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下小學階段教育生態圈的優化路徑*

邱 菊 張 紅

經濟高質量離不開教育高質量，教育高質量發展將是未來教育長遠發展的戰略目標。自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高度重視教育改革與發展，出臺了一系列提高教育質量的政策文件。盡管如此，隨著經濟發展和貧富差距不斷拉大，教育資源的分配差異也在日益凸顯，社會經濟地位占據優勢便能獲得更多的教育資源[1]。社會資本注資教育培訓機構行業加劇了教育資源尤其是優秀教師的爭奪，過度追本逐利造成了家庭教育成本增加，加重了學生學習負擔，影響了孩子們的身心健康[2]，最終導致教育培訓行業、學校教育體系的畸形發展，且處于嚴重失控、失管狀態。為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提高學校的教學水平，不斷規范課外培訓（包括線上培訓），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再次明確作業量、作業類型、作業評價的具體要求，并建立了后續監督和管理機制?！半p減”政策推行以來，我國學者針對這一主題展開了豐富的研究，梳理現有國內文獻資料，學者們從多種角度、用多種方法進行了分析。截至2022年3月6日，以“雙減政策”為主題進行搜索，主題詞排序在前幾位的分別為“校外培訓機構”“作業負擔”“義務教育階段”“學業負擔”“高質量發展”等。從研究內容上看，主要分為學校教育[3-7]、家庭教育[8-9]、教育出版[10-12]、校外培訓市場[13-16]、文獻綜述[17-18]、政策實施與展望[19-20]等。從研究數量和方法上看，共查詢到核心以上級別期刊文獻139篇，其中29篇文獻資料為實證研究分析，占到總文獻數量的20.86%，其余文獻均為學者的主觀論述。不同于理論分析，實證分析是科學結論提出的必要條件，而且通過大量數據進行分析和計算，能夠解決結論受學者的主觀觀點影響的問題。因此，運用實證分析方法，深入剖析“雙減”政策的效果，即“雙減”政策的實施現狀以及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對于建立良好的教育體系、實現教育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雙減”政策下的教育體系改革任重道遠

（一）小學生“身心疲憊”現象日趨嚴重

一方面表現在小學生睡眠不足現象日趨嚴重。2021年3月，《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以下簡稱“報告”）中指出，我國小學生的平均睡眠時長為8.7小時，遠遠低于《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中倡導的10小時睡眠時間，其中95.5%的小學生睡眠不足10小時，相比2009年減少了約40分鐘，睡眠時間呈現明顯縮短趨勢。盡管小學放學時間已提前到“三點半”，但仍然沒有解決小學生睡眠不足問題。另一方面表現在青少年輕度抑郁檢出率有所提高。報告指出2020年我國青少年抑郁檢出率為24.6%，其中輕度抑郁檢出率為17.2%，比2009年的報告高出0.4個百分點。抑郁傾向也隨著年級升高而升高。據況利團隊調研結果顯示，40%左右的孩子有心理問題，有抑郁癥的孩子占比超過12%。調研對象中的第一個非自殺性自傷高峰出現在11～14歲，所有調研對象中，有自傷自殺意念或行為的占比超過17%，分析原因，學習壓力過大占比45.5%。學業壓力和課業負擔等問題嚴重影響著學生的身心健康。

