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叢報》與林則徐的媒介形象塑造

常昌盛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北京 100081)

1830年初，28歲的美國新教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接受美部會(美國公理宗海外傳道部)差遣來到廣州宣道。為了傳播基督教福音、了解中國，裨治文認真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字，并按時向美國本部匯報其對中國的觀察。1832年5月，裨治文在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的建議和支持下在廣州創辦了《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這是由在華傳教士創辦的、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的第一份英文月刊，共20卷，232期。在《中國叢報》續存的20年時間里，裨治文長期擔任該報主編，直至1847年遷居上海為止。

《中國叢報》的創辦幾乎與美國的報紙現代化處于同一時期。19世紀30年代，得益于印刷技術的革新和工商業的迅猛發展，經濟新聞越來越受到關注，這進一步刺激了美國報業的發展。無獨有偶，廣州口岸的英文報刊也迎來了蓬勃發展的機遇。隨著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的終結，港腳商人開始步入自由貿易時代。隨后，鴉片走私泛濫導致中英貿易摩擦頻仍，成為《中國叢報》重要的新聞議題?！吨袊鴧矆蟆穭撧k原旨為拓展在華傳教事業，在反對鴉片的同時也竭力呼吁打開中國市場，帶有明顯的古典自由主義的烙印?；仡櫭绹鴪髽I的發展，大眾化報刊確立了新聞客觀性的宗旨。1839年，《中國叢報》把鴉片貿易危機設置為重要議程，“有聞必錄”成為這一議程的重要特征。

政治人物報道是報刊建構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種目的性、針對性較強的報道方式和傳播策略。鴉片戰爭前，作為皇帝任命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南下赴粵查辦?？谑录?珠江一帶的鴉片走私活動)成為《中國叢報》的重點報道對象。作為備受關注的“媒體人物”，《中國叢報》是如何報道林則徐的，為其建構了什么樣的媒介形象，賦予這一形象怎樣的內涵是本論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一、“未見其人”的報道方式

鴉片戰爭之前，廣州口岸的行商體制橫亙在中西方之間。一般情況下，政府官員不得接觸外國人，即使引發國際貿易爭端，雙方消息的互通也只能由行商以“稟”和“諭”的形式代為傳遞。1839年3月，林則徐到廣州查禁鴉片。這位欽差大臣的出現牽動著在華外商群體的神經，其處理問題的舉措又會影響中西關系的走向，自然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稍谥形鳑]有直接交往渠道的情況下，《中國叢報》是如何報道林則徐的呢？

(一)“未見其人，先聞其聲”

首先，《中國叢報》采用了“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的報道方式。1839年1月《中國叢報》的“時事報道”(Journal of Occurrences)欄目刊登一則預告性消息，林則徐作為其報道視野中的媒體人物正式登場。這則消息稱：“林則徐，福建人，受皇帝委派為欽差大臣到廣州就鴉片貿易展開調查并提出新的舉措，預計將在幾天后抵粵。他打算‘切斷毒源’，并準備在必要時‘沉舟破釜’，因為現在看來，大皇帝對這些交易和使用鴉片的惡行已經相當憤怒，而且他內心深處時刻都在想著要永遠消除它們”[1]504。這則消息重在傳達林則徐即將到任的信息，《中國叢報》沒有發表任何評論。不過單憑這則消息就可以看出，《中國叢報》密切關注事態的動向，有著較強的新聞敏銳度?？偟膩碚f，虎門銷煙之前，《中國叢報》對林則徐的報道大多采用“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的報道方式，把林則徐發布的禁煙諭令譯為英文并全部刊載出來。

