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盟區域一體化進程中國家之間的溢出效應研究
——基于經濟增長的視角

范祚軍，孟慶偉，周久寓

自1967 年8 月8 日《曼谷宣言》發表以來，東南亞國家聯盟從初創的松散聯合體到如今影響亞太地區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重要組織已經度過了五十余年，在促進地區經濟發展、推動東南亞地區一體化的過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然而，在2015 年以后，在東盟共同體正式成立、東盟一體化已經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不可忽略東盟十國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發展差異。截至2019 年，東盟成員國中發展程度最高的新加坡人均GDP 高達6.56 萬美元，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十個國家之一，而同為東盟成員國的緬甸人均GDP 僅為1477 美元；東盟國家中經濟體量最大的印度尼西亞國民生產總值約合1.12 萬億美元，在全球國家中排名前20，與此同時老撾國民生產總值僅182 億美元，仍然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除了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東盟國家的經濟結構差異較大，在國際產業鏈分工和中國—東盟合作等國際往來中扮演的角色也相差甚遠，部分國家在地區多類產品都占有一定出口份額，一部分國家則對地區市場的依存度較弱。各國國情的巨大差異，也導致了新的疑問產生：東盟各個成員國是否都有效參與了區域一體化的進程當中，一體化是否對成員國都產生了正向作用？

作為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潮流，區域一體化始于20 世紀下半葉，并于20 世紀末在世界范圍內迅速發展。區域一體化推動了合作框架內貿易壁壘的消除，降低了成員國之間商品和要素流動的成本，提高了貿易自由化的程度，并對區域內的貿易保護主義產生一定抑制作用。然而，有關研究也指出區域經濟一體化存在背離WTO 主導的多邊貿易體制，具有排外性等弊端，如在歐洲一體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德國等發達國家在歐盟經濟運行中占主導地位，希臘等國家失去部分經濟主權和國家行為能力，個別國家的債務危機在歐元區范圍內造成震蕩等現象。在區域一體化過程中出現的居于主體地位的中心國家，勢必會通過投資、技術進步和產業分工的轉移，對區域內的其他邊緣國家產生輻射作用。此外，區域一體化框架下中心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產生集聚效應，使得其他國家的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向中心國家流動，中心國家因為資源的快速聚集取得迅猛發展，邊緣國家由于資源長期被虹吸發展受到抑制的現象近年來也受到關注，并引發部分國家對于區域一體化的擔憂，印度在RCEP 談判中的曲折便是有力的證據。

區域一體化對東盟成員國，尤其是經濟水平欠發達、綜合國力較弱的成員國產生的正向作用和負向作用之所以難以斷定，一方面是因為其中受到國際政治局勢變化和突發事件等外部性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成員國之間同樣存在著雙向的溢出效應，外圍國家經濟發展產生的對外投資、技術進步同樣會影響到中心國家。因此，實證研究東盟一體化過程中成員國對其他國家的溢出效應，有著重要的研究意義。