（二）學校、培訓機構和家長之間已經形成“內卷”怪圈

如果在劇場前排的人為了自己能夠看得清楚在座位上站起來，那么后排的人就都不得不跟著站起來，這就是所謂的“劇場效應”，應用到教育領域內便是“內卷”。一是“三點半”放學現象為培訓機構的“內卷”提供了空間。國家教育、衛生部門頒布的《學校衛生工作條例》規定了小學生每天在校集中學習時間不得超過6小時，但小學的“三點半”放學現象帶來的卻是家長接孩子的難題，給校外培訓機構帶來了機會[21]。為了爭奪學生資源，提高盈利能力，校外培訓機構擴大業務范圍，不僅負責學校的作業，又拓展了學科培訓等模塊。優秀教師的數量、課程的細化和全面性成了家長關注的焦點，學校的“減負”變成了培訓機構的“加碼”，這也漸漸成了放學后孩子們的常態[22]。二是學校的教育主陣地地位被逐步弱化。培訓機構為了吸引生源，豐富輔導內容，帶領學生學習了本該在學校接受的內容，在學校的新課變成了復習課，學校的教學節奏被嚴重打亂。有些老師會因為獲得了經濟利益、降低教學任務壓力等，鼓勵學生在校外提前學習，并自然地加快了校內課程講解進度。但沒參與校外輔導的學生很難跟上，教育的整體質量下降嚴重。三是家長的焦慮心理是形成“內卷”的關鍵因素。很多家長擔心“輸在起跑線”，便用校外輔導等方式填滿孩子的課余時間，從眾心理慢慢向攀比心理發展，體現在補課數量、補課教師級別和機構規模等方面。實際上這種“內卷”行為過早地壓榨了孩子的創造性和學習能力，為學生帶來巨大的精神壓力和學業壓力，家長也變得更焦慮。家長奉行“分數至上”的教育理念時，很容易忽略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引起悲劇的發生。受到來自方方面面的教育畸形現象影響，小學生承受的心理壓力、課業負擔、負面情緒已經遠遠超出其能夠承受的范圍。

破解教育畸形的局面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雙減”政策要想真正地發揮“解藥”的功效任重道遠。因此，優化現有教育生態圈，創新教育協同改革的新思路，充分發揮學校、家庭和政府等教育主體的協同效應才是硬道理。

二、“雙減”政策前后遼寧省小學階段教育效果現狀對比分析

（一）問卷設計與調查

本研究以遼寧省在校小學生的家長為主要調查對象，以“雙減”政策前后小學階段教育現狀為主題。調查城市選擇了沈陽、大連、鞍山、撫順、營口等，每個城市選取了5個小學，每個學校發放了30份調查問卷。調查過程分為兩輪，第一輪為280份的小樣本調查測試，意在驗證調查問卷中各題項的信度和效度，而后形成最終調查問卷。第二輪為正式調查，發放問卷750份，回收有效問卷共計630份，回收的有效率達到84%，足以滿足問卷調查有效的條件。調查內容主要通過“雙減”政策實行前后小學生作業情況、課外培訓情況、每日校外學習時長、參加輔導班類型等變化進行對比，對調查結果進行匯總分析。調查方法為不記名的方式，并在首頁開頭明確調查目的，讓被試者安心填寫，由每位家長自愿作答，不存在思想強制問題，保證問卷結果具有較強的真實性，提高問卷調查質量。調查時間為2022年1月1日至1月25日，歷時25天。

（二）問卷調查的基本信息

樣本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包括被試者的家庭角色、被試者的文化程度和職業等方面。一是被試者的家庭角色。調查結果顯示在630份問卷中父親為105人，占比16.67%；其他比如祖父母等共89人，占比14.13%；占比最大的為母親，共436人，占比69.21%?？梢?，家庭中母親對孩子的教育占主導地位，是影響孩子壓力和情緒的主要因素。二是被試者的文化程度和職業。43.17%的家長文化程度為初中，13.97%為高中或中專，27.62%為本科及以上。家長的文化程度為初中較多，因此會將自己在學習上的遺憾轉化為對孩子的學習期望和要求。22.7%的家長本身就是教師，相比其他家長而言，他們對孩子的教育方式會更明了。69.25%的家長有固定工作，31.75%的家長選擇專心在家照顧孩子生活，與有固定工作的家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數據進入下一步實證分析之前，需要進行各變量測量題項的描述性統計分析、信度和效度分析。經過第一輪的小樣本測試后，刪掉個別不符合要求的題項后形成了大樣本的調查問卷。從描述性統計分析上看，各題項峰度的絕對值小于10，同時偏度絕對值小于3，因此可以認定本研究的大樣本調查數據基本服從正態分布，滿足進行下一步實證分析的條件。從信度和效度上看，各題項CICT值在0.609～0.899之間，均大于0.6的可接受標準，滿足信度要求；Cronbach’s Alpha值均在0.8～0.959之間，說明信度很好，題項不需要做刪除處理，可以進行下一步數據處理。