作為月刊雜志，《中國叢報》不僅要報道時事新聞，還需兼顧其他欄目。如何在有限的版面中選擇最有價值的新聞，并最大限度宣傳“聲勢”成為《中國叢報》的又一指導方針。在新聞稿件的選取上，《中國叢報》先后刊登了林則徐簽署的各類公文英譯稿。在《諭各國夷人呈繳煙土稿》中，林則徐直言“家居閩海，于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責令“嗣后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2]22-23。在《諭洋商責令夷人呈繳煙土稿》中，林則徐對行商們疾聲厲色道：“乃十余年來無不寫會單之銀鋪，無不通窯口之馬占，無不串合快艇之行丁工役。并有寫書之字館，持單之攬頭，朝夕上下夷樓，無人過問。銀洋大抬小負，畫則公然入館，夜則護送下船，該商豈能諉于不聞不見？乃相約匿不舉發，謂非暗立股分，其誰信之？”[2]19-20此外，《中國叢報》還刊登了行商與外商、義律與英國臣民，各國領事與林則徐之間的通函原文。這些函件都圍鴉片主題展開以回應林則徐的禁煙舉措，無不體現著“至上而下”和“中心—邊緣”的權力結構及其關系。

《中國叢報》沒有對這些稿件發表任何評論，其用意是為讓外商知道中國政府反對鴉片貿易的堅定立場。不過林則徐的措辭并非一以貫之地強硬專斷，有時候也不乏循循善誘的教導。在《中國叢報》刊登的《示諭夷人速繳鴉片煙土四條稿》中，林則徐從天理、國法、人情和事勢闡述鴉片貿易的危害，并勸誡鴉片商販上繳煙土，“本大臣與督撫兩院，皆有不忍人之心，故不憚如此苦口勸諭。禍福榮辱，皆由自取，毋謂言之不早也”[3]128。由此看出，在虎門銷煙前期《中國叢報》是通過向讀者“轉述”林則徐的話語來報道林則徐的。這種“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的報道方式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此時的《中國叢報》還沒有機會接觸到林則徐本人，只能透過諭令中的文字和語氣來判定他的態度。通過《中國叢報》的這種“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的報道方式，“以聲奪人”的林則徐給西方讀者留下了疾聲厲色但又勸善規過的媒介形象，彰顯林則徐不辱使命的初衷和根絕鴉片的決心。

《中國叢報》緣何如此關注鴉片與林則徐呢？這除了新聞價值以外還與《中國叢報》主編裨治文的個人立場密不可分。作為基督教傳教士，裨治文對鴉片深惡痛絕，在考察中國的傳教環境時，鴉片泛濫的問題更是讓他觸目驚心。1836—1837年，裨治文曾在《中國叢報》上設置罪惡與道德議程，邀請西方各界人士公開批判鴉片貿易。此外，從事鴉片走私的幾乎全為英國商人，只有采取行動與英國作出區隔，才能防止中國的禁煙運動累及中美貿易，保護美國的利益。在禁煙方面，林則徐的行動與裨治文的設想在某種程度上高度契合，因此裨治文不吝版面對鴉片貿易的相關議題進行了大量報道。

(二)“未見其人，先聞其事”

除了替林則徐“發聲”之外，“未見其人，先聞其事”是《中國叢報》采用的另一種報道方式。不同于簡單“轉述”林則徐的公告，這種報道方式可以通過報道事件來反映事件人物的性格特征。同時，通過觀察雙方的集體行為，探究行為背后的動因，即使在新聞中心人物“缺席”的情況下，也能窺探其行事作風。1839年3月24日在廣州突發的軍事行動涉及到中英雙方的切身利益、關乎在華外僑的生命安全、影響著中外政治的發展動向，具有極高的話題度和新聞價值。3月24日，林則徐下令捉拿鴉片走私的幕后策劃者兼英國商會會長顛地(Dent)，義律聞訊從澳門趕來，乘坐炮艦“拉恩”號抵達廣州，親自進入商館護送顛地離開。林則徐見其“是夜欲將顛地帶逃”，于是下令派兵圍困商館，《中國叢報》完整地記述了當時的情形。