一、文獻綜述

輻射效應，又稱外溢效應，按照不同學派有著不同分類，新功能主義將其劃分為功能性、地理性和政治性三種溢出效應，也有學者按照作用機制將其劃分為學習性溢出和分工性溢出。①Baldwin R E，Forslid R，“The core-periphery model and endogenous growth: Stabilizing and destabilizing integration”，Economica，vol 67，2000，pp.307‐324；Ji Hyunjung，“Tate M P.Spillover effects of central cities on sustainability efforts in a metropolitan area”，Policy Sciences，vol.54，no.1，2021，pp.95‐121；丁任重、許渤胤、張航：《城市群能帶動區域經濟增長嗎？——基于7個國家級城市群的實證分析》，《經濟地理》2021年第5期。關于地區發展中對外正向和負向的輻射作用，不同的學者分別從城市群和省份的角度做出過研究?，F有的研究對區域經濟中的溢出效應做出了較大的支持，并且證明了區域內不同地區的溢出效應存在明顯的異質性。趙奎等對我國省會城市溢出效應的研究表明，省會城市的工業發展會顯著帶動地方城市的發展，其通過實證分析證明相比分工機制，學習機制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并進一步從上下游產業關聯的視角發現了省會城市工業發展存在更強的溢出效應。②趙奎、后青松、李?。骸妒鞘薪洕l展的溢出效應——基于工業企業數據的分析》，《經濟研究》2021年第3期。莊羽和楊水利關于“強省會”戰略的輻射與虹吸效應的研究提供了相關補充，其對省會城市首位度對區域內的創新發展和內部差距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強省會”戰略在技術上具有輻射效應，資源上產生虹吸效應，并且在不同階段出現“要素擁堵”與“要素匱乏”的現象。③莊羽、楊水利：《“強省會”戰略對區域創新發展的影響——輻射還是虹吸》，《中國軟科學》2021年第8期。孫曉露和閆東升通過對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增長空間溢出效應的測算分解，發現在區域內GDP空間分布呈現穩定的中心—邊緣布局，核心區的溢出效應顯著大于邊緣區，且和一體化進程表現出明顯的正相關。④孫曉露、閆東升：《長江三角洲經濟增長空間溢出效應的測度與分解》，《經濟地理》2021年第1期。潘文卿對十年內中國八區域的溢出效應進行了結構性分解，發現區域內乘數效應的貢獻在下降，區域間溢出效應的貢獻在上升，溢出效應在東南沿海的發達地區和其他地區之間存在較大差別，并且認為投入產出結構的變化對溢出效應增加存在貢獻。⑤潘文卿：《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基于空間溢出效應的分析》，《世界經濟》2015年第7期。何勝等運用引力模型研究了長江中游城市群的空間相互作用，發現城市群空間相互作用的網絡形態主要呈放射狀，區域中存在明顯的中心城市，不同城市和城市群的空間相互作用水平異質性明顯，除了部分成熟的二級城市群，城市間的聯系還比較松散。⑥何勝、唐承麗、周國華：《長江中游城市群空間相互作用研究》，《經濟地理》2014年第4期。

關于東盟一體化中的區域輻射作用，早年有學者對東盟國家的溢出效應做出過研究。⑦黎鵬、楊宏昌、王勇：《中國與東盟國家經濟增長的網絡關系與溢出效應》，《財貿研究》2017年第9期；徐東波、劉雅珍、孫若涵：《中國與東盟國家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基于空間面板杜賓模型的實證分析》，《經濟問題探索》2019年第1期。程敏認為東盟一體化過程中表現出功能性溢出效應、地理性溢出效應和政治性溢出效應，在肯定其對于東盟國家一體化的影響的同時也提供了相關的理論研究基礎。⑧程敏：《東盟一體化發展中的溢出效應及其影響》，《經濟問題探索》2006年第5期。王臘芳等則以“一帶一路”為切入視角對沿線國家經濟增長的雙向溢出效應進行了測度和分解，發現對于經濟體量較大的國家和能源供應國的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溢出貢獻率，溢出效應較為明顯，但是與距離較遠的沿線小國經濟聯系不足，而沿線國家對中國的溢出貢獻率普遍占比較低。①王臘芳、謝銳、陽立高等：《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增長的雙向溢出效應》，《中國軟科學》2020年第12期。從分工機制的角度，崔慶波等學者的研究給出了不同的證據，其研究顯示雖然中國—東盟自貿區成員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存在差異性，但是中國在CAFTA 框架下表現出明顯的市場規模效應，進一步集聚了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優化了中國的國際產業分工地位。②崔慶波、梁雙陸、劉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對成員國國際產業分工結構的影響》，《廣西社會科學》2017年第9期。自2015 年東盟共同體正式宣告成立后，一些學者認為東盟共同體已經到達了相對較高的一體化階段，但也有研究指出，東盟經濟共同體更可能是一個自由貿易區的延伸版，短期內很難形成一個次區域關稅同盟，更不可能形成勞動力、資本和服務等充分自由流動的共同市場。③韋民、胡振虎、周強武：《東盟經濟一體化前景分析》，《中國財政》2014年第6期。

