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遼代北方審美格局的遷變

宋 ?。ú澈４髮W文學院，遼寧錦州 121013）

遼金元時期，隨著政權的更迭和國力的消長，南北審美格局也不斷發生著變化，一言以蔽之，即以北京—杭州為中心的南北審美格局，代替了漢唐以來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東西審美格局，并從漢唐以來以兩京為核心的中原向四域輻射的單點審美擴散形式，變為更強調南北地域特色的兩端各自發展且互相交流融合的形式。在這場影響深遠的審美大變革中，遼代開始發生的兩個趨勢尤其值得關注：其一，以中原審美文化為根源的北方審美格局向北方草原及東北亞地區的拓展；其二，長期處于審美格局邊緣地帶的以北京為代表的北方審美趣味的崛起。

一、北方審美格局的拓展

華夏審美向有“北風南騷”之說，魏征《隋書·文學傳序》明確指出南北審美趣味之大不同：“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盵1]但直至五代，限于國力，華夏審美概念中的北方與我們今天的北方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它一直停留在長城一線，尚不包含亞洲腹地的蒙古草原及東北亞白山黑水地域。

公元916年，契丹政權正式開元建國。由此開始，契丹、女真、蒙古政權由北方草原地帶不斷南下，先后突破長城、黃河，將統治區域漸次擴張至黃淮一線，形成南北朝之后又一長期南北胡漢對峙分立局面，直至元朝混一宇內。遼政權建立之初，國力有限，尚無法入主中原，故其統治者采取了深耕北方民族地區鞏固國力的統治政策。又因遼人“四時捺缽”制度，遼代統治者分設上、中、東、南、西“五京”①，故遼人新建的城市多在長城以北的草原荒漠地區，或建于東北亞白山黑水地區，上京、東京、中京就屬于此列。

因自身建筑能力的局限，遼人新建的上京、中京吸納采用了很多晚唐城市建筑制度，城市建設帶有明顯的中原痕跡，如城內設皇城、城市基本為南北對稱格局、城門外加筑甕城等。故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認為：“上京大體采用了唐代長安的體制，同時又保留了契丹舊有的禮俗?！盵2]“東京的結構大體與上京相同，都與契丹城與漢城并立，而在漢城中設市?！盵2](430)這方面表現比較明顯的是遼人后建的中京。中京位于今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寧城縣大明城（又稱大名城），這里原本荒無人煙，已經深入北方草原地區，遼圣宗統和二十五年（公元1007年）開始在此建設新的陪都。宋使路振《乘軺錄》記載：“虜名其國曰中京，府曰大定府，無屬縣，有留守、府尹之官，官府、寺丞皆草創未就，蓋與朝廷通使以來，方議建立都邑?！痹诳磻T東京汴梁風物的路振看來，遼中京“閶闔門樓有五鳳，狀如京師，大約製（制）度卑陋”[3]。但這也足以說明，伴隨著新城中京的出現，荒漠草原不再只是游牧文化的領地，中原審美觀念如水潤沙一樣永久地滲入并改變了這里。自此，北方草原地域不再是漢唐人筆下文化習俗與中原漢族文化明顯不同的“絕域”，而是漸漸成為胡漢文化交融混雜之地，進而成為華夏概念中的北方審美格局的一部分。

遼“五京”的設立，改變了長城以北華夏文化的荒漠狀態，同時使華夏審美概念中的“北方”漸次延伸至更遠的甚至從未涉足的北方——亞洲大陸腹地和東北亞地區。在這時的遼統治區，中原文化或隨統治者治政需要，或遵循先進文化影響落后的規律，甚至有時只是由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彼此之間對異質審美觀念的好奇而逐漸地擴大著自己的影響。

