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李大釗的俄國二月革命觀

王思雨

(復旦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0000)

李大釗被譽為“在中國大地上舉起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旗幟的第一人”[1]，因此，學界長期以來一直比較注重研究其對俄國十月革命的態度，強調其思想的馬克思主義轉向，而相對忽視了其對俄國二月革命的認識和研究。事實上，正如莫里斯·麥康納所言：“他(李大釗——筆者注)對‘二月革命’的反應已經預示了他對‘十月革命’的反應?！盵2]李大釗早在留日期間就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潮，但直至1918年12月發表《Bolshevism的勝利》一文，才明確指出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客士(Marx)為宗主的”[3]364，并高度贊揚俄國革命的勝利，此時方能從他的文章中尋得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贊同與選擇。由此可見，李大釗是從俄國的革命實踐中找到馬克思主義的，在這個過程中，他經歷了從高度關注繼而贊揚俄國二月革命到觀望轉而熱烈贊頌十月革命的轉變，其思想也實現了從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再到馬克思主義的轉向，而對于俄國二月革命的深刻認識正是其思想實現第一次轉向的關鍵。因此，本文擬將研究重點放在李大釗對俄國二月革命的認識上，并試圖系統梳理和提煉其關于俄國二月革命的主要觀點。

一、俄國二月革命爆發后中國知識界的反應及李大釗的態度

歐戰(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沙皇俄國的參戰使其國內經濟遭到了嚴重破壞，前線部隊武器裝備不足、補給困難，后方民眾饑寒交迫、窮困潦倒，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并日趨表面化。俄歷1917年2月23日(公歷1917年3月8日)，彼得格勒的婦女們忍無可忍走上街頭，為了“面包”舉行抗議示威，拉開了俄國二月革命的序幕。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等政黨充分利用民眾的力量，逼迫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結束了羅曼諾夫王朝的專制統治，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

作為歐戰中協約國集團的主要成員國，俄國的革命形勢深刻影響著歐戰的走勢，因此，俄國二月革命的爆發引起了世界范圍的極大關注。彼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出于對民國外交和國家命運的關注，正在激烈討論是否要加入協約國集團并對德宣戰，此刻來自協約國集團內部的大變動自然引起了他們的關注——“俄國此次政變與歐戰前途發生如何影響，此為留心外交者亟宜研究之一問題”[4]。一方面，二月革命的爆發和歐戰前途息息相關，“當此歐戰吃緊之際，一旦肇此巨變，俄民既因反對戰事而推翻政府，則俄德軍獨媾和之謠或將成為事實，萬一果成事實，不但歐洲戰局必有極大之變動，即協約方面之破裂亦在意中”[5]；另一方面，此次革命的“共和”意義促使中國知識界反觀諸己，殷殷期盼其對國內政治形勢有所影響，“夫俄果共和，則其對于平等自由之障礙，各國將來亦必一掃而空之”[6]，“俄之革命，可謂成全球平民政治之后勁矣”[6]，“不知我國之野心帝王專制家，何以仍不稍退一步”[6]。孫中山也對俄國二月革命給予高度關注，并一改從前反對沙俄的態度，對此次革命的成功大加稱頌。孫中山認為，俄國二月革命是“共和革命”，不僅和他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屬同一性質，甚至深受辛亥革命影響，稱“俄羅斯之變專制而為共和，全由中國之影響也”[7]。他一方面強調二月革命的重要影響即是使歐戰的局勢大為改觀，英俄聯盟的勢力被削弱以及帝國主義俄國的被推翻具有世界性的政治意義，標志著帝制不可復活；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俄國內部的復雜情況，并結合自身經歷作出了俄國“來日狂瀾正難料也”的預言[8]。

