紅利,極大推動了中國經濟增長。中國目前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出口國和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國。同時,作為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兩種最主要方式,出口貿易和(依托外商直接投資)承接國際產業轉移也成為中國承接世界碳轉移的最主要途徑。據筆者測算,2007年,中國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量達到當年中國碳排放總量的46%，(1)陳曦、周鵬:《中國國際貿易碳排放水平實證研究》,《中國經貿導刊(中)》2020年第5期,第106-111頁。(依托外商直接投資)承接國際產業轉移隱含碳排放量達到當年中國碳排放總量的58%。(2)陳曦、周鵬:《中國(依托FDI)參與國際產業轉移碳排放水平實證研究》,《生態經濟》2020年第7期,第51-60頁。中國國際經濟循環中的碳轉移水平深刻影響了中國總體碳排放水平以及“雙碳”目標的順利實現。系統分析和測算中國國際經濟循環中的碳轉移總量、強度，并進行影響因子相關性分析,可以為我國綠色低碳發展提供良好理論支撐。

一、中國國際經濟循環碳轉移水平測算

出口貿易和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兩者存在交集:如果把出口貿易按內外資分為內資用于出口和外資用于出口,把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按內外需分為外資用于出口(外需)和外資用于內需,則出口貿易和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出現交集C,即外資用于出口(外需)。求得交集C,即可求得并集D,即中國國際經濟循環的經濟貢獻值。同理,根據筆者對出口貿易和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碳排放水平測算結果,(3)具體測算過程和結果參見筆者已發表論文《中國國際貿易碳排放水平實證研究》和《中國(依托FDI)參與國際產業轉移碳排放水平實證研究》。兩者的交集C即外資企業用于出口(外需)的碳排放水平,同時可計算并集D即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碳轉移水平(圖1)。

(一)交集測算：外資用于出口(外需)碳排放水平測算

1.數據選擇

測算外資企業用于出口(外需)的碳排放量,主要使用兩方面數據,一是外資企業直接碳、隱含碳排放強度,二是分行業外資企業出口額。外資企業直接碳、隱含碳排放強度采用中國各行業碳排放強度代替。對于分行業外資企業出口額,由于沒有直接數據,需根據分行業外資企業出口交貨值間接測算。此外,由于目前缺少農業和服務業領域外資企業相關統計數據,加之農業、服務業碳排放強度較低,所以只測算外資工業企業碳排放量,并將其近似視為全部外資企業的碳排放量。以外資企業出口貿易直接碳排放量的測算為例,具體步驟是:(1)計算分行業外資工業企業出口交貨值對應的直接碳排放量;(2)根據外資工業企業總出口額與總出口交貨值的比,折算得到分行業外資工業企業出口貿易的直接碳排放量;(3)加總得到外資企業出口貿易直接碳排放量。

分行業外資工業企業出口交貨值來自《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各行業碳排放強度、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直接碳、隱含碳排放量的比例采用本研究所得結果。受年鑒統計科目調整變化影響,缺少1992-2001年外資工業企業出口交貨值數據,因此只測算2002年及之后年份外資工業企業出口交貨值對應的碳排放量,進而得到外資企業出口額對應的碳排放量,再根據2002年及更早年份外資企業出口額的比例推算1992、1995、1997年外資企業用于出口的碳排放量。

2.測算結果

i行業外資企業出口貿易的直接碳排放量(FEXdirecti)計算公式為:

FEXdirecti=wi·FJHi·FEX/FJH

其中wi為i行業直接碳排放強度,FJHi為i行業外資企業的出口交貨值,FEX為外資企業總出口額,FJH為外資企業總出口交貨值。

i行業外資企業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量(FEXembodiedi)計算公式為:

加總得到外資企業用于出口(外需)的直接碳(FEXdirect)、隱含碳(FEXembodied)排放總量。進一步也可測算外資企業用于出口(外需)的直接碳、隱含碳排放強度。

外資企業用于出口(外需)的直接碳排放強度(wFEX)計算公式為:

wFEX=FEXdirect/FEX

其中FEXdirect為外資企業用于出口(外需)的直接碳排放總量,FEX為外資企業總出口額。

外資企業用于出口(外需)的隱含碳排放強度計算公式為:

其中FEXembodied為外資企業用于出口(外需)的直接碳排放總量。

測算結果參見表1:

表1 外資企業出口(外需)的碳排放水平

(二)并集測算：中國國際經濟循環碳排放水平測算

1.數據選擇

中國國際貿易出口總額來自世界貿易組織數據庫,外資企業出口總額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外資企業總產值使用外資工業企業總產值近似代替,后者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工業經濟年鑒》。其中,2013-2016年《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沒有公布外商投資和港澳臺商投資工業企業總產值,采用主營業務收入近似。出口貿易、中國(依托IFDI)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外資用于出口(外需)的直接碳、隱含碳排放強度由本研究測算得到。

2.測算結果

令國際經濟循環直接碳排放總量為Totaldirect,則有公式:

Totaldirect=EXdirect+IFDIdirect-FEXdirect

其中EXdirect為出口貿易的直接碳排放總量,IFDIdirect是中國(依托IFDI)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直接碳排放總量,FEXdirect為外資企業用于出口(外需)的直接碳排放總量。

中國國際經濟循環的隱含碳排放總量(Totalembodied)計算公式為:

Totalembodied=EXembodied+IFDIembodied-FEXembodied

其中EXembodied為出口貿易的隱含碳排放總量,IFDIembodied為中國(依托IFDI)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隱含碳排放總量,FEXembodied為外資企業出口貿易的隱含碳排放總量。

中國國際經濟循環的直接碳排放強度wTotaldirect計算公式為:

wtotaldirect=Totaldirect/(EX+Fvalue-Fex)

其中Totaldirect為國際經濟循環直接碳排放總量,EX為出口額,Fvalue為外資企業總產值,Fex為外資企業出口額。

中國國際經濟循環的隱含碳排放強度wtotalembodied計算公式為:

wtotalembodied=Totalembodied/(EX+Fvalue-Fex)

其中Totalembodied為國際經濟循環的隱含碳排放總量，其余變量解釋同上。

測算結果參見表2:

表2 中國國際經濟循環的碳排放水平

二、測算結果比較與分析

(一)四組測算數據的橫向比較

1.國際經濟循環直接碳排放量主要取決于國際產業轉移

首先分析中國出口貿易、(依托IFDI)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外資用于出口(外需)以及中國國際經濟循環碳排放水平四組測算數據。從直接碳排放量來看，四組數據均呈現先升后降的趨勢。1992年出口貿易、(依托IFDI)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外資用于出口(外需)、國際經濟循環的直接碳排放量分別約0.8億噸、0.7億噸、0.1億噸、1.4億噸,其中出口貿易、(依托IFDI)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國際經濟循環的直接碳排放量均于2012年達到峰值(2.5億噸、8.1億噸、9.9億噸),2015年小幅下降至2.1億噸、7億噸、8.6億噸。外資用于出口(外需)的直接碳排放量在更早年份(2007年)已達到峰值0.8億噸,2015年降至0.5億噸。

從份額來看,(依托IFDI)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是影響國際經濟循環直接碳排放量的主要方面。對各觀測年份占比求均值,(依托IFDI)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直接碳排放量占國際經濟循環直接碳排放的比重約78%,出口貿易直接碳排放占比約30%,二者交集即外資用于出口(外需)占比約8%,表明(依托IFDI)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直接碳排放量對國際經濟循環直接碳排放量的影響高于出口貿易對國際經濟循環直接碳排放量的影響。此外,外資企業出口(外需)的直接碳排放量占外資企業直接碳排放量的比重先升后降。1995年占比約6%,2005年達到最高值15%,該階段占比的上升,與初期外資企業在中國生產商品的意圖主要用于出口有關,也與中國加入WTO有關,隨著中國收入水平持續上升和外部需求受金融危機影響,外資企業出口(外需)的直接碳排放量占外資企業直接碳排放量的比重不斷下降,2015年占比約7%(圖2)。