綜上所述，關于東盟一體化過程中的溢出效應曾有學者做出過理論機制分析，但實證部分仍然有待補充，且時效性有待更新；關于區域內的溢出效應的作用機制理論已經相對完備，且已經有學者研究出完整的實證步驟，關于溢出和抑制兩方面的實證證據也較為充足；結論方面，一體化對成員國的輻射影響究竟是以正向的溢出為主還是負向的抑制為主，依然存有較大分歧。本文的創新點主要在于通過東盟共同體建立后各國對其他東盟國家的溢出效應探究，分析東南亞區域一體化對成員國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對比分析。

二、理論分析

（一）區域一體化前貿易與投資對經濟增長溢出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資源的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是經濟與產出增長的基礎。而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作為資源跨國配置的兩種最基本形式是國別間經濟增長外部溢出的重要關聯機制。早在古典經濟時期，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和李嘉圖的相對優勢理論就已經提出兩個勞動生產率不同的國家通過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能夠提高經濟增長效率，并促進經濟增長。

新古典學派和凱恩斯學派也對相關理論做出了補充。依照赫克歇爾-俄林要素稟賦理論的基本思想，不同國家間勞動力資源或者自然資源稟賦會存在天然差異，那么由于各國要素稟賦的比例的不同，同時生產不同產品所使用的要素組合也不同，那么各國應專注于出口本國相對要素較為豐裕資源所生產的產品，進口本國相對要素較為稀缺資源所生產的產品，最終通過國際分工和貿易以產品流動來代替資源跨區域流動，進而通過優化資源配置來帶動經濟增長。凱恩斯也通過對外貿易乘數效應對國際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機制給出了直觀的解答。凱恩斯主義者認為，一國在固定的邊際消費傾向作用下，由于對外貿易（凈出口）使得該國來自國際部門的收入增加，通過國際收入帶動該國消費的增加，也進一步帶動了國民經濟的產業鏈相關部門的生產，而產出擴大又進一步擴大了出口,最終通過凈出口實現了對國民經濟增長乘數效應的作用。

20 世紀以來多個現代經濟流派也做出了相關的研究?？唆敻衤J為如果某一部門的產品市場是壟斷競爭的，且其生產在不同國家由于市場偏好、生產工藝不同存在水平差異，同時生產該產品存在規模報酬遞增，那么不同國家之間便會發生產業內貿易。由于規模經濟的存在，產業內貿易不斷發展，會使各國通過對差異化產品的專業化生產不斷提高要素的邊際產出率，從而實現在要素投入總量不變的情況下的經濟增長。英國發展經濟學家羅森斯坦·羅丹于1943 年提出大推進理論，并且于1957 年對該理論作了進一步的注解和補充。大推進理論的核心思想是由于要素自由流動的存在，為了促進經濟增長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必須在所有地區同步進行，因為小范圍的經濟刺激雖然在短期內可以加快該地區的發展，但是從長期來看會由于要素的流動而完全稀釋小范圍刺激所產生的增長效果。美國經濟學家赫希曼于1958 年提出的不平衡增長理論深入分析了經濟增長在空間上的傳遞規律，從產業關聯的角度闡述了主導產業發展對其他產業的帶動作用，從而分析了擁有主導產業的地區如何通過產業關聯帶動其他地區的經濟增長。赫希曼認為，發展中國家最為稀缺的資源就是資本，如何提高資本的利用效率是發展中國家應該首先考慮的問題。

