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職產教融合長效機制中的政校企職責定位與分工①

沙 印，許文靜，陳曉春

（江陰職業技術學院，江蘇 無錫 214400）

我國教育在新時代以來受到的關注持續增加，并且在全民教育推動力下，高職教育成為人才的主要培育基地，為我國市場轉型提供了較大助力。為進一步發揮高職教育的人才培育價值，高職院校應積極落實產教融合戰略，并明確政校企三方在其中的職責定位以及各自的分工，搭建長效機制，為社會源源不斷輸送高質量人才。

一、高職產教融合分析

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如何培育技能精湛、知識體系完整且滿足企業實際需要的技術技能人才，是當前職業院校面臨的首要問題?！倍髽I處在生產的第一線，他們的技術改良往往走在學校教育教學改革的前列，能夠實現精準育人并助推區域發展與振興。

產教融合是國家推動教育優先發展、人才引領發展、產業創新發展、經濟高質量發展相互銜接貫通的戰略性舉措，其核心是改革人才培養模式，促進教育鏈、人才鏈與產業鏈、創新鏈有機結合。高職院校積極開展“訂單式”人才培養實踐，規劃實施“能力本位，四階遞進”的階段性“4+1”人才培養過程。首先，通過專業學校和產業學院的基礎課程，以及在高職學院深度介入的專業課程的教學下，學生能夠較為全面地掌握專業知識及綜合技能，期間開展的專業創新能力提升訓練更是為學生提供了“知行合一”的機遇，將所學應用于實踐。其次，以“整體設計、分段遞進”的思路優化實踐教學體系，與行業企業深入合作，將職業技能訓練貫穿整個培養過程，致力于為區域經濟發展培養輸送更多的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

具體而言，院校企三方正在打造一個教育教學共同體，產業學院在其中起著橋梁與紐帶的重要作用。以省級綠色化工產教融合實踐基地為基礎，努力打造成實現學校和企業優勢互補、資源共享服務的校企合作平臺，促進行業、企業與專業深度融合，產教融合的模式創新，從根源上促進了新型職業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也成為解決區域經濟用工難問題的“金鑰匙”。

二、高職產教融合長效機制中的政校企職責定位與分工探討

（一）企業是產教融合長效機制的標準制定者

為產業提供服務，為社會經濟發展及國家戰略推進提供助力，是當前職業教育的最終目標，若要實現此目標，便需要與產業加強溝通聯系，做好協調工作，由社會企業作為實現自己的指南針。為此，高職院校的教育重心開始傾向于行業企業標準，以滿足各行業對職業人員的需求為教育核心思想，即人才培養標準不再由政府確定，也不再由教育部門、行政部門等確定，而是由社會各行業企業確定。社會中各企業對人才的需求標準是最權威的產教融合長效機制的制定者，從國際相關案例來看，社會企業制定標準是達到產出與需求、課程教學與實際標準、畢業與入職等對接目標的保障[1]。

企業是高職教育培養人才的輸出地，因此，企業需求便是高職人才教育質量的標準。而企業標準是由市場演變形成的，是通過市場變化、更新等活動，不斷地完善并且由市場某一行業中所有企業所認同并自覺遵守的標準，這一標準中涵蓋了職業素養、文化素養、技術能力等方面，同時在市場發展中，也可找到訓練這些能力的途徑。

由企業制定產教融合長效機制遵守的教育標準，同時也會將該行業應當具備的職業資格、職業技術等清晰、明確地說明，從人才教育角度來說，則表現為崗位任務、能否勝任工作等方面，行業標準可理解為將職業活動設置為導向、將職業技能設置為關鍵內容的體系，高職院校的教育或考核等內容都由行業標準所決定。而這個擁有強烈行業導向性的規范、標準正是高職院校所需求的，是否可以構建高職院校與企業的緊密合作關系、產業與教育深度結合的教育模式，決定因素是企業對教育的參與程度[2]。2015 年，政府提出落實“中國制造2025”的政策方針，邁出了制造業向工業化發展的一大步，而這一方針需要大量的技術人員、高素質行業職業人員承擔基礎工作，提高我國工業市場在世界范圍內的競爭性，而企業在其中的作用毋庸置疑?！秶鴦赵宏P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中提出（下文簡稱《決定》），企業須充分發揮“重要辦學主體作用”，要“健全企業參與制度”，并且應補充完善相關的保障、支持性措施，這便是政府強調企業在高職教育中的作用，倡導其發揮應有的主體作用，并且為行業制定產教融合長效機制的標準提供了相關的保障措施[3]。從現狀來看，已有部分行業指導教育體系相對完善，但從整體角度來說，存在指導動力低、指導能力弱等問題，“重要辦學主體作用”未充分發揮。這便需嚴格貫徹《決定》政策，不可一味地展開表面工作，而是要通過明確的政策，在法律上提供必要的援助。另外，也需承認我國教育相關法規還不完善，并且部分法律自頒發以來還未完全落實。

（二）高職院校是產教融合長效機制的實施者

行業標準是制定職業院校專業教學內容的基本原則和重要依據，對高素質、高技能職業人才的培養具有重要的價值。行業標準可以使院校正確地了解、準確地把握相對應專業所需的知識和技能，并能大體上確定出某專業所必需設置的專業課程及內容。教學工作是人才培養的關鍵，專業、課程和教材體系建設又是教學工作的基礎。職業院校應認真遵照行業標準和企業的實際要求，設計基于崗位工作過程的課程結構和內容，建立起能真實反映產業發展、技術進步和實際生產服務業務流程的，能滿足行業、企業要求的課程體系[4]。

