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人才子” 敘事策略的新構
——晚清與明治政治小說的敘事比較

○ 蔡鳴雁

（青島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山東 青島 266061）

一、引言

“佳人才子” 敘事是中國傳統文學描寫男女愛情的主要敘事策略，曾一度成為日本明治政治小說敘事的主流模式。有學者考證，截至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日本出版過《長恨歌傳》《游仙窟》《美人譜》等47種中國古典小說和幾乎全套的傳統戲曲， “日本幾乎出版了中國古代各時期的經典小說”[1]， “在德山藩收藏的全八部中國古典戲曲（《傳奇四十種》《元人百種》《西廂記》《琵琶記大全》《玉合記》《六才子書》《名家雜劇》《鹽梅記》）中，除《鹽梅記》外，其余七種均收錄于《御書目目錄》內……”[2]很多明治政治小說家出身江戶舊士族家庭，他們精通漢學、熟讀漢籍，因此其政治小說多見中國傳統小說的痕跡。柴東海所作《佳人奇遇》多處引述中國經典，如形容散士與紅蓮、幽蘭起舞對飲為 “湘妃漢女，交相勸杯” 。末廣鐵腸在其《花間鶯》中編第一回 “滿天風雪警官護送囚徒 一瓶毒酒少年醉倒巡查中，明言激進黨營救武田猛一節借鑒了《水滸傳》中 “智取生辰綱” 的故事情節。

明治政治小說中的 “佳人才子” 敘事雖有對中國 “佳人才子” 敘事的借用，但是其文化內涵已偏離中國本源，或者說僅保留了 “佳人才子” 這一敘事外殼。首先， “佳人才子” 敘事的文化內涵發生改變。明治政治小說的 “佳人才子” 敘事不再如中國傳統小說以渲染男女追求纏綿愛情為主要內容，而代之以具有全新時代內涵的 “政治+愛情” 的敘事，純粹的青年男女之情無形之中遭遇政治理想的貶斥和壓制，以共同追求政治理想為愛情紐帶的新 “佳人才子” 敘事模式受到推崇。其次， “佳人才子” 敘事在明治政治小說中大多充當一種敘事策略，敘事本身已淪為配角，甚至被完全掩蓋。這一政治與愛情糾纏在一起的新 “佳人才子” 敘事隨著明治政治小說的譯介被晚清政治小說作家廣泛采納。政治與愛情糾纏在一起的新 “佳人才子” 敘事實際可以看作中國傳統敘事模式被明治政治小說加工之后的文化回遷。正因為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土壤，這一新構的敘事模式才迅速被晚清政治小說作者采納，并且在中國本土文學中顯示出遠超在日本文學中的生命力，這一文學敘事方式的表現形式以及文化內涵建設再次呈現鮮明的本土文化特色。

