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所得稅稅負抑制了科技創新嗎？
——基于人力資本視角的實證研究

劉 杰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北京 100142)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人力資本是科技創新的重要源泉，科技創新中任何一種物質資本的投入，只有經過人的作用，才能實現其價值。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才是第一資源，是創新的根基”，推動科技創新、提高科技創新能力的核心在于人。稅收政策是政府推動科技創新的有力工具。相對于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直接作用于個人，以個人勞動所得和資本所得為征稅對象，通過稅負水平調節個人行為選擇，進而對科技創新產生影響。學術界對比了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對科技創新的影響效果，認為個人所得稅對我國現階段整體創新的負向影響要大于企業所得稅。

當下，我國政府也越來越重視個人所得稅對人力資本和科技創新的作用。2019年的個人所得稅改革增加了有關子女教育和繼續教育的專項附加扣除；海南、上海、廣東等地也分別出臺了針對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的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以此吸引人才，提升地區科技創新水平。但從整體來看，我國個人所得稅缺乏有關科技創新費用稅前扣除的規定，稅收優惠對科技創新的激勵作用也有待進一步釋放。鑒于此，基于我國國情，本文從個人所得稅視角研究科技創新，分析個人所得稅、人力資本與科技創新之間的傳導機理和影響機制，能夠為深化我國個人所得稅改革、提升人力資本水平進而促進科技創新提供理論依據和現實支撐。

關于個人所得稅對科技創新的影響，不少學者從研發投入、創新勞動供給和激勵、創新產出等方面進行了研究。Russo(2004)分析了所得稅對研發投入的影響，認為個人所得稅阻礙了家庭研發投資，使創新產品市場收縮，降低個人所得稅將提高創新率和生產率水平。袁暉光和范思凱(2021)從人力資本供給的角度，指出人力資本作為凝聚在勞動者身上的資本，其微觀供給的增加能夠提高科技創新發生概率，宏觀供給的增加能夠提升科技創新市場激勵，但是個人所得稅稅負的提高會降低人們的勞動積極性，抑制創新勞動供給。陳柏強等(2017)指出我國個人所得稅對科研人員科技創新的激勵作用不夠，可通過工薪所得稅籌劃降低勞動者工薪稅負對創新的不利影響，從而強化薪酬對科技創新的激勵效應。Akcigit等(2021)通過研究20世紀美國州一級的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對企業和非企業發明人創新的影響，認為高的個人所得稅會對整體創新的數量產生負面影響。

人力資本作為科技創新的核心要素，其積累和流動也會受個人所得稅的影響。在人力資本積累方面，大部分學者認為個人所得稅稅率過高會抑制人力資本的積累。Guvenen等(2014)對比了統一稅率和累進稅率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影響，認為較高的統一稅率會抑制勞動力供給，從而降低人力資本投資的邊際收益；累進稅不會對低能力者的人力資本投資造成扭曲，但是會抑制高能力者的人力資本投資。汪柱旺(2011)采用省級面板數據構建回歸模型，探討了不同稅種對人力資本存量的影響，發現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對人力資本積累有抑制作用。在人力資本流動方面，大部分學者認為稅收是影響國際人才流動的重要因素。田志偉等(2022)指出個人所得稅稅負的提高會使我國在國際人才競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潘士遠等(2019)研究了美國減稅對中國人才的影響，指出美國減稅可能吸引一些中國高研發能力人才移民至美國，從而在長期中擴大中美兩國的技術差距。占夢婷和程志兵(2021)通過對比中國大陸與其他三地的個人所得稅制度，發現我國大陸的個人所得稅稅負較高，并指出人才可能會流向稅負更低的地區，其他地區人才也可能缺少來中國大陸就業的動力。