這種影響并不是同步同向的，開始時是遼出于治政和國家建設的需要主動吸納學習北方宋人的實用技術等。如路振云：“自通天館東北行，至契丹國三十里，山遠路平。其中的奚、漢民雜處，即是因漢使歲至，為了使人煙相接，于是遼朝盡驅山中奚民就道而居?！盵3](6)由此可知，宋遼交流之初，城鎮建設遼人學宋已經開始，大至五京，小如奚人村落，莫不如此。漸次，定居帶來的農耕文化初步在遼地形成，不僅原本部分“喜稼穡，善畜牧”的遼人、渤海人開始“相地利以教民耕”，很多本以牧獵為生的遼地奚人，因充實五京而遷居遼南接近漢地，由此受中原農耕文化的影響也開始轉為農耕或半農半牧，故蘇轍《木葉山》寫到“奚田可耕鑿”[4]。漸漸地，處遼地極北的“烏古之地”（斡里河流域等）也被開墾為農田，久居于此的契丹各游牧部落隨著北遷的漢人、渤海人也開始從事農耕生產了。

居住和生產方式的改變必然帶來文化，尤其是審美文化的改變。遼政權建立后，與宋先戰后和，兩國往來頻密，遼人開始越來越多地接受來自北宋的先進審美文化。中原審美文化的影響，伴隨抑或依附著遼政權的統治，突破長城一線，深入北方和東北亞內陸深處。宋初蘇耆使遼即“每舍必作詩，山漠之險易，水薦之美惡，備然盡在，歸而集上之，人爭布誦”[5]。此時的遼地文化，已經因宋遼交聘而被納入華夏文化審美視野之中。

宋仁宗時，遼宋交往加深，遼國內部開始出現向往仰慕宋人審美之風。韓琦《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陽公墓志銘》記載歐陽修使遼事跡云：“（歐陽修）嘗奉使契丹，其主必遣貴臣押宴，出于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耳?！錇橥庖臍J服如此?！盵6]在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遼道宗大安五年），為祝賀遼道宗耶律洪基的生辰，蘇轍奉命出使遼朝，途中寫成《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在《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之十三《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絕》第二首中，蘇轍頗感榮耀地記載了其兄蘇軾詩文在遼地流行的情況，詩云：“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盵4](321)從“貴臣”押宴到蘇軾文章逢人便問，遼人對宋人審美的仰慕已經從上層漸漸波及至民間。

這種由南至北的文化傳播，蘇轍在《北使還論北邊事札子五道》中有詳細記載，他寫道：

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傳語臣轍云：“令兄內翰（謂臣兄軾）眉山集已到此多時，內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傳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鄭顓押宴，為臣轍言：先臣洵所為文字中事跡，頗能盡其委曲。及至帳前，館伴王師儒謂臣轍：“聞常服伏苓，欲乞其方?！鄙w臣轍嘗作《服茯苓賦》，必此賦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傳在彼其間[4](321)。

不難看出，宋人的審美觀念已經深深地影響了遼人的方方面面。從貴族到平民，從建筑農耕到詩詞歌賦，甚至服藥養生，無不顯露著先進文化對落后文化的改變。如果我們從地理角度審視的話，一條由南至北，由宋遼交界的“河北之地”，經遼南京、中京、上京，到遙遠的“烏古之地”的審美傳播之路已然形成，而它覆蓋的地域已經與今天我們所說的“北方”基本重合了?？梢哉f，文化地理學層面上，我們今天指的“中國北方審美格局”地理概念的形成就發生在遼代。

值得我們深思的不僅是宋人審美觀念通過感染遼人越過長城直達漠北，更是因此而導致的華夏審美觀在域外視野下的認知，即域外的“中國之美”的生成和遷變。遼最興盛時期，統治地域廣闊，“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7]，因此遼周邊鄰國眾多，彼此往來頻繁。據《遼史》記載，早在遼太祖時期，回鶻、大食等國已與遼建立外交關系，且多商貿往來，遼上京有回鶻營，專為回鶻、西域、大食等地商販停留營商設立?！镀醯尽ぶT小國貢進物件》一節顯示，有“大食國”“小食國”（遼人指代的哈密一代的突厥回鶻政權）等八國來貢。除日本、朝鮮等久沐漢唐文化的國家外，如大食等國對以漢唐為主的華夏文化并不熟稔，他們往往會根據與遼交往的頻次，主觀想象構建他們心中的“中國形象”和對“中國”的審美認知。