（三）調查問卷的結論

1.學校的教育主體地位日漸恢復

“雙減”政策緩解了小學生作業時間過長和校外輔導課數量過多的問題，說明學校的教育主體地位正在恢復。一方面作業時長有所縮短。調查發現“雙減”政策實行前小學生平均每日做作業所需時長為1～2小時，占比45.56%，平均數為1.85小時。而“雙減”政策實行后小學生平均每日做作業所需時長為1小時以下，占比69.37%，平均數為1.32小時，作業時間降低了28.6%?？梢?，“雙減”政策減少了大部分小學生的作業量，有效地減輕了小學生的作業負擔。另一方面，課外輔導時間和科目的數量減少，并有轉為非學科類的趨勢。調查發現，“雙減”政策實行前孩子每天校外學習時長1小時以上的比例為33.02%，平均值為2.13小時；“雙減”政策實行后孩子每天校外學習時長1小時以上的比例為17.62%，平均值為1.72小時，說明校外學習的平均時間降低了19.2%，校外學習時長1小時以上的比例減少了一半?！半p減”政策實行后，選擇參加校外學科類輔導比例下降了28.3%，選擇不上輔導班的學生提高了21.9%。在“雙減”政策實行后家長選擇輔導類型比例有所變化，從原來的學科類轉變為藝術類、體智類等。

2.家庭教育的積極協同作用還有待提高

（1）家庭角色和文化程度對“雙減”政策實施效果影響顯著

運用SPSS軟件的回歸模型進行家長角色（母親=1；父親和其他=0）與孩子校外補課的課程數量、目前孩子學習成績的滿意程度進行分析。根據母親角色，使用有序logistic回歸模型（Ordered Logistic Model）進行估計。在具體建模策略上，通過逐步在模型中加入變量的方式考察母親角色對因變量1和2的凈效應。表1報告了模型估計的結果。模型1和3是納入了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模型2和4加入了母親角色變量。從p值看，兩個模型均通過了統計檢驗。（其中，校外補課數量采用“雙減”政策前后的校外補課數量平均值來代替）。

表1 母親角色對校外補課數量和學習滿意程度影響

1）因變量為校外補課數量

表1中模型1為基準模型，用于估計控制變量對于校外補課數量的影響?？梢园l現：文化程度在0.01水平上對校外補課數量呈現負向影響，說明文化程度越低，家長給孩子報名的校外補課數量越多，家長越是希望孩子能夠彌補自身學業和學歷上的不足，給予了孩子更大的學習壓力和負擔；職業在0.05水平上對校外補課數量呈現弱負相關，說明身為教師的家長，給孩子報名的補課數量更少，教師更了解自身孩子的特征，或更相信自己輔導孩子的能力；年齡并不影響課外補課數量?？刂破渌蛩睾?，模型2中母親角色對于孩子校外補課數量呈現0.001水平上的顯著正相關，說明母親占據家庭教育的主導地位，給予了孩子更多的家庭壓力和學業壓力。

2）因變量為孩子學習成績滿意程度

表1中模型3為基準模型，用于估計控制變量對于孩子學習成績滿意程度的影響?？梢园l現：年齡和文化程度并不影響孩子學習成績滿意程度；職業在0.05水平上對孩子學習成績滿意程度呈現弱負相關，說明身為教師的家長，對孩子學習成績滿意程度較低，對孩子提出了更高的學習要求，給予孩子更多的學習壓力?？刂破渌蛩睾?，模型4中母親角色對于孩子校外補課數量呈現0.05水平上的弱負相關，說明母親對于孩子學習成績滿意程度較低，對于孩子的學習成績要求較高，給予了孩子更多的家庭壓力和學業壓力。

因此，一方面母親的焦慮情緒是影響孩子壓力的關鍵因素。孩子的教育對于家庭來說是一件重要的事，然而父母的教育方式卻是迥然有別的。母親在孩子的家庭教育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同時也對孩子的學習成績等結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容易出現焦慮情緒。另一方面，文化程度低的家長更希望孩子“出人頭地”。學歷較高的家長能夠正視家庭氛圍，偏向于稱贊、慰勉、引領等方式對待孩子，這就有助于造就孩子的信心，并促成他們學習的動力，對孩子的學業看法更客觀準確。相反則容易造成負面影響。