2.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量受貿易和產業轉移影響相對均衡

從隱含碳排放量來看,中國出口貿易、(依托IFDI)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外資用于出口(外需)以及國際經濟循環的隱含碳排放量均呈現前期緩慢上升、中期急速增加、后期趨于平穩的趨勢。1992-2002年上述四者的隱含碳排放量緩慢增長,隨著中國加入WTO,出口貿易、外商直接投資增速加快,2002-2007年上述四者的隱含碳排放量急劇上升,其中出口貿易、外資用于出口(外需)的隱含碳排放量都在2007年達到歷史峰值(約28.2億噸、13.7億噸),2007-2010年出口貿易、外資用于出口(外需)的隱含碳排放量小幅下降,2012年后趨于平穩。(依托IFDI)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隱含碳排放量在2012年達到峰值,約36.8億噸,2012年后趨于平穩。外資用于出口(外需)的隱含碳排放量在2007年后持續走低且降幅逐漸收窄,帶動國際經濟循環的隱含碳排放量小幅上升并趨于平穩,2015年達到峰值，約51.7億噸。

從份額來看,(依托IFDI)承接國際產業轉移仍是影響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量的主要方面,但相較77%的直接碳占比均值,(依托IFDI)承接國際產業轉移隱含碳排放量占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量的平均比重小幅下降至約65%,出口貿易平均比重小幅上升至53%,二者交集所占比重約19%。外資企業出口(外需)的隱含碳排放量占外資企業隱含碳排放量的比重也呈現先升后降的特征。1995年占比為13%,2005年占比達到峰值41%,這與加入WTO有關,也與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為其他國家承擔了大量高碳、價值鏈低端產品的生產有關,2007年以后,外需萎縮內需提振,外資企業出口(外需)的隱含碳排放量占外資企業隱含碳排放量的比重逐年下降,2015年占比約20%(圖3)。

3.國際產業轉移是國際經濟循環直接碳排放強度高企的主要因素

從直接碳排放強度來看,相當長一段時期出口貿易的直接碳排放強度都低于甚至遠低于國際經濟循環的直接碳排放強度,表明出口貿易對中國國際經濟循環直接碳排放強度的下降有正向影響,而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拉高了國際經濟循環的直接碳排放強度。此外,外資用于出口(外需)的直接碳排放強度低于出口貿易的直接碳排放強度,原因在于外資產品技術含量、產品價格相對較高(圖4)。

4.國際貿易一度顯著降低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強度

從隱含碳排放強度來看,出口貿易的隱含碳排放強度一度低于中國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強度,尤以初期最為明顯，即出口貿易在2000年以前顯著促進了中國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強度的下降(圖5)。

(二)碳排放變化趨勢

1.國際經濟循環碳排放量變化已趨于平穩

從排放量來看，中國國際經濟循環直接碳排放量先降后升，1992年國際經濟循環直接碳排放量約1.4億噸，2012年達到峰值9.9億噸，2015年小幅回落至8.6億噸；中國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量呈前期緩慢增長，中期急劇上升，后期趨于平穩的趨勢。1992年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量約4.5億噸，之后十年(1992-2002年)緩慢增長至約11.9億噸，在加入WTO、承接第四次國際產業轉移背景下，2002-2007年急劇上升至50.5億噸，2007年以后在50億噸左右小幅波動，2015年國際經濟循環的直接碳排放量約51.7億噸。

從占比來看，中國國際經濟循環直接碳排放量占中國碳排放總量的比重在5%～13%之間，變化相對緩和，趨勢前高后低，2015年占比9%；中國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量占比呈先緩慢提高，再急劇上升，而后下降并趨于平穩的態勢。1992-2002年，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量占比從19%上升至33%，隨后僅用5年時間(2002-2007年)就急劇上升至峰值81%，而后下降至59%(2010年)并趨于平穩，2015年占比55%(圖6)。

2.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強度已趨近于中國總體碳排放強度

從碳排放強度來看,國際經濟循環的直接碳排放強度顯著低于中國平均碳排放強度,國際經濟循環的隱含碳排放強度在較長歷史時期持續低于平均碳排放強度,表明國際經濟循環對中國總體碳排放強度的下降曾起到了顯著的促進作用。但也要看到的是,2007年以后直接碳排放強度降幅收窄,隱含碳排放強度基本與中國碳排放強度曲線重合,部分年份甚至略高于中國碳排放強度(圖7)。

三、中國國際經濟循環碳排放影響機制探討

國際貿易和產業轉移作為國家間最重要的兩種經濟交流方式,對一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影響深遠,也對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碳排放有著重大的影響。本研究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從國際貿易和產業轉移對碳排放的影響及碳排放的反制影響兩個角度,探討國際貿易和產業轉移與碳排放水平之間的影響機制,碳排放水平可以通過碳排放總量和碳排放強度兩個指標來表征。各影響層面和影響因子對于碳排放總量和強度影響各不相同。在三個層面的理論模型中,“”表征上升、“”表征下降、“?”表征效用不明(表3)。