二、 “佳人才子” 敘事內涵的時代新變

明治中期政治小說在日本興起背后的主要理論支撐是改良傳統稗史以啟蒙民眾的小說道德論，借小說的普及增強民眾的政治意識。在此過程中，歌頌男女追求愛情自由的傳統愛情敘事受到政治小說家的批判。如小室信介認為： “然我國自古以來的稗史戲曲等類皆不過是書寫專制歷史，其主旨若不是忠孝節義，便是優勝劣敗之戰記；若不是纏綿之戀情，便是因果報應之理法；若不是俠客力士，便是盜賊賭徒之事；若不是談說鬼怪，便是滑稽諧謔之說?！盵3]127晚清赴日文人通過接觸明治政治小說創作成果和理論，認為政治小說這一文體對改良清末文壇大有裨益，遂以政治小說為肇始掀起小說改良運動。他們大力提倡新小說創作，其中批判、改良小說的傳統敘事模式是晚清小說和小說理論家大力推動的文學革命內容，源自中國傳統小說的 “佳人才子” 敘事在這場文學革命中被視為著力改革的對象。晚清小說理論家對傳統小說中的 “佳人才子” 敘事不乏口誅筆伐。梁啟超把 “佳人才子” 敘事與封建科舉思想、江湖盜賊的道德墮落思想、妖巫狐鬼的封建思想并舉為中國傳統小說的四宗罪，這與小室信介的小說改良理論思路和表述極為類似，但批判程度遠大于小室信介。 “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江湖盜賊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盵4]那么，晚清小說家反對的 “佳人才子” 敘事具體所指以及反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根據當時的資料論述，可以判斷 “佳人才子” 具體指的是中國小說中流傳下來的愛情故事主角， “至問以唐明皇、楊貴妃、張生、鶯鶯、柳夢梅、杜麗娘為何如人？則又無不以佳人才子對”[5]。在晚清小說理論建設中，對 “佳人才子” 敘事的批判多擷取《紅樓夢》《牡丹亭》《西廂記》為例，梁啟超批評中國小說的思想陳舊時說： “中土小說，雖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來，佳制蓋鮮，述英雄則規畫《水滸》，道男女則步武《紅樓》，綜其大較，不出誨盜誨淫兩端?！盵6]《新世界小說社報》第八期也刊載文章批判 “佳人才子” 傳統敘事： “中國小說，亦多頤哉，大致不外二種：曰兒女，曰英雄。而英雄小說，輒不敵兒女小說之盛，此亦社會文弱之一證。民生既已文弱矣，而猶鏤月裁云，風流旖旎，充其希望，不過才子佳人成了眷屬而止，何有于家國之悲，種族之慘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國儉則示之以禮；國文弱則示之以文弱，不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耶？益多而已矣。所以《牡丹亭》《西廂記》之小說愈出，而人心愈死，吾于是傳施耐庵?！盵7]從當時留存的史料可以了解，晚清小說家所批評的 “佳人才子” 敘事主要指以肯定態度描寫青年男女追求愛情自由的故事情節構思。晚清小說家之所以對這類敘事口誅筆伐，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一傳統敘事對晚清社會進步毫無益處，會將青年人導向墮落，腐化社會風氣，使青年男女陷入個人情感窠臼，喪失救國斗志。 “佳人才子” 小說之所以盛行，自有其文化根由： “夫男生而有室，女生而有家，人之情也。然一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執路人而強之合，馮敬通之所悲，劉孝標之所痛。因是之故，而后帷薄間其流弊乃不可勝言。識者憂之，于是構為小說，言男女私相慕悅，或因才而生情，或緣色而起慕，一言之誠，之死不二，片夕之契，終身靡他……吾國小說，以此類為最多?！盵8]也就是說， “佳人才子” 敘事之所以盛行，是因為它曾經有過反抗封建包辦婚姻的社會進步意義，但是到了晚清亡國滅種、甚至連個體生命權都失去保障的關頭，曾經的進步意義已經不適于時代文化大潮，因而率先遭到政治小說家的抵制。

中國傳統 “佳人才子” 敘事被政治小說家否定的僅是不合時宜、妨礙國人家國思想進步的個體私屬倫理范疇下的愛情，明治政治小說家用基于國家民族這一公共倫理維度上的共鳴產生的男女愛情將其替代， “政治+愛情” 的全新 “佳人才子” 敘事因之誕生。但是，男女戀情的個體倫理屬性與家國社會這一公共倫理范疇存在 “公” 與 “私” 的本源性對立，如何調和二者之間的矛盾是明治政治小說家必須面對的敘事策略問題。明治政治小說家大致采取兩種策略處理這一矛盾：一是將政治與愛情置于對立兩端的反構式敘事，當二者發生正面沖突之時，用家國責任這一公共倫理對個人戀情進行壓制和否定，使后者對前者形成絕對的倫理服從；二是將政治與愛情進行調和的同構式敘事，將二者置于同一倫理維度，主人公因為政治理想產生愛情，為追求共同的政治信念琴瑟和鳴。這兩種敘事策略都有從道德維度貶抑男女戀情的傾向，明治政治小說主要借用 “佳人才子” 這一古典的敘事形象作為敘事策略連綴小說，這就使男女戀情從敘事中心轉移為敘事配角。

