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省域生態福利強度測算及影響因素分析

孫 偉，夏徐云，謝昕怡

(1.安徽建筑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合肥 230601；2.安徽省建筑經濟與房地產管理研究中心，合肥 230601；3.中國農業大學 國際學院，北京 100091)

一、引言

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質量發展的新表述，并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繼而黨的二十大確定“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案哔|量發展”核心要義就是要在有限的資源供給下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給人民帶來更大的幸福感和獲得感?！案哔|量發展”契合了我國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目的是讓人民群眾享受更多的生態福利。生態福利是指因居民生存和發展需要而由政府向居民提供的一種以生態利益為內容的新型社會公共福利[1]。生態福利有效整合了經濟、社會和生態三大體系，是衡量可持續發展潛力、生態系統服務與人類福利之間關系的有效工具，可以為省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新的研究視角。因此，對我國各省市的生態福利水平進行考察，找出影響因素，提出對策建議，對于提高人民福祉、推進可持續發展以及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衡量生態福利的指標主要有生態福利績效和生態福利強度。學者Daly[2]最先以生態福利水平提升所需的單位資源來衡量某一國家或地區的可持續發展程度；學者Common[3]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生態福利績效的概念，并用人類滿足程度(福利水平)與環境投入的比值來表示。此后，學者們又在生態福利績效的基礎上提出生態福利強度的概念，如Dietz等[4]將生態福利強度表示為環境壓力指數與人類福祉指數的比率；胡美娟等[5]將人類福利的生態強度稱為生態福利強度，用以反映單位福利水平產出所需消耗的自然資源與沉降經濟活動所造成的環境污染物的水平。

現有文獻大多為生態福利績效研究提供了理論和方法，而關于生態福利強度的研究文獻則相對較少。生態福利強度與生態福利績效兩個指標考察的側重點不同：生態福利績效強調通過提升生態消耗轉化效率來增加生態福利產出，重視生態福利產出的增長速度；而生態福利強度則側重于通過減少生態消耗來提升福利水平，重視怎樣降低單位福利的生態消耗。

對生態福利強度進行測算的關鍵在于構建科學的指標體系。本文基于生態福利強度所具有的“自然-經濟-社會”多維耦合內涵，根據科學性、系統性與可行性等原則，從生態消耗和福利水平兩個方面構建生態福利強度指標體系，運用熵權法和生態福利強度公式對2015-2020年我國30個省市的生態福利強度進行測算，據此對生態福利強度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從而提出促進省域可持續且高質量發展的對策建議。

二、研究方法

(一)生態福利強度公式

生態福利強度實質是實現單位福利產出的生態消耗最小化，是聯結經濟、社會及生態三大體系的紐帶，是可持續發展評價的有效手段。它屬于逆向指標，即其值越小，表明獲得單位福利水平所消耗的資源與產生的污染越少，所表征的區域可持續發展水平就越高。本文借鑒胡美娟等[5]文中的公式來測算生態福利強度：

(1)

式中，EIWB表示總體生態福利強度(Ecological Intensity of Well-being)；EC表示生態消耗(Ecological Consumption)，包括資源消耗(RC)和環境污染(EP)；WL表示福利水平(Well-being Level)，包括經濟(WLeco)、教育(WLedu)和醫療(WLhea)三個維度的發展水平。

(二)生態福利強度指標體系

從生態消耗和福利水平兩個方面構建生態福利強度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表1 生態福利強度指標體系

1.生態消耗指標

參考劉娜等[6]、陳少煒等[7]、郭炳南等[8]的做法選取指標。生態消耗由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兩方面表征，其中，資源消耗選用能源、土地以及水資源三方面的消耗指標來表示；環境污染選用三廢(廢水、廢氣、固廢)排放指標來表示，具體包括人均化學需氧量排放量、人均SO2排放量、人均一般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

2.福利水平指標

福利水平的測算參照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對人類發展指數的定義[9]，選取經濟、教育和醫療三個維度的發展水平進行綜合評價，具體量化指標為人均GDP、平均受教育年限和萬人衛生技術人員。平均受教育年限=(6×P小學+9×P初中+12×P高中+16×P大專及以上)/(P小學+P初中+P高中+P大專及以上)，其中P為各學歷人口數。人類發展指數是一個代表期望產出的福利指標，以考量人們對于生活質量、知識文化與身心健康等需求的滿足程度，是被學界廣泛認可的社會福祉衡量指標，契合了生態福利兼顧生態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核心理念。