李大釗對俄國二月革命的態度和反應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的知識界具有一致性，即反應及時，態度積極。俄國二月革命于公歷1917年3月8日爆發，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于15日成立，相關消息最早于國內見諸報端是在3月17日——《大公報(天津版)》以《俄國京城大革命》為題報道了發生在彼得格勒的兵變。僅僅相隔一天即3月19日，李大釗就發表了《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對俄國二月革命爆發的原因進行了深入分析，如此快的反應速度顯示了其對該事件的高度關注。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他又陸續以專文或獨段的形式對俄國二月革命進行了全面的介紹和評析。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后，李大釗對二月革命的認識又進一步深化，這一時期他將俄國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視為同一革命的不同階段，因而在撰文論述和宣傳十月革命時，對二月革命仍有提及。單從涉及俄國二月革命的文章數量和發表時間來看，李大釗對這次革命的態度是非常積極的，研究也是深入、持續的；就其主要觀點來看，李大釗對這次革命是高度贊賞的，他認為這次革命是“自由與勝利”[3]211的典范，不僅能夠“厚我共和之勢力”[3]30，亦能將民主主義的光芒撒向世界。相關文章見表1。

表1 李大釗關于俄國二月革命的文章

二、李大釗對俄國二月革命的全面闡釋

(一)梳理與介紹：俄國革命史與俄國二月革命

李大釗對俄國革命史的認識和了解是較為全面的，他對俄國二月革命的全面闡釋是建立在對俄國革命史的梳理之基礎上的，因此，分析他的俄國二月革命觀也應由此切入并展開。

首先，李大釗對俄國革命史進行了梳理。李大釗以俄國革命史上的幾個重要階段為線索，對“很有目的、很有精神的”俄國二月革命的緣起進行了梳理和介紹，從中可以大致看出俄國革命史的發展脈絡。俄國歷史上的第一次革命爆發于1825年，這次革命是受到法國大革命和西方自由主義影響的“十二月黨人”發起的一次起義，起義雖然很快被鎮壓，但卻給沙皇專制制度造成了巨大沖擊。此為俄國革命第一階段。第二階段主要包括亞歷山大二世在位(1855年3月2日-1881年3月13日)期間先后發動的兩次大改革，即解放農奴和實行地方議會制度。這兩次具有革命性質的改革盡管都失敗了，且“‘沙’(Czar)的自由主義雖然漸就萎謝了，但是人民終竟由此得著了點東西”[9]397。同時，“少量自由的允許，引起人民更進一步要求自由的動機”[9]397，“虛無黨”由此應運而生?！疤摕o黨”人建立了秘密組織，其“會員皆互不相識，其受黨魁之命令，實行暗殺時，則先授以暗殺之械具，并附之毒藥，以為被捕時自裁之準備，免泄本黨之秘密”，“其主義在滅絕皇族”[3]3。亞歷山大二世即死于該組織的刺殺。到了第三階段，即亞歷山大三世及尼古拉斯二世在位(1881年3月13日-1917年3月15日)期間，俄羅斯的兩大勢力，即沙皇及其下屬官吏、軍隊與革命黨人之間一直處于相互爭戰的狀態。其間俄國革命黨人于1905年借日俄戰爭中俄國戰敗之機發起了革命，頒布了憲法，建立了君主立憲制，但并未真正推翻沙皇的獨裁統治，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爆發，沙皇統治才被徹底推翻。從1825年“十二月黨人”憤而起義到1917年3月8日二月革命爆發，俄國歷經近百年的革命斗爭，才終如李大釗所說：“羅曼諾夫王朝的命運就從此告終，新俄羅斯的紀元亦就從此開始了?！盵9]398