表3 國際貿易和產業轉移與碳排放影響機制理論模型

(一)宏觀層面分析：基于國際與總量視角

1.對碳排放水平的影響

從宏觀層面來看,過去半個世紀國際貿易規?？涨皵U大,占世界生產總值份額迅速上升,急速擴張的國際貿易對各國經濟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也對世界范圍內的碳排放量產生重大影響。

總量效應推動碳排放總量增長。碳排放是經濟發展重要副產物之一,經濟發展必然會帶來碳排放總量增長。貿易開放與產業發展將允許更多地利用勞動力、資本或土地資源等貿易開放前未被利用的資源,從而導致生產水平的擴大。經濟活動的增加需要更多能源,由于大多數國家都依賴化石燃料作為主要能源,碳排放量必然增加。此外,貿易增長將促進更多跨境運輸服務,例如，海路運輸、航空運輸的增加將進一步增加溫室氣體排放。但經濟發展總量效應對于碳排放強度的影響作用難以確定，總量效應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與國際貿易產品和服務的內容和結構密切相關。

規模效應可能降低碳排放強度。規模效應是表述碳排放邊際增長的指標。規模效應可能會帶來碳排放總量的增長,但同時也可能帶來碳排放強度的下降,這是規模效應的重要正面作用。隨著經濟水平的提升,產業集聚的出現能夠有效降低某一產業或某一區域的交易成本、信息成本、運輸成本、倉儲成本等,單位產品生產成本的下降也包括其附著的能耗成本與污染成本等內容。因此，規模效應更有助于降低生產過程中隱含而非直接產生的碳排放量,并促成碳排放強度的下降。

2.碳排放的反制影響

氣候變化對國際貿易和產業轉移的作用路徑表現在：氣候變化相關的物理過程會反過來影響國際貿易的結構與內容,以及產業結構升級的可能性。首先,碳排放有可能破壞生產和消費對經濟福祉至關重要的各種商品和服務的條件,對那些依靠氣候或地理因素構成比較優勢的國家而言,碳排放導致的氣候變化會影響甚至改變當地的比較優勢,從而改變其貿易格局。其次,氣候變化可能會增加國際貿易所依賴的供應、運輸和分銷鏈的脆弱性。極端天氣事件如颶風,可能會暫時關閉港口或運輸路線,并破壞對貿易至關重要的基礎設施。這類反制作用也會繼續對碳排放總量與強度造成方向不明的影響。再次，氣候變化可能造成本國競爭力的缺乏,從而導致整體經濟下行、生產率下降,碳排放的總量與強度將根據該國實際的科技水平和經濟總量發生變動。但這種改變也可能成為一國提升技術,促進產業升級的契機,發展具有獨特性的產業占領更多的國際市場,碳排放總量隨經濟增長而增加的同時，碳排放強度也可能持續下降。

國際規則對減排具有正面影響。應對碳排放問題的國際公約與國際協作具有減少碳排放量的積極作用。碳排放問題與隨之而來的氣候變化問題引起各國政府與人民的普遍關注,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公約。此后在《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遵約機制下,各國均在切實地采取措施降低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強度。

(二)中觀層面分析：基于國家與結構視角

從中觀層面分析,碳排放與國際貿易和產業轉移之間的影響機制集中在產業結構升級與國內政策變化上。產業結構的變動影響著全球生產過程中的溫室氣體排放格局,國家碳排放的管制政策也影響著一國碳排放強度。

1.對碳排放水平的影響

碳轉移促進全球碳排放水平提升。由于目前各國針對碳排放征稅的政策存在明顯差異,對減少碳排放水平的政策執行力度也存在不同,因此碳排放呈現明顯的國際流動,即碳轉移。高碳排放產業將會轉移至碳排放要求相對寬松的國家,從而將本國的碳排放量轉移到其他國家,這正是部分經濟學家提出的“污染避難所假說”——部分國家在國內采取措施限制其二氧化碳(CO2)排放量的措施最終不會導致全球碳排放量的減少,(4)肖雁飛、萬子捷、劉紅光:《我國區域產業轉移中“碳排放轉移”及“碳泄漏”實證研究——基于2002年、2007年區域間投入產出模型的分析》,《財經研究》2014年第4期,第75-84頁。但會降低本國的碳排放量,(5)王媛、王文琴、方修琦，等:《基于國際分工角度的中國貿易碳轉移估算》,《資源科學》2011年第7期,第1331-1337頁。造成達到減排目標的假象。