假設區域內存在中心國家甲國和外圍國家乙國兩個國家，甲國的經濟體量較大，發展水平較高，位于國際產業鏈分工上游，乙國經濟體量較小，發展水平落后，位于國際產業鏈分工下游，對國際分工參與度低。將兩國的生產要素水平分別量化為K1和K2，兩國國內的投資收益分別為W1和W2（W1＞W2），且將生產要素對收益的彈性簡化為儲蓄、定量投資兩種情況。設儲蓄獲得的存息收益為S，甲國和乙國的利率沒有差別，由于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資源性財產等不同生產要素的存儲收益有較大差別，我們可以認為對于不同投資者具有異質性。假設在區域一體化前，在甲國與乙國之間進行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時需要付出C的成本，這部分成本包括關稅、注冊費用和非關稅壁壘等，會受到行業差異、流通方式、兩國相關法規因素的影響，因而可以認為C具有異質性。設虛擬變量{0,1}δ∈，表示乙國的生產要素是否選擇跨國流動，δ=1 代表在甲國投資，δ=0 代表留在乙國投資；設虛擬變量μ∈{0,1}，表示兩國的生產要素是否進行投資，μ=1 代表定量投資，μ=0 代表儲蓄。設生產要素跨國投資流動成本和儲蓄的密度函數分別為f C（C）和f S（S），用于表示具有相同跨國流動成本的生產要素水平，以及具有相同儲蓄收益的生產要素水平。分別用F C（C）和F S（S）表示跨國流動成本和儲蓄收益的累積分布函數。

在簽訂區域一體化協定前，投資者的效用可以寫作：

由于W1＞W2，甲國的生產要素不會向乙國流動，當投資生產獲得的收入大于儲蓄收益S時，其選擇投資。因此，甲國投入生產的生產要素水平為：

而乙國的生產要素流動狀況同時受到甲國收入水平W1、要素跨國流動成本C和儲蓄S的影響，于是對于乙國生產要素可能出現三種流動情景：在甲國進行跨國投資、在乙國本國投資和在乙國本國儲蓄。對應的效用分別為：U21=W1-（C-D）；U22=W2；U2S=S。

即，當U22≥max{U21，U2S}，乙國的生產要素在本國投資，投資的生產要素水平為：

當U21≥max{U22，U2S}，乙國的生產要素前往甲國進行跨國投資，進行投資的生產要素水平為：

由式（2）（3）（4）可知，在甲國投入生產的生產要素總水平為：

在乙國投入生產的生產要素總水平為：

設甲國和乙國的內在技術水平分別為T1和T2，由于溢出效應的存在，乙國的單位投入產出不僅取決于自身的內在技術水平，還受到甲國內在技術溢出的影響，用λ2對此衡量，則乙國的單位勞動產出為T2+λ2T1。而甲國的產出同樣會受到乙國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用λ1對此衡量，則甲國的單位投入產出為T1+λ1T2。假設兩國的商品市場和勞動力要素市場都是完全競爭，則有：W1=T1+λ1T2，W2=T2+λ2T1。

將工資函數W1和W2代入式（6）：

對式（7）中的L2對T1求導，得：

即為甲國對乙國產生的總影響?？梢詫⑵鋭澐譃閮刹糠郑?/p>

甲國的技術進步通過跨國投資對乙國的溢出效應M1：

甲國的跨國投資對乙國的抑制效應N1：

（二）區域一體化后貿易與投資對經濟增長溢出

在簽訂區域一體化協定后，生產要素在兩國之間流動的壁壘被減少，將這一效應量化為D（0＜D≤C）。此時生產要素跨國流動成本的密度函數變為F（C-D）（C-D），生產要素跨國流動成本的密度函數變為f（C-D）（C-D）,投資者的效用轉變為：

甲國選擇投資的生產要素水平沒有發生變化，為：

此時乙國的生產要素流動狀況只受到甲國收入水平W1和儲蓄S的影響，乙國生產要素的三種流動情景，即在甲國進行跨國投資、在乙國本國投資和在乙國本國儲蓄，其對應的效用發生了變化，分別為：U21=W1-（C-D）；U22=W2；U2S=S。