現有文獻對本文具有借鑒意義，但未將個人所得稅、人力資本和科技創新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探討其作用路徑和影響機理，也未從個人所得稅稅負結構視角考察勞動所得稅和資本所得稅對科技創新的影響差異。本文可能的貢獻在于以下兩點：第一，將個人所得稅、人力資本和科技創新納入一個研究框架，從人力資本整體效應以及人力資本結構高級化、私人人力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流動三個具體效應探討個人所得稅對科技創新的作用路徑，為政府通過稅收政策促進科技創新提供思路；第二，基于人力資本的視角，分析個人所得稅稅負水平和結構對科技創新的影響，為政府完善個人所得稅稅制結構提供參考。

二、機理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個人所得稅與科技創新

一項科技成果的產出需要大量勞動要素和資本要素的投入?？萍妓降奶岣卟粌H需要生產設備、工藝流程等物的作用，更需要人的知識和智慧。人是人力資本的載體，也是科技創新的主體，是科技創新最關鍵的因素?？萍紕撔掳萍佳芯亢涂萍汲晒D化兩個階段，個人參與科技創新任一階段的所得均需繳納個人所得稅。根據所得性質的不同，個人所得稅可以劃分為勞動所得稅和資本所得稅。在科技研究階段，在高校、科研院校、企業和事業單位等科技創新主陣地，承載著人力資本的個人基于職務要求執行單位的工作任務，利用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開展科技創新，形成論文、專利等職務科技成果，獲得勞動所得并繳納勞動所得稅。其他個人在未得到單位物質幫助的情況下，自行開展科技創新活動，形成非職務科技成果。在科技成果轉化階段，職務科技成果參與人及非職務科技成果所有者以轉讓的形式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獲得現金獎勵，需要繳納勞動所得稅；以技術入股的形式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獲得股權獎勵，分紅時需繳納資本所得稅。此外，個人投資于科技創新企業支持創新研發，投資所得同樣需要繳納資本所得稅。

如圖1所示，個人所得稅通過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影響個人對科技創新的勞動供給和投資。首先，個人所得稅將對科技創新勞動供給產生影響。一方面，征稅使個人的可支配收入降低，為維持原本的收入水平，個人選擇增加勞動供給，此為征稅的收入效應；另一方面，征稅使閑暇的機會成本降低，勞動和閑暇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化，促使個人增加閑暇減少勞動，此為征稅的替代效應。其次，對個人征收資本所得稅同樣會對個人科技成果轉化和科技創新投資產生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從而對科技創新產生影響。勞動所得稅和資本所得稅對個人科技創新的影響取決于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的大小，而最終取決于個人對科技創新活動收益的評估。對參與科技創新活動的個人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會降低個人對科技創新收益的評估值，挫傷個人參與科技創新活動的積極性，抑制科技成果產出、轉化以及個人創新投資。因此，個人所得稅平均稅率增加時，對個人創新活動供給的替代效應大于收入效應，即“課稅往往會抑制創新”?；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說1和假說2。

H1：個人所得稅稅負的增加對科技創新具有抑制作用。

H2：個人所得稅稅負結構對科技創新的影響存在差異。

圖1 個人所得稅對科技創新的直接作用機理

(二)人力資本的中介作用

如圖2所示，人力資本對科技創新的作用主要體現為增量和提質兩種效應。一方面，人力資本存量增加帶來科技創新增量效應，即增加科技創新的規模和種類；另一方面，人力資本結構高級化能夠促進產業結構和需求結構升級，提升科技創新的績效。開放條件下，一個地區人力資本存量的增加和結構的高級化主要是通過投資和引致實現的。個人所得稅通過引導私人人力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流動改變人力資本存量和結構，從而影響人力資本對科技創新增量和提質效應的發揮。

首先，個人所得稅稅負會影響人力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投資包括政府投資和私人投資，其中政府投資主要涉及基礎教育、中等教育和基本醫療等基礎領域，作用對象是全體社會成員；高等教育、醫療保健和個人技能培訓等高水平的人力資本投資則更多地需要通過私人投資完成?；A領域投資傾向于培養出技術模仿型勞動力，高水平投資才更可能培養出創新型勞動力。居民收入是影響高水平人力資本投資的關鍵因素，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會減少居民可支配收入，從而限制其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個人所得稅稅負越高，個人對人力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越低，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私人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不利于人力資本存量的增加和結構的高級化，進而阻礙科技創新。