其次，李大釗對俄國二月革命爆發的過程、俄國共和政府內閣的構成及其政綱和舉措進行了介紹。李大釗稱俄國二月革命為大革命，這場震動世界的大革命爆發于歐戰期間。1917年3月8日，先是彼得格勒的婦女們走上街頭舉行抗議活動，其后革命遂呈愈演愈烈之勢，“至十二日，革命軍之旗幟，益以鮮明，市民洶洶，揭赤色旗，焚燒法庭，破壞監獄，解放囚徒，戕害警察，而炮兵工廠及冬宮之炮臺被占，而眾院被圍，而哥里金辭職，而帝黨及官僚紛紛被捕，俄皇倉遽還都，中途淹滯，六軍不發，遂暫駐卜士闊府以觀形勢。十四日，軍隊布告迄于召集解決國體之憲法會議，承認眾院臨時委員會之權力，秩序略定，十五日，該委員會網羅各派領袖組織臨時政府，以李佛夫為總理，俄皇遂下遜位之詔，讓位于乃弟哈滅爾亞雷山大羅威奇公，公亦辭，遂以國體讓諸憲法會議投票決之，新俄共和國遂以建立基型矣”[3]111。至此俄皇退位，國家政權握在了“受溫和社會黨人扶助的自由黨人”手里[9]403。李大釗對俄國共和政府內閣的閣員也進行了介紹，悉數列舉了其中一些重要閣員的職務。如眾院中央黨領袖李佛夫任內閣總理兼內務總長，眾院立憲民主黨領袖米留哥夫任外交總長，眾院工黨領袖凱蘭士奇任司法總長，十月黨的谷奇哥夫任陸海軍總長。李大釗對俄國共和政府內閣的構成是較為認同的，他認為“新內閣實組織于眾院行政委員會，閣員多民黨知名之士，平日之行動，大博國民之信任”[3]24。李大釗的這一結論不僅表明其對俄國共和政府內閣構成的認同，也暗含著他對俄國共和政府所頒布的政綱、舉措的稱許，認為新內閣的八條政綱充分彰顯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特征。如第四條“確立政府及憲法，速為基于普通選舉召集國民會議之準備”、第六條“基于普通選舉，布地方自治制”，都表明了要賦予國民政治權利，建設民主制度。再如第二條“確保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擴張是等自由于軍事上并學藝上”[3]112，明確規定了國民在社會生活各方面所享有的自由。這一簡明卻集中凸顯民主、自由、平等追求的政綱，讓當時還是堅定的民主主義者的李大釗大為贊賞：“此八項者，實俄國之《大憲章》也，《權利宣言》書也，《獨立宣言》書也，臨時憲法之神髓也……”[3]28因此，他表示：“甚樂為之大書特書，載吾報之首頁?！盵3]28他認為，俄國共和政府的政綱設計頗有民主之精神，其所頒布的舉措也頗有章法，“一切處置，頗稱果斷”[3]112，不僅對內注重維持秩序，同時也沒有放松對敵國的警惕，“對于戰爭之進行，益加奮勵”[3]112，俄國必由此“作戰之氣益壯，血戰之策益捷”[3]112。

(二)分析與闡揚：俄國二月革命爆發的原因與內在邏輯

李大釗對俄國二月革命的認識并非僅停留于梳理和介紹史實，而是結合當時的世界形勢對其爆發的原因和內在邏輯進行了分析和闡發。

首先，李大釗對二月革命爆發的原因進行了分析。1917年3月19日，李大釗發表了《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從遠因和近因兩個方面對俄國二月革命爆發的原因進行分析。遠因方面，李大釗從歷史的角度尋找二月革命爆發的根源，其核心觀點是兩種思想的交鋒埋下了革命爆發的種子。他認為，自彼得大帝(即彼得一世，俄國沙皇，1682-1725年在位)以來，俄國新舊兩種思想就在不斷交鋒，“新思想則以伯脫羅古拉德為中心，舊思想則以莫斯科為根據。此二種勢力，遙相對峙，反動不已”[3]2，“斯拉夫派以保存俄國國粹為主義，其理想多在過去……歐化派以輸入歐洲之新文明為職志，其理想多在未來”[3]2。舊思想表現在政治上即官僚主義盛行、獨裁歷史根深蒂固、獨裁統治下的階級差異巨大——“俄國社會，分為四等階級，即貴族、僧侶、市民、農民是也。其中以貴族、僧侶為最有勢力，而以農民為最苦，農民之數又占其全人口十分之九”[3]5。在嚴酷的專制統治下，俄國出現了以暗殺皇族為目標的“虛無黨”，出現了極力歌頌人道主義的俄國文學；反抗壓迫的地下勢力自1825年起就與沙皇統治下的官僚集團持續對抗，盡管“屢起屢仆，卒未告厥成功”[3]1，卻為后來的革命打下了深厚的基礎。近因方面，李大釗聚焦俄國社會現實，從六個方面揭示了歐戰背景下俄國尖銳的社會矛盾。他指出，當時的俄國君主立憲制只是口號式的，實際上仍是君主獨裁，不僅“大臣之任免黜陟，其柄一操之于俄皇”[3]6，而且皇帝為了擴張自身的權力，減少內閣對皇權的限制，匠心獨造了內閣分裂。同時，由于上院“其所決議，多與眾院之自由政策相表里，帝黨及官僚，因而失望”[3]6，因此，俄皇重新任命純粹的右黨議員擔任正副議長，國會上院也因此名存實亡，完全聽命于俄皇。除了大權在握的俄皇，掌握內閣的內務總長蒲氏(蒲羅特蒲蒲夫——筆者注)和作為德國皇家之女的俄后相勾結，密謀與德國單獨議和，“蒲氏與議會已成不兩立之勢”[3]9。就在沙皇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斗爭進入白熱化的時刻，兩個事件的爆發使革命一觸即燃。一是俄歷1917年2月中旬，俄政府以有革命黨嫌疑為由逮捕了中央戰時工業委員會的多名代表，“工黨對此異常激昂，率相投袂而起，以猛烈之同盟罷工，為示威之運動”[3]10；二是俄國的谷類“以運輸供給之方法不善，以致莫斯科及其他重要都市，面包之供給，頗告不足”[3]11，饑寒交迫的俄國民眾因此走上街頭抗議示威，揭開了二月革命的序幕。