“義律上校剛一上岸，警報就迅速地傳布出去，巡捕官中便層層傳令把商館四周的所有通道封鎖起來。幾分鐘后，商館廣場上的中國人都被驅走。廣場入口都已關閉由兵卒看守著，商館門口在兩夜前早就被一些苦力們所監視，現在則擠滿了大隊人馬，他們手執長矛，提著燈籠。整個商館前的沿江兩岸由船艇排成三條警戒線，載滿了武裝人員，臨近屋宇的房頂上也駐滿了兵勇。為了封鎖場地，欽差大臣下令要求買辦和仆役撤離商館。大概到了晚上九點鐘，商館中沒有一個中國人留下，唯一的同伴就是剩下的兩三百個外國人。廣州城，或者至少毗鄰商館的那個地區實際上是處于戒嚴之下。巡邏隊、哨兵和軍官們一面鳴鑼吹號，一面加緊巡查，為那夜的黑暗和憂傷增添了一層混亂。如果再多一點群情激憤的話，這些商館可能會變成另一個“黑洞”，或是變成一個殺戮的場景”[1]627。

《中國叢報》的這篇通訊沒有正面報道林則徐本人，也沒有表現出任何特定立場和思想傾向，而是用客觀事實向西方讀者呈現“圍困商館”事件的全貌。通過對真實場景的記錄和細節的捕捉，《中國叢報》把當時的情景、氣氛、敘事者的情緒和感受一起構成強烈的現場感，向西方國家表明中國政府禁煙并非虛談，也讓讀者感受到林則徐雷厲風行的政治作風和動如雷霆、其疾如風的威嚴氣勢。

義律的軍事先發行動導致商館遭到圍困，廣州內的所有外商均與外界失去了聯系。作為一份英文報刊，《中國叢報》自然擔心在華外僑的生命財產安全，那么其后續的報道是否會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也是值得關注的問題。此次圍困商館事件中，義律利用中國人不懂外交、不懂西方法律的弱勢，把中國的禁毒問題上升到國際外交沖突的層面，以期博得其他西方國家的同情和支持。從有利于擴大傳教事業的角度出發，主編裨治文可以借此聲援義律要求西方國家聯合起來對抗中國，從個人對鴉片的立場來看，裨治文希望根除鴉片這種罪惡商品，所以裨治文選擇不偏不倚的立場，保持報道的平衡。除了刊登義律對英國臣民的公告以外，《中國叢報》還刊登了《各國夷商稟遵諭以后不敢夾帶鴉片等由》《米利堅國夷商京稟該商向不販鴉片由》以及義律與林則徐關于收繳鴉片的通函。從書信內容看出義律已經摒棄了以往堅決的語調和態度，轉而較為恭順地遵從林則徐的繳煙諭令。

1839年5月23日，在20 291箱鴉片繳完之后(其中的8箱是額外從因義士處繳獲)，廣東當局下令驅逐義律及十六位鴉片商?！吨袊鴧矆蟆啡绱擞涗浀溃骸坝捎趦晌焕闲猩毯乒俸兔龠t遲未到英國商館確認離粵人員，直到下午五點義律才得以離開，同行的還有16名驅逐人員名單里所有當時在廣州的英國人。義律上校一行離開后，商館前和靖遠街街口由苦力充當的警衛立即被撤走，商館附近的街道被準許通行。民眾們也很好奇，想看看發生的變化，于是廣場上很快就擠滿了注視的人群”[4]31。

此次報道中，林則徐并未現身，但“未見其人，先聞其事”的報道方式賦予了林則徐強烈的“存在感”。圍困商館持續了兩個月，《中國叢報》的報道在事件發生和結束時均對義律施以重墨，使得前后形成極大反差。兩個月前，義律調兵遣將、兵臨城下，大有長驅直入的氣勢，不料自己身陷囹圄，最后悻悻而歸。表面上是報道義律的遭遇，實則是在暗暗夸贊林則徐“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政治才干。在《中國叢報》搭建的新聞框架內，沒有出場的林則徐被塑造為雷厲風行，不怒自威的禁煙大臣。