其次，個人所得稅稅負會影響人力資本流動。根據蒂伯特(Charles Tiebout)的“用腳投票”理論，在人口流動不受限制、存在大量轄區政府等條件下，由于各地區政府的稅收負擔不同，人們會選擇向稅負較低的地方流動。若不同地區稅負水平相差較大，部分人力資本可能就會流向稅負較低的地方。以我國海南為例，為引致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布財稅〔2020〕32號文，規定“在海南自由貿易港工作的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個人所得稅實際稅負超過15%的部分，予以免征”，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海南自由貿易港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的個人所得稅稅負。自2020年6月至2021年10月，海南省引進各類人才26萬人，同比增長391%，可見人才政策效果明顯。人力資本的引致不僅可以增加地區人力資本的存量，還可以對私人人力資本投資形成競爭，倒逼私人加大人力資本投資，使人力資本結構更加高級化，形成良性循環，促進科技創新?；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說3。

H3：個人所得稅通過影響人力資本進而影響科技創新。

圖2 個人所得稅通過人力資本影響科技創新的作用機理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根據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說，本文構建如下計量模型進行實證檢驗：

=+++×++++

(1)

其中，為科技創新水平；為個人所得稅稅負，從結構上分為勞動所得稅稅負(_)和資本所得稅稅負(_)；為人力資本，為分析人力資本的機制效應，引入個人所得稅稅負與人力資本的交互項(×)；為控制變量；表示省份，表示年份；和分別用于控制時間效應和地區效應，為隨機擾動項。

(二)變量選取

被解釋變量為科技創新水平()?？萍紕撔碌拈_展離不開科技成果的形成和轉化，一個國家科技成果的數量直接反映一國科技創新的水平?？萍汲晒憩F為專利形式，專利的科技含量高，是創新產品的核心來源。本文參考Hall和Harhoff(2012)、黎文靖等(2016)、周俊亭等(2021)、何偉軍等(2022)的研究，以國內發明專利和實用新型專利總申請數的對數作為科技創新水平的代理變量。同時，根據個人類型的不同，區分高校、科研院校、企業和事業單位的職務個人進行的職務科技創新(_)和非職務個人自行開展的非職務科技創新(_)，考察個人所得稅對不同類型個人科技創新情況的影響。

核心解釋變量為個人所得稅稅負()和人力資本()。對于個人所得稅稅負()，本文用個人所得稅稅負大小來衡量個人所得稅整體稅負程度，選用各省份征收的個人所得稅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測算。為考察個人所得稅稅負結構，借鑒趙艾鳳和王好(2020)的分類方法，并結合個人所得稅征收模式改革，本文將對綜合所得和經營所得征的稅收歸類為勞動所得稅，將對股息利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和轉讓所得征的稅收歸類為資本所得稅，進一步測算勞動所得稅稅負(_)和資本所得稅稅負(_)，其中勞動所得稅稅負=勞動所得稅地區生產總值×100，資本所得稅稅負=資本所得稅地區生產總值×100。

至于人力資本()，本文借鑒呂一清和鄒洪(2020)的測算方法，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作為人力資本的代理變量。具體計算方法為，把受教育程度分為文盲、小學、初中、高中中職和大專及以上(包括大專、本科和研究生)5個層次，分別賦值0年、6年、9年、12年和16年，然后將賦值與每個層次人口數占6歲以上人口比重的乘積之和作為該地區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水平。

為進一步探討個人所得稅通過人力資本影響科技創新的具體路徑，本文從以下三個維度對人力資本水平進行細分。第一，人力資本結構高級化(_)。借鑒Morett(2004)和梁文泉(2016)的方法，本文將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就業人員看作是高技能勞動力，用具備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就業人員占地區總就業人員的比例來表征人力資本高級化程度。第二，私人人力資本投資(_)。借鑒吳定偉和譚建新(2011)的測算方法，本文用各地區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支出與醫療保健支出表示，即人均私人人力資本投資額=人均教育文化娛樂私人投資+人均醫療衛生保健私人投資。第三，人力資本流動(_)。由于人力資本依附于個人，本文用當年人口流動表征人力資本的流動，具體計算方式為：當年地區人力資本流動數=當年地區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的差額-上年地區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差額，然后將該數值的絕對值取對數并乘以數值符號，數值為正表示存在凈流入，為負表示凈流出。

