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敘事的新變
——評津子圍《十月的土地》

張紅翠 田芳芳（.大連大學文學院，遼寧 大連 6000；.大連財經學院公共教學部，遼寧大連 6000）

小說家津子圍的文學寫作令人欽佩地堅持了40年，他有自己相對明確的風格，但又不斷尋求自我突破?！妒碌耐恋亍吩谠S多方面突破了敘事的傳統經驗，也打破了閱讀進程的一般慣性，令人困惑，甚至顯得“危險”，但深究起來，又令人意外、欣喜和佩服?？傮w而言，《十月的土地》無意實現塑造核心人物的小說意圖——小說人物平靜地來了又走，沒有誰真正駐留在小說中心；《十月的土地》也遠離了對現代之物的敘事興趣，沒有表達對現代與傳統之間紛爭的意見，最終也未必回到傳統，呈現了文學觀察的客觀性與開放性。從根本而言，《十月的土地》將敘事的第一性存在歸還給大地，完成了一次原鄉書寫——回憶大地景象、講述“大地上的事情”。以此，敘事者向生養人類生命的土地致敬。

一、小說的中心人物

《十月的土地》有中心人物嗎？閱讀過程中，這個問題令人頗費腦筋，而這種敘事手法對閱讀者（至少在我）而言也是頗令人疑惑的。直到小說最后，我才和自己確認——小說沒有所謂中心人物：在這個問題上，也許我們中了小說家的“圈套”，或者說我們需要改變慣性的閱讀思維，這個最后的判斷則來自筆者閱讀體驗中的幾次停頓。閱讀《十月的土地》，筆者有幾次不自覺的停頓和疑問，開始懷疑作者是不是真的如幾乎所有的小說敘事那樣，致力于塑造某個或者某幾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心人物？這種懷疑情緒分別出現在小說行文的1/5 處，小說行文的1/3處，甚至在讀到小說將近3/4 的時候我還在和自己確認：作者并不是要塑造某一個典型的中心人物。盡管故事的行進緊湊而具有戲劇性，人物的塑造也極其用心，顯示了敘事的投入和專注，但就人物而言，不論是誰似乎都不能從敘事中真正凸顯而獨立存在。如果真是這樣，作者不厭其煩地講述了這么多的人、寫他們相互交叉又相互分離的紛雜故事，最終目的是什么？直到小說即將結束，章秉麟在昏迷的章文德身上附體自白，才使一切“真相大白”。

如果按照慣例，一部小說一定要有個“主人公”或者一個靈魂式的存在。我認為，《十月的土地》的主人公應該是章秉麟——這個在第四章一開場，在為自己準備的壽宴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消失在故事深處的人物。敘事到最后，在所有人都幾乎遺忘了章秉麟的時候，章秉麟赫然出現，完成了敘事的閉合，宣告結束，而這個宣告和結束是相當有力量且意味深長的。章秉麟附體自白的敘事安排，使這個幾乎完全消失的人物，重新回到敘事，并在結尾宣布——自己才是敘事者一直念念不忘的那個“主人公”，而不是表面看起來貫穿小說始終的章文德。不得不說原來作者之前不厭其煩的講述、線索枝蔓的故事都不是他的重點，最后的這赫然一幕才是作者的煞筆之所在。確認了這一點，我們似乎就找到了小說敘事的結構與旨意的皈依，才能解釋為什么在《十月的土地》中，小說人物駁雜，故事線索錯綜；但是卻沒有一個人物被真正聚焦、被真正突出和“用心”刻畫，反而都是不溫不火、不疾不徐——看似急切但又“漫不經心”。

