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黨前后李大釗選擇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點
——基于《李大釗全集》所收1920-1922年文本的分析

王琳玲，王 磊

(南京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南京 210023)

作為黨的重要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是中國早期共產黨人選擇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典型代表。1920-1922年，是中國共產黨醞釀籌建、正式成立和初步發展的關鍵三年。三年間，李大釗在組織領導黨的實踐活動的同時，譯介、撰寫了諸多馬克思主義相關文本。這些文本不僅直接展現了他的思想觀念，而且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與中國革命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指引。對這些文本進行系統性梳理與針對性研究，從中凝練李大釗選擇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點，對于進一步回答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豐富復雜的馬克思主義中“到底注意了、理解了、選擇了些什么”的問題[1]，總結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經驗和不足，繼而推進馬克思主義在新時代的有效傳播具有重要意義。

一、建黨前后李大釗選擇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文本概述

由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被收入“中國共產黨先驅領袖文庫”的《李大釗全集》(修訂本)(以下簡稱《全集》)是目前較為權威的一套李大釗著作文獻集。此版《全集》最大程度地以李大釗發表的原文原件為底本，整理、匯編、收錄了623篇文章，并有附錄7篇，為李大釗生平和思想研究提供了較為準確、可靠、完整的基礎文本資源。

經統計，《全集》收錄1920-1922年建黨前后的文本共計151篇(見圖1)，其中論文33篇(1)《都市上工讀團底缺點》和《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兩篇文章，前者為李大釗致胡適之書信，后者為李大釗致費覺天之書信?！度吩诰幾霑r“因內容重要，篇幅也較長”，按慣例將二者編入了論文部分，而本文依據其原初形態歸入了書信一欄，特此說明。，演講15篇(2)兩篇演講文稿，一為陳仲瑜記《馬克思經濟學說——在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上的演講》，二為《北大講義風潮平息后在教職員學生大會上的講話(節錄)》。因此為記錄人不同而主題相同的演講文稿，故《全集》中未將兩文獨立列進目錄，而是作為附錄供人參考，此處亦不計入“演講”總數。，隨感錄21篇，書信23篇，談話、講話與發言11篇，會議報告13篇，啟事與通告14篇，聯合署名文章21篇。在這151篇文本中，去除隨感錄和啟事、通告等與本文主題無關的文本以及聯合署名文章后，所剩與馬克思主義相關文本共計45篇(3)1920-1922年間李大釗所著45篇馬克思主義文本名錄如下。A.論文類：《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美利堅之宗教新村運動》《由縱的組織向橫的組織》《亞細亞青年的光明運動》《“五一”(May Day)運動史》《要自由集合的國民大會》《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中國古代經濟思想之特點》《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歐文(Robert Owen)底略傳和他底新村運動》《自由與秩序》《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實行方法的考察》《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社會主義下之實業》《中國學生界的“May Day”》《俄羅斯革命的過去及現在》《現代的女權運動》《論自殺》《〈黃龐流血記〉序》《非宗教者宣言》《五一紀念日于現在中國勞動界的意義》《馬克思與第一國際》《宗教與自由平等博愛》《平民政治與工人政治(Democracy and Ergatocracy)》《十月革命與中國人民》《國際的資本主義下的中國(舊國際共管與新國際共管)》；B.演講類：《各國的婦女參政運動——在北京大學政治學系的演講》《俄羅斯革命之過去、現在及將來》《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在北京中國大學的演講》《理想的家庭(講演)》《今與古——在北京孔德學校的演講》《給新聞界開一個新紀元——在北京大學新聞記者同志會成立會上的演講》《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在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上的演講》《宗教妨礙進步——在北京大學召開的非宗教同盟第一次大會上的演講》《在高師工學會、北大馬克思研究會、北京學生聯合會舉行的五一紀念大會上的演說(節錄)》《在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國際少年日紀念會”上的演講》《在北京各團體發起的蘇俄十月革命紀念會上的演講(摘要)》《在“北京學生讀書會”上的演講》《社會問題與政治——在北京中國大學哲學讀書會上的演講》；C.書信類：《都市上工讀團底缺點》(致胡適書信)、《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致費覺天書信)；D.談話、講話與發言類：《在少年中國學會北京會員茶會上的講話》《就中國工人運動問題與〈北京周報〉記者的談話》《在女權運動同盟會招待報界學界茶話會上的講話》《就孫、吳兩氏統一中國的方策與〈北京周報〉記者的談話》。，其中，中長篇論述與演講38篇、短篇論述及講話摘要7篇。對這45篇文本的主題和內容進行初步分析，大致可分為以下三種類型：一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詮釋性文本，共2篇；二是對俄國革命與世界其他地區社會主義運動的評介性文本，共8篇；三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社會實際問題的文本，共35篇，這其中包含被譽為“中國五一運動的綱領性文獻”[2]的《“五一”(May Day)運動史》、被譽為“中國最早的一篇關于唯物史觀的史學著作”[3]的《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以及被譽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宣言書”[4]的《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等在李大釗思想體系中和中共早期歷史上均具有獨特意義與重要價值的思想著作。

