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動力評價指標體系設計
——基于《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視角

孫 健 柯忠義

（1.惠州學院高等教育研究中心；2.惠州學院數學與統計學院，廣東 惠州 516007）

一、問題的提出

從2013年中共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到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實施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式升格為國家戰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巖指出，大學集群建設是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城市群的動力源泉［1］。中共廣東省委教育工委書記、廣東省教育廳廳長景李虎在《中國高等教育》上撰文指出：高等教育集群發展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內容，也是國際一流灣區建設的重要支撐［2］。因此，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分支體系，高等教育集群發展的戰略意義可謂不言而喻。此外，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要以合適的高級專門人才作為支撐，這是人力資源供給原理的實踐形式，而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務正是培養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各種高級專門人才，顯然，高等教育集群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系統的分支體系，其擁有豐富而多樣化的高等教育資源，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使命中擔當著義不容辭的重要責任。

然而，粵港澳大灣區具有“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多種文化”的特點，致使高等教育發展呈現出紛繁復雜的局面，如區域內高等教育存在著資源水平差距懸殊，地理分布不均衡，發展結構不合理，以及高等教育協同交流零散化等諸多現實問題。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構建新時代我國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戰略部署，也是推進“一國兩制”事業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實踐創新。在這樣新的歷史形勢下，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如何充分認識自身發展的優勢與挑戰，如何準確識別區域經濟社會協同發展的總體需求，如何在區域產業經濟與自身發展之間構建更高的契合度，如何通過高等教育集群發展來整合和優化教育資源來實現提高區域高等教育的創新力和競爭力，則是擺在我們面前亟需研究并解決的重大課題。因此，建立一套評估粵港澳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動力的指標體系，能幫助掌握該區域高等教育集群發展中的引擎驅動體系，并校正其發展方向，這無疑是將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從概念理論推向行為實踐的有效手段，也能為政策決策者及公眾提供一個實用的信息探查工具。

二、指標設計的原則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研究員許長青在其論文《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國際經驗與政策創新》中，將高等教育集群界定為高等教育結構布局在地域空間上的特殊表現形式，即眾多大學集聚在一起就會形成區域性大學群落［3］?！吨腥A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2018修正）》第二章第十八條規定：“高等教育由高等學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實施”［4］。比如，除了大學之外，經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批準的科學研究機構也可以承擔研究生教育的任務?；诖?，筆者認為高等教育集群在子系統的構成上更為廣泛，其涵蓋的行為現象也要比大學集群多一些。但為了研究方便，本文并不對它們進行區別。

科學設置合理的指標體系是客觀評價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動力體系的可靠基礎和有力保證，也是正確引導和精準校正高等教育集群發展方向的重要依據。指標體系的建立必須符合統計學的基本規范外，還應充分考慮到高等教育管理學的特殊性要求。經對相關文獻資料梳理后發現，由于受學科領域、地域差異及研究視角的影響，對建立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動力的評價指標體系應遵循的原則，目前尚未形成普遍認可的一致認識。借鑒國內外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動力指標體系的研究成果，并對接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現狀的個性化特點，認為指標體系設計應主要遵循以下原則。

（一）系統科學性

指標體系必須能夠反映出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動力體系的核心構成，并使評價目標與評價指標形成有機聯系，并組成一個邏輯關系緊密且層次分明的整體架構。指標體系的建立應符合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的客觀規律，且能夠符合國家政策、法規及相關官方戰略規劃等對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創新要素集聚的宏觀要求，要反映出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整體可持續發展的科學內涵，力求避免主觀臆造。指標的選取應符合統計學的研究規范和設計要求，因此最好利用現有的權威統計資料，以保證指標數據的可信度。數據處理方法具有科學性，不僅要符合集群生態系統原理，還有體現出高等教育學科的本質要求，確保設計出的指標目的清晰、定義準確，能夠進行科學規范下的量化處理［5］。

（二）簡明可行性

對于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系統來說，由于制度、文化的差異性及地理分布的分散性等原因，存在著大量的反饋與涌現問題，致使這種特定集群行為表現出復雜的非線性特征，這些問題都是無法用還原論來解釋和研究的。因此，從數據資料獲取和指標量化角度來說，其發展動力評價指標體系的結構要力求簡單。指標選擇應強調代表性、典型性及可獲取性。同時，應避免指標之間的交叉與重復，以最大可能降低信息的冗余度。指標體系的設計應注重各項指標盡量采用國際上通用的名稱、概念和計算方法。指標體系，建立的終極目的是為政策決策者參考使用，為后續制定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戰略方案和科學管理服務，因此，應主要利用政府部門或官方人員經過審批或確認后而公開發布的政策、文件、宣言等信息資料，以增加指標體系的正式性和認可性。