我們還可以由章秉麟這個最后的端點向前回溯，在小說內部找到這種判斷的敘事依據。除章秉麟之外，活動在小說中的駁雜人物序列包括子輩的章兆龍、章兆仁以及妯娌間的幾個女人——章吳氏、曹彩鳳、章韓氏等，孫輩的章文智、章文龍、章文德、章文海、章佳馨、章桂蘭，以及與之相關的袁驤、肖成鋒、鄭四娘、趙阿滿等人，還有與以上人物人生歷程中有交集的姜照成、老莊頭、叢佩祥、狗剩兒等人。這些故事中的人物都有自己較為鮮明的特點，但又幾乎勢均力敵。敘事者對這些人物的交代幾乎都是平均的，沒有誰是敘事者特別偏愛或中意的對象，沒有誰被敘事者作為中心人物特別暗示給讀者。故事中大大小小的各種人物來了又走——斷斷續續、若隱若現、相互穿插。盡管我們也可以將故事線索的駁雜看成是敘事結構的復線策略，但從整個敘事效果和局面來看，這種多線索的作用似乎不是推動和突出某個小說中人物的核心地位，而更像是“自然地發生”。其效果更在于對人物特性和敘事存在的淡化，對小說人物被中心化、被聚焦化傾向的客觀消解，對人物性格被突出化的阻止。因而，人物故事的相互穿插也是相互中斷和彼此淡化，就這樣和小說一起不溫不火地奔向并無高潮可言的結尾。然而，在急速（勻速）甚至有些“平淡”的敘事之后，敘事者突然亮出底牌——章秉麟突然出現，小說的最終立意即刻清晰。同時，章秉麟的出現巧妙地在結構上完成了敘事的閉合動作，使得“平淡”的小說在結構上生出耐人尋味的“趣味”。這個閉合（回環）的結構的開始是小說的起首故事——章文德的瀕死及章秉麟的救治，結構之完成則是小說最后章文德的迷幻之夢，以及章秉麟的附體獨白。這個謎題與謎底似乎是敘事者故意抖給讀者的一個意外。章秉麟在結尾處的出現就像一盞燈或一束光，向后照亮了整部小說（一直帶著疑問走過來的閱讀困惑），好像讓讀者突然間找到了敘事的深意和真正意圖，并重新考慮對整部小說的理解。

當然，要接受這種解釋的合理性頗有些困難，畢竟是章文德的故事貫穿著整個敘事的展開。然而，即便是從表層結構看構成作為小說主線的章文德，也算不上小說的真正主人公。小說也幾次描述了章文德特異的對于土地的稟賦：他可以通過鼻子聞，確認哪種土壤適合種哪種農作物，被日本人巖下說成是“土地爺”；他可以辨別日本人農業實驗室中不同試管中土壤的特性，表現了一個土地之子的特有氣質。但是，盡管章文德對土地的癡迷眷戀，以及對農耕的用心鉆研頗具戲劇性甚至是傳奇性，但是他一生的故事，包括緊要關頭的勇敢和最后的離世都還不足以讓章文德立在敘事中央，宣告自己是敘事的核心人物。因為不管是章文德的故事還是他的人格，都沒有被著以特別的筆色以突出其核心地位，也就是說，敘事并沒有將章文德“價值化”，章文德自然也沒有獲得這種自我宣告的權利。尤其是，章秉麟的最后出現也揭示了章文德的“第二性”位置——“就在那天早晨，章文德恍惚在半夢半醒之間?！挛牡碌纳碜右欢?，模糊的意識清晰起來，原來自己是章秉麟！章秉麟從章文德的軀體里鉆出來，飄浮在半空中，他俯瞰著躺在土炕上的章文德，眼前是邁向老年的章文德，而童年的章文德仿佛就在眼前?！盵1]章秉麟回憶起章文德瀕死被送到郊外，自己救活章文德的過往，救治的過程中，章秉麟想：“如果自己的靈魂被置換到章文德的軀體里，他真的有勇氣要放棄自己那個叫章秉麟的人生，而選擇孫子那個叫章文德的人生嗎？……那將意味著什么？……章秉麟越想頭越疼，越來越不能自控，等那一切恢復過來時，為時已晚，他覺得自己已經進入章文德的軀體?！盵1](365-366)

