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世界”話語體系研究

杜 鵬，康 愷

（1.江西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西 南昌 341000；2.吉安職業技術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西 吉安 343000）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在引領中華民族爭取民族獨立、民族解放，求得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過程中，形成了“世界”話語體系。如“中國問題本來是世界的問題”[1]1、“中國的和世界的局面都是臨在戰爭和革命的新時期”[2]153、“各國人民聯合起來”[1]399等，是這一時期毛澤東思考、處理“中國與世界”問題的直觀表達?？疾爝@一時期毛澤東的“世界”話語體系，對于汲取歷史智慧、掌握歷史主動等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目前學術界對該主題有一定的研究基礎，如李愛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和平思想的研究[8]、于洪君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視野與世界情懷研究[9]等，聚焦性地對該主題進行了學理性的研究。于前人基礎上，有必要從世界認知、世界互動、世界責任及世界貢獻四方面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的“世界”話語體系進行全面透析。在總結、闡述此一時期毛澤東以“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為主的世界認知話語、以“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為主的世界互動話語、以“世界上一支偉大的有益力量”為主的世界責任話語、以“光明燦爛的新世界”為主的世界理想話語過程中展現其寬廣的世界視野、世界格局、世界胸懷，以期更好地汲取歷史智慧，為當今“兩個大局”交織背景下更好地處理中國與世界的相關問題提供歷史借鑒。

一、世界認知：“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隅，不謀一世者，不可謀一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入使得“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3]1516，這一科學理論為中華民族的民族復興帶來了觀察、認識世界的立場、觀點、方法。毛澤東借此以更廣闊的視野審視世界形勢、思考中國問題，以世界眼光認識到“世界處于革命與戰爭的新時期”，認識到“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將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緊緊聯系在一起。

（一）世界處于革命與戰爭的新時期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世界局勢風云變幻，新、舊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爭斗不斷，最終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究其影響，不可忽視的是俄國十月革命誕生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從此，世界革命形勢為之一變，國際帝國主義同世界被壓迫民族間的世界革命逐漸成為主流。而毛澤東的世界視野則最先表現在對世界革命變化的敏銳認知上，清楚地認識到世界已然處于革命與戰爭的新時期，透視了中國革命的世界環境。

毛澤東最早在《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一文中談到了世界革命的變化，認為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中期的世界革命與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世界革命截然不同。具體看來，毛澤東認為前者的革命力量是資產階級，革命對象是國內封建貴族，革命目的是建立資產階級統治的資本主義國家，在達到建立資本主義國家的目的之后，其終極目的在于資本擴張，進而造就國際資本主義帝國。而后者的革命力量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遭受帝國主義壓迫的進步力量，其革命對象是國際帝國主義，目的是建立革命民眾合作統治的民主國家，終極目的在于消滅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建設平等的自由的世界聯盟[1]24–25。在分析當代革命的基礎上，毛澤東直言世界已然樹立起兩桿大旗，“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大旗”，一面是“紅色的革命大旗”，整個世界已然處于革命與反革命兩大勢力作斗爭的局面[2]4，得出“全世界革命與戰爭的新時期是擺在我們面前了”[1]366的重要判斷。隨著帝國主義戰爭逐漸向世界范圍內擴大、法西斯國家與民主國家的矛盾日趨上升，中國共產黨對世界形勢的認識也隨之而變，增添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新特點。如1937年5月15日，毛澤東在與美國進步記者尼姆·韋爾斯的談話時就講到，“世界和平陣線的組織正在深入擴大，而且也正在進行著準備裁制一切法西斯主義”[1]503。1938年2月，毛澤東在延安反侵略大會上的演說中繼續強調世界上兩條相反的陣線，即“世界的略者結成一種侵略陣線”與“反侵略的陣線”正圍繞著和平與戰爭“在全世界斗爭著”[4]91。

（二）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相連接

在“世界處于革命與戰爭新時期”的認知下，毛澤東進一步對世界革命中的中國革命做出了分析，看到了新形勢下中國革命的性質、目標、革命對象發生的變化，做出了“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重要判斷，將中國革命力量與國際革命力量貫通。