（三）動態引導性

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既是大灣區城市群發展的分支目標，又是實現總體目標的具體過程。因此，發展動力評價指標體系不僅要充分反映該區域高等教育集群動態變化的特點，還要體現出城市群未來戰略發展對高等教育的前瞻性需求?！毒V要》在“前言”部分指出，“規劃近期至2022年，遠期展望到2025年”［6］?；诖?，動力指標體系的建立在尊重高等教育集群本質特性的基礎上，不僅要結合粵港澳大灣區目前發展狀況，還要緊緊圍繞大灣區未來發展戰略目標分層次展開，通過對發展動力指標體系的具體落實從而實現對高等教育集群運行模式的選擇和調控，有目的指向地引導并規范高等教育事業沿著預定的發展軌道前進。

三、指標體系的構建

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的目的“不在于比拼體量”，而在于能否探索出高等教育發展的“集聚－溢出”效應，“發揮出1＋1＋1＞3的效果”，以切實增強該區域高等教育核心競爭力［7］。南京大學冒榮［8］認為高校集群的動力來源于“超可加性”和“凸性”?！俺杉有浴敝讣僭O兩個主體在不產生交互行為的情況下，其收益之和肯定小于它們互動的聯合收益?！巴剐浴眲t指假設兩個主體進行能量交互，其個體收益肯定比單個行動更高。用數學語言來表示，以S，T分別表示任意兩個高校的單獨行動，N為高校集合，Y表示收益，φ為空集，當S，T?N，S∩T＝φ時，Y(S∪U)≥Y(S)＋Y(U) ；而當S，T?N，S∩T≠φ時，Y(S∪U)＋Y(S∩U)≥Y(S)＋Y(U)CN，從而可得知這種“合作博弈”無疑會給區域高校集群帶來溢出效益。但從系統原理出發，本文認為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不僅僅關注高校系統內部互動行為，還應將外部環境（包括政府、社會等）的影響因素考慮進去。

因此，在借鑒產業集群評價指標設計原理的基礎上，參考國內學者吳玉鳴［9］、胡詠梅［10］、張日新［11］等利用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建構我國省域高等教育核心競爭力測度指標體系的成例，本文利用“頭腦風暴法”多次征求專家學者意見后，綜合運用頻度分析法、理論分析法，并根據上述指標設計原則的要求，構建了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動力的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從政府與高校、高校與高校、高校與社會關系角度設置一級指標3個，主要參考吳巖司長在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創業教育研討會上所作的題為《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大學集群發展打造中國高質量發展新的增長極》的主體報告。該報告以《剛要》規劃目標為導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大學集群發展是關系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能否達到預期目標的關鍵制勝一招”。為促使大灣區高等教育資源實現效益最大化，應走集群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以政府主導推進‘頂天’規劃、以科教創新推進動力集聚，以市場機制推進共建共享”［1］。其中“以科教創新推進動力集聚”具體指的是高校之間通過科學研究及教育教學行為的協同合作從而形成集群合力，即以校際協同推進動力集聚。通過梳理文獻發現，這與潘海生構建的大學集群和諧發展優化模型存在著高度的一致性。該模型指出，大學集群動力作用機制由相互作用的三部分構成：政府推力、高校體系內源發展力以及社會拉力［10］。具體來說，政府作為高等教育集群的重要外部利益主體，主要通過規劃、法律、政策等方式對高等教育集群發展起到基礎性平臺支撐和動力引領的作用；高校作為高等教育集群的主體，僅僅依靠“量的簡單疊加”并不能產生集群的競爭優勢，必須在系統資源整合的理念框架下，實現集群內不同主體間教育資源的有機整合及協同創新，才能使高等教育集群獲得強大的內源性動力；社會拉力對于高等教育集群來說，就是一種客觀存在的外部市場需求，是高等教育集群的外源性動力因素，它的作用與政府一樣，在于激發集群內部動力因素，從而推動高等教育集群的發展。20個二級指標均隸屬于一級指標范疇，其來源主要是《綱要》中所規劃發展目標的原生表述或次生概念，以最大程度保障評價指標體系在維度上與國家關于粵港澳大灣區總體戰略發展規劃具有高度的吻合性。

表1：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動力（A）評價指標體系

以市場機制推進共享共建（B3）在珠三角九市建設面對港澳先進技術成果轉化的孵化器，為港澳高校的先進技術成果轉化提供便利條件（C16）直接引自《綱要》第四章第三節“在珠三角九市建設一批面向港澳的科技企業孵化器，為港澳高校、科研機構的先進技術成果轉化提供便利條件”完全有、大部分有、一般、較少、完全沒有粵港澳企業、科研院所與高校共建高水平協同創新平臺（C17）直接引自《綱要》第四章第一節“支持粵港澳企業、高校、科研院所共建高水平的協同創新平臺”數量（個）企業、科研院所與高校共建粵港澳產學研創新聯盟（C18）直接引自《綱要》第四章第一節“支持設立粵港澳產學研創新聯盟”完全有、大部分有、一般、較少、完全沒有粵港澳校地共建國家級科技成果孵化基地（C19）直接引自《綱要》第四章第三節“共建國家級科技成果孵化基地” 數量（個）粵港澳校地共建粵港澳青年創業就業基地（C20）直接引自《綱要》第四章第三節“共建……粵港澳青年創業就業基地” 數量（個）