這個最后的交代讓我們明白：從敘事的內在結構而言，確實構成了章文德之于章秉麟的“第二性”關系。這種結構關系使小說內部的人物關系——敘事意義上的，而非世俗意義上的——也逐漸清晰：章文德以及故事中的紛繁人生都是章秉麟飄浮于大地之上、出離于時間之外的靈魂所看透亦參透的“人生過往”，是他被風干的記憶而已。章文德只是一個浮在敘事時間之上的牽引，他拖曳的是懸浮在敘事上空的“章秉麟”的幽影（與之千年又回環往復），幻化成敘事的全能視角。這個視角保存著作者關于生命大循環的存在性認知，這個視角也照臨了整個敘事與全部人生，照臨大地上的一切景象——包括歷史、包括人生，甚至包括“詩與遠方”的理想。正如章秉麟最后所說的那樣：“人情冷暖，恩恩怨怨，生離死別……不管是直的路還是彎的路，都得走過去，不管是深的河還是淺的河，都得蹚過去。很多事情都是重復的，春天來了，夏天到了，秋天過后，冬天走來。日如一日，年復一年。他不知道他是在經歷自己的事情，還是在經歷孫子的事情?！盵1](366)章秉麟的人生體驗已經超越了個體的經驗，回歸到生命終將回歸的大生命。在這一層信念中，只有永恒循環的生命的絕對形式在蕩漾，流經每一個大地上存在過的人的身體和感知。章秉麟道出這一“秘密”并確定：“沒錯，所有細微的體會是沒有人知道的，別人只知道事情，而獨特感受只有他自己知道?！盵1](366)而這些事情，以及不能為人所知的感受，也會隨著生命的終結和時間的推移慢慢模糊直至消散。由此又可見，章秉麟不僅僅是作為一個人物形象在完成敘事功能，而是作為一個認識論來實現敘事的最后升華，沒有這個升華，小說是“岌岌可?！钡?。

津子圍在小說中對“中心人物”的懸置也許是要挑戰或是提示讀者：當我們一直期待在小說中尋找一個或幾個形象突出的典型，甚至與敘事者一起來完成這個塑造任務的時候，小說家卻告訴我們，他并沒有像我們一樣要提供給我們一個期待中的人物；告訴我們，小說或許可以不必僅僅為塑造人物而操心。如果這種理解能夠成立的話，或許這可以被認為是津子圍又一次大膽的實驗。這種實驗是危險的，危險不在于挑戰讀者的閱讀習慣，而在于能否說服閱讀者接受小說家的拓圍。

二、小說關于現代與傳統的意見

我本也以為小說要談一個關于“現代之物”與東北古老土地相遇的、東北早期現代化的故事。因為小說曾交代章文智對改良農作物種植技術，以及對諸如像瑞士鐘表這些洋玩意兒的喜愛和著迷；說到日本人巖下對章文智說起要把蓮花泡變成“新工業區，到時候，這里到處是機械，有樓房和高高的煙筒……章文智被他描述的前景所吸引，目光閃爍著異樣的光芒，想了想，問巖下，到時候，這兒可以騎洋單車（自行車）嗎？巖下說不僅可以騎自行車，而且還有汽車”[1](34)；也講到“望著火車冒著白煙消失在山灣里，章文智對章文德說：‘咱應該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很多新鮮玩意兒咱都沒見識過’”[1](36)；講到手搖電影、現代教育、體制與內容等。這些情節都極易讓人以為作者要講述東北早期現代化的故事，以及對這一歷史過程的社會學、文化學觀察。

但是，故事后來的發展推翻了這個感覺和推斷。章文智迷戀現代之物的故事最終因為被石龍二兄弟綁架不了了之。這個“打亂”顯得荒誕突兀，給人無厘頭之感；而與之呼應的，則是后來章文德因癡迷日本農業實驗技術并接受邀請進入日偽農業研究院，只是沒過多久，章文德就從日本實驗室逃離，至此，日本的現代農業技術便不再提及。這使得章文德與現代之物的會面與接觸很快無疾而終，草草結束。從小說敘事的整體來看，這前后的兩個故事之間構成了結構呼應和意義互文——章文德的故事確認了章文智與現代之物的分離，取消了敘事對現代之物，以及現代文明進行價值化賦予的可能，同時也隱證了作者無意書寫東北早期現代性癥候的態度。即作者對寫一個東北的現代化故事似乎并沒有興趣，那些新的外來之物并沒有在小說中構成一個有影響的力量和線索，而是短暫出現、閃瞬即逝，僅此而已，他們參與了歷史，但并不代表歷史的絕對方向——這種觀念確實形成了與時下（許久未經反思的）觀念的一種對比。小說家也許是要我們留意流行已久深入人心的觀念——并不是大地限制了小說中那些愛土地、忠于土地的人的想象，而是誘惑鼓動了現代人幾個世紀的“遠方”理想、價值與追尋，無論多么絢爛，最終都將落回到大地之上，成為大地上曾經的存在。但是這種提醒又十分隱晦，甚至不能成為一種敘事者的主張和價值，而是將其轉換為飄散在大地上的絲絲憂傷的飛絮，即便是小說家的雄心也同樣只是這種飛絮中的一縷罷了。所以，《十月的土地》沒有簡單講述有關現代的故事，也不走向對傳統的簡單回歸，因為這種反思現代的疏離態度、這種文學的立場和敘事策略已經不是新路。這種客觀超然的敘事呈現，恰恰體現了寫作者的開放性態度——對還來不及判斷的歷史絕不做輕易的判斷和結論。正如作者所說，寫作者就是要盡量客觀地呈現歷史的進程，而不是把某種知識作為既定的結論或者價值兜售給讀者。