圖1 《全集》收錄的1920-1922年的文本類型

具體而言，《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與《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介紹與詮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2篇文本，主要圍繞經濟學說與唯物史觀的原理展開，這些學說和原理是李大釗分析中國社會變革動因、號召工人運動的理論工具；《俄羅斯革命的過去及現在》《美利堅之宗教新村運動》等評介俄國革命與世界其他地區社會主義運動的8篇文本，是李大釗理解與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想展現，正是在對多種社會主義思潮與運動的比較分析中，李大釗才逐漸完成了對社會主義與中國革命適配性的思考，堅定了對馬克思主義的選擇；《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實行方法的考察》以及《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等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社會實際問題的35篇文本，從省思、改作與重構中國社會經濟、歷史和文化，選擇、理解與闡釋社會主義，以及解析、詮釋與構想中國政黨、中國政治建設路徑等方面，較為完整地展現了這一時期李大釗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的核心內容與整體架構，它們的問世進一步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總之，從1920-1922年李大釗撰寫發表的45篇馬克思主義相關文本中，既可窺見建黨前后李大釗總結的社會運動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問題的相關理論，亦可厘清其選擇、傳播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心路歷程，更可發現這一時期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推進馬克思主義思想認知和實踐的一般特點。

二、建黨前后李大釗選擇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特點透視

1920-1922年是李大釗馬克思主義思想確立和發展的關鍵時期。在此期間，李大釗所著諸多文本在思想來源、主題觀點與價值取向等方面皆呈現出鮮明的特點。

(一)在對社會主義學說的評介與鑒別中堅定了對馬克思主義的選擇

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在近代中國的興起與發展并非作為單一思潮獨立進行的，而是在社會主義傳播的大浪潮中與其他社會主義學說互競交鋒、融匯對比后才脫穎而出的。與此同時，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主義的認知也并非一蹴而就、一成不變的，而是在對比、借鑒、詮釋、創造的過程中堅定了對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選擇與信仰。

與其他知識分子剛性排他的思想傾向不同[5]，李大釗在選擇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始終秉持著開放包容的態度，這集中體現在他對待各派社會主義學說的態度上。換句話說，李大釗在選擇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并不排斥對其他社會主義學說的介紹和宣傳，而且在介紹各種社會主義學說與運動時常常引導時人對其進行思考、鑒別與選擇。建黨前后，在李大釗8篇關于俄國革命與其他世界地區社會主義運動的評介性文本中，《美利堅之宗教新村運動》和《歐文(Robert Owen)底略傳和他底新村運動》是介紹新村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的代表性文本。此時的中國，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學說可謂層出不窮，新村主義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學說之一。為澄清思想亂潮、強化思想認知，李大釗特地撰寫文章，“想把四派的新村運動，都紹介于讀者諸君”(4)烏托邦派社會主義“大體可分為四大派：(一)宗教的新村；(二)歐文派的新村；(三)傅立耶派的新村；(四)伊加利派的新村(Icarian Communities)?！?李大釗.美利堅之宗教新村運動[J].星期評論，1920(31)：A1-A4.)李大釗可能原計劃將四派都介紹給讀者，但現在遍覽其所著文本，僅發現關于宗教新村及歐文派新村的文章，未見關于傅立耶派新村和伊加利派新村的文章。，“以貢今日熱心新村運動者的參考”[6]。在上述兩篇文本中，李大釗不單介紹了宗教新村與歐文派新村的產生背景、發展歷史、運行方式與主要特點，更是以此為基礎論證了社會主義“反對現在經濟組織的精神和運動”[6]的正義性、必然性及其實踐的曲折性。重要的是，《美利堅之宗教新村運動》在《星期評論》上刊載時，在其文末，主編沈玄廬專門加上了“按語”，指出：“我讀了守常先生這篇著述，只看見共同生活組織的成功，并沒看見他的衰落和解體。因為這七個組合的離散，都是受外界的影響，并非他自身崩壞。而且我又只見他們分配經濟的色采，并沒覺得有宗教的臭味。也不覺得有商業的臭味。我很希望守常先生通統把四派的新村運動寫了出來，我想來一萬人中至少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個人愛讀的?！盵6]其后，瞿秋白亦在《新社會》專門發表文章《讀〈美利堅之宗教新村運動〉》進行評述，指出：“李守常先生做了一篇《美利堅之宗教新村運動》登在星期評論新年號上，我看了就引起好多的感想。守常先生說流入美利堅的社會主義，可以分作兩大派別：一烏托邦派；二歷史派?！F在守常先生把他介紹過來，我們常非之感謝，可惜為篇幅所限只登了宗教新村一篇，我們還狠希望守常先生快把那歐文派，傅利耶派，伊加利派的新村發表出來。我們就可以研究研究這烏托邦派的社會主義運動是怎么樣?！盵7]可見，李大釗對新村主義等其他社會主義學說的引介，在當時的知識界產生了重要影響，引導著眾多知識分子思考新村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的成就與不足，促使他們探索中國社會革命的可能性與必要性?？梢哉f其他社會主義學說為李大釗在理論研討與對比中逐步形成對社會主義的科學認知提供了思想來源。