二、見人見事的現場報道

百聞不如一見，無論是“聞其聲”還是“見其事”，如果見不到其人，那么會讓新聞讀者留下不少缺憾。一則新聞報道如果缺乏現場感，不能近距離感受，就無法直觀把握新聞人物的精神內涵，這樣寫出的報道自然避免不了猜測、臆想和過度闡釋。

(一)旅行者視角下的見聞

1839年6月3日，林則徐下令將20 291箱鴉片于虎門鎮口就地銷毀?！吨袊鴧矆蟆分骶庱灾挝氖苊绹倘司?King)之邀，一同前往虎門鎮口觀看銷煙現場。裨治文藉由這次拜訪，進行一切可行的調研和觀察，以了解林則徐直接領導下的銷煙工作是否忠實。根據虎門銷煙的現場見聞，裨治文撰寫《鎮口銷煙記》，以第一視角描述這個存放和銷毀鴉片的鎮口鎮。

“鎮口是一座位于狹長地帶上的村莊，位于小溪的東側，分布呈南北走向，大概有三分之一英里長。存放和銷毀鴉片的地方就選定在這條溪的岸邊上，位于一處山坡，距村莊北端不遠的地方，占地約400或500平方英尺的區域，用竹子安插著。在我們一行人經過村莊時，成群結隊的看客涌到船里，房屋上，以及山的兩邊”[4]72。

與其他“轉述”的報道不同，裨治文置身于真實的場景中，從點到面、由表及里，從多層次多角度觀察虎門鎮口、派駐軍隊的精神狀態和中國勇士的風貌。透過“旅行者”的視角，裨治文以親身者的觀察和敘述使得報道更加客觀真實?！爱斘覀兙従徔拷０稌r，戰船和帆船鳴炮致敬。兩個師的軍隊分一南一北，身穿制服，按照各自的軍姿站立圍成一圈”[4]72。裨治文在描述林則徐派來接待的侍從時，這樣記載：“他穿著厚重的長袍，穿著靴子，系著腰帶，如同一位戰士。他是個本土的穆斯林，來自北方某個省份。身材高大魁梧，膚色黝黑，留著濃密的黑色長胡須。他顯然是在營地里長大的，并且習慣了軍旅生活”[4]72。

臨時搭建的銷煙場地是什么樣的？人員規模如何？那里的防衛是否嚴密等一系列問題都需要《中國叢報》為西方讀者進一步解讀?！舵偪阡N煙記》屬于“旅行者見聞”，《中國叢報》主編裨治文以旅行者的視角，采用“移步換形”的敘事結構，由遠及近、從外到內，逐步向西方讀者揭開銷煙現場的神秘面紗。

“這是一個很大的區域，四周圍上堅固的柵欄，像馬來西亞營地。除東邊以外，每邊都安置門道，這些門前都有哨兵把守著，沒有令牌任何人都不得進入。當從這個地方出去時，每個人都要被搜查。據說，銷煙工人的數量約為500人，文武官員的人數不可能少于60或80人。我幾乎沒有見過一群比這更為英姿颯爽的男人，許多差役和扈從也都很年輕、儀表堂堂。所有這些官員都被委派為檢查員和監督員，其中的一些官員坐在墊棚下的高椅上，觀察著圍墻內每個角落的一舉一動，以他們位置的視角，沒有什么能逃得過他們的眼睛。一些文武官弁則輪流站哨，日夜蹲守，另一撥人負責監督煙箱里倒出的鴉片，這些煙箱被存放在圍墻內的高棚之中。他們特別注意查看每個箱子和袋子是否與從躉船上搬下時做的標記相符”[4]73。

如此精心安排的會見場景，環環相扣、有條不紊的程序可以看出林則徐邀請西方人觀看銷煙的動機。林則徐想借西方人的所見所聞向各國傳遞中國的聲音——“必將鴉片流毒盡絕根株”。通過裨治文的現場報道和“移形換位”的敘述結構，可以看出林則徐的治軍嚴明和嚴謹周詳的工作作風。