（2）經濟條件影響家庭教育支出和對“雙減”政策的評價

運用回歸模型進行收入水平與孩子校外補課的課程數量、對“雙減”政策評價進行分析。根據收入水平，使用有序logistic回歸模型（Ordered Logistic Model）進行估計。在具體建模策略上，通過逐步在模型中加入變量的方式考察收入水平對因變量3和4的凈效應。表2報告了模型估計的結果。模型5和7是納入了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模型6和8加入了收入水平變量。從p值看，兩個模型均通過了統計檢驗。

1）因變量為校外補課數量

表2中模型5為基準模型，用于估計控制變量對于校外補課數量的影響?？梢园l現：控制其他因素后，模型6中收入水平對于孩子校外補課數量呈現0.001水平上的顯著正相關，說明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經濟能力越強，會明顯增加對子女教育的投入，但反而給孩子更多學業壓力，帶來了較差的學習效果。

表2 收入水平對校外補課數量和對“雙減”政策評價的影響

2）因變量為對“雙減”政策的評價

表2中模型7為基準模型，用于估計控制變量對于“雙減”政策的評價學習的影響?？梢园l現：年齡和文化程度并不影響對“雙減”政策的評價；職業在0.01水平上對“雙減”政策的評價呈現正相關，說明身為教師的家長，特別理解給孩子減負的重要性，支持“雙減”的程度更高?？刂破渌蛩睾?，模型8中收入水平對于“雙減”政策的評價呈現0.05水平上的弱負相關，說明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越希望校外培訓機構的出現，越希望占用孩子的課余時間補習功課，對孩子的學習成績要求較高，給予了孩子更多的家庭壓力和學業壓力。

3.政府的保障功能還需完善

“雙減”政策的解讀力度還有待加強。通過調查，在家長對于“‘學習時長與成績關系’與‘雙減’政策了解”的回答中，認為學習時長影響學習成績的家長占到25.56%，而學習時長與“雙減”矛盾沖突嚴重，因此這部分家長通常會對“雙減”政策持消極態度。此外，對“雙減”政策不熟悉的家長占到28.58%，說明政府對于“雙減”政策的宣傳、解讀的力度不夠，政策理解不到位就容易導致家長對于“雙減”政策的消極情緒。

“雙減”政策的評價和支持態度總體很好，但仍存在消極的聲音。在調查“對于‘雙減’政策的評價”和“對‘雙減’政策的態度”兩個問題上，有68.41%的家長認為“雙減”政策利大于弊，有63.33%的家長對“雙減”政策持完全支持和積極響應的態度。但仍有17.78%的家長認為影響不大，13.81%的家長認為為生活增添了煩惱，32.38%的家長一般支持“雙減”政策，4.29%的家長不愿支持（見表3）。由此可見，遼寧省對于小學階段“雙減”政策的實施得到了大部分家長的支持與理解，總體評價較好。但“雙減”政策仍存在不足的地方，今后在實施細節、落實力度、政策宣傳、家長的思想轉變以及教育制度的改革等方面仍需要繼續完善。

表3 對于“雙減”政策的評價和支持態度問題的統計

“雙減”政策出臺后各類輔導班報名呈下降趨勢，但學科類仍占有一席之地，政府的管理還應精細化。從表4的數據可見，家長報名參加學科類、藝術類、體智能類、托管類、線上類和其他各類輔導班的情況呈下降趨勢，不上輔導班的比例提高了21.29%，說明“雙減”政策對于課外輔導機構的治理、學校延遲放學的改革等方面具有很好的效果。但同時，“雙減”政策后的學科報名情況仍占到22.22%，其中不乏私教類的補習班、線上的小型學科類補習以及線下的私密補習等出現，因此，“雙減”政策的實施仍需更加細化和全面。

表4 “雙減”政策前后參加輔導班類型調查

可見，“雙減”政策欲通過取締非法課外教學機構緩解家庭資金在教育方面的大量開支來減少焦慮，治標而不治本[23]。課外機構雖然正在走向衰敗，但“私教”這一行業近些年在逐漸興起，越發昂貴的價格和名牌大學的畢業證已經成為這一行業的趨勢。這也就造成了又一種社會狀態——即使沒有文化培訓機構，經商的大亨依舊可以花錢請一對一教師給孩子輔導，中產的高知父母也可以利用下班時間自己給孩子輔導，而從事流水線工作的普通家長，反而失去了給孩子補課的機會，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能力和時間?？偠灾?，“雙減”政策雖然在某些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平衡減壓作用，但依舊存在諸多的問題值得我們去思考。