彼時，中國知識界不乏對俄國二月革命的分析，但大多或失之偏頗或流于表面。如《大公報(天津版)》于1917年3月19日發表時評《俄國革命之原因》，將二月革命爆發的原因歸結為兩點：“一為政府壓迫太過，二為人民生計困難”，歸根結底是“面包問題”[10]；再如《神州日報》于同日發表社論《俄國革命(一)》，重點提及虛無主義對俄國民眾的影響；又如《時報》在20日刊登《俄國革命之由來及今后之進行》，主要提及俄國民眾對妖僧拉士布金和俄后的親德集團的痛恨。相比之下，李大釗在分析俄國二月革命爆發的原因時，則既有對俄國革命史的追溯，又有對俄國及世界現實的闡釋。其中，他對俄羅斯文學在革命爆發中所發揮的作用進行了專門論述，認為“吾人實未見其他國家尚有以詩歌為社會的、政治的幸福之利器，至于若此之程度者”[3]234。關于這一點，他在《俄羅斯文學與革命》《俄羅斯革命與文學家》兩篇文章中作了更進一步論述，并指出俄羅斯文學有兩大特征：一是文學與社會的關系緊密，即在沙皇專制統治之下，“自覺之青年，相率趨于文學以代政治事業，而即以政治之競爭寓于文學的潮流激蕩之中，文學之在俄國遂居特殊之地位而與社會生活相呼應”[3]258；二是作品內容以人道主義為核心，“凡夫博愛同情、慈善親切、優待行旅、矜憫細民種種精神，皆為俄人之特色，亦即俄羅斯文學之特色”[3]259。這兩大特征使“為自由之警鐘，為革命之先聲”的俄羅斯文學成為革命醞釀、爆發的主因之一[3]259。

其次，李大釗對二月革命爆發的內在邏輯進行了闡揚。李大釗對二月革命的關注并未停留于事件本身，而是敏銳地注意到了促使革命爆發的深層原因，并以“面包”和“工人”為切入點進一步闡釋了二月革命爆發的內在邏輯。一方面，李大釗高呼“神圣之面包”，認為“俄國亦既以面包革命聞矣”[3]23。當時的俄國外有歐戰使民眾“朝為斗士夕為餓殍”[3]23，內有沙皇專制統治使民眾不得自由，因此，民眾被迫憤而反抗，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換取面包和自由，“和平之曙光，必將昭發于面包問題”[3]23。另一方面，李大釗認為社會革命來源于社會問題。他對于社會問題的認識是非常深刻的：“凡社會對于一特定之階級，一特種之身份存排斥之見，輕蔑之心，不肯與以同情，不愿界以職業，限制其活動，屈抑其地位，則居此階級、具此身份者之生活，必成為社會問題?！盵3]120而一旦有了社會問題且統治者對此無動于衷亦不加改善，則“特定之階級”或“特種之身份”的社會群體就會以社會革命的方式來謀求救濟之道，即如“俄國革命之發端，亦以面包問題為武器，工人團體為先鋒”[3]120。不僅俄國