(二)身臨其境，走入震撼的銷煙現場

除了要有現場感，“出鏡”記者還需要通過仔細的觀察、深入采訪和情景融合才能翔實地向讀者進行現場報道，給人以身臨其境的感受。中國人用于銷煙的化煙池是什么樣的？中國人是如何銷煙的？帶著滿心的好奇，裨治文在林則徐侍從的陪同下來到了化煙池旁，其目光所及之處皆被記錄到《中國叢報》之中。

“位于圍墻西側的柵欄內，有三個大水池或凹地，自東向西分布，大約150英尺長，75英尺寬，7英尺深，底部鋪設石板，沿著池邊釘上笨重的木樁。這三個水溝都有自己的圍欄，且只有一邊設有入口。我們在那查看時，一個沒有鴉片，第二個正被填滿，另一個幾乎已準備清空”[4]73。

裨治文一行人重復檢查銷煙的每一道工序，被中國人謹慎和忠實的態度所折服，裨治文詳細地描述了中國人銷毀鴉片的整個流程，足以見證中國人對銷煙工作的監視比在廣州拘留外國人時要嚴格得多，他繼續寫道：

“處理鴉片的工序大致是這樣的。首先，用山頂上引來的淡水灌滿一片約兩英尺深的凹地。第一塊凹地處于這種狀態中，它剛剛被灌滿了淡水。在第二塊凹地上面搭建臺架，人們在臺架中干著活，臺架上面按幾英尺的間隔擺放著木板。裝進籃子里的鴉片傳遞到苦力的手中，苦力們踩著木板把鴉片運到凹地的每個角落。然后把鴉片球一個一個地拿出來，扔在木板上，用腳后跟踩碎然后再踢進水里。與此同時，其他苦力也在化煙池內忙碌著，他們拿著鋤頭和寬大的鏟子，忙碌地敲打和翻起水池底部的鴉片。另一些苦力則被雇來搬運鹽粒和石灰，并將它們大量地撒在整個化煙池的水面。第三塊水池大約填了一半，就像個蒸餾的大水池一樣，水池中的鴉片并不是在旺盛地發酵，而是在緩慢地分解，幾乎已經準備好排出去了。需要通過一個狹窄的涵洞排放，這個涵洞開在化煙池和小溪之間。涵洞有兩英尺寬，比化煙池的底部要深一些。涵洞設有一個過濾網，像篩子一樣細，以防止任何較大的鴉片碎塊沖進小溪里”[4]73-74。

裨治文以現場報道的方式，把所看到的事實如實寫出來，也讓西方讀者看到林則徐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的中國官員。通過《中國叢報》的描述，不但讓讀者看到了林則徐在處理鴉片問題上剛正不阿的態度。透過這篇新聞報道，不禁讓人感嘆林則徐細致嚴謹的工作作風，于細微之處見真章的威嚴氣勢。更重要的是，《中國叢報》粉碎了外界盛傳中國政府假意銷毀鴉片的謠言。在鎮口的銷煙現場，林則徐嚴厲執行公務，不留任何投機取巧的余地，任何趁機偷運鴉片的人，一經發現直接當場處死?！吨袊鴧矆蟆返倪@一篇現場報道使得虎門銷煙真正地達到“共見共聞，咸知震懾”的效果，也把林則徐塑造為一名剛正不阿、正義凜然的禁煙英雄。

三、人物“專訪”與林則徐媒介形象的完成

人物專訪是現代報刊上常見的一種新聞形式，但在華夷之別甚嚴的清朝中后期，林則徐折節接見外國人并接受“專訪”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從新聞傳播學的角度看，“專訪”林則徐是西人第一次與中國官員面對面接觸，具有重要的新聞價值和歷史意義?；㈤T銷煙之前，《中國叢報》已多次報道有關林則徐的新聞，刊發其簽署的諭令和公告，對這個“訪問對象”的情況有了大致的了解。此次專訪為了突出重點，主編裨治文除了勾畫訪問對象的舉止、神態和性格特點以外，還發掘了林則徐一些獨特的興趣愛好，從多方面展現了林則徐豐富的精神面貌和內心世界。