晚清政治小說家對明治政治小說中這兩種與中國傳統文學深具淵源的敘事策略深為認同，并在創作過程中使之回歸中國文化本源，帶上濃重的本土文化色彩。在晚清政治小說家的理論倡導與文學實踐中， “佳人才子” 敘事被注入全新的時代文化內涵，變身為 “英雄兒女” “救國兒女” “革命兒女” 等新 “佳人才子” 敘事。梁啟超在《新中國未來記》中試圖仿照《佳人奇遇》中的 “佳人才子” 敘事模式，雖然小說未能最終完成，但是他依然由衷感慨 “千金國門，誰無同好”[9]；《獅子吼》中的少女女鐘正是因為記起《日本維新英雄兒女奇遇記》中 “英雄兒女” 的行為規范，才為自己對狄必攘的愛慕感到羞愧。明治政治小說中的新 “佳人才子” 敘事為晚清政治小說的敘事變革提供了參考范本。

三、政治與愛情對立的 “佳人才子” 反構敘事

在政治與愛情對立的反構敘事模式下，明治政治小說家本著利用小說改良社會風氣的創作宗旨，對 “佳人才子” 敘事中歌頌、渲染男女愛情至上以及追求愛情自由的傳統持批判否定態度，并在作品中嘗試進行新的愛情敘事道德倫理重構。在傳統的封閉社會， “佳人才子” 敘事指向的批判對象是使男女戀情受到壓制的封建倫理，日本傳統小說大多有男女戀人為爭取戀愛自由雙雙赴死的敘事。隨著明治政治小說的興起，男女戀情這一純私屬倫理范疇的敘事已不能合乎明治政治小說家家國倫理至上的創作宗旨，明治政治小說家于是提出用全新的時代文化內涵重構傳統的戀情書寫。 “……寫纏綿戀情應拋棄那種戀人攜手投水，兩人雙雙死于刀下之類的凄慘無意義的描寫，而應書寫婀娜美人，瀟灑少年為國事輾轉奔忙而不得相見，當難以忍耐的思戀之情令二人死去活來之時，偶然邂逅相遇，才得以抒發萬般思緒之情……”[3]128這一小說理論實際已將 “輾轉國事” 與 “思戀之情” 置于對立兩端?；陬愃频恼闻c愛情對立的理論，明治政治小說家在創作實踐中努力從政治小說中剔除傳統 “佳人才子” 敘事中的純私情私欲的私屬倫理部分，代之以家國內涵的新 “英雄兒女” 敘事?！都讶似嬗觥肥禽^具代表性的新 “佳人才子” 敘事作品， “佳人” 和 “才子” 徘徊于政治與愛情之間，最終愛情退出雙方的關系?！督泧勒劇穼Υ艘灿兴婕?，小說以 “佳人” 之死消解了政治與愛情的潛在矛盾。晚清政治小說理論家，如金松岑，在肯定明治政治小說 “佳人才子” 反構敘事策略的基礎上進行了更為激進的理論建設。金松岑早年留學日本，深受日本政治小說影響，他的 “佳人才子” 敘事理論與明治政治小說家保持一致也是情理之中。金松岑對傳統 “佳人才子” 大加鞭笞，他關注的焦點在于愛情敘事的 “價值” 。而所謂 “價值” ，在政治小說家的視域下只能取自公共倫理的道德標準?；谥袊默F實和社會道德標準，金松岑提出采取非常手段遏制男女私情傳播的建議： “至男女交際之遏抑，雖非公道，今當開化之會，亦宜稍留余地，使道德法律得持其強弩之末以繩人，又安可設淫詞而助之攻也！不然，而吾寧主張夫女媧之石，千年后之世界，以為打破情天、毒殺情種之助，謂須眉皆惡物，粉黛盡骷髏，不如一塵不染、六根清凈之為愈也。又不然，而吾寧更遵顓頊（顓頊之教，婦人不避，男子于路者，拂之以四達之衢）、祖龍（始皇厲行男女之大防，詳見會稽石刻）之遺教，厲行專制，起重黎而使絕地天之通也?！盵10]172如果說明治政治小說中的政治與愛情的反構敘事融入了 “政治兒女” 的道德內涵，愛情在政治信念面前被迫讓步，那么在晚清政治小說中，兒女私情敘事與兒女英雄敘事被對立為不能相容的矛盾兩極，愛情在政治面前已失去容身余地?！豆戏謶K禍預言記》和《獅子吼》等小說中均采用了愛情與政治不能相容的反構敘事?！都讶似嬗觥肥亲钤绫蛔g介的明治政治小說，《瓜分慘禍預言記》則是較早問世的本土原創政治小說，且《瓜分慘禍預言記》與明治政治小說多有聯系，二者對 “佳人才子” 敘事模式的重構較具代表性。