在國民黨右派分離后，毛澤東就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做出分析，認為中國當下的革命形勢已然與辛亥革命時期大為不同。毛澤東認為在世界上已經有了被壓迫革命階級的聯合、有了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中國也有了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中國共產黨的情況下，中國革命包括辛亥革命的本質早已是反對帝國主義，革命的目標“已轉換到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且有了蘇俄和第三國際的支援[1]25–26。揭示了中國革命性質已然隨著世界革命的變化而發生了變化，指明了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目標的一致性，以更為廣闊的視野將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建立起聯系。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進一步將近代中國的革命戰爭，如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戰爭、北伐戰爭、土地革命等的性質歸結為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的義戰之中[2]161，以大歷史觀將中國近代革命的歷史與世界革命相聯系。1940年1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總結到，中國革命已然是“中國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5]666，屬于“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5]667。隨著法西斯主義氣焰日盛、侵略日緊，世界上一切國家、民族將不可避免地卷入法西斯主義從事的戰爭中，而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也同樣包含在這個革命之內。1941年11月6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的演說中明確講到，“現在蘇聯紅軍正在為蘇聯和全人類的命運奮斗，我們則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就是要團結全國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6]807。1942年11月，毛澤東在《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一文中繼續強調并指出，“一切努力集中于打擊日本法西斯，這就是中國人民的任務”[6]890。這不僅將中國革命與世界民族解放的革命相聯系，而且將中國革命與世界反法西斯斗爭相聯系，將中國人民的命運與世界一切愛好和平人民的命運相聯系。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的世界認知話語始終貫穿著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貫穿著作為共產主義政黨的責任與擔當。如1937年7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的演講中指出，當今時代，正確地認識、改造世界，推翻整個世界和中國的黑暗面的歷史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2]296，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勢必要將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帶至世界。對于世界形勢的走向，毛澤東展望到，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必然要創造出一個更加進步的世界、一個更加進步的中國來……向前進步，這就是我們的大方向”[7]32。

二、世界互動：“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

在世界處于“革命與戰爭的新時期”“中國革命屬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世界認知基礎上，毛澤東綜合考量“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系，將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作為中國與世界互動關系的主題，其相關“世界”話語也緊緊圍繞著“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爭取國際援助”以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來展開。

（一）反抗帝國主義侵略

自鴉片戰爭開始，英、法、德、俄、日侵略者屢屢踐踏中華大地，中國近代的悲慘命運和他國的侵略是分不開的，民族復興使命也是因侵略而起，而隨著日本的侵略，民族矛盾更是上升為主要矛盾，因之，反抗侵略也是此一時期中國與世界互動的主基調和主形式，毛澤東的相關話語也處處離不開反抗帝國主義侵略。

早在1925年12月5日，毛澤東為《政治周報》寫的發刊理由中就提到之所以辦刊就是為了革命，向一切敵人、一切反動政派的宣傳機關反攻，就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統治[1]21。隨著日本侵略野心愈發暴露，侵略行徑愈發囂張，國內外形勢愈發嚴重，近代中國何去何從擺在了中國一切階級和政治派別面前，在此情況下，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清晰地分析了當時新的政治形勢，認為自“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已經開始妄圖將中國由幾個帝國主義壓迫、支配的半殖民地狀態轉變為“日本獨占的殖民地狀態”[2]143，面對日本的侵略行徑，毛澤東分析到，中國的工農階級、小資產階級是一定要反抗的，而隨著民族矛盾的擴大，民族資產階級也是會發生變化的，總體而言，日本的侵略“變化了中國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擴大了民族革命營壘的勢力，減弱了民族反革命營壘的勢力”[2]149，東北和冀東的抗日游擊戰爭、學生運動、少數民族等不同階層的力量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直接威脅之下逐漸走向了聯合，正在起來斗爭，而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同全國一切階級的活動匯合起來成為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在同帝國主義和本國反革命勢力作戰變中國為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的國家[2]151。而面對日本時而放出虛假的“和平空氣”，毛澤東講到，這無非是“和平的煙幕彈”，中國人民誓必抗戰到底，倘若存在一部分人走上了投降道路，“則其余堅決部分必起而反對，和人民一道繼續抗戰”[5]382。1937年3月，毛澤東在同史沫特萊的談話中更是表示，“中國共產黨人是保衛祖國的愛國主義者，為了保衛祖國，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1]484，在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后，毛澤東繼續講到“日寇就非經過血戰的代價不能得到中國的土地”[5]365，強烈地表達了中國人民反抗侵略的血性與決心，勢必將反侵略斗爭進行到底。