高職院校作為產教融合長效機制的實施者，應當根據產教融合長效機制的標準，設置職業教育內容，實現高職院校社會人才培養的最終價值。深入貫徹產教融合標準，可使高職院校更加精確地掌握各專業的教學內容，并突出某一專業所必須要開展的課程。教育是培養人才的重點領域，而課程內容及專業課程設計是教育的基礎設置，高職院校應當嚴格遵守行業、企業所制定的各項標準，圍繞這些標準構建課程教育內容，建設可以真實體現市場行業發展及職業變化流程的、可滿足社會各企業對人才需求的課程結構，這是產教融合的長效策略[5]。

在經濟發展新格局背景下，高職院校各專業設計應當滿足企業的更新、變化所提出的新要求，企業應深入參與教育中，發揮指導作用，盡可能滿足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在著名的全球金融危機事件中，人們發現全世界各國的經濟都普遍下沉，而部分國家不降反升，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德國，其在歐盟中扛起了經濟大旗。通過對此現象的原因進行探究，發現根本因素在教育體系，其教育體系緊跟時代發展，步步緊跟市場，始終為市場提供強有力的人才支持?？梢哉f，德國的市場經濟發展，與其教育體系有著直接關聯，這一經驗對世界各國都有著重要意義，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6]。并且從當前世界環境來看，職業教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人才基礎的關鍵指標。而行業所制定的產教融合教育標準，可促進高職院校實施產教融合，高職院校根據產教融合教育標準，設置始終貼合市場發展的教育機制，同時持續深化校企合作、深入認知工學結合，從根本上處理教育與社會行業脫節問題，從教育領域再談教育發展略顯狹義，而從教育外看待教育發展，立足社會經濟、市場變化等層面，才可對教育發展做出真實而有效的判斷。若高職教育依然像以往一樣，脫離行業實際需求而閉門造車，便會出現出門不合轍的情況，嚴重限制了高職教育發揮作用?，F階段，大多數專業課程已展開試點產教融合，如化工行業委托行業協會和全國化工高職教育教學指導委員會通過行業分析和職業分析制訂了部分行業產教融合標準，信息產業部委托高校和行業專家通過科研立項的方式制定行業產教融合標準。而機械行業則積極展開行業指導產教融合規劃，以培養實用型人才為終極目標，通過產教融合等推進機械人才培養工程，為部分高職院校提供專業技術詢問、崗位實踐等支持。又或者某行業協會與高職院校達成合作，教育教材由行業開發編撰，并為教師提供培訓機會、為課程教學提供設備支持等。我國高職技能比拼賽事所采用的規則、標準等，也是由行業中各院校深入參與編著的，比賽內容也基本是行業所指定的技術標準，比賽項目則是行業所提出的崗位需求，比賽評委則由專業技術人員擔任。通過此賽事，高職院校能夠更加清晰地明白教育的重點內容，并使教育和企業的聯系更深入，同時建設具備市場特色的技能水平評價模式[7]。但從現狀來看，大多數行業、企業所制定的教育標準還未開始實行，當然，目前應用的標準就職的最低要求，一部分具備時效性，另一部分不具備。此外，企業在制定標準時所關注問題與高職院校在展開教育時所考慮的問題有著一定的差異性，這便要求除了通過相關措施加強企業指導能力建設外，高職院校須增強自身的校企融合意識，主動建設多方共同參與的溝通平臺，便于掌握時代發展、市場變化信息。企業所制定的產教融合教育標準雖無法完全代替職校的教育模式，但高職院校的教育需滿足社會各行業的需求。

（三）政府是產教融合長效機制制定和實施的監督者

在高職教育中，政府應當做好統籌規劃，提供必要的支持，并發揮監督管理作用。政府相關部門責任在于要將產教融合提升至頂層設計，從國家層面重新構建高職教育的政策、體系等內容。在這一管理模式下，行業是產教融合教育標準的制定者，高職院校是產教融合的實施者，而政府相關部門則承擔監督責任，始終保持在局外角度看待產教融合的推進，助力其構建長效機制，而非參與其中[8]。

黨的十八大以后，我國教育部門持續增強職能轉變力度，盡可能降低對學校教育的干涉程度，并推行相關政策作為輔助支持。而最佳狀態便是《決定》中所標明的“增強企業指導作用、合理設置指導政策等，并以授權、委托形式，將部分責任轉交給企業承擔，通過政策強化監督效果”。通過上文論述，我們知曉行業、企業是教育最合適、最權威的標準制定者，如此政府便應給予行業、企業制定教育標準的權力，并提供相應的政策支持。除了授權或委托形式外，政府也可利用購買服務的形式，根據我國職業標準要求，圍繞國家級行業協會等，設置教育標準，并根據教育標準展開監督工作。

政府監督中有一個重要職責，即強度教育的督導評估。在教育評估制度革新中，要發揮企業的主導作用，建設以企業為中心的第三方評估機構，打破以往教育內部的封閉機制，利用政府的監督職責建設面向社會開放的評估機制。這可大幅提升社會各界對職業教育的關注度，利用社會資源促進產教融合長效機制的建設，切實提升高職培養人才的水平。高職教育與常規高校教育的不同之處在于它是由企業、院校及政府等多個個體參與的“多層面、多角度”教育。這使得產教融合相關法律建設，須各參與主體協同推進，才可使法律具備高度可執行性，達到法律的約束效果。當前的高職教育法規存在一些不合理之處，比如邏輯結構，法律中關于處理、獎懲等方面的定義不夠明確，尤其是社會企業相關規定，存在有許多不完善之處。故而在產教融合推行中，企業受到了各種因素的影響，參與積極性被壓制，這嚴重阻礙了產教融合的推進，成為校企合作路上的絆腳石。完善相關的法律規定，對企業而言，不僅是賦予了義務，更多是提供了各項支持、助力，并特別明確了社會企業在產教融合中的法律地位，強調企業在高職教育中居于指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