《佳人奇遇》是一部 “佳人才子” 敘事的轉型之作。小說原作的序中提到： “著小說者，以筆墨動天下，身體力行，為握一國之政權、以民間政務為己任者之不能為，其力量亦不可謂不大……余友東海散士久游異邦，以其閱歷著成一書，名曰《佳人奇遇》，假借志向高潔之士與足智之女，繩以西洋之理論，實論東洋之國事，欲借之述平生之懷抱，與我國素來之小說迥異?！盵11]（筆者譯） “假借志向高潔之士與足智之女” 實際表明文本對 “佳人才子” 敘事做出重構， “佳人才子” 既非小說主要情節，也不再是小說的重點書寫對象，而退居為小說的敘事策略。同時， “佳人才子” 的敘事內涵也發生了改變。如小說題目所示，《佳人奇遇》帶有濃重的源自中國文學的 “佳人才子” 傳統敘事色彩，但是 “佳人才子” 敘事的實際內涵已經逐漸偏離傳統私屬倫理范疇。在敘事結構設置上，主人公散士滿懷亡國憂傷和報國之思、身體孱弱，頗有傳統 “才子” “多愁多病身” 的人物形象設定特點，紅蓮和幽蘭貌美多才藝，恰是傳統 “佳人” 的人物形象設定。散士與紅蓮、幽蘭二佳人的初次邂逅也充滿 “佳人才子” 一見鐘情的傳統色彩，在散士眼中，紅蓮 “年二十三四，綠眸皓齒。垂黃金之縟發，細腰冰??；踏游散之文履，揚彼皓腕。折一柳枝，態度風采，若梨花含露”[12]5497。幽蘭 “年齒二十許，盛妝濃飾，冷艷欺霜。眉畫遠山之翠，鬢堆螺頂之云……幾疑姮娥降塵，洛神出世。于是散士心動胸悸，為之一揖”[12]5497。這一段 “才子” 與 “佳人” 初遇的描寫幾乎令讀者誤以為走進了男女愛情的傳統小說敘事，即將看到男女主人公之間的纏綿悱惻。然而，小說很快收住傳統 “佳人才子” 的敘事趨向， “才子” 與 “佳人” 之間討論和共情的不是兒女私情，而是長篇大論國族政治問題。開篇敘事大概可以用 “以男女之情開始，以政治共鳴升華” 來概括。在整篇小說的敘事中，散士與紅蓮、幽蘭之間的關系始終游走于私屬倫理和公共倫理的邊緣，小說不斷強調紅蓮和幽蘭在散士眼中的女性魅力，而幽蘭對散士的傾慕也明確包含兒女私情，卻又在敘事即將轉向男女私情之時被強行終止。在小說第二回結尾處，幽蘭借鸚鵡吐露對散士的傾慕， “郎君勿舍妾去！” 被紅蓮撞破之后，幽蘭 “俯頭不語，滿靨潮紅，眉帶羞狀”[12]5507。當文本敘事再次即將轉向兒女私情之時，作者又突然收筆，強行改變 “佳人才子” 的自然內涵發展，由散士告知幽蘭彼此流落異鄉，彼此的感情 “如弟姊兄妹之情” 。徘徊于兒女之情與政治共鳴之間的新 “佳人才子” 敘事貫穿全篇。散士一度深陷糾纏于兒女私情的苦惱： “漢皇傾城，楚王無靈，愛戀之情，其惱人何其深也?！盵12]5507但到了小說第七回開篇則再度表現出作者對兒女私情敘事的刻意壓制與拒斥： “原來散士之欽愛幽蘭，非紅蓮之比，雖然，亦不過落花流水，一時癡情所結，未可斷言?！盵12]5538或許因為兒女私情與政治共情之間的矛盾難以解決，幽蘭 “消失” ，小說暫時擱置了 “佳人才子” 的敘事，至小說第十六回，作者終于借散士之口在 “佳人才子” 與 “英雄兒女” 之間做出抉擇。散士之所以對深陷囹圄的幽蘭過而不救，是因為 “惟恐私情有礙公務，故不能如愿耳”[12]5600。從而為全篇的 “佳人才子” 敘事畫上句號?！都讶似嬗觥坟灤┝藢鹘y “佳人才子” 敘事中描寫男女戀情的刻意壓抑與排斥， “佳人才子” 在承擔架構連綴整篇小說敘事功能的同時，其敘事內涵隨著文本的進展逐漸轉向對公共倫理價值的共同追求。小說文本大致呈現一條兒女私情被質疑、被否定的清晰線索：基于男女容貌才藝的相互吸引—一見鐘情—以兄妹之情強行否定兒女私情—對兒女私情的自我質疑—基于公共倫理標準合理否定男女私情。

