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獻中典故翻譯的主體間性與“視域融合”*

付佳楠

（天津外國語大學中央文獻翻譯研究基地，天津 300000）

提 要：作者、譯者和讀者是翻譯主體研究關注的對象，而主體間性研究則主要著眼于翻譯主體間的對話、理解過程。 翻譯的主體間性與伽達默爾的“視域融合”這兩個概念有異曲同工之處，具體來說在翻譯過程中各主體間的“對話”就是“視域融合”的過程。 因此本文以政治文獻中的典故翻譯為研究對象，將典故翻譯過程分解為兩次“視域融合”過程，深入剖析每次“視域融合”過程中譯者如何準確理解并闡釋主體間的“視域差”。

1 引言

政治文獻中典故的應用在加強文化自信、傳播東方文化韻味、提升文化軟實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但其歷史性和文化性的糅合特征也導致典故翻譯要比其他詞匯翻譯更具有難度。 不同于傳統文學文本中的典故，政治文獻中的典故詞語具有來源豐富、運用靈活、政治色彩濃厚等特征，因此政治文獻的典故翻譯存在諸多值得分析和探討的空間。 從既往研究中可看出，當前政治文獻中的典故研究多集中于典故的翻譯策略分析、典故本身的政治概念解讀等方面，而較少關注譯者的主體性或主體間性等主題。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其一，政治文獻幾乎都是由國家為贊助主體的官方翻譯機構組織翻譯出版，并沒有足夠可供對比參考的譯本；其二，政治文獻翻譯強調“對于原作的忠實，而將譯者主體性盡量降至最低”（陳雙雙2019：73），且翻譯工作的保密性質也使得學者很難接觸到譯者并了解到翻譯流程相關信息。 近年來，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和中共中央編譯局的翻譯專家逐漸從“幕后”走向“臺前”，舉辦講座分享翻譯經驗和發表文章闡釋政治文獻的翻譯流程，這為政治文獻的譯者主體性及主體間性的研究提供了多元的闡釋依據。

2 “視域融合”與典故翻譯主體間性的關聯

伽達默爾的闡釋學思想否定傳統哲學中主客體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引發哲學上主體性向主體間性的轉向，他把理解活動看作一種“主體間的對話”，認為“理解和解釋的過程應該是一個建立在讀者和作者雙方的‘詮釋學對話’基礎上的視域融合的過程”（彭啟福2007：52），這一觀點為翻譯的主體間性研究提供理論基礎。

“視域融合”中的“視域”指“看視的區域，它包括從某個立足點出發所能看到的一切”（伽達默爾1999：388），而“視域融合”則是文本和讀者之間的“視域”進行對話和交流的動態過程。 當該概念應用于翻譯研究時，翻譯所涉及的主體和關系則變得更加多元，由于闡釋者——譯者介入文本的理解和闡釋過程，打破了既有的原本文本（作者）——讀者之間的二元關系，變成“原文文本（作者）、譯者與譯文讀者”的雙層三元關系，而“視域融合”也從原本的一次融合變成兩次融合，第一次是“譯者視域與源語文本視域的融合，接著是第一次視域融合之后形成的新視域與目的語語言／文化視域的融合”（朱健平2007：61）。

典故翻譯通常要經過“語內”和“語際”兩個闡釋過程，而“語內＋語際”的闡釋過程則分別對應兩次“視域融合”過程：“語內”闡釋即譯者與原文文本（作者）主體之間的第一次“視域融合”過程，“語際”闡釋即譯者與讀者主體之間的第二次“視域融合”過程。 在“語內”闡釋過程中，譯者需要發揮主觀能動性，準確把握原典的典源出處、語辭結構及語義內涵，盡量貼近原文文本的視域；在“語際”闡釋過程中，譯者需要在翻譯過程中縮小譯文與讀者的視域差，準確將上述信息轉換成目的語。

就兩次“視域融合”的內在聯系而言，“語內”視域融合是“語際”視域融合能夠進行的前提和必要條件，而后者則是前者的最終目的，二者相輔相成，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

3 典故翻譯的第一次“視域融合”