事實上，李大釗所做的介紹與宣傳社會主義學說的工作遠不止于此。1920年，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在李大釗的號召與主持下成立。社會主義研究會以“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會主義的同志互助的來研究并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為宗旨，力圖通過“編譯社會主義叢書”“翻譯社會研究集”“發表社會主義論文”[8]等途徑“使一般人民了解什么是社會主義”，“進而深入研究中國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及其實行的方法”[9]，探索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行路徑。此外，李大釗更是在北京大學政治系開設“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相關課程，通過授課的方式開展對國外與中國社會主義流派的比較研究，以充分肯定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詳細闡明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的發展歷程，從而使更多青年學生有機會接觸與學習社會主義的相關理論，為其更好地理解與接受馬克思主義奠定認知基礎。

李大釗之所以對各派社會主義學說持開放包容的態度，很大一個方面是因為他認為相較于封建主義、復古主義等落后時代的學說而言，社會主義學說是進步的、體現社會發展潮流的，即便是各類社會主義學說之間存在爭論，那也屬于民主陣線內部的討論?？傊?，李大釗在選擇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視角是寬闊的、胸懷是博大的，其所關注的是“整個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和人類文化的發展方向，并從中汲取馬克思主義理論營養”[10]118。且他對其他社會主義學說的譯介，目的并非在于宣傳學說本身，而是借這些學說或運動之經驗與教訓，突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與可行性。自1920年起，李大釗便逐步完成了科學社會主義與其他社會主義的鑒別，并逐漸堅定了對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選擇。因此，如果說“五四”后“主義文化”的興起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本土化創造了語境、提供了學理來源[11]，那么李大釗通過對其他社會主義的對比、鑒別、研究則為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認知基礎?？梢哉f正是在對各種社會主義運動與思潮的對比分析中，李大釗才逐漸完成了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與中國革命和社會改造適配性的思考，而后堅定了對馬克思主義的選擇。

(二)在對歐美社會主義文獻的引介與編譯中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理認知

有研究者在研究中國共產黨成立史時曾指出，隨著共產黨建黨進程的日漸深入，“急劇傳入中國的英語布爾什維克主義書籍，逐漸成為中國共產主義者主要的消息來源”[12]。事實上，建黨前后，歐美渠道的社會主義文獻已然在中國知識界產生了重要影響，并逐漸取代了日本渠道的社會主義文獻，成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獲取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來源。李大釗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創始人之一，其思想同樣深受歐美渠道社會主義文獻的影響。