當U22≥max{U21，U2S}，乙國的生產要素在本國投資，投資的生產要素水平為：

當U21≥max{U22，U2S}，由于沒有跨國流動成本，乙國的生產要素全部在甲國進行跨國投資，投資水平為：

在區域一體化的影響下，要素流動成本降低，乙國投資者更傾向于前往甲國投資，在本國投資的生產要素水平降低了。此時在甲國投入生產的生產要素總水平為：

在乙國投入生產的生產要素總水平為：

將收益函數W1=T1+λ1T2、W2=T2+λ2T1代入式（16）：

對式（17）中的L2對T1求導，得：

其中，溢出效應M2為：

抑制效應N2為：

由于F C（C）作為累計分布函數為單調遞增，相同條件下F C（C）≥F（C-D）（C-D），F（C）[（1-λ2）T1-（1-λ1）T2]≥F（C-D）[（1-λ2）T1-（1-λ1）T2]，因此M2＞M1，即在區域一體化協定簽訂后，中心國家甲國對邊緣國家乙國的溢出效應增強了。但是無法比較密度函數f（C）[（1-λ2）T1-（1-λ1）T2]和f（C-D）[（1-λ2）T1-（1-λ1）T2]的大小，因而不能判斷區域一體化后抑制效應N2相比于之前的變化。由此可知，區域一體化增強了中心國家對區域內其他國家的溢出效應，但不能判斷區域一體化對抑制效應的影響。接下來，本文在實證部分將嘗試驗證區域一體化對于國家間的溢出效應帶來的變化。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建構及變量選擇

本文運用空間面板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空間計量經濟學是對計量經濟學在空間上的延伸，在空間計量以前的經濟研究中我們往往忽略了地理位置或者經濟距離、制度距離之間的聯系，分析變量時通常會假設各省市或各國變量之間是相互獨立的?？臻g杜賓模型可以解決本文研究的空間溢出效應問題，對應的相鄰區域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存在空間自相關性的空間杜賓模型如下：

其中，W表示空間權重矩陣，而β和γ為相應的系數變量。本文選取空間杜賓模型作為基準計量模型來分析東盟各國OFDI 對東盟其他國家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設定計量模型如下：

上式中，lngdpit指的是被解釋變量，即東盟的GDP，lnXit代表解釋變量，主要包括核心解釋變量東盟各國對東盟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和進出口貿易額、貿易開放度、通脹、人口增長率、消費價格指數、匯率。W為空間權重矩陣，是N×N對稱矩陣，用于表征空間個體相互之間的依賴性和關聯水平。β和γ指的是待估系數。μi表示空間效應，εit是隨機擾動項。其中矩陣X中的變量選取包括東盟各國對東盟內部國家的OFDI、進出口貿易額、通脹、人口增長率、消費價格指數、官方匯率及貿易開放度。

（二）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了2010—2021 年東盟十國的相關數據構成空間面板數據。本文所選用的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WDI 數據庫、ASEAN 秘書處。本文以2015 年東盟共同體的成立為標志性時間點，將相關數據劃分為兩個部分：一是2010—2015 年區域一體化程度加深前，二是2016—2021 年區域一體化程度加深后。主要變量及數據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 所示。

表1 主要變量與數據描述性統計

此外，在檢測空間溢出效應之前，需先確定中國與東盟十國的空間相關性。在通過空間相關性分析初步檢測各地區之間是否存在空間效應之后，才能檢驗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經貿往來是否存在溢出效應。本文對樣本數據進行的空間自相關性的檢驗采用指數檢驗，結果表明，雖然Moran’s I 指數為負，但Geary’s C 指數為正，說明變量隨時間的變化，空間自相關度有增加的趨勢。

四、實證檢驗

（一）LM 檢驗

空間計量模型主要包括空間滯后模型（SAR）、空間誤差模型（SEM）和空間杜賓模型（SDM），在檢驗確實存在空間相關性后，需要分辨存在的是空間滯后自相關還是誤差自相關。為了確定模型的最優形式，需要進行Robust LM 檢驗統計量來確定最合適的模型，具體LM 檢驗結果如表2 所示。

由表2 可知，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LM error 檢驗，表明可以選擇空間誤差面板模型。并且在豪斯曼檢驗中拒絕隨機效應的原假設，在比較SDM、SAR 和SEM 模型后，本文決定在實證環境使用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面板模型（SDR）。