典故是中華傳統思想文化的凝練表達，其來源包羅萬象，既可以是歷史故事、神話傳說，也可以是宗教禪語和俗語俚諺。 而政治文獻中常說的“用典”指的是文本作者“為了達到一定的修辭目的，在自己的言語作品中明引或暗引典故”的修辭手法，“用典”著重體現在“用”，在引用的過程中典故有時會出現偏離或者顛覆原典視域的情況，因此，譯者在第一次“視域融合”，即“語內”闡釋過程中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掌握原典視域的同時也要結合現典的“新視域”與原語文本進行“語內”互動，譯者的“語內”互動主要包括以下3個方面。

3.1 識別典故的時空化用

譯者若想理解、闡釋典故在文中的意思，首先要對其進行追本溯源。 只有找到典源，才能開啟“主體和歷史的雙向互動”（王洪明 關月月2018：2），這一“雙向互動”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歷史向詮釋主體展現并對其加以引導”（同上），這種“引導”有時會有助于典故的“語內”闡釋。例如《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一文中：“總結一份接著一份，評獎一個接著一個，最后都是‘客里空’?！边@里的“客里空”僅從字面來看不知所云，通過確認典源發現“客里空”是蘇聯劇本《前線》中出現的一個新聞記者的名字，而后該詞引申為“新聞報道中虛構浮夸的作風或愛講假話、華而不實的人”。 在這個案例中譯者只有確認典故出處才能在譯文中將原典信息準確對譯為“クリクas”。

然而這種歷史的“引導”有時也會為譯者的第一次“視域融合”制造理解障礙，如例①的原典為“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如學”，而在政治文獻中原典的“如學”化用成“為學”，“如”字改為“為”字，著重強調領導干部“只有不斷學習、與時俱進，才能在工作中掌握主動權”，一字之改賦予原典新的時代內容和要求。 這就需要譯者能夠在“語內”闡釋的過程中注意到典面的變化，結合現典新視域對譯文進行調整。 但“詮釋主體由于視域不同，也會影響對歷史本身的理解”（同上），這就是“雙向互動”的另一方面，即譯者往往基于自己的既有“視域”來處理原典與現典的關系。 如例①的譯文1保留原典視域“如學”中“學以致用”之意，而譯文2則采用現典視域的“必須不斷學習”的解讀。

①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為學。 （“在中央黨校建校80 周年慶祝大會暨2013 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講話”）①

訳1： 學ぶ者tt必ずしtì仕xiitfft（X）でtttíⅩⅣfu、仕xiitf者tt必ず學問PH用ⅩⅣtf。

訳2： 學問のfftf者fu官吏にtítfとtt限（x）tíⅩⅣfu、官吏fttf者、學問PHしtíけxv（ⅶ）tí（x）tíⅩⅣ。

除此之外，有些典故的典面雖然沒有變化，但其語義色彩發生變化，這種情況更不易被譯者所察覺。 如“定于一尊”一典出自《史記·秦始皇本紀》，本意為“在思想、學術、道德領域以一個最有權威的人做唯一的標準”，具有偏中性的語義色彩，但是在十九大報告中引用這一典故是用來“說明不能離開特定社會政治條件和歷史文化傳統來抽象評判政治制度，以致認為某一種政治制度有著普世絕對的優越性”（熊道宏2018：47 -48），從譯文“一xiiiの型に固執しftり、外國の政治制度（ⅴⅲ）（Ⅷ）FIPH機械的に模倣しftりⅩⅢtfべffiでtttíⅩⅣ”中可以看出，原典的“權威具有絕對性、唯一性”的語意顯然已經不符合當今的時代語境和現典文本視域的內涵，譯者需要準確把握該典故在新的文本視域中的“新意”。

3.2 明辨典故的語辭結構

政治文獻中的典故詞語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形成基本固定的格式，按常用的結構可分為“并列、偏正、主謂、動賓、后補、連謂、兼語和緊縮”共8 種類型。 但由于漢語是意合語言，典故的內部結構有時很難體現在典故詞語的表面，且由于譯者的既有“視域”對典故的語辭結構認知具有差異性，同一典故在不同譯文中的語辭結構也就不盡相同。 例如“遠見卓識”這一成語典故，有的譯者認為該用典屬于偏正結構，將其釋義為“將來PH見通しft優xvft見識”，有的譯者則將其理解為并列結構，翻譯為“（Ⅳ）ジ（E）asと見識”。 而另一方面，很多出自詩詞名句、經史子集的句子型典故，本身結構復雜，需要譯者在“語內”闡釋時拆分句子成分，對每一個有來歷出處的典故引用進行一一確認，否則稍一疏忽就會對典故的語辭結構產生誤讀，再如：