經考證，建黨前后李大釗的45篇馬克思主義相關文本中，參考、引用、轉譯歐美社會主義文獻的超過10篇。僅1920年發表的10篇中長篇論述中，便至少有4篇參考、轉譯了歐美渠道的社會主義文獻，即《“五一”(May Day)運動史》《美利堅之宗教新村運動》《歐文(Robert Owen)底略傳和他底新村運動》和《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在《“五一”(May Day)運動史》的文末，李大釗曾直接注明：此篇紀述是根據莫里斯·希爾奎特(Morris Hillquit)的《美國社會主義史》(HistoryofSocialismintheUnitedStates)以及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的《未來屬于人民》(TheFutureBelongstothePeople)等文獻作成[13]。與此同時，《美利堅之宗教新村運動》與《歐文(Robert Owen)底略傳和他底新村運動》兩文同樣是以莫里斯·希爾奎特的《美國社會主義史》為底本進行譯述的；《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一文亦是基于歐美文獻編譯而成。此后兩年間，更有多篇文章呈現相同的特點，如《俄羅斯革命的過去及現在》至少參考了艾蒂安·安東內利(Etienne Antonelli)的《布爾什維克俄羅斯》(BolshevikRussia)以及阿爾伯特·里斯·威廉姆斯(Albert Rhys Williams)的《列寧：其人其事》(Lenin：theManandHisWork)兩篇文獻[14]；《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與《平民政治與工人政治(Democracy and Ergatocracy)》兩文則經證實參考了保羅夫婦(Eden & Cedar Paul)的《創造的革命》(CreativeRevolution：AStudyofCommunistErgatocracy)一書[10]147。以上西文書籍文獻，無疑對李大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具體而言，《美國社會主義史》為李大釗深入把握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提供了重要思想來源，以其為底本著成的《“五一”(May Day)運動史》，在介紹“五一”紀念日由來、歐美工人運動史等內容的基礎上，闡明了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工人運動的必要性與迫切性，成為“中國五一運動的綱領性文獻”，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又如，保羅夫婦的《創造的革命》一書則構成了李大釗“工人政治”思想的主要理論來源，由此著成的《平民政治與工人政治(Democracy and Ergatocracy)》等文，集中闡發了李大釗對“西方民主政治的反思批判及對未來中國政治建設及發展前景的展望”，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學說中國化、大眾化進程中的“源頭性文獻”，為中國共產黨國家與革命理論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學理基礎[10]137。

進一步追尋文獻來源可知，李大釗獲取馬克思主義西文文獻的渠道是多種的。李大釗自1918年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后，便十分重視對西文文獻的引進。據統計，至1923年北京大學圖書館擁有藏書184 008冊(其中中文書約140 002冊、西文書26 356冊、日文書2 480冊、雜志15 170冊)，其中西文圖書數量相較1920年的17 485冊增長了近一萬冊，反倒是中文與日文圖書數量未發生較大變化。這些西文書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書籍[15]。與此同時，從《北京大學日刊》所登載的相關通知亦可一窺此時期北大圖書館的西文文獻名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1920年《圖書部典書課通告》中列舉的“有關于俄國問題之參考書籍二十三種”(5)原名為“關書部典書課通告”，其中“關”或為誤作，應為“圖”。通告中列舉的書籍包括：法國經濟學家艾蒂安·安東內利的《布爾什維克俄羅斯》(Bolshevik Russia)、美國記者阿爾伯特·里斯·威廉姆斯的《列寧：其人其事》(Lenin： the Man and His Work)、俄羅斯駐美國信息局局長阿爾卡季·約瑟夫·薩克的《俄羅斯民主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Russian Democracy)以及列寧與托洛茨基的《無產階級革命》(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等。(圖書部典書課通告[J].北京大學日刊，1920(766)：2.)[16]。而以北京大學圖書館為基礎和基地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亦曾于1922年2月6日公布其現有藏書列表，其中便包含英文書籍40余種、中文文獻20余種，基本包括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主要著作[17]?？偠灾?，北京大學圖書館為李大釗馬克思主義相關文本的創作提供了大量文獻資源，并成為一批早期共產黨人與先進知識分子研討社會主義的思想陣地(6)據北京大學圖書館《1919-1920年西文圖書登錄簿》載，兩年間“北京大學圖書館就引進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及其他馬克思主義著作，以及馬克思、列寧傳記15種；書名明確是關于社會主義的圖書15種，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費邊主義、工會主義、工團主義等當時廣義上的社會主義圖書15種；關于俄國問題和俄國革命的圖書22種”。以上圖書同樣極大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知識分子提供了眾多文本與思想來源。(鄒新明，陳建龍.從北京大學圖書館《1919-1920年西文圖書登錄簿》看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引進與傳播[J].大學圖書館學報，2019，37(5)：5-11.)。此時期李大釗引進、參考、介紹與應用的歐美渠道的社會主義文獻，不僅是其傳播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而且也是其自身思想理論的直接來源。