（二）爭取國際力量援助

帝國主義的侵略具有世界性，而世界人民的反侵略斗爭同樣具有世界性，對于積貧積弱的中國來講，若無國際援助，革命之路必然會更加坎坷。晚清之際，清政府曾提出“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北洋政府同樣曾寄希望于帝國主義，但巴黎和會關于山東問題的決定，使得中國人民認清了帝國主義的本質，對帝國主義徹底失望。所幸，1921年后的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找到了可靠的援助，即無產階級國家蘇俄以及第三國際及世界一切被壓迫的人民、民族，而毛澤東相關話語也多有體現。

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就講到，國際援助對于革命斗爭是必要的，強調“我們的抗日戰爭需要國際人民的援助……這也是中國抗戰和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必要的條件”[2]161–162。1936年，毛澤東在與斯諾的談話中進一步強調世界援助的必要性，指出東方的和平與戰爭問題是世界性的問題，日本有潛在的法西斯同盟，那么“中國想要成功地反對日本，也必須爭取別國的支援”[1]400。1938年3月3日，毛澤東在對陜北公學畢業同學的贈言中總結到，世界不可分割，革命不可分割，勝利也是不可分割，“中國的團結＋世界的援助＋日本國內的困難＝中國的勝利”[4]109。隨著日本的侵略愈發囂張，中國革命形勢愈發嚴峻，國內對能否戰勝日本侵略者展開了大討論。在此情況下，毛澤東以“國際援助”作為中國將進行最終為勝利的持久戰展開論述，他分析中國革命既不可能速勝也不可能失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日本能得到的法西斯國家援助必會遇到超過其援助力量的國際反對力量，中國的革命是正義的、進步的，終將“喚起全國的團結，激起敵國人民的同情，爭取世界多數國家的援助”[5]449，而這種援助力量將不斷增長成為中國最終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堅定力量[5]449–450。此外，毛澤東還對中國革命具體要爭取的援助對象做了闡述，認為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的情況之下，只有“社會主義的蘇聯”“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內的人民”“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才是可靠的援助者[5]600?？梢哉f，毛澤東以廣闊的世界眼光不僅認識到世界援助的重要性，而且能認識到誰才是中國革命真正的朋友，在爭取國際援助的實踐中推動了中國革命的進程。

毛澤東在爭取國際援助的同時始終堅持自力更生。如1939年1月，毛澤東在第十八集團軍延安總兵站檢查工作會議上發表“關于目前戰爭局面和政治形勢”的講話中指出“英、美借錢給我們，這是好的，開了一道門，將來就更有路可走；但是否能大幫助我們？不會有的，帝國主義國家是有限制的，當然我們不是靠國際“吃飯的”[4]154。再如1945年8月，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講的，“全世界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和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但是我們強調自力更生，我們能夠依靠自己組織的力量，打敗一切中外反動派”[3]1132。

三、世界責任：“世界上一支偉大的有益力量”

基于寬廣的世界眼光、世界格局，毛澤東將中國革命融于世界革命，引領中華民族明確了革命目標，有力支援了世界革命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成為爭取世界民族解放、爭取世界和平的“一支偉大的有益力量”，在推動世界民族解放及反對法西斯主義爭取世界和平方面承擔了責任、做出了貢獻。

（一）反對帝國主義、推動世界民族解放的有益力量

基于共產主義者的責任擔當，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頂著“三座大山”，投身于中國，同時也是世界的民族解放斗爭之中，致力于成為世界民族解放中的一支偉大的有益力量。