晚清政治小說文本中的新 “佳人才子” 敘事也采取了與明治政治小說類似的愛情與政治相互矛盾的反構敘事模式，傳統意義上的男歡女愛被政治信念壓制與涵蓋，愛情往往被推向公共道德倫理的對立面。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敘事結構試圖效仿《佳人奇遇》，借用 “佳人才子” 敘事模式抒發政治情懷，卻因為忽略敘事結構等做法偏離小說的基本原則，導致這一敘事模式未及展開即陷入困境?！豆戏謶K禍預言記》是較為典型的政治與愛情的反構敘事。男女主人公華永年和夏震歐在小說中登場之時會給讀者一種 “佳人才子” 的錯覺。 “卻說自立學堂所發各函內，就中卻有學生楊球所寄的一封，落在兩個驚天動地的大英雄手內，一個是男人，一個是美女?！盵13]468不僅如此，華夏兩家還是世交，華永年出生在夏家，與夏震歐青梅竹馬、兩小無猜。 “那華永年卻是極鈍，先生教他，多是不能理會，幸虧夏震歐與他講解，卻一旦明白了。因此他二人卻如膠似漆的，彼此親愛?！盵13]469小說接下來的敘事中，華永年帶兵抗擊侵略、夏震歐修整內政，二人帶領有志之士成立興華邦獨立國。待得興華邦國勢日昌，愛國志士們方才論及婚姻之事，但是婚姻中愛情的部分被徹底剔除了，因為 “大凡婦女，為國家生強壯之兒，為本族培聰明之種，是為天職”[13]553-554。本是青梅竹馬的華永年和夏震歐成為新 “佳人才子” 的表率，為了政治信念，他們拋棄了兒女私情。

且說眾人見夏震歐勸王、花二女嫁人，便問大統領陛下，年紀已長，何不擇一配偶，震歐道： “吾有一夫死了，今吾為撫遺孤，不得嫁人?！?眾問： “陛下實未有夫，此言何謂？” 震歐道： “這中國就是我夫，如今中國亡了，便是我夫死了。這興華邦是中國的分子，豈不是我夫的兒子么？我若嫁了人，不免分心，有誤撫育保養這孤兒的正事，以故不敢嫁人?！?眾人盡皆嘆服。就中卻有黃盛說道： “陛下愛國真摯誠可欽慕，我們獨立國中，惟華永年可以恍惚。臣問彼何以不娶？彼言：‘吾有一強壯美麗之妻，已經亡失了。剩這遺留簪珥，吾望著，每暗自神傷，不忍復娶也?！加爢柡沃^？彼言：‘中國乃其愛妻，而今所存之興華邦璇潭，乃遺留的簪珥也?！溲郧∨c陛下之言相似，故特述之?！?眾人不禁同聲贊嘆。話畢散了。后來二人果是終身不肯嫁娶，以便專心謀國。[13]554