產業結構升級促進碳排放強度下降。產業結構升級通常意味著高科技產業占比的顯著提升,這一過程需要更高的技術強度而非碳排放強度。隨著產業結構調整,高碳排放產業將逐步向外轉移,從而對本國碳排放強度下降產生重要積極影響。產業結構升級對碳排放總量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產業結構升級對碳排放總量的影響取決于產業結構變化后該國在資源和能力方面的比較優勢:如果其比較優勢在碳排放密集程度較低的部門,那么產業結構升級將減少碳排放總量;如果比較優勢更多位于碳排放密集型部門,則會增加碳排放量。

貿易和投資結構升級同樣降低碳排放強度。與產業結構升級類似,國際貿易和投資結構由碳附加值高的機械制造品、基礎制造品向低碳附加值的服務貿易、高科技制造品轉變,由以成本為主要推動力的低凈值產品入口向以技術、質量為導向的高凈值產品轉變,將極大推動低碳產業的發展,尤其是資本投入與技術進步,能夠切實降低碳排放強度。

2.碳排放的反制影響

當前全球氣候治理進入全面落實《巴黎協定》的實施階段。在控制全球溫升不超過2℃目標的指引下,以各締約方“自下而上”國家自主貢獻(NDC)方式提出各自減排目標和行動計劃,并以全球定期集體盤點的方式促使各方不斷提高承諾和行動的力度。根據各國的減排目標與應有責任進行碳排放權的分配,這是全球應對碳排放帶來氣候變化的一大方案,即在根據各國減排目標劃定碳排放權后可在各國之間進行碳排放權交易,激勵國家發展清潔技術,降低碳排放水平與強度。

《巴黎協定》遵循了《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由各方提出減排目標,承擔減排責任。出于國家形象與國際聲譽的考量,很少有國家明確違背減排責任,或中止減排進程,在事實上對日益發展增加的經濟體量和碳排放總量構成制約,從總體水平和排放強度兩個方面反向限制碳排放的擴展。

(三)微觀層面分析：基于個體與技術視角

技術進步是改善碳排放水平最重要的途徑之一。國際貿易和產業轉移都具有明顯的技術溢出效應,貿易增長會帶來技術交流與技術創新機會的增加,產業轉移能夠直接帶來技術的轉移。但同時，各國也會采取技術壁壘之外的其他方式來維護本國低碳產品的競爭力。

1.對碳排放水平的影響

技術進步促進碳排放總量與強度同步下降。國際貿易和產業轉移可以作為傳播新技術的手段推動全球的整體技術進步，主要包括:通過輸入中間產品(即用于進一步生產的制造或加工產品)和資本貨物(例如用于生產中的機器或設備)推動技術創新,生產本國原本無法生產的商品和服務;通過產業轉移從發達國家獲得有關新生產方法和設計的知識;通過國際貿易增加外國技術本土化的可能性;更密切的國際經濟聯系帶來的學習機會將降低未來創新和模仿的成本,使發展中國家更容易獲得新技術。技術進步通過改進生產商品和服務的方法,減少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量,從而減少單位商品的碳排放強度,促進整體碳排放總量同步減少。

行業政策引導促進低碳產業發展。貿易、投資、產業、環保政策引導能夠推動社會資源傾斜,在促進新興戰略產業發展、嚴格控制煤炭消費、強化減排目標責任等方面,能夠加快具體的落實與實施,避免節能減排成為空談。相關行業政策也能夠推動減排責任和目標在地方實施,落實減排數據與內容。同時，可以根據政策偏好調整國際貿易內容與產業發展方向,從社會層面推動低碳產業進一步發展,對減少碳排放、降低碳排放強度起到推動作用。