此外，考慮到其他因素對科技創新活動的影響，選取如下控制變量：各地區人均GDP()，用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用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的比值表示；政府科技教育支出()，表示政府對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的干預，用政府科技支出和教育支出總額進行衡量；高技術產業企業個數的對數(),表示地區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情況。

(三)數據來源與說明

2005年12月，國務院印發《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指出要增強國家自主創新能力，加強創新人才隊伍建設。自此，我國科技事業發展步入快車道?？紤]到相關政策落地見效的滯后性以及數據獲取的可得性，本文采用2008到2020年剔除西藏后全國30個省區市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所有變量均來自于相關統計年鑒或根據統計數據計算得到。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稅務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各省區市統計年鑒、中經網數據庫和萬德數據庫等，部分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補充。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指標的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個人所得稅稅負對科技創新的影響

為檢驗本文的研究假說，對模型(1)進行基準回歸分析。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存在隨機效應的原假設，因此本文選擇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

表2列(1)為個人所得稅稅負對科技創新的基準回歸。從實證結果看，個人所得稅稅負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個人所得稅稅負的增加對科技創新具有抑制效應，驗證了假說1。為考察個人所得稅稅負結構對科技創新的影響，列(2)和列(3)分別列示了個人勞動所得稅和資本所得稅對科技創新的回歸結果。從列(2)看，勞動所得稅對科技創新具有顯著的負向作用，說明勞動所得稅對個人科技創新勞動供給的替代效應大于收入效應，勞動所得稅稅負越高，越不利于科技創新水平提升。

從表2列(3)看，資本所得稅對科技創新的影響不顯著?？赡艿脑蛴幸韵聝煞矫?。一方面，與科技創新相關的資本所得稅征收范圍較窄。資本所得稅是在以下特定情形下征收：一是對獲得股權激勵的職工個人取得分紅時征收；二是對以技術入股形式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獲得股權獎勵的個人取得分紅時征收；三是對投資科技創新企業的個人取得分紅時征收。資本所得稅的征收范圍相對較窄，稅負水平較低，且存在遞延納稅等稅收優惠，因此對科技創新的影響較弱。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另一方面，科技成果轉化率低。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僅在20%—30%之間，而歐美等發達國家在60%—70%之間。同時，我國部分科技成果以轉讓方式進行轉化，轉讓方式獲得的現金獎勵繳納勞動所得稅而非資本所得稅，如此可能導致資本所得稅的效果不夠明顯?？梢?，勞動所得稅和資本所得稅對科技創新的影響存在差異，個人所得稅對科技創新的抑制作用主要來源于個人勞動所得稅較強的負向作用，驗證了假說2。

從控制變量看，經濟發展水平有利于促進地區科技創新的開展。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人們收入水平越高，有更多的閑置資金進行科技創新活動；另一方面，人們更加追求生活質量，有利于推動新產品的銷售，促進新產品市場化和產業化的實現，進而促進科技創新。此外，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政府科技和教育投入、高技術產業企業個數對科技創新均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效應。

(二) 對不同類型個人科技創新情況的影響

按個人類型的不同，科技創新成果可以分為職務個人參與的職務科技成果和非職務個人所有的非職務科技成果，其中職務科技成果包括高校、科研院校、企業和事業單位的職工因工作要求，運用單位提供的物質技術條件，進行科技創新活動而產生的科技成果；非職務科技成果是個人自行投入、研發的成果。為考察個人所得稅對職務和非職務個人科技創新的影響，將被解釋變量區分為職務和非職務科技創新，并分別進行回歸。結果見表3。