②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做焦裕祿式的縣委書記”）

例②是句子型典故，出自清代鄭板橋的《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丞括》一詩，其中“些小吾曹州縣吏”的“吾曹”一典，出自《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是“我輩、我們”之意。 但在譯文1中譯者在“語內”闡釋時將“曹”與“州”合并理解成地名，因此在“語際”闡釋時只在“吾”字上面標注了讀音——“（?。﹛v（x）（我們）”，不過在譯文2中譯者顯然發現這一錯誤，將“吾曹”合并為一個詞語并在其后加上提示助詞進行翻譯。

3.3 依據語境判斷典故語意

典故的語義具有多義性、隱喻性、開放性等特點，人們可以從不同維度對典故進行理解與闡釋，例如，“夸父追日”既有“向著目標努力不舍”，也有“自不量力”之義。 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對典故的語義進行隨意解讀，文本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情景語境和語言語境”等“語境參數因子”具有“語義指向性”，使得“闡釋者在闡釋過程中不應脫離有效參數因子，它們如同線繩一般牽制著闡釋者”（呂潔 陳開舉2020：90 -92），其中“語言語境”即“上下文語境”對譯者最終確定典故在文本中的語意具有決定性因素。 這就要求譯者從文本出發，在上下文語境中挖掘有效元素對典故做出合理解讀。

③我們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 一張好的藍圖，只要是科學的、切合實際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大家就要一茬一茬接著干，干出來的都是實績，廣大干部群眾都會看在眼里、記在心里。（“發揚釘釘子精神，一張好的藍圖一干到底”）

訳1： 功tíりてtì自分の手柄としtíffkてtìAUⅩⅣ。

訳2： 自分の代で成し遂げ（x）xvtíffkてtì（未來の成功にxiiitífutftí（x））fk（xi）（?。﹖íⅩⅣ。

訳3： 功績tt自分の在任中でfftf必要tttíⅩⅣ。

例③的“功成不必在我”既可以指“功績、事情、事業的成功，并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是大家集體努力的成果”；也可以理解為“事業成功不必急于一時，未必就在我手中、在我任期、在我有生之年實現”，從原文“功成不必在我”的下文語境“一茬一茬接著干”可以看出原作者想要表達的是“著眼于長遠利益的大局觀”，顯然譯文2和譯文3是更符合上下文語境的譯文表達。

以上3 個方面構成典故闡釋過程的第一階段即“語內闡釋”，在這一階段譯者更多扮演的是“讀者”的角色，與代表作者的原文文本進行“對話”，尋求文本的“本意”。 同時，譯者還兼具著服務譯文讀者的使命，為了將第一次“視域融合”中獲得的語義信息準確有效地傳遞給讀者，譯者需要在“語際”闡釋過程中與讀者視域進行第二次“視域融合”。

4 典故翻譯的第二次“視域融合”

第二次“視域融合”中的主體間性體現為譯者與譯文讀者之間的對話關系。 也就是說，譯者在第一次“視域融合”中獲得一個與原文文本結合的新視域，然后將這個新視域再一次與目的語文化的視域進行融合，譯者在這個過程中要考慮“自身與原文文本融合后所形成的新視域與假想中譯文讀者的視域能有多深融合度”（柴橚 袁洪庚2013：117）的問題。

第二次“視域融合”的過程即譯者的“語際”翻譯過程。 斯坦納在《通天塔》一書中將翻譯過程分為4 個步驟：“信任、侵入、吸收、補償”，其中政治文獻的典故翻譯在“信任”與“補償”兩步驟中具有區別于文學典故翻譯的獨特性，因此下文結合案例對這兩個步驟進行說明。

4.1 文化意象與信任缺失

譯者的“信任”可分為對贊助人信任、對作者（原文本）信任、以及對讀者的信任，共3 個層面。在政治文獻的翻譯中，“譯者要理解中國是什么樣的，當代的中國是什么樣的，當代中國和傳統中國有什么不同，要有國家立場”（李晶2020：151），也就是說，政治文獻的譯者要將對贊助人（國家）的信任放在首位，同時譯者也要將這種“信任”通過譯文傳達給讀者，但由于譯者和讀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兩種文化的不同會為讀者的理解帶來一定的阻礙，尤其是作為政治文本中最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典故表達，如何將其中蘊含的文化意象準確傳達并被讀者認同是一大難點。