(三)基于熵權法的指標賦權

1.指標標準化處理

指標之間存在單位差異性，可通過標準化處理使指標之間具有可比性。由于三級指標對二級指標均為正向影響，故采用以下公式進行標準化處理：

(2)

式中，maxxij和minxij分別為指標xi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計算各指標標準化后的比重、信息熵和差異性系數

第j項指標下第i個省市的比重為：

(3)

第j項指標的信息熵為：

(4)

差異性系數為：

gj=1-ej。

(5)

3.確定評價指標的權重和綜合得分

權重為：

(6)

綜合得分為：

Yij=xij′×Uj。

(7)

三、生態福利強度測算及分析

(一)數據的來源和處理

基于數據的可得性，以我國大陸30個省市(由于西藏數據缺失過多，故未作測算)作為研究對象，選取2015-2020年為研究時段，來分析省域生態福利強度。面板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國家統計局，其中缺失數據由線性插值法計算補充。

因資源消耗(RC)和環境污染(EP)包含多個指標，故借鑒陳艷華等[10]的做法，運用熵權法對它們進行賦權降維，分別得到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綜合得分；對福利水平中的經濟、教育和醫療三個指標僅進行標準化處理，將其轉換為無量綱的純數值。

(二)各省市生態福利強度值

將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各自的綜合得分和福利水平標準化值代入生態福利強度公式(1)，測算2015-2020年我國30個省市的生態福利強度，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2015-2020年我國各省市生態福利強度測算結果

從表2可以看出，我國各省市的生態福利強度呈現出明顯的差異性，整體而言，全國的生態福利強度2020年較2015年有所減小，即單位福利產出所需的生態消耗降低，表明近年來我國的生態福利情況有所好轉，可持續發展水平相應提高。四大地區間呈現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東北地區>西部地區的生態福利優劣格局，其生態福利強度均值分別為0.400，0.655，0.972，0.973。其中，東部地區生態福利水平排名前三的省市分別是北京、上海和浙江，這些省市在經濟發展水平和教育、醫療等資源配置率上均處于全國領先地位，其轉化為福利水平所需的自然消耗量相對較少。而西部地區的青海、寧夏和新疆居于后三位，這些西部省市近年來能耗有所增高，重要的是其經濟、教育、醫療等整體福利水平相對較低，由此造成了生態福利強度相對較高。

生態福利強度年均增長率為正表明生態福利強度呈增加態勢，單位福利產出下的生態福利在逐年退化；為負則表明生態福利強度呈下降趨勢，單位福利產出下的生態福利發展態勢良好。東部地區的生態福利強度年均增長率為負，但是廣東(7.82%)、北京(4.73%)、江蘇(3.12%)以及山東(2.49%)和福建(2.34%)則為正，說明多年來這些省市的單位福利產出所需的生態消耗是逐年增加的，如得不到有效遏制，將嚴重影響其可持續發展水平；中部地區多數省份情況較好，只有湖北和江西達到了6.22%和2.65%，由此直接拉高了整個中部地區的生態福利強度的測算值。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生態福利強度年均增長率也為負，發展態勢良好，且下降速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尤其是重慶(-8.01%)、青海(-8.01%)、吉林(-9.05%)等省市?？傊?，全國的生態福利強度整體呈持續下降趨勢，其中，17個省市與全國趨勢相同，13個省市則呈持續上升趨勢。

(三)區域性生態福利強度值

分地區來看，東部、中部、西部與東北四大地區的生態福利強度演變趨勢與全國平均水平大致相同(見圖1)。2015-2020年，東部地區的生態福利強度一直維持在0.3～0.5之間，處于較低水平，這說明東部地區的資源利用率高、環境保護力度大和居民幸福度高。中部地區的生態福利強度介于東部和西部之間，與全國的生態福利強度值最為接近。西部地區的生態福利強度介于0.8～1.2之間，處于較高水平，但整體呈下降趨勢。西部地區產業發展水平和醫療、教育配套體系遠不及其他地區，再加上東部地區的重工業西移，加重了此地區的環境污染程度，使其生態福利強度較高。但由于近年來國家對西部地區越來越重視，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舉措，如“西部大開發”“西部生態補償”“一帶一路”等，有效改善了西部地區的教育、醫療、文化、就業和社會保障事業，使得西部地區單位福利產出所需的生態消耗呈現下降趨勢。東北地區的生態福利強度值也在0.8～1.2之間，同樣處于較高水平。東北地區是傳統的“高污染、高能耗”的重工業基地，近年來在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過程中存在較多困難，累積了許多嚴峻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問題，使得單位福利產出所需的生態消耗較高。