從回歸結果看，不論是對職務還是非職務科技創新，個人所得稅和勞動所得稅的回歸系數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負，說明個人所得稅，尤其是勞動所得稅稅負的增加對職務和非職務科技創新均具有抑制效應。資本所得稅對職務科技創新的抑制效應在10%的水平下顯著，但對非職務科技創新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職務科技成果的授權率和轉化率均高于非職務科技成果。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2020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2020年國內發明專利授權率為47.3%，其中職務發明專利占96.2%；有效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為34.7%，其中職務專利占比60%以上。職務科技成果參與者比非職務科技成果所有者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獲得的資本所得更多，資本所得稅對其影響也更大。

表3 個人所得稅對職務和非職務科技創新的回歸結果

(三)穩健性檢驗

為確保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本文做了如下穩健性檢驗：一是更換被解釋變量，用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專利三種專利總申請數的對數作為被解釋變量的代理變量；二是更換個人所得稅稅負變量，用分成后歸屬于地方級的個人所得稅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1表示；三是考慮到人力資本對科技創新往往存在較強的滯后效應，采用人力資本的滯后一期進行回歸。結果見表4。主要變量的回歸結果全部顯著，回歸系數符號與基準回歸保持一致，說明本文回歸結果較為穩健。

表4 穩健性檢驗結果

(四)機制檢驗

1.人力資本整體水平的靜態機制檢驗。根據理論分析，人力資本是個人所得稅影響科技創新的重要機制。本文通過引入個人所得稅和人力資本的交互項，檢驗個人所得稅與人力資本整體水平對科技創新的影響。由于交互項的存在可能造成多重共線性問題，在進行回歸分析前對交互項數據進行中心化處理，回歸結果見表5。

從表2基準回歸的結果看，人力資本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人力資本整體水平的提升能夠推動地區科技創新。表5在引入交互項后，個人所得稅、個人勞動所得稅、個人資本所得稅與人力資本的交互項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個人所得稅與人力資本對科技創新的影響具有顯著關聯性，且這種關聯性不論是通過勞動要素還是資本要素均會產生。由此可見，個人所得稅可以通過影響人力資本進而作用于科技創新，驗證了假說3。

表5 人力資本整體水平的靜態機制檢驗

2.人力資本整體水平的動態機制檢驗。個人所得稅對人力資本和科技創新的影響可能存在滯后效應，且一個地區當前的科技創新水平也會受到過去創新氛圍和創新經驗的影響，因此將科技創新和個人所得稅的滯后一期引入模型中，對個人所得稅影響人力資本進而作用于科技創新的動態機制進行檢驗。為克服納入被解釋變量滯后項可能產生的自相關和內生性問題，采用廣義矩估計法(GMM) 進行回歸，結果如表6。從表6可知，Hansen 檢驗的P值均大于0.1，說明工具變量不存在過度識別問題。從AR(1)和AR(2)檢驗結果看，模型隨機擾動項存在一階自相關但不存在二階自相關，表明GMM 估計有效。

表6 人力資本整體水平的動態機制檢驗

續表

從科技創新變量滯后一期的回歸結果看，上一期科技創新水平高的地區，當期創新水平也會顯著提高。這可能是因為：科技創新水平高的地區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發展能力強，發展潛力大，從而吸引更多的科技企業、研發資金和高級人力資本的聚集，進一步促進該地科技創新水平的提高；而科技創新水平較低的地區，容易造成資金和人力資本的流失，使得當地科技創新發展更緩慢。

從表6列(1)—(3)看，引入滯后期變量后，個人所得稅和勞動所得稅對科技創新均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人力資本對科技創新具有顯著的促進效應，與靜態面板分析一致。資本所得稅滯后一期變量對科技創新的回歸系數在10%的水平顯著為負，靜態面板下則不顯著。其可能的原因在于：資本所得稅是在個人獲得科技創新分紅或成果轉化收益時征收，而且稅收征收時當期科技創新的成果已經產出，所以資本所得稅影響較小。但若資本所得稅稅負較高，則會減少未來科技創新的投資和轉化，影響未來科技成果的產出，因此表現出負向滯后效應。表6列(4)—(6)分別引入個人所得稅、勞動所得稅和資本所得稅的滯后一期與人力資本的交互項，進行動態機制檢驗。從回歸結果看，交互項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個人所得稅與人力資本對科技創新的影響具有顯著的動態關聯性。