2.碳排放的反制影響

碳壁壘對于國際貿易和產業轉移具有制約作用。碳壁壘中最為常見的是，各國為了減少本國的碳排放量,會在邊境征收“碳關稅”,保護本國采用清潔技術的成本較高的產品,激勵企業發展清潔技術。類似的碳壁壘也會對發展中國家,即被征收“碳關稅”商品的出口國構成倒逼減排的作用。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貿易被拉入減排的行列,因為如果仍使用傳統技術、拒絕主動減排,就意味著出口產品隱含碳排放量高,被內化的碳成本也大,在進入歐盟等發達地區時會被征收更高的“碳關稅”,從而失去價格優勢,失去原有的國外市場。而要想使出口價格具有競爭力,就需要進行碳減排。(6)魯旭:《國際碳關稅理論機制與中國低碳經濟發展》,博士學位論文，中共中央黨校,2014年。但是,碳壁壘對于碳排放強度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如果碳壁壘能夠促進出口國積極提高清潔生產技術水平,提高產品在低碳經濟下的競爭力,克服碳壁壘,這正是技術進步對碳排放的積極作用,將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強度。當然,碳壁壘也可能造成消極影響,如果出口國無法通過技術提升來提高出口商品競爭力,則會失去海外市場,造成生產率下降,碳排放強度提高。

碳相關技術標準產生積極意義。技術標準一方面能夠較為準確地區分低碳技術與低碳生產流程,明確低碳產業的具體標準,促進排放強度低的采取清潔技術的產業良性發展;另一方面，碳相關技術標準在國際貿易中會對進出口造成限制,這是碳標準造成的反制作用,而國際貿易也會促進一國國內碳相關技術標準的外化,推動技術標準在全球的拓展,在碳減排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公眾輿論有助于低碳減排。貿易與產業結構升級帶來的收入水平提高可能導致公眾對高生活環境質量的需求,從而要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按照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當人民能夠滿足基本生活需要時,將會尋求更高一層級的心理需求的滿足,例如尊嚴的肯定。當一國人民收入水平提高、社會穩定發展時,改善生活質量成為公眾新的主要訴求。而與之相違背的是，經濟發展必然帶來碳排放量與碳排放強度的增大,以及氣候變化、空氣污染、環境破壞等負面產物。公眾對健康的生存環境與健康生活的需求將對政府的政策制定形成壓力,促使政府制定相關政策、引導貿易與產業升級、增加投入、制定碳相關技術標準等,激勵企業與貿易往來國家采用清潔生產技術,以比前期更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生產得到與前期生產水平相似的產出,從而降低整體碳排放強度與碳排放量。

四、影響機制實證檢驗

由于國際經濟循環直接碳排放總量小、強度低、波動幅度小,本研究對此不做分析，僅從總量、強度兩個維度對總量多、強度高、波動幅度大、關注度更高的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水平進行實證檢驗。

(一)數據選擇

1.影響因子選擇

排除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水平計算過程中的自相關數據以及無法量化數據,確定進行實證檢驗的影響因子包括:GDP(宏觀層面)、高技術產品出口占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中觀層面)、R&D投資占GDP比重和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GDP比重(微觀層面)。各變量符號、含義及數據來源參見表4。

表4 變量符號、含義及數據來源

2.應用插值函數計算缺漏值

由于根據投入產出表所得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總量和碳排放強度并不連續,本研究采用三次樣條插值法對缺失數據進行填補(表5)。

表5 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水平插值前后數據的對比

(二)相關性分析

1.隱含碳排放總量

首先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ADF檢驗的結果表明,除lnGDP在1%顯著性水平下平穩,rateRD在5%顯著性水平下平穩外,其余各變量均不平穩;進行一階差分,發現差分后所有變量均平穩,符合I(1),滿足構造協整方程的必要條件(表6)。

表6 變量平穩性檢驗結果

其次進行協整檢驗。協整關系指變量間長期的均衡關系。對于不平穩的變量而言,若其滿足同階單整的條件,則可進一步檢驗變量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對多變量進行Johansen檢驗(表7)。

表7 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量協整檢驗結果

最后檢驗多重共線性,lnGDP、RateRD的VIF(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值均在10以上,存在多重共線性。因此采用逐步回歸法進行分析(表8)。

表8 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量相關性分析

模型1和模型2是只有GDP作自變量的結果。lnGDP的系數在模型1中是0.7944,模型2中是3.1336,且均在1%水平下顯著,表明GDP與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量顯著正相關。模型2中,lnGDP的平方項系數在5%顯著性水平下為負,表明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量和GDP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成立。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礎上加入了R&D投資占GDP的比重(表征技術進步)。結果顯示lnGDP仍顯著為正,lnGDP的平方項顯著為負,說明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量與GDP之間的倒U型關系依然存在。R&D投資占比的系數為-0.1523,表明技術進步對隱含碳排放量的降低有積極作用,R&D投資占比每增加1%,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量的對數(lnembodied)會降低0.15%。