四、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動力評價模型

對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動力體系的評價，不僅需要建立科學、合理、完善的評價指標體系，還需要設計綜合評價模型，綜合評價模型涉及到評價結果的優劣，因而也十分重要。在現實世界中，很多事物之間的關系是不清晰的，是模糊的，它們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具有模糊性。尤其對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這種復雜系統來說，要想準確評判其發展動力指標體系，往往極為困難。而模糊綜合評價法能有效地解決行為信息不完全、決策目標具有模糊性且難以量化的問題。因此，基于系統思想，采用AHP－模糊評判法（揉合層次分析法和模糊綜合法）建立評價模型。

（一）計算基于AHP層級權重系數

根據國家宏觀戰略政策的要求，結合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的具體狀況，運用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簡稱AHP）來確定指標權重。這種方法是由美國運籌學家、匹茨堡大學教授T.L.Saaty于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的一種權重決策分析方法［11］。它能把復雜問題中的各種因素通過劃分為相互聯系的有序層次，并呈線性分布，根據對一定客觀現實的主觀判斷結構（主要是兩兩比較）把專家意見和分析者的客觀判斷結果直接而有效地結合起來，將一層次元素兩兩比較的重要性進行定量描述。而后，利用數學方法計算反映每一層次元素的相對重要性次序的權值，通過所有層次之間的總排序計算所有元素的相對權重并進行排序。該方法的優點是可以將定性方法與定量評估方法綜合起來。根據，AHP方法的規范性要求，可通過以下幾個步驟確定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評價指標的權重。

第一步，構造判斷矩陣。

在構造各層次判斷矩陣時，為了盡量減少人為主觀因素的影響，依據Satty教授的1－9標度法，運用德爾菲法，通過由教育行政部門、高校領導層、學術委員會、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等20名相關專家學者組成的專家小組進行3輪匿名的問卷形式，對遞階層次指標體系中的各指標相對重要性進行標度。運用一種常用的1－9標度方法，首先得到相對于目標A與三個準則層B1、B2、B3的相對重要程度的判斷矩陣（A－B）：

在以上矩陣中，第一行、第二列的元素為2，表示B1相對于B2明顯重要；第二行、第一列的元素為1/2，表示表示B2相對于B1明顯不重要。其他元素的含義以此推。

接著，分別構造 B1 相對 C1、C2、C3、C4、C5、C6，B2 相對C7、C8、C9、C10、C11、C12、C13，B3 相對 C14、C15、C16 的相對重要程度的判斷矩陣，同樣采樣1－9標度方法，考慮到篇幅所限，一級指標層與二級指標層（B－C）判斷矩陣不再列出。

第二步，計算B層相對A層的權重。

現以判斷矩陣（A－B）為例：

首先，計算出此判斷矩陣中每一行要素的乘積Mi：

接著，計算出Mi的n次方根Wi：

為避免構建判斷矩陣可能出現的邏輯性錯誤，現對指標權重進行一致性檢驗。先求得指標賦權和向量：

設 (AWB)i表示列向量 (AWB) 的第i（i＝ 1，2，3） 個元素，則最大的特征根為：

此時的判斷矩陣具有滿意一致性。從數值計算結果來看，在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的初始階段，政府在體制、機制構建及政策推動方面占較大比重，這與集群從低級階段到高級階段發展規律完全相符的。在高等教育集群進入正常發展軌道后，政府功能會越來越弱化，高校自身集聚向心力及市場機制則逐漸會成為主要權重。