后耶律大石建立西遼，與回鶻、大食等國的交往更加頻密，并全力經營天山南北和中亞地域?？梢韵胍?，在西遼統治的九十余年中，遼人也將他們的審美文化貫穿于他們的統治區域，而由中亞草原而來的波斯、羅馬，以及東歐的諸多羅斯汗國將西遼視為東方大國的象征和代表，混合了宋遼趣味的西遼審美觀念，自然也就成了新崛起的、但與中原素無交往的歐陸諸國認知中的“中國審美觀”了。馬可·波羅在《馬可·波羅游記》中將元朝稱“契丹”，利瑪竇認為明朝即“契丹”，葡萄牙人鄂本篤說“契丹確為支那，無可疑也”。這些證據無不說明20 世紀后的漫長歷史中，歐洲諸國認知中的“中國之美”更多的指向帶著混合遼宋審美的“北方之美”。

二、北方審美趣味的崛起

在西周以來的中國審美觀念的流變中，南北審美觀念在地域差異基礎上不斷地交流碰撞，消長強弱態勢并不固定。大體而言，先秦兩漢，北強而南弱。西晉初，中原文人還常蔑稱南方文人貴族為“貉子”“貉奴”，吳人滿奮自嘲“吳牛喘月”。永嘉南渡后，北地戰亂頻繁，文化凋敝，北方士族的南遷帶動了南方審美文化的崛起，南北審美文化高下之勢逆轉。北齊時，魏收譏諷邢邵“于沈約集中作賊”；后庾信入北，嘲笑北人文章是“驢鳴犬吠”，南人輕北可見一斑。

唐朝建立，山東、關隴士族構成了唐政權統治階級的基本面，北方審美文化重新確立了優勢地位。在隋煬帝對東都洛陽的經營基礎上，以西京長安和東都洛陽為兩點一線的關洛，在兩漢后又一次成為全國文化和審美上的核心和高地，同時也成為北方審美觀的代表。文學中心的吸附效應引得八方才子匯總中州。但我們要看到，地理意義上的關洛（或曰京洛）居于中國南北的中部，唐代的京洛因為是政治中心且匯聚各地文人雅士，它表現出的“北方”色彩并不濃厚，因而唐初提出的“河朔—江左”的南北審美差異交流模式，被中央化的東西兩京匯合而成的單點審美中心向四方輻射模式取代。

縱觀唐三百年，關洛審美中心的輻射更多的是向南，金元時文藝繁盛的山西、河北、北京等地區（即唐代的朔州—幽州等）并沒有得到太多關洛審美文化的直接滋養感染。那么，我們就不得不思考這樣的問題：元明清時期北京的文化中心地位是如何確立的，包括散曲、院本、雜劇、北方詞的創作，以及小說的興起等諸多文藝新變的北方審美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這些問題的答案，隱隱地指出了一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時代變遷：即漢唐的“北方審美”指的是我們今天的“中原審美”（以關洛為中心），它與“江左審美”相對應；遼以后，“北方審美”中心北移（以北京為中心，輔以大同等），以更廣大厚實的“北方”與“江南審美”相對應。簡言之，因政治中心和統治人群的變化，北方審美中心北移，“北方審美正朔”由漢唐正統的關洛審美轉移到混合了少數民族審美的“北方”審美上來。