三、土地——第一性的存在

至于小說中的其他人物，章秉麟構成了敘事的第一性存在。但是，章秉麟的存在就是絕對的第一性嗎？似乎并非如此。整體來看，小說真正的第一性存在應該是“土地”。土地是一個神奇的存在，它保存了所有生命活著的痕跡和回憶，當生命穿過永恒的時間之流歸于大地的時候，世間僅存的便是我們和大地之間的純粹關系。土地將一切的紛爭都收攏在自己的胸懷里，一切紛爭都歸于平靜。無論是偉大高貴的人還是卑微低賤的人，無論是善良的人還是邪惡的人都一樣，最終將消失在大地的蒼茫之中，沒有誰能夠留下屬于自己的真正的痕跡，因為歷史也將消失在大地的蒼茫中。只有大家共同傳唱和吟誦過的“詩”（諺語、童謠等）……成為流經每個人的永恒形式，與大地上的景象長存于大地之上。敘事者將這些比人的存在更持久的存在篩選了出來，并仔細記錄下它們的樣子——它們是與天地、山川自然及童年有關的農諺（天有駱駝云，冰雹要臨門；白露谷，寒露豆，花生收在秋分后……）、瞎話（大年三十亮晶晶，正月十五黑咕隆咚，天上無云下大雨，樹梢不動刮大風……）、順口溜兒（雨天下雪，凍死老鱉……）、歌謠（迷楞迷楞摸摸，里面住個哥哥……）、對聯（鐵石梅花氣概，山川香草風流；讀書隨處凈土，閉門即是深山；不畏風霜向晚欺，獨開百花已凋零；人性直節生來清，自詡高潔老更堅……）和俗語俗段子（四大黑、四大白、四大紅、四大癟故），是韭菜的樣子（起陽草，春香、夏辣、秋苦、冬甜）、豆角的種類（兔子翻白眼兒、大姑娘挽袖、長豆角、油豆角、刀豆角、胖孩腿、玻璃翠）……

這些聲音留在東北土地上，在不同時空中持存并沉淀成為一種永恒和絕對的形式，在土地上發生作用，人就是這種作用。不論什么樣的人生、什么樣的人性都要經過這些永恒的形式，或者說被這些永恒的形式經過。當小說在細數這些童謠的時候，興高采烈，饒有興味。當讀者讀到這些俗諺、聽到這些童謠的時候，也幾乎忘卻身份、地位，似乎被吸附進一種原始的初生形式，被抱慰、被無差別對待，也好像回到了沒有差別煩惱的純粹之境；而土地上的無差別又是土地上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作者通過這些農諺童謠贊頌了土地的多樣性和豐富性。然而，這些永恒的形式背后所記錄和保存的，卻是多樣性生命消亡之后的蒼茫感和悲涼感。