《瓜分慘禍預言記》中的華永年和夏震歐是晚清政治小說中新 “佳人才子” 反構敘事的典型文本。青梅竹馬的青年男女一心為國，將兒女私情視作政治理想的對立，政治對愛情形成絕對的倫理權威，在這一全新的倫理之中，兒女私情被視作道德的反面加以否定和擯棄。晚清政治小說之中，政治在倫理層面絕對凌駕于愛情之上的敘事文本并不少見?！稏|歐女豪杰》中的蘇菲亞與安德烈的純粹革命愛情、《獅子吼》中的女鐘發覺自己對狄必攘暗生情愫之時相伴產生的犯罪自責感等等，都將愛情視作政治的對立面。

明治政治小說中愛情與政治對立的新 “佳人才子” 反構敘事模式在晚清政治小說的本土創作中進一步被強化。晚清政治小說中愛情與政治被視為不能并存的兩極，在這一敘事模式下，愛情被視作道德倫理的反面，被刻意壓抑和消滅。

四、政治涵蓋愛情的 “佳人才子” 同構敘事

除了將愛情視作政治理想的障礙進行壓抑的反構敘事，明治政治小說中更常見的是將愛情涵蓋在政治倫理之下的新 “佳人才子” 同構敘事。如對晚清政治小說創作影響較大的《日本維新英雄兒女奇遇記》和《政海情波》都進行了 “佳人才子” 敘事內涵的時代重構。與《佳人奇遇》將政治信念與男女之情設置為悖行倫理不同，明治政治小說不乏將政治與愛情重合的同構敘事文本?！度毡揪S新英雄兒女奇遇記》中的多個中短篇故事都是對 “佳人才子” 敘事的內涵重構，代之以兒女私情和政治追求合二為一的新 “佳人才子” 敘事模式，即 “英雄兒女” 敘事代替了傳統的 “佳人才子” 敘事。以《日本維新英雄兒女奇遇記》的開篇故事《坂本龍馬》為例。小說開篇用 “佳人英雄” 概括維新志士坂本龍馬夫婦： “天地獨鐘愛英雄佳人，醞釀其磅礴之勢，勃發其英靈之氣。英雄得其剛猛，具雷霆颯爽之威，佳人得其溫柔，有花笑柳顰之艷。如缺少英雄血痕、佳人淚痕，古今東西之青史必將少卻韻致，凄冷寂寞、索然無味。余讀維新歷史，閱坂本龍馬夫婦之故事，心有戚戚焉?！盵14]《坂本龍馬》文本敘事主要寫坂本龍馬的妻子阿龍如何俠義智慧、膽識過人，具有政治思想，坂本龍馬在倒幕大業中怎樣勇敢，不畏犧牲， “佳人才子” 已變身為 “英雄兒女” 。東洋奇人所著《政海情波》中的 “佳人才子” 敘事結構和《日本維新英雄兒女奇遇記》中坂本龍馬夫婦 “英雄兒女” 的敘事結構類似， “佳人” 芳子美貌無比、智勇雙全，幫助身為日本總理大臣的 “才子” 丈夫武田揭穿并摧毀對手的種種政治陰謀。

從《坂本龍馬》的敘事可以看出，傳統 “佳人才子” 贊美的核心為 “為追求愛情奮不顧身” ，現已變構為政治（英雄）兒女 “為政治理想并肩奮斗” 。明治政治小說中，青年男女彼此吸引、攜手的原因不再是美貌和才情，而是政治信念。在晚清政治小說變構后的新 “佳人才子” 敘事里，愛情和政治或被設定為悖行倫理，或被設定為同構關系，在后者的敘事中， “郎才女貌” 與政治信念并不沖突，愛情與政治合二為一。但需要注意的是，無論相悖還是同構，愛情都被涵蓋在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之下，本質都是政治對愛情的消解與壓制，政治追求高于兒女私情是新 “佳人才子” 敘事的特點。愛情與政治同構敘事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就是政治以倫理道德的絕對性壓制消解了愛情?！度毡揪S新英雄兒女奇遇記》中除了《坂本龍馬》之外，另外幾篇描寫 “英雄兒女” 的短篇小說也都采用較為簡單的愛情與政治同構敘事結構，基本的敘事線索都是青年男女因政治信念相同結為夫婦，為追求政治理想不畏犧牲。在此類敘事中，愛情部分實際并未展開，或者說愛情因為男女主人公共同的政治理想不證自明地存在著，其表征便是為共同的政治理想奮斗和犧牲?！堆┲忻贰贰痘ㄩg鶯》選擇了 “政治兒女” 的敘事方式，但這兩部小說中的 “佳人才子” 敘事更趨向于具有隱喻意義的政治寓言。如作者所言。 “此書構思寫法雖嫌棄陳舊，然語言文章頗有潤飾，并稍施加小說之色彩。然此書實乃一部政治評論，若讀者能將其與普通戀愛小說區別視之，幸甚?！盵15]