第三步，計算C層相對B層的權重

經過同樣的算法，C層（子準則層）相對上一層的權重及一致性檢驗結果為：

Wc1－6＝ （C1，C2，C3，C4，C5，C6） ＝ （0.1163，0.1163，0.2715，0.0747，0.2715，0.1494）

其中，λmax＝6.2931，CR＝0.0465＜0.1

Wc7－13＝ （C7，C8，C9，C10，C11，C12，C13，C14，C15，C16）＝（ 0.2538，0.1925，0.1313，0.1093，0.0542，0.0839，0.0679，0.0579，0.0492）

其中，λmax＝9.0298，CR＝0.002565＜0.1

Wc14－16＝ （C16，C17，C18，C19，C20） ＝ （0.1295，0.2638，0.5100，0.0636，0.0329）

其中，λmax＝5.2371，CR＝0.0529＜0.1

可以得知，C層相對B層的三個矩陣都順利通過了一致性檢驗，說明得到的三組二級指標（C層）相對于上一目標層（B層）的權重值是可靠的。其中B1組中的C3和C5指標所占的權重值較高，表明：在政府推力方面，在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初期，行政組織領導、協同政策方案的規劃制定及實施尤為重要。B2組中的C8和C7指標所占的權重值較高，表明：在高校體系內源發展力方面，粵港澳高校聯盟起著重要的校際協調作用，而共建優勢學科在科學研究及人才培養合作方面作用較大。B3組中的C18和C17指標所占的權重值較高，表明：在社會拉力方面，粵港澳產學研創新聯盟、高校與企業共建的高水平協同創新平臺對推進共享共建的起著重要的統籌作用。

（二）構建模糊綜合判斷評價模型

運用AHP確定了各評價指標的權重之后，就可以針對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動力體系進行評價，下面就用模糊綜合評判法對其進行處理。模糊綜合評價的統計學方法原理是：先從構造最底層評價矩陣開始，逐層計算各層的評價結果，并將本層的評價結果作為上一層的評價矩陣，逐步遞推得到目標層的評價結果，具體步驟如下：

1、指標原始值的無量綱化

由于反映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動力體系各項指標的量綱往往是不同的，所以需要對評價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定性指標以原始值作為無量綱值，而定量指標根據其指標性質可分為正指標、逆指標和區間型指標，故應區別對待。根據本文研究對象顯然為正指標，現采用改進的功效系數法對其進行無量綱化處理，設r為單個原始指標值，R為經過處理后的無量綱指標值，無綱量化公式為：

其中，rmax和rmin分別為各指標現有數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且R取值范圍在［1，5］之內。

2、構造模糊綜合評價矩陣

邀請專家針對最底層各評價指標，給出模糊評價等級評判。將評價等級m設為5個等級，對定性指標可根據需要選擇｛很好，好，一般，差，很差｝，或轉引自表1中的評價等級｛完全有、大部分有、一般、較少、完全沒有｝；對定量指標則使用無綱量化值。專家對最底層指標的等級評語構模糊造評價矩陣如下所示。

3、求各層指標的模糊評價結果

通過上述闡析可知，由AHP方法構建的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由目標層、準則層、方案層共三層構成的。通過最底層（方案層）指標的權重系數和其模糊評價矩陣可計算出由其構成的上一層指標的評價結果。根據本文研究對象的特點，有選擇地選取模糊算子M（°，＋），因為相比于其他算子，它對各因素按權數大小統籌兼顧，相對較為合理，這樣就可以增加其對本研究的適用性。用運算符號“°”表示應用數學模型M（°，＋），則第二層（準則層）指標i的評價結果為：

其中，k∈Z∶1≤x≤20

公式中Wi是相對于第二層指標i的k個最底層指標權重序列。這一評價結果也即是指標i關于評價等級m的5個隸屬度元素構成，因此所有準則層（B）的評價結果按行有序排列即構成上一層目標層（A）的模糊評價矩陣，即：

B2，B3的計算方法同B1，這里不再贅述。

4、最后求出目標層的模糊評價結果：

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動力評價指標體系目標層下有3個準則層（則n＝3），則目標層的評價結果：

（三）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動力評價模型的應用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動力評價指標體系，可設計出科學合理的調查問卷。從上文可知，除了C7、C9、C7、C11、C19、C20外，其余指標均為主觀性指標，因此，問卷發放的對象需要進行甄別和挑選，只有調查對象對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實踐具有一定熟悉程度和相當的洞察力，這樣才能確保得到的調查數據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

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動力評價模型，不僅可用于考察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肇慶市）區域高等教育參與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的發展狀況，也可用于對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整體發展動力的測評。通過對調查數據的科學分析，無疑可以幫助我們有效把握粵港澳大灣區整體（或分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的現實水平及客觀存在的障礙與問題。

五、結語

動力體系是高等教育集群的發展驅動引擎，是內在驅動與外在驅動相互作用的復雜系統。充分識別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的動力結構，以可操作性指標對其構成要素進行標注，無疑為測度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提供了衡量標尺。本文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動力評價指標體系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從系統理論出發，把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看成是一個逐步發展、持續變化的有機體，從政府、高校、社會三個維度全面把握其發展動力機制，為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動力體系提供了一個全方位、整體性的研究視角；第二，共享、共建、協同、創新是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動力評價的目標指向，在地緣接近優勢的基礎上，盡快構建并形成聯動統一的集群機制和一體化的集群網絡；第三，以《綱要》作為建構指標體系的依據，政策指導性強，并能找出影響集群發展的關鍵性動力源問題，具有較權威的實踐指導意義。當然，由于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集群這個概念剛剛興起，本文在研究過程中可能存在疏漏，有待專家學者及政府行政人員共同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