三、構建“雙減”政策下小學階段教育“一體兩翼”生態圈

（一）“一體兩翼”的教育生態圈新思路

“雙減”政策前基本呈現以培訓機構為主導的教育體系。一方面，培訓機構弱化了學校教育的主體地位。通過調研發現，小學生在培訓機構學習的累計時長呈現上升的趨勢，使得學校教育處于被動局面。培訓機構開展了越來越多的“假期新課輔導班”“奧數班”“XX學科進階班”等超職能范圍的課程輔導，甚至有替代學校承擔教育責任的趨勢，打亂了常規的學校教學模式。另一方面，家庭教育也處于被動局面。培訓機構收取高昂的補課費、包裝名牌講師、國外進口的課程體系等打亂了原本規范的教育培訓市場，獲得了家長更多的關注，激烈的競爭加重了家長的焦慮心理，促使家庭教育“內卷化”嚴重。學校和家庭本應成為小學生教育的主體，角色卻被培訓機構取代，學校的教育質量變得無法滿足家長們的“高需求”，家長們也降低了對學校教育的期望，相互影響變得越來越負面，打破了整個教育體系的“生態平衡”[24]。

“雙減”政策強調了以學校為中心的教育主體地位，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教育體制改革[25]，因此，打破原有的教育生態格局，構建“一體兩翼”的教育生態圈具有重要意義（見圖1）。優化后的生態圈中包含學校、家庭和政府三個主體，它們之間相互影響、相互配合，才能夠發揮生態圈的協同效應?！耙惑w兩翼”指的是要明確學校作為小學階段教育“主體”的核心地位，插上保障教育教學規范和質量的“政府翼”、呵護小學生健康快樂成長的“家庭翼”，期望回歸教育本真，提升學校的教育教學質量，降低小學生和家庭的負擔，緩解家庭教育的經濟壓力和精神壓力，發揮政府的制度保障和監督保障功能，實現教育的高質量發展。

圖1 “雙減”政策實行前后教育生態圈對比

（二）學校要提升教學質量，“家校聯手”拓展育人工作新路徑

一是明確學校教育宗旨。良好的身體、心理素質與道德品質是青少年成長成才的關鍵。義務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全面綜合發展的學生，學校要注重品德教育，提高學生核心素質，塑造學生高尚人格，要大力培育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體質體能上進行嚴格的訓練，鑄就健康的體魄和陽光的心態。二是重構學校課程體系?！半p減”和課后延時服務為實施豐富多彩的課程提供了充足的時間保障。學校要為學生開展多元化的課程，用課程本身吸引學生、留住學生[26]。探索開展多種形式的體育運動、藝術活動、科技制作、德育實踐等校本課程和綜合實踐活動，促進學生健康、全面成長。三是重新打造高效課堂和課后服務模式。真正的高效課堂是要尊重學生在學習中的主體地位，學校要精心設計作業、科學布置作業、認真批改作業，達到“減負不減質”的學習效果[27]。還要緊密結合學生生活實際，堅持知行合一的原則，設計有針對性、時效性、趣味性的開放式作業，提高課后服務質量，降低學生作業負擔，幫助學生逐步成長為學習和生活的主人，守住學生知識學習的主陣地。四是培養高質量的教師團隊?！半p減”政策和課后延時服務對教師的專業素養要求更高，也要求教師投入更長的工作時間。一方面，要搭建教師成長平臺，增加培訓交流機會，提高教師專業素養，提高課后教育水平，最大限度滿足學生的各種需求，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問題，出臺新舉措。如：如何科學實施教師課后服務“彈性上下班制”、保障教師休息權的同時也能保證工作的順利開展。五是提供更加寬闊的成長空間。實施課后延時服務后，學校應該合理調整校園功能布局，為學生提供更加充足的運動空間、求知空間和探究空間，并積極創造條件，最大限度地滿足豐富多彩的課程實施需要。六是構建新型“家?！甭摵辖逃鷳B圈。學校和家庭需要協同合作，共同承擔教育責任，但分工各不相同。學校老師也是家長，承擔著重要的教育、看護責任；家庭中的家長也是老師，需要更多地投入時間和精力在培養孩子身心健康、生活習慣和品德行為上，引導孩子形成正確的三觀。要在明晰老師與家長之間責任邊界的基礎上，構建起密切配合、協同育人的新型家校合作關系。