綜上所述，對諸多歐美渠道社會主義文獻的引介、參考及編譯是建黨前后李大釗馬克思主義相關文本的重要特征，亦是李大釗思想來源的直接反映?？疾炖畲筢撝T多文本中的思想來源，不僅有利于進一步還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原初路徑，而且有利于探究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共產黨人的思想源流。然而，就現有研究而言，關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渠道問題，呈現出“對日俄渠道研究的較多，對歐美渠道研究的較少；對歐洲渠道研究的較多，對美國渠道研究的較少”的特點[14]。因此，關于李大釗馬克思主義思想來源與文獻渠道的問題仍有諸多值得深究的空間，特別是對于歐美渠道與日俄渠道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比較研究更是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三)在對現實問題的針對性分析與研討中開啟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運用

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與認知、選擇與運用，經歷了“初始印象沖擊→文本理論理解→結合現實分析與應用”[18]的過程。建黨前后便是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從“文本理論理解”向“結合現實分析與應用”的過渡時期。在此時期，李大釗本身的角色亦由早前純粹的理論宣傳者向理論的宣傳與運用者轉換，由理論宣傳的“二傳手”向理論運用的“破冰者”轉換。

具體而言，建黨前后，李大釗的思想文本不再局限于對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的純粹介紹與宣傳，而是開始有針對性、有目的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與探討中國的現實問題。據統計，這一時期李大釗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實際問題的文本多達35篇，在其馬克思主義相關文本中占比高達78%。由此可知，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與認知已然具有本土化、中國化傾向。

一方面，就撰文動機與言說語境而言，李大釗的諸多著述是對社會現實問題的反思以及對知識界詆毀與質疑馬克思主義言論的針對性回應。如《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實行方法的考察》《社會主義下之實業》《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三文的撰寫動因，很大程度歸于其與基爾特社會主義派關于社會主義的論爭，這些文章的撰寫與發表事實上助力了時人對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必然性、可能性的省思。又如李大釗在“社會主義是否適合于中國”的辯論會上所言，“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正如封建制度因生產力的發展一定要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一樣的必然性，非人的意識和感情所能左右”，“贊成派若是拿唯物史觀的觀點來解答這個問題，就比較容易駁倒反對派了”[19]。由此可見，李大釗對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等思想方法的運用是有著清醒認知的，更是自覺、主動的。此外，《俄羅斯革命之過去、現在及將來》《俄羅斯革命的過去及現在》兩文，更是為正面回應知識界對蘇維埃俄羅斯及其革命的諸多質疑與詆毀而作；《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一文則是為解決其在領導學生運動與工人運動實踐中出現的組織問題而作，即對組建一個統一的、嚴密的、強有力的革命型政黨而進行的思考。也正是在有目的性與有針對性地解決現實問題、回應質疑的過程中，李大釗才堅定了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才更主動地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與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國實際問題，從而開啟對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運用。

另一方面，就文本價值與影響而言，李大釗的著述不僅介紹與宣傳了馬克思主義，而且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學術研究及革命實踐的初步結合，完成了馬克思主義本土化運用的先覺性與開創性探索。1920年初，李大釗便以《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一文開啟了以唯物史觀等馬克思主義學說分析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征程；隨后更是通過《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等系列文章開辟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新領域；以《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實行方法的考察》《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等論述指明了中國社會改造的根本方向、依靠力量與實現方法，規劃出一條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具體路徑。這些都極大程度影響與推進了中國共產黨的建黨進程。

總之，正如李大釗在探討“問題”與“主義”時所言，“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20]。如果說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宣傳是1920年前李大釗馬克思主義文本的主題，那么學術性研討和本土化運用則為1920年后其文本著述所蘊含的重要特征。這種變化不僅寓示著李大釗馬克思主義者身份的轉換，而且象征著其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水平已然在宣傳與運用中實現躍遷，即完成了對馬克思主義從引進到運用的升華。

(四)在歷史條件的限制下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與不足

囿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即便是作為“理論導師”之一的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研究也會存在一定的局限與不足。