3.人力資本具體路徑的機制檢驗。從整體檢驗可知，個人所得稅通過影響人力資本進而作用于科技創新。下面從人力資本結構高級化、私人人力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流動三條路徑進行具體機制檢驗，結果如表7。由于人力資本存量的變化直接體現為整體水平的改變，因此不再進行重復檢驗。

表7列(1)和(2)列示了人力資本結構高級化對科技創新的回歸結果。從實證結果看，人力資本結構的高級化對科技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引入與個人所得稅的交互項，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個人所得稅與人力資本結構高級化對科技創新的影響具有顯著關聯性，且作用效果為負。

表7列(3)和(4)列示了私人人力資本投資對科技創新的回歸結果。從實證結果看，私人人力資本投資的增加能夠顯著促進科技創新；引入與個人所得稅的交互項，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個人所得稅稅負的增加會影響私人人力資本投資從而抑制科技創新。

表7列(5)和(6)列示了人力資本流動對科技創新的回歸結果。從實證結果看，人力資本流動對科技創新具有顯著正向作用，表明人力資本的流入會促進科技創新水平的提高，人力資本流出則不利于科技創新的發展。引入與個人所得稅的交互項，交互項系數為負，但是不顯著，表明個人所得稅與人力資本流動對科技創新的關聯影響不明顯?？赡苡幸韵聝牲c原因導致了這一結果：第一，人力資本流動受就業機會、工資水平、住房價格、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空氣質量等因素的影響較大，掩蓋了地區間個人所得稅稅負差異對國內人力資本流動的影響；第二，個人所得稅對人力資本流動的影響可能更多體現在國際間，開放條件下，國與國之間的稅后工資差異會導致低稅后工資國家的人力資本向高稅后工資的國家流動。本文以國內30個省份為研究對象，雖然個人所得稅稅負存在地區差異，但相較于國際間的個人所得稅稅負差異較小，同時基于改變生活居住地后成本收益的考量，個人所得稅對國內人力資本流動的影響效果不明顯。

表7 人力資本具體路徑的回歸結果

五、結論和對策建議

本文將個人所得稅、人力資本和科技創新納入一個研究框架，從理論上分析了個人所得稅與人力資本對科技創新的作用機理，并實證檢驗了其影響效應，得到了以下結論。第一，從直接效應來看，個人所得稅稅負的提高對職務和非職務科技創新均具有顯著抑制效應，這種抑制效應主要來源于勞動所得稅，資本所得稅對科技創新的影響不明顯。第二，從作用機制來看，人力資本整體水平的提高能顯著促進科技創新，個人所得稅通過作用于人力資本進而對科技創新產生影響。具體而言，個人所得稅主要通過影響人力資本結構高級化和私人人力資本投資作用于科技創新，對人力資本流動的影響不明顯。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對策建議。第一，進一步優化個人所得稅稅負結構，適當降低勞動所得稅稅負。當下我國個人所得稅勞動所得的最高邊際稅率較高，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對人才的吸引以及與之帶來的科技創新競爭力的提升?？梢钥紤]優化稅率結構，適當降低勞動所得的最高邊際稅率，增強我國稅制的競爭力，為科技創新活力的釋放營造良好的稅制環境。第二，充分發揮個人所得稅與人力資本的關聯效應。一方面，加大個人所得稅對個人教育、醫療等費用的稅前扣除力度，提高私人人力資本投資水平，促進人力資本結構的高級化，為科技創新打好人力基礎。另一方面，加大對科技創新勞動和資本所得的稅收優惠力度，激發個人科技創新勞動、投資和成果轉化的熱情和積極性，充分發揮人這一關鍵要素在科技創新中的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