（三）家庭要給予孩子陪伴關懷，“家校配合”，不以成績論“英雄”

一是做孩子“最親密的培養者”。只關注成績往往忽視了孩子內心的感受，家長要像朋友一樣開導孩子，為孩子解決煩惱。孩子未來的發展除了自身的努力，還需要家長的引導和培養[28]。成績不該成為鑒定孩子好壞的依據，家長應該在日常生活中多與孩子溝通，做孩子無話不談的親密朋友。二是做學校老師的“好搭檔”。與老師進行及時、有效的溝通，隨時掌握孩子在學校的情況，共同為孩子制訂專門的學習計劃，讓孩子在減輕壓力的同時，也不荒廢學業，快樂學習，健康成長。三是做孩子的“習慣養成教練”。培養良好的習慣能夠讓孩子受用終身，孩子越早擁有這項技能，受益則越多，家長也是孩子最好的榜樣和“教練”。學習習慣方面，家長應該把握“嚴與愛”的尺度，小的毛病和壞習慣要及時制止，對的行為要予以鼓勵，激發孩子學習興趣和熱情。生活習慣方面，培養孩子堅持不懈和樂觀向上的品質，面對困難不放棄、不悲觀，能夠勇往直前，奮力拼搏。行為習慣方面，訓練孩子自我管理能力，調動孩子參與實踐的主動性，做生活的強者。四是做孩子的“生活保姆”?！半p減”政策減輕了家長的精神和經濟負擔，節省了不必要的教育支出。家長在專心工作的前提下，也要做好家庭的后勤保障工作。比如：合理安排孩子的飲食起居，幫助他們茁壯成長；保障孩子充分的睡眠時間，讓充分的休息和睡眠促進大腦發育，提高學習效率。

（四）政府實施監管保障職能，撐起學校與家庭的“保護網”

政府作為學校和家庭的“大家長”，要為學生教育教學發展的實施做好引導。既要明確教育教學目標定位，建立長遠戰略規劃，也要完善教育制度，從根本上解決升學壓力問題，同時幫助校外培訓機構轉型升級[29]。只有教育質量上去了，經濟發展才能更長遠。

一是明確以國家情懷為核心的思想教育理念。實現“立德樹人”目標，跳出死板的文字教育，以愛國主義為核心，整合其他相關的品德教育，其中既可以包括傳統的勞動教育、孝道教育等，也可以包括與時代要求相結合的新內容，比如：配合國家提出的“第三次分配”政策，從小開展服務和回報社會的公益教育；配合國家“雙碳”目標，開展節能環保的宣傳實踐活動等。二是樹立以自主成長為目標的獨立意識。這在實施“雙減”政策和高考實行選考背景下顯得尤為迫切，應當引起學校和家長的充分重視，并堅持日常的有機滲透和引導，從而使學生盡早具備獨立人格和自主意識，了解并培育時間管理、情緒管理以及生涯規劃等重要素養。三是完善升學制度緩解壓力?！半p減”政策雖然減輕了學生課業壓力，但中高考制度并沒有發生改變，升學仍面臨著挑戰。應解決初高中區域升學的問題，規范初高中的招生秩序，在減負的同時緩解升學壓力。四是加強對校外輔導機構的管理。企業的創建和經營并非容易的事，政府要幫助校外培訓機構轉型升級，保障他們“既要華麗退場，也要華麗轉身”，對校外輔導機構從嚴審批，提升校外輔導班的質量[30]。五是推進教育資源均衡發展。積極推進學區治理、城鄉結合，盡量普及偏遠地帶的教育，提高教育水準，縮小教育水平的差別。

總之，“雙減”政策是國家構建新時代高質量教育發展體系，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和健康成長的戰略舉措。政府要織好學校和家庭的“保護網”，要緊密結合實際，認真落實“雙減”政策。學校要重新規劃好未來的發展戰略，要有執行“雙減”政策的定力，要有維護師生權益的堅守，要主動引領好家長，積極影響好社會，共同營造良好的教育生態，讓每一位學生都能享受到適合的教育和成長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