圖1 2015-2020年全國及各地區生態福利強度演變趨勢

四、生態福利強度影響因素分析

(一)影響因素選取

為了對各地區的生態福利強度采取有效的措施進行調控，有必要進一步挖掘引起生態福利強度變化的影響因素?？紤]到數據的可得性，同時借鑒程艷茹[1]、龍亮軍等[11]、張競嫻[12]和郭炳南等[13]的做法，選取如下變量作為影響因素：(1)產業結構(inst)，用第二產業增加值與地區生產總值GDP的比值表示；(2)城鎮化水平(urb)，以各省市城鎮人口數量與該地區總人口數量比值代替；(3)技術進步水平(tec)，由于R&D活動是技術創新的源泉，是促進技術進步最直接的因素，因此，用R&D支出與GDP的比值表示；(4)對外開放水平(fdi)，用各省市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表示；(5)經濟規模(gdp)，以各省市的GDP表示；(6)人口密度(pd)，用每平方千米面積上的人口數表示；(7)綠化程度(gl)，以各省市的人均公園綠地面積表示。

(二)模型與回歸

為了測算生態福利強度與各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將生態福利強度(EIWB)作為被解釋變量，上述影響因素為解釋變量，建立如下面板回歸模型：

EIWB=β0+β1inst+β2urb+β3tec+β4fdi+β5gdp+β6pd+β7gl+μ。

(8)

式中，β0為常數項；β1，β2，β3，β4，β5，β6，β7為估計參數；μ為隨機誤差。

運用Stata16軟件測算各因素對我國30個省市及各地區生態福利強度的影響程度，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

(三)結果分析

為避免出現偽回歸現象，確保數據的平穩性，有必要對面板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方法為HT檢驗和IPS檢驗。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所有變量均通過了HT檢驗和IPS檢驗，可以進行多元回歸分析。然后利用豪斯曼檢驗對面板數據模型進行選擇，檢驗結果為p<0.05，故選取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模型回歸時，為了避免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差距過大，且為了使尋找解的過程變得平緩，對經濟規模(gdp)、人口密度(pd)和綠化程度(gl)進行標準歸一化處理。將處理后的變量及其他變量代入公式(8)中進行固定效應回歸，結果見表4。

表4 全國及各地區固定效應回歸結果

從全國來看，產業結構、城鎮化水平、對外開放水平、經濟規模均通過了1%顯著性檢驗，其變動將對我國生態福利強度產生較大的影響作用，而技術進步水平、人口密度、綠化程度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具體而言，全國及中部地區的產業結構(inst)與生態福利強度顯著負相關，說明就全國整體和中部地區而言，相對合理的產業結構對生態福利強度產生了抑制作用。東北地區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回歸系數卻為6.633，說明東北地區的產業結構對生態福利強度有著明顯的正向作用，這是由于東北地區作為傳統的重工業基地，有著較為單一的工業結構，而且過度依附高污染和高耗能產業，給環境帶來了較大的負擔。東部和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對生態福利強度的作用未能顯現。

全國及東部、西部地區的城鎮化水平(urb)與生態福利強度顯著負相關，說明全國及東部、西部地區的城鎮化水平對生態福利強度產生了抑制作用。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城鎮化加速的時間較早且水平較高，高度的城鎮化使更多的人享受到完善、科學的公共醫療體系和教育體系所帶來的福利，整體生態福利水平有所提高。而西部地區疆域遼闊，人口分布稀疏，城鎮化所帶來的益處會更為明顯，由此減少了生態消耗，提高了福利水平。中部和東北地區的城鎮化水平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全國及中部、西部地區的技術進步水平(tec)對生態福利強度的影響雖然不顯著，但是回歸系數為負，而東部和東北地區的回歸結果則顯著為負，這些都反映出技術進步對生態福利強度的抑制作用，這是因為技術進步能夠使資源利用效率提高。中部、西部地區不顯著，可能是因為對科技的投入未完全轉化為生產力。