毛澤東相關話語的論述起點在于分析何種戰爭才是有意義的，進而通過投入有意義的戰爭貢獻于世界。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世界戰亂不止，帝國主義之間、帝國主義與被壓迫民族之間、封建地主軍閥之間不斷發生著沖突繼而演化成為戰爭，在此情況下領導中國革命就必須搞清楚將要進行的斗爭是何種性質、何種意義。1926年3月18日，在紀念巴黎公社的講話中毛澤東就對此問題進行了回答，直言資本主義間的國際戰爭和軍閥混戰的國內戰爭的無意義，強調“打倒資本主義的國際戰爭”及“被壓迫階級推到壓迫階級的國內戰爭”才是真正有意義的[1]34，將革命斗爭黨的中心放在了中國與世界民族解放之中，承擔起了中華民族解放的重任，且勢必要“為大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奮斗到最后一滴血”[1]433。在承擔中華民族復興責任的同時毛澤東也認識并承擔了相應的世界責任。1936年12月，毛澤東在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時說道，中國革命是具有國際的革命意義的，國共合作后即將對日本侵略者進行的革命戰爭“將給東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響”[2]186。1938年3月3日，毛澤東在對陜北公學畢業同學的贈言中進一步講到，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相聯，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勝利不可分割[4]108。同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講到，抗日戰爭作為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的新形勢“不但將影響到中日兩國，大大推動兩國的進步，而且將影響到世界，推動各國首先是印度等被壓迫民族的進步”[5]474?？梢哉f，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在實踐和認知之中已然將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相聯系，以中國的民族解放貢獻于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成為世界民族解放運動中的有益力量。

（二）反對法西斯主義、爭取世界和平的有益力量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遺留問題、法西斯主義政權的建立等多種原因的交織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和平遭到嚴重破壞。在亞洲，日本法西斯主義所制定的“大陸政策”及其實施的侵略行徑給中國人民、亞洲人民、世界人民以沉重災難，毛澤東以其世界視野、世界胸懷認識到中國的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意義，致力于成為反對法西斯主義、爭取世界和平的一支有益力量。

毛澤東在日本法西斯主義侵略之初就已認識到其侵略野心。如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就指出，“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顯示他們要向中國本部前進了，他們要占領全中國”[2]143。1936年7月、9月，毛澤東在同斯諾的談話中進一步講到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國的危害，指出日本的侵略行徑既是對中國和平也是對世界和平的危害，是中國及“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的敵人”[1]390。在表明日本的侵略于中國、世界的危害后，毛澤東堅定地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立場與責任，他講到，“中國人民自己將走同壓迫者進行斗爭的道路”[1]399，而中國人民同壓迫者的斗爭不僅是為了自救，而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線中盡了它的偉大責任”[5]375，直言中國的抗戰“包含著為爭取永久和平而戰的性質”[5]475，承擔起了反對法西斯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1941年6月22日，隨著德國進攻蘇聯，毛澤東明確聲明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反對日本帝主義以“援助蘇聯”[6]806。在日本無條件投降后，毛澤東對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貢獻總結道，作為全世界參與反法西斯戰爭的五大國之一，“中國人民不但在抗日戰爭中起了極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戰后世界和平上將起極大的作用，在保障東方和平上則將起決定的作用”[6]1033。

毛澤東在此時的相關話語既以開闊的世界眼光看出法西斯主義正在引起全世界的大戰，而且看到了中國革命對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意義，且能夠承擔相應責任，以其革命實踐爭取世界和平。

四、世界理想：“光明燦爛的新世界”

十月革命之后，世界產生了新的方向，不同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那種人剝削人的社會，歷史新的方向就是取消人剝削人的制度，代之以燦爛的“光明世界”。而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使命就在于在新的方向上將這一“光明世界”逐漸變為現實，在此情況下，毛澤東逐漸闡述了建設一個“光明燦爛、永久和平的新中國”及共筑一個“永久和平、光明燦爛的新世界”的世界理想。