(一)《中國叢報》主編眼中的偉大政治家

參觀完化煙池之后，裨治文和京被安排前往謁見欽差大臣。關于林則徐的形象，裨治文這樣描述，“他看起來不過四十五歲，身材矮小，體格結實，有一張光滑飽滿的圓臉，細長的黑胡須，和一雙敏銳的黑眼睛。他的聲音很清晰，音調分明。他的面容顯示出一種一貫謹慎而又深思熟慮的睿智”[4]77。在向中國官員們脫帽鞠躬致意后，裨治文和京開始了長達兩個小時的訪問，不過不是直接訪問林則徐，而是通過身邊的侍從傳話來交流。

林則徐愿意折節接見這個美國訪問團，一來是因為當時廣州城內只剩下美國人，而京在美商中頗具聲望，接見美商代表可能對禁煙有所幫助。其次，裨治文陪同前往虎門既可充當京的翻譯，又可以把這次虎門銷煙的親身經歷寫進《中國叢報》當中，更彰顯中國政府銷毀鴉片的決心。不過這次會晤的主題是貿易與禁煙，裨治文創辦的《中國叢報》并未成為討論的話題。在京與林則徐會晤的過程當中，主要談論了三個議題：如何恢復中美貿易；關于英國人撤離廣州港的意圖以及向英國女王和其他歐洲君主傳遞國書的最佳方式；詢問地圖、地理和其他外國書籍的情況，希望獲得一部馬禮遜編撰的《華英字典》。與林則徐會談的整個過程都是在平靜而友好的氣氛中開展的，“當美國商人京不時對那些行商發表評論時，他忍不住笑了，這是他唯一的一次微笑。欽差大臣還問我們：那些行商之中誰最好？京先生沒有回答。應他的要求，我們對英國海軍力量進行了介紹，這似乎讓他很不愉快，有一兩次他竟然皺起了眉頭”[5]339。

會晤結束后，林則徐把致英女王的禁煙信《移英吉利國王文為會禁鴉片煙事》交給裨治文，但他并不知道該如何將此信交給英國王室，最后決定發表于1839年5月份的《中國叢報》上。以《中國叢報》當時的訂閱和發行情況來看，每個月都有大量《中國叢報》送達英格蘭海岸，因此這封信的發表即使不能通過正常渠道傳遞給英國王室，也能保證很多英國人仍有機會在《中國叢報》上讀到它；“照得天道無私，不容害人以利己，人情不遠，孰非惡殺而好生。貴國在重洋兩萬里外，而同此天道，同此人情，未有不明于生死厲害者也”[4]9?，F在不是歐洲使臣急于與中國官員直接通信，反而是林則徐“急欲了解如何將此信遞交英國王室”，并同歐洲各君主商談爭取其對中國禁煙運動的支持。實際上，林則徐后來安排英國商船“擔麻士葛”號(Thomas Coutts)商船的船長灣喇(Warner)將此信帶到英國，但英國外交部事先知道其內容，因此拒絕接受。

(二)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通過這次會晤，《中國叢報》展現了林則徐不同于以往的一面，在封建閉塞的東方帝國中，這位欽差大臣的國際視野讓主編裨治文感到非常意外。