模型4在模型3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了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比變量?；貧w結果顯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依然成立,各變量系數正負雖未發生變化,但顯著性均明顯下降,其原因可能在于變量間內生性程度的加深。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GDP比重(RateEnvir)的系數為正,即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比與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量正相關。對此取滯后階數為2進一步做格蘭杰因果檢驗,表明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比增加是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量的格蘭杰原因(表9)。

表9 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總量與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比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模型5引入了高技術產品出口占工業制成品出口比重,并沒有發現GDP與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量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反而存在U型關系。將高技術產品出口占工業制成品出口比重(Ratehitech)單獨與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量(lnembodied)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顯示高技術產品出口占比增加是導致隱含碳排放量增加的格蘭杰原因,這與我國貿易總量快速增長有關(表10)。

表10 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量與高技術產品出口占制成品比重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2.隱含碳排放強度

仍以lnGDP、Ratehitech、RateRD、RateEnvir為自變量,因變量換為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強度embodied。由于自變量未發生變化,僅檢驗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強度embodied的平穩性,結果表明原序列embodied在5%顯著性水平下平穩,一階差分序列在10%顯著性水平下平穩(表11)。

表11 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強度embodied的ADF平穩性檢驗結果

協整檢驗表明所有變量均是一階單整,滿足協整檢驗的必要條件。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參見表12。

表12 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強度協整檢驗結果

逐步回歸法參見表13。

表13 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強度相關性分析

模型1只考慮了GDP?；貧w結果顯示，lnGDP與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強度embodied在1%顯著性水平下負相關,即隨著GDP提高引致規模效應,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強度不斷下降,這與我國二十余年碳排放強度顯著下降的實際相符。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了表征技術進步的變量(R&D投資占GDP比重)。lnGDP的結果仍在1%水平下顯著為負,但系數絕對值變大,這說明在技術進步基礎上,GDP促進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強度下降的作用更為明顯。

模型3單獨建立技術進步與外向型隱含碳排放強度的模型,回歸結果顯示，技術進步和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強度顯著負相關,R&D投資占GDP比重每增加1%,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強度下降1.54%。

模型4為加入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比的結果，仍然顯示GDP的增加與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強度顯著負相關。此外,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比系數為負,表明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增加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強度。

模型5為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比與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強度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二者在1%顯著性水平下負相關,即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GDP比重每提高1%,國際經濟循環隱含碳排放強度下降2.21%。

模型6是向前逐步回歸法的結果。其中lnGDP的系數雖仍顯著為負,但絕對值較模型2和模型4變小,表明在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比、高技術產業出口占制成品比重提升后,GDP降低隱含碳排放強度的貢獻水平略有下降。

五、主要結論

研究表明,中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雖使中國付出了巨額碳排放的高昂代價,但不可因此否認其對中國跨越庫茲涅茨曲線拐點的貢獻。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指經濟增長同環境污染之間的倒U型關系,即環境質量隨經濟增長的積累呈先惡化后改善的趨勢。中國平均碳排放強度持續下降,意味著中國已經跨越了環境庫茲捏茨拐點。而中國國際經濟在相當長歷史時期顯著低于中國平均碳排放強度,表明中國國際經濟所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出口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結構的優化對降低中國平均碳排放強度、推動中國跨越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拐點起到了顯著促進作用。當前，隨著中國低碳發展的持續推進,國際經濟對促進中國碳排放強度下降所起的邊際效用正逐漸遞減,意味著中國已達到需要在國際經濟中設立碳規制的臨界點。

未來中國應更加注重在國際貿易和產業轉移領域探索面向“雙碳”目標的低碳發展路徑,一方面應站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擔負起大國責任,積極參與全球碳排放治理,為全人類和我國實現“雙碳”目標服務;另一方面也需認識到碳規制政策是打入我國國際經濟循環中的一枚楔子,可以對我國外向型經濟起到重要調控作用。我國需要立足于國家主權,通過碳規制來維護中國的貿易安全、投資安全、產業安全乃至國家總體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