這種感受在小說中被表達，短暫含蓄卻讓人難以忘懷。在章文德離家抗日之后，阿滿一個人帶孩子逃難，遇到改嫁他鄉的鄭四娘，窮困的鄭四娘收留了她們娘三個。阿滿和鄭四娘兩個女人惺惺相惜，憶起往事，互相打聽故人的景況：“在露水河的時候，阿滿聽鄭四娘（順便說一下，鄭四娘的故事不可以讀成東北民間叔嫂之間簡單和低俗的關系，在和章文禮及曹雙舉的關系中，鄭四娘從來沒有享受‘大嫂’的主動和‘大嫂’的‘地位’。這種委屈在歷史上的民間女子中又何止鄭四娘，但敘事者并未展開，而是把撫慰交給大地的訴說）說起過曹彩鳳……鄭四娘向阿滿打聽薛蓮花的情況……阿滿也向鄭四娘打聽過小貨郎和小丁姑，她經常聽章韓氏和章文德提起這兩人，記憶中有好幾個關于小貨郎和小丁姑的故事，可不知為什么，鄭四娘說她從沒聽說有小貨郎這個人，也不承認在小貨郎手里買過東西……”[1](349)多年以后，兩個故人相遇，念及過往的人和事，凄然而滄桑地相互打聽——最溫暖也最悲涼——時間流逝的喪失感在兩個多年未見的女人艱苦患難的相逢中表達得淋漓盡致、極盡人情。這種打聽就是隔著時間的回憶，回憶他人的同時，自己也變成了回憶本身。如章秉麟最后所說：“人的魂兒被身體囚禁，而人的身體卻被大地囚禁著。那種感覺，就像不知不覺流逝的歲月，人是大地的記憶罷了。說到底，無論你怎么折騰，永遠都離不開腳下的土地，土地不屬于你，而你屬于土地，最終身體都得腐爛成為泥渣，成為土地的一部分……”[1](366)這也許能解釋為什么小說被賦予“十月的土地”之名，“十月”是葉落歸根的時節，是大地將一切收回的過程——包括歷史（無論是大寫還是小寫），包括所有人（無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包括各種價值信念（現代文明也好，傳統蒙昧也好）。以此為參照，或許我們能夠理解，為什么敘事對幾乎每個人物故事的講述都沒有給予明顯的傾注，因為所有的留駐都將成為曾經的生命，曾經的、最終灰飛煙滅的活動過程而已，誰也不能站在時間的中央，成為一個“典型”的存在。所有的存在都將讓位于大地的形象——并無形象可循的存在。

結語：傳奇性與哲學性品質

小說還有兩個特點值得注意——傳奇性與哲學性。

首先，傳奇性特點。小說借由對東北民間風俗的描摹，囊括了“關帝廟”“成精”“陰曹地府”及“附體”“拘魂碼”等傳說，這些符號在小說中的出現，使小說呈現了“傳奇性”特征。這種特征，與其比類于馬爾克斯的魔幻之影，不如說是中國文學悠久的“傳奇”性基因的現代復現。自上古神話開始，中國“傳奇”就蘊蓄著旺盛的文學創造力?！皞髌妗钡臄⑹路绞綐嫵闪酥袊膶W發展的重要面相之一，表達了中國人特有的審美趣味。在西方及西方之外的文學流脈中，這種趣味也作為根基性的審美而存在，表達的都是多樣化的人群在自己所賴以生存的土地上的想象和向往、悲苦與達觀……只是，在科學主義的標準化審美尺度下，在大數據的技術生產催生的標準化審美趨向的文化品位中，這種傳奇的、無法用標準尺度來“馴化”和衡量的異質性文學經驗已經被逐漸遺忘；而《十月的土地》重尋那些冰封在塵土中的文學景觀，不僅還原和保存了多樣化的、民族本土的審美質性，也暗藏著突破標準化、統一化現代文化規范邊界的敘事努力，形成對現代生命經驗的鏡照。因而，辨認小說中的傳奇特性并將之與中國文學自身的傳奇性相連接是我們續接文學傳統的重要方式。

其次，哲學性品質。小說一開始便講到12歲的章文德快死了，敘事者說：“他不會把自己的感受與另一個世界聯系起來。當然，也不明白自己事實上處于瀕死狀態?！盵1](1)這不經意的一句拓展出對生與死、有形與無形世界的思考，敘事的時間和空間頓然洞開，也奠定了小說敘事的哲學性品質：即小說在摹寫出東北大地上的事情的同時，還寫出深深的哲思與悲憫。這決定了小說后來的展開在向下細摹東北日常生活之時，又始終有另一維度的超越性視角在盤旋，這是小說全能視角的深層動因；而這一視角的作用，與章炳麟的敘事功能、小說的閉合結構，以及土地的第一性存在構成了完整的統一體，是小說超越性境界和哲學品質的最后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