明治政治小說中愛情與政治并行的同構敘事方式被晚清政治小說家采納。晚清政治小說家認識到，寫情包含的個體情感具有永恒的文學生命力，其中的社會倫理張力又使這一敘事模式具備社會倫理價值重塑的可能。 “至佳人才子之行事品目，則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尤為江湖名士與村學究所聚訟，呶呶然千載不可休者也?！盵16]倡導改良小說者看到了 “佳人才子之行事品目” 中包含的道德維度可以服務于社會道德風氣的引導與塑造： “……自從世風不古以來，一般佻達少年只知道男女相悅謂之情，非獨把‘情’字的范圍弄得狹隘了，并且把‘情’字也污蔑了，也算得是‘情’字的劫運。到了此時，那‘情’字也變成了劫余灰了?！盵17]拓展寫情的新道德倫理維度在理論上雖然可以通行，但晚清政治小說家也不得不承認，利用 “佳人才子” 敘事化導社會風氣的出發點必須是寫情，而不是政治。 “人之生而具情之根苗者，東西洋民族之所同；即情之出而占位置于文學界者，亦東西洋民族之所一致也。以兩社會之隔絕反對，而乃取小說之力，與夫情之一脈，溝而通之，則文學家不能辭其責矣?！盵10]171晚清小說家雖然試圖借鑒明治政治小說中的寫情敘事，重塑 “佳人才子” 敘事的新價值標準，灌注家國社會需要的時代文化內涵，利用 “佳人才子” 文學敘事中包含的道德倫理張力改變世道人心，但是將愛情與政治價值維度同構化必須面對并設法調和這一敘事倫理中包含的 “公” 與 “私” 的矛盾，否則將有陷入敘事策略失敗的危險，或者說這一敘事中的道德倫理塑造意識愈是強烈，愛情與政治順向同構中的公私矛盾就越是突出，如《自由結婚》和《孽?；ā分晕茨芡旮?，與未能處理好寫情與政治之間的矛盾不無關系。