“文化意象由物象和寓意兩部分構成，物象是可以感知的具體物體，寓意則是一種抽象的思想或情感?！保ê罹S瑞1998：13）對于文化意象的物象，政治文獻的譯者會采取保留、刪除、替換這3種處理方式，原則上譯者可以在這3 者之間自由選擇，但是當典故詞語的翻譯涉及到讀者的“信任”問題時，就不能保留典故的物象。 如：“頭破血流”一典在日本愛知大學編纂的《中日大辭典》中有兩個釋義，（1）頭fu割（x）xvて血fu流xvtf；（2）fh（ix）ざ（ix）tí目に遭う。 雖然該典故詞語在中文的語境中并不是指真正的頭破血流，而西方媒體報道中則將該典故直譯成：broken heads and bloodshed、crack their heads and spill blood，保留物象的形式。 在以往的中國官方日譯本中也常采用第一種保留“頭破”“血流”文化意象的釋義。 黃友義則認為，保留“頭破”“血流”雖然忠實于物象卻不符合讀者的認知語境，再加之國外主流媒體的肆意炒作和任意建構，久而久之在國外受眾的意識中便形成對中國以及中國人的錯誤的、甚至歪曲的形象。 因此在第二次“視域融合”的過程中，譯者需要時刻站在目標語受眾的視角來分析文化意象，避免因保留文化意象造成目標語受眾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誤解和對中國執政理念和思想的“信任”缺失。

4.2 添加注釋與信息補償

譯者在闡釋的前3 個步驟中打破原語與譯語之間的平衡，原文本視域中的“原文信息、意義、語用功能、文化因素以及審美形式和功能會有一定程度的缺失”，為了在目的語視域中“創造一種同原文表達相似的效果”（張璐2020：79）。 則須要譯者通過最后一個闡釋步驟對原作有所“補償”，“翻譯之過程如果缺少補償，則仍然是不完整的”（斯坦納1987：69），加注法是“補償”步驟最常采用的方式。

文學文本翻譯的加注形式多樣，除文內括號注、腳注、文末注、邊注、題注之外，還可以根據譯者自己的喜好添加作者介紹、時代背景、譯文說明、譯者觀點、譯文補充，等等。 但政治文獻的翻譯除體現語法和構詞等這種形式上的一致之外，還需要精煉語言，且政治文獻中增加注釋或改動注釋的決定權不在譯者，譯者只有建議權，審批權在上級部門，這也是譯文中很少會出現添加注解或者腳注的原因所在。 政治文獻譯文中僅有的加注形式大部分都體現在對典故詞語內容的注釋上。 其中漢文訓讀加注法是政治文獻典故翻譯中常用的補償形式。 如將“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一典譯為：“合抱の木tì、毫末AUり生（xii）、九層の臺tì、累土AUり起ⅩⅤtf（一抱xiitìfftf大木tì、元tt毛先ti（ⅵ）の芽fk（x）生（xii）、九階建ての高樓tì、土臺づffkりfk（x）始（xi）tf）”，這種漢文訓讀加注的形式既保留了原文本視域的古典文學色彩，也能夠讓不熟悉漢文的讀者明晰典故的語義內涵。

綜上所述，政治文獻中典故的“語際”闡釋過程中的“信任”以及“補償”步驟較其他文本翻譯具有其自身鮮明特點，這種特點來自于政治文獻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建立在忠實于“原文本”內容基礎上的譯者的綜合考量。

5 結束語

在政治文獻翻譯過程中的兩次視域融合，既具有與其他文獻相同的特點，又由于其特殊性，而具有與其他文本翻譯不同的重點關注視角以及注意事項。 譯者不僅需要在第一次視域融合過程中利用自身豐富的文學理論以及文化層面的理解能力，與原文本達成高度統一，還需要在第二次視域融合過程中對預設的讀者在“語言習慣、文化層次、審美偏好等”方面具有全面的認識，才能實現對讀者視域下的文化意象進行準確翻譯。 同時還需要在讀者中不斷驗證自己的譯文是否真正做到傳達，不斷修正因“視域融合”過程中忽略的問題導致的讀者對原文本的“不信任”，進而提高與讀者的視域融合度，爭取與讀者的視域融合達到糅合的高度。

注釋

①本文中出現的所有典故均為政治文獻中出現的典故文本，而對應譯文則出自不同的官方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