全國及東部地區的對外開放水平(fdi)與生態福利強度顯著正相關，說明對外開放水平越高，生態福利強度越大。這可能是因為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國外的一些污染產業轉移到了我國(或東部地區)，且外資多投放在高污染產業，這種產業轉移嚴重影響了我國(或東部地區)可持續發展水平。而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對外開放水平遠不及東部地區，因此，對外開放水平對生態福利強度的作用未能顯現。

全國及東部、西部地區的經濟規模(gdp)與生態福利強度顯著正相關，說明這些地區如果一味追求經濟的快速增長，不注重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或不考慮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則會造成生態福利強度的提高。中部和東北地區均不顯著，但回歸系數前者為負、后者為正，說明這兩個地區的經濟規模對生態福利強度分別產生了抑制和促進作用，可能是因為近年來中部地區在經濟上實現了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經濟的增長給生態福利水平的提升帶來了潛在的正向影響，而東北地區卻與之相反。

除中部地區外，全國及其他地區的人口密度(pd)與生態福利強度呈正相關，且只有東部地區和東北地區通過顯著性檢驗。因為人口過于集中可能導致交通擁堵、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等問題，這會嚴重影響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不利于地區生態福利水平的提高。東北地區人口密度對生態福利強度的促進作用比東部地區更明顯，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東部地區的人口還在持續流入，未達到人口密度對生態福利水平負向影響的閾值，作用未充分體現出來；另一方面東北地區人口外流嚴重，地區空心化導致經濟、教育和醫療水平發展滯后，由此加劇了對生態福利強度的促進作用。

除東部地區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回歸系數為負外，全國及中部、西部、東北地區的綠化程度(gl)對生態福利強度的影響均不顯著。綠化程度越高，空氣質量越好，越有利于人的健康，福利水平越高?；貧w結果并不顯著的地區，說明綠化程度不足，沒有有效發揮綠化對于提高生態福利水平的促進作用。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從生態消耗和福利水平兩個方面構建生態福利強度評價體系，然后通過熵權法和生態福利強度公式測算我國2015-2020年30個省市的生態福利強度，再以此為基礎，建立固定效應面板回歸模型來探究生態福利強度的影響因素。得出以下結論：(1)我國生態福利強度總體水平較低，且呈下降趨勢，表明近年來生態系統服務效率有所提高，生態福利情況有所好轉；(2)各地區之間生態福利強度呈現出明顯的差異性，在空間上表現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東北地區>西部地區的生態福利優劣格局，此外，各省市之間也存在差異，除北京、江蘇、廣東等13個省市的生態福利強度持續上升外，其余省市的生態福利強度已逐步下降；(3)就全國而言，影響因素中對外開放水平、經濟規模與生態福利強度顯著正相關，產業結構、城鎮化水平與生態福利強度顯著負相關，技術進步水平、人口密度、綠化程度對生態福利強度的影響不顯著。

據此，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東部地區的生態福利強度在全國處于最低水平，而中部、西部地區明顯高于東部地區。因此，相關部門要對東部地區各省市進行政策引導，積極推動其與毗鄰省市的經濟合作和生態共同治理，發揮其輻射作用；中部、西部地區也應主動與東部地區進行信息交換和經驗交流，對當地優資源勢進行高效綠色的開發利用。

第二，因各影響因素作用效果不同，故各地區要因地制宜地確定發展策略，以便進一步調控生態福利強度。東部地區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要謹防低附加值、高耗能企業的入駐，以免造成大量的資源濫用和環境污染，增大生態消耗，而且在擴大經濟規模的同時要注重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并考慮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中部地區需進一步激發創新潛力、擴大經濟規模、提高城鎮化水平，發揮技術進步、經濟發展、城鎮化對生態福利的協同作用，為區域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基礎；西部地區要在調整產業結構，提高技術進步水平、對外開放水平以及綠化水平上下功夫，使之能在提高生態福利水平中發揮作用；東北地區除需進一步加快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外，還需發揮對外開放對生態福利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