《自由結婚》是晚清政治小說中新 “佳人才子” 敘事的典范之作。作者張肇桐1901年赴日留學，留日期間思想發生革命轉向，1903年假托 “猶太遺民萬古恨” 之名創作發行政治小說《自由結婚》。小說中的 “佳人才子” 是敘事策略，也是寫情倫理內涵的重塑。 “全書以男女兩少年為主，約分三期；首期以兒女之天性，觀察社會之腐??；次期以學生之資格，振刷學界之精神；末期以英雄之本領，建立國家之大業。無一事不驚心怵目，無一語不可泣可歌，關于政治者十之七，關于道德教育者十之三，而一貫之佳人才子之情?！盵18]按照這一敘事預設，政治思想啟蒙、道德倫理重塑、佳人才子敘事策略在小說中的重要性遞減。 “豈知周室雖衰，天命未改，絕世英雄黃禍、絕代佳人關關，先后降生，靠著自由的精神倒旋乾坤，轉移時局，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把已亡之國變成自主獨立之雄邦，這豈不是一件大奇怪的事嗎？”[19]122這段話清楚表明，關關和黃禍的新 “佳人才子” 內涵重構是小說的敘事重點。關關和黃禍青梅竹馬，掙脫家庭束縛，爭取自由結婚的權利，雖然關關提出了愛情與政治對立的意見，認為自己和黃禍雖然 “初見的時候，就你戀我愛，無限恩情布滿腦?！?，卻 “必待那愛國驅除異族，光復舊物的日子” 方能結婚，但最后還是接受了黃禍的觀點， “你我兩人，只要用尋常兒女的情，做那英雄的事已經夠了。況且我們素來自命不凡，我們的性質必定要少些高出尋常兒女一等，難道我們還怕做不成事嗎？”[19]158小說將愛情和政治置于同一道德維度， “用尋常兒女的情，做英雄的事” 是重構之后的新 “佳人才子” 敘事內涵。關關和黃禍所有的喜怒哀樂均由政治而發，小兒女之間的哭與笑、安慰與關切也都是緣于政治理想的實現與否。愛情與政治同構敘事看似解決了二者之間的公私倫理沖突，其實質與反構敘事歸于同理，都是用政治的倫理絕對性壓制、涵蓋愛情?！蹲杂山Y婚》最極端的表現便是將關關的性別模糊化，關關變身為沒有女性生理特征的中性人，卻又和黃禍是 “一對小夫妻” ，這一矛盾敘事的本質依然是政治對愛情的強行壓制。愛情與政治同構的敘事模式深受晚清乃至五四新文學的歡迎： “英雄兒女，勝敗興亡，描摹意態，不惜周詳，此小說之敘事，無鉅無細，惟妙惟肖也?！盵20]

由金松岑和曾樸共擬的《孽?；ā芬彩菒矍榕c政治同構敘事的嘗試之作。金松岑對寫情的文學生命力是持肯定態度的： “吾非必謂‘情’之一字，吾人不當置齒頰，彼福格、蘇朗笏之艷伴，蘇菲亞、絳靈之情人，固亦兒女英雄之好模范也。若乃逞一時筆墨之雄，取無數高領窄袖花冠長裙之新人物，相與歌泣于情天淚海之世界，此其價值，必為青年社會所歡迎，而其效果則不忍言矣?！盵10]171金松岑對寫情文學審美性質的肯定和對寫傳統愛情的猛烈反對的理論讓《孽?；ā返臄⑹伦呦螂y以調和的困境。金松岑意識到重塑 “佳人才子” 敘事內涵的重要性，卻又試圖讓 “佳人才子” 僅僅承擔小說的敘事功能。其文學實踐的結果便是在曾樸筆下塑造出一個立體、生動、豐滿的時代妓女形象賽金花，卻與 “政治+愛情” 的同構敘事預設漸行漸遠。新 “佳人才子” 敘事策略的失敗是造成《孽?；ā窋⑹吕Ь车闹饕?，也反向說明新 “佳人才子” 敘事模式成立的必要條件之一便是政治必須對寫情形成絕對的倫理權威壓制。

五、結語

明治政治小說中的新 “佳人才子” 敘事模式源自中國古典文學中的 “佳人才子” 敘事。應時代需要，明治政治小說對傳統 “佳人才子” 敘事模式中不能適應現實政治倫理構建需要的部分進行了改寫，對敘事內涵進行重構，使之具備了服務于現實政治和連綴故事情節的雙重 “功能性” ，并創造了政治與愛情相悖的反構敘事和同構敘事兩種新的模式。因為 “佳人才子” 敘事在我國的傳統文學中具有文化本源性，明治政治小說對之進行新構后的敘事模式很容易被晚清政治小說作者所認同和采納，晚清政治小說中的新 “佳人才子” 敘事可以視作中國傳統文學敘事經由明治政治小說家改寫之后的本土回遷。晚清政治小說家并未止步于明治政治小說的改寫，而是結合中國的政治現狀嘗試向前推進本土政治小說中的新 “佳人才子” 敘事內涵與敘事方式。結合晚清中國復雜的政治現實，新 “佳人才子” 敘事模式的探索在晚清政治小說的創作實踐中雖然稱不上成功，卻在后來的中國現代文學中顯示出強韌的生命力，這一文學現象值得進一步思考與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