（一）建設“永久和平、光明燦爛的新中國”

建立一個新的政權，使之能夠引領中華民族走向復興，求得“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世界理想的中國起點。這一時期，毛澤東在引領中華民族復興的過程中堅持共產主義理想，逐步闡述了其中國理想，即建立一個永久和平、光明新中國。

早在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的講演中就講到當下就是要通過革命的斗爭，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創造一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革命的一切犧牲、一切奮斗其信念“便建立在這個爭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國和新世界的上面”[5]476，同年7月，毛澤東在同世界學聯代表團的談話時，明確講到抗戰勝利后的主要任務就是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民族國家，他講道：“在這個國家內，有一個獨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個代表人民的國會，有一個適合人民要求的憲法。在這個國家內的各個民族是平等的，在平等的原則下建立聯合的關系。在這個國家內，經濟是向上發展的，農業、工業、商業都大大地發展，并由國家與人民合作去經營，訂定八小時工作制，農民應該有土地，實行統一的累進稅，對外國和平通商，訂立互利的協定。在這個國家內，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種優秀人物的天才都能發展，科學與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國沒有文盲。在這個國家內，軍隊不是與人民對立的而是與人民打成一片的?！盵4]1341940年，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中通過具體闡述“新政治”“新經濟”“新文化”將對新的國家的構建，并強調多年來共產黨人奮斗目標就在于建設一個有新政治、新經濟、新文化的“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實現政治上的自由與經濟上的繁榮[5]663。

（二）建設“永久和平、光明燦爛的新世界”

19世紀、20世紀接連爆發了兩次世界性的大戰，給世界帶來了沉重災難，消滅戰爭，建立一個永久和平的新世界也成為此一階段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共產主義世界理想的一個具體表現。

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明確指出，當人類社會發展至更高層次以至于消滅了階級，消滅了國家，那么此時不論是“正義的”或者“不正義的”各種戰爭都將消失，“這就是人類的永久和平的時代”[2]174。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的講演中毛澤東再次講到，當人類發展至資本主義的消滅時便達到永久和平的時代，軍隊、兵船、軍用飛機、毒氣等再沒有存在必要，“人類將億萬斯年看不見戰爭”[5]475。而到那時，中國會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攜手，連那個帝國主義成分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內，統治著整個的地球，統治著光明燦爛的新世界”[1]433！可以說，此一階段毛澤東對光明世界未來的憧憬本質上是對共產主義世界的期待，是建立在消滅資本主義、消滅戰爭實現共產主義基礎上的。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經鮮明地擺在我們的前面”，且“全世界社會經濟的行程已經接近了這一點，只需加上多數人的努力，幾十年工夫一定可以達到目的?！盵5]476站在當今，毛澤東在1938年展望的“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世界”也還未實現，但這何嘗不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最艱難時期之時發出的最真切的愿望，當下世界總體的和平，又何嘗不是中國及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努力的結果。

五、結語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的“世界”話語是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于內外矛盾交織下力求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任務的實踐反映，是早期中國共產黨思考、處理“中國與世界”相關問題的智慧結晶，集中展示了中國共產黨廣闊的世界視野、寬廣的世界胸懷及國際主義精神，對當今“兩個大局”宏觀環境下思量“中國與世界”新的時代問題、把握時代主流，掌握歷史主動、推動中國與世界共同發展仍有啟示意義，具體來看，一是堅持以世界眼光考察中國與世界，認清時代大勢、找準歷史主流、把握歷史主動；二是要主動融入世界，在中國與世界的碰撞中找準中國與世界的互動契合點，在相互促進中實現中國與世界的共同發展；三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積極承擔無產階級政黨的責任，根據自身情況做出應有的時代貢獻；四是要堅持共產主義理想，在不斷為世界做出貢獻的同時，為世界的美好未來描繪藍圖，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此外，若能繼續跳出傳統的中國向度研究視角，以世界視野對中共黨史加以貫通，將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史置于人類發展大潮流、世界變化大格局、中國發展大歷史的時空坐標加以觀照和把握，對于中共黨史研究的發展亦有深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