我們這里所說的“北方”，并不完全指向《隋書·文學傳序》所言之“河朔”偏重的河北、山西、山東等黃河以北廣大地域，而是指向因遼人統治而擺脫了關洛中原審美的由黃河向北包括河北、山西、山東，跨越長城一線直至北方草原和東北亞白山黑水的更廣闊的北方地域，即遼統治的“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7]并偏重于長城以北的北方地域。這個廣闊的北方地域按文化屬性約略可分為傳統中原文化區——河朔地區和少數民族文化區——長城以北地區。這兩個區域在歷史上雖然存在文化差異，但隨著遼代多民族融合的統治措施和歷史事實，逐漸趨向兼容胡漢而自成一格的“北方”審美地域。

如前文所言，遼統治區長城以北少數民族文化區逐漸開始接受北宋先進文化的影響，與此同時，遼統治區的河朔地域則更多地表現出北方漢人的胡化。在傳統的河朔地域（即今天的河北、山東、山西等地），因地域接壤的原因，與草原民族自來交往較多，戰國時有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漢時南匈奴內附，并州、冀州一代已經是多民族雜居了，因此《晉書·宣帝紀》借司馬懿之口指出“并州近胡，善為之備”。江統《徙戎論》中說：“今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盵8]逮至隋唐，河朔地域的胡漢互化趨勢進一步加強，陳寅恪認為隋唐之際的“山東豪杰”“乃一胡漢雜糅，善戰斗，務農業，而有組織之集團”。安史之亂后“河朔三鎮”多有契丹、奚、靺鞨之民。在傳統河朔地域，長期的多民族雜居情況緩慢而深遠地改變著居住于此的人們的審美觀念。他們無論是漢人，還是胡人，更愿意直白爽達地表達內心，更張揚尚武精神，更多粗獷豪放的氣息。因此，遼代以前的河朔地區已經有長久的多民族審美文化融合的歷史了，這為以遼南京為中心的河朔地區文化崛起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遼南京在唐代為幽州治所薊城，城市功能主要是軍事駐防，文化并不繁盛。晚唐時馬戴談及這里仍是“落日蕭條薊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但遼人在唐薊城基礎之上多次大規模增建擴建。作為帝王駐蹕之所，遼人在南京修建了諸多王公貴族府??；又因為與南方的宋接壤，遼南京又設置了軍事、行政、財政等相關衙署。宋使路振說：“（南京）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門樓，大署其額，有罽賓、肅慎、盧龍等坊，并唐時舊坊名也。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俗皆漢服，中有胡服者，蓋雜契丹渤海婦女耳?！盵3](3)這時的南京城服飾間雜胡漢，已經與中原大不同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造就了這個原本是邊塞軍鎮城市的繁榮。作為遼五京之一，原本作為唐代邊城的薊城變成了八方人煙輪運輻集的熱鬧都市，《遼史·圣宗紀》云：“至夕，六街燈火如晝，士庶嬉游夕上亦微行觀之?！薄度泵藭帯吩u曰：“陸海百貨萃于其中，僧居佛宇冠于北方，錦繡組綺精絕天下?！雹谶|南京不僅經濟繁盛，文化文藝也開始勃興。據統計，遼境五道中以南京道籍貫作家最多，有名姓者16 人。[9]遼代有明確籍貫進士95 人中出身遼南京西京者達75 人。[10]由此開始，由遼南京到金中都，再到元大都，今日之北京最終成為北方乃至整個中國首屈一指的文化中心。

綜上所述，遼人的統治和“五京”的設立，使得遠離關洛的河朔和長城以北地域整合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北方”，奠定了我們今天所說中國北方審美格局中的“北方”地理概念。同時，在遼代，長期處于審美格局邊緣地帶的以今北京為代表的北方審美趣味的崛起，這既是對漢唐以來關洛中心審美格局的突破，也為元明清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審美格局奠定了基礎，從而，整體上重塑了近古時期中國的南北審美格局。

注釋：

①五京，即遼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今內蒙古寧城西大名城)、東京（今遼寧遼陽）、南京(今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

②徐夢莘撰。三朝北盟會編（四庫全書本），第289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