表2 LM 檢驗結果

（二）空間杜賓面板模型

通過前文的數據處理和模型類型檢驗，最終建立了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面板模型，第一個面板具體的結果如表3 所示。在總體模型中，本文的主要解釋變量OFDI 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一體化前區內的跨國投資對經濟增長有著積極影響，其他控制變量出口額和進口額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開放度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通貨膨脹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

從表3 的模型實證結果可以得知，一體化前OFDI 對其經濟增長起到正向溢出效應，這和東南亞地區的合作基礎、區域內比較優勢的互補性等有關，結果符合預期預測；然而人口增長率、CPI、匯率等指數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顯著，結合東盟勞動力市場、消費市場和金融市場尚未在一體化的過程中形成歐盟式的高度統一市場，這一結果也符合預期。

表3 2010—2015 年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回歸結果

（三）一體化后的空間杜賓面板模型

對2016—2021 年的面板數據建立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面板模型，回歸具體的結果如表4 所示?？梢缘弥?，不論是雙向固定還是時間固定、空間固定估計，模型的值都出現了提高，其中空間固定效應的提升最為明顯，模型的擬合效果得到顯著增強。在總體模型中，本文的主要解釋變量OFDI 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一體化后區域內的跨國投資對經濟增長依然有著積極影響，其他控制變量人口增長率、出口額和進口額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匯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

表4 2016—2021 年空間杜賓模型回歸結果

回歸結果表明，區域一體化后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對于區域內的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增強，是東南亞區域內的統一勞動力市場建設成果的重要佐證。匯率變動對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也得到了增強，說明一體化使得區域內合作的層次得到深化，區域內的金融市場聯動性得到提升。但是CPI 相比區域一體化前并沒有太多變化，一體化帶來的溢出效應尚未在區域內的消費市場體現。

五、結論與政策檢驗

本文通過梳理區域一體化前后的溢出效應變化與理論機制進行實證分析，結果顯示東盟一體化的過程中OFDI 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溢出效應，并且在區域一體化深化后溢出效應得到增強。本文認為東盟的區域一體化擴大了跨國投資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尤其是擴大了勞動力市場、金融市場的溢出效應，但是對消費市場的提升尚不顯著。通過作用機制分析，本文認為由于現實原因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跨境流動的成本障礙得到減少，區域合作的市場化程度也有提升。對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加快區域合作，提高自貿區市場化程度

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以包容普惠的方式讓各國共享經濟發展成果，提高發展水平較差國家在一體化過程中的參與感。為了充分發揮東盟國家的區位優勢和比較優勢，開發其發展潛力，讓經濟欠發達的國家充分有效地參與到區域合作中，需要合作共建進一步的自貿區規則，提高市場化水平，充分發揮經濟欠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減少要素跨境流動的成本。

（二）帶動國家協作，發揮中心國家溢出作用

以科技創新帶動投資產業的差異化，加強區域內的合作交流，推動高新技術運用。本文的實證結果表明，區域經濟一體化能夠放大溢出效應，增強中心國家對區域內其他國家的輻射能力，東盟區域合作的下一階段工作應當重點放在勞動力市場和金融市場的跨國合作，以帶動區域內其他國家的發展，增強東盟整體對資源的利用效率。

（三）加強市場聯動，補全跨國消費市場短板

為了充分利用區域一體化帶來的溢出效應提升，應當加強東盟成員國在消費市場的溝通合作，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充分發揮互聯網消費市場的作用，并積極引入金融機構，做好消費市場的金融支撐，促進區域合作的成果覆蓋區域消費，同時應當做好海關接洽，降低非關稅壁壘帶來的成本。

（四）加強風險管理，構建東盟合作安全體系

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的深化，對東盟各國的產業結構、經濟合作以外領域的互補結構提出了新的要求，為應對區域內可能出現的風險傳遞，防止風險在成員國之間快速擴散，應當在現有合作基礎上構建東盟合作安全網，就資源擁堵造成的產能過剩，以及區域內“中心國家”對其他國家的資源虹吸效應做出及時有效的溝通，共同應對國際金融風險，改善區域整體金融環境，保障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順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