自林則徐赴粵以后便開始密切關注英國的反應，招攬翻譯人才，極力探求西方知識。根據裨治文的記載，林則徐幕下的翻譯人才有4人，其中較為出色的譯員正是裨治文的得意門生，華人基督徒梁發之子梁進德。相較于其他3位譯員，梁進德對中英文字的掌握程度雖然是最熟練的，但裨治文也只是稱其“能較為輕松，正確和流暢地閱讀和翻譯常見題材的文件”[4]77?？梢?，林則徐詢問外國書籍的情況，除了“探訪夷情，知其虛實”外，更需要提高譯員的能力，壯大自己的翻譯隊伍，這是林則徐進行大量譯報的內在邏輯。魏源在《圣武記》里寫道：“林則徐至粵，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林則徐對當時收集到的西方報刊書籍進行了摘譯和編輯，包括《四洲志》《澳門新聞紙》《澳門月報》《華事夷言錄要》《滑達爾各國律例》和《洋事雜錄》?？梢哉f，林則徐是睜眼看世界第一人，他這種國際視野是同時代的其他中國政治家所缺乏的。

總的來說，裨治文對與欽差大臣會談的結果是比較滿意的，他記敘道，“從會談的整個過程和詢問的內容來看，欽差大臣的唯一目標似乎一直非常明確，就是要消除鴉片走私，保護和維護合法和正當的貿易。在談話的方式和內容上，他都表現得很好。他的確不時地透露出對自己國家和君主或多或少的偏愛，以及對所有其他國家的漠視，這正是偉大政治家的特點”[4]76-77。

裨治文撰寫的《鎮口銷煙記》詳細記載了虎門銷煙的所有細節，是《中國叢報》發表的較有代表性的紀實性報道。從報道姿態來看，裨治文以“融入”的姿態來觀察虎門銷煙中的人和事，獲得了真實影像，捕捉到有價值的材料。從文本建構看，“融入”的報道姿態往往“靠事實說話”，裨治文深入考察，切身體會銷煙現場，避免了主觀色彩和傾向性。從船上到岸上、從遠到近、由外到內，裨治文報道的場景涵蓋鄉村、營地、軍隊、士兵、官員、銷煙工人等。這些敘事元素構成了完整的文本，并呈現出鮮活的敘事圖景，觸發西方讀者的閱讀興趣。

虎門銷煙對西方國家產生了非常大的沖擊力，達到了“共見共聞，咸知震懾”的傳播效果。此次虎門見聞，主編裨治文近距離接觸林則徐，氣氛輕松友好。林則徐文雅的舉止、談吐得體、思維縝密的特質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裨治文眼中，林則徐對西方知識懷有極大興趣，他密切關注國際事務，擁有偉大政治家具備的所有品質，這些都是裨治文在“第一現場”里獲得的深切感受。就此種意義而言，《鎮口銷煙記》這篇報道更加豐富了林則徐媒介形象的內涵。

四、結語

《中國叢報》刊登林則徐的諭令往往采用“實錄”的方式，不做任何評論，在會見林則徐時從多個層面對其進行考察，呈現了一個立體、鮮活的人物，甚至不乏溢美之詞，可見《中國叢報》對林則徐的報道是正面且褒揚的。其原因有三：一是裨治文與林則徐都對鴉片持反對態度；二是英國對華貿易常年占據中外貿易總量的最大份額，擠壓了美國對華貿易的空間，不利于自身商貿的發展；三是響應美國政府要求制定溫和的對華政策號召。通過報道虎門銷煙和塑造林則徐的光輝形象，《中國叢報》或許可以在西方輿論界占領主陣地。

作為查禁鴉片的主要人物，林則徐南下赴粵之初就開始受到《中國叢報》的關注。在無法直接接觸林則徐的情況下，《中國叢報》只能通過“未見其人，先聞其聲”和“未見其人，先聞其事”的方式報道林則徐，塑造了林則徐雷厲風行、不怒自威的媒介形象。在隨后的虎門銷煙現場，裨治文采用“見人見事”的報道方式，考察銷煙場地并會見了林則徐本人。裨治文以“第一現場”見聞展現了林則徐豐富的精神面貌和內心世界，向西方讀者呈現出一個信念堅定、執法如山的禁煙英雄，同時又是一位舉止文雅、思維縝密又具有時代先鋒精神的偉大政治家，完成了對林則徐媒介形象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