其一，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學理性研究尚不充分。就現有文本而言，建黨前后，李大釗介紹、詮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文本著述僅有2篇，即《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與《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除此以外，并未見其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進行講解或論述的其他專題性文章。而且有些思想觀點并非原創，而是源于引用或轉譯。如，關于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關系問題李大釗曾有過一段經典論述，即“社會黨人的運動是半有產階級的運動；共產黨人的運動，是無產階級的運動。社會主義的運動，是創造的進化，共產主義的運動，是創造的革命”[21]，經證實，此論述是根據保羅夫婦《創造的革命》(7)《創造的革命》中對應原文為：“The philosophy and the trend of right-wing socialism are substantially middle class. Left-wing socialism， on the other hand， is fundamentally proletarian…… Creative evolution， as the right wing thinks， and creative revolution， as the left wing thinks……”(Eden & Cedar Paul. Creative Revolution： A Study of Communist Ergatocracy[M]. New York： Thomas Seltzer，1920：18.)中的相關論述翻譯及改編而來[10]155。由此，關于這一時期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理性研究不足的問題，究其緣由，一是馬克思主義自傳入中國那刻起便不被看作是“書齋里的學問”，而是作為分析中國問題、實現社會改造的“思想武器”被投入革命實踐；二是中國共產黨自早期組織產生起就被“卷入偉大的實際革命斗爭中”，且一經成立，便被要求“立即從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從事實際的革命活動”[22]221。這些在客觀上導致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共產黨人“無暇來長期從事理論研究與斗爭經驗的總結”[22]221。而且自李大釗撰寫《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至中國共產黨成立僅有兩年的時間，自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至中國共產黨創建亦不過二十余年，歷史并未給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共產黨人足夠的時間進行系統的學理研究。

其二，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認知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如前所述，歐美渠道的社會主義詮釋性文獻是該時期李大釗文本的重要思想來源，而馬克思主義的一手原生態文獻在中國早期則是嚴重缺失的。正如袁玉冰彼時所言：“要在中國現在的出版物中去研究馬克思學說，差不多是不可能的。慢說他底卷帙浩繁的‘資本論’，就是他底小冊子如‘經濟學批判’之類也沒有譯本可看；至于解釋或批評他底學說之著述，更不消說了?！盵23]事實上，在其文章《一個馬克思學說的書目：為南京社會科學研究會編》所列二十余種推薦書目中，也僅有《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工錢勞動與資本》(袁讓譯)以及《價值價格與利潤》(李季譯)三本是對馬克思著作的直接譯述。而諸如塞利格曼的《經濟史觀》、河上肇的《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的體系》等他國社會主義學者的詮釋性文獻終究包含著作者的主觀性解讀與發揮，隱藏著作者自身的價值取向與文化基因，加之“跨語境”與“跨語際”的翻譯與轉換，或者普遍存在的二次加工甚至多次轉譯現象，使得這些詮釋性文獻必然與馬克思主義經典論述有所差異，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原初理論的理解與認知出現一定的偏差。比如受塞利格曼等的影響，唯物史觀曾一度被中國早期知識分子界定為“經濟史觀”，李大釗亦曾在其《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一文中指出：“比較起來，還是‘經濟史觀’一辭妥當些。Seligman曾有此主張，我亦認為合理……”[24]

總之，受革命實踐的緊迫性、原初文獻的稀缺性等客觀條件的限制，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是有限的，甚至存在著一定的認識偏差。這既是建黨前后李大釗在選擇與運用馬克思主義上的個人局限，也是黨早期理論準備不足等歷史遺憾的一個表現。然而，在相當復雜的形勢下，在相當短的時間內，中國共產黨成立并肩負起改造中國如此艱巨的實踐任務，以及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能夠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如此大的成績，實屬不易，也難能可貴，這是我們應當充分肯定的。作為后人，我們不能因為某些不足而作出苛責前人的評述。

三、結語

綜上所述，建黨前后，李大釗在評介與鑒別社會主義學說的過程中堅定了對馬克思主義的選擇，在引介與編譯歐美社會主義文獻的過程中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在分析與研討現實問題的過程中開啟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運用，但歷史條件的限制使其在建黨前后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與不足。作為黨的重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選擇與運用馬克思主義所呈現的特點，既是其自身理論取向與思想特性的反映，也是早期共產黨人認知與接受馬克思主義普遍特征的展現，在一定程度上構成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歷史圖景。因而，加強對建黨前后李大釗文本、思想及其特點的研究，繼而總結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經驗與不足，對于接續推進新時代馬克思主義的有效傳播與中國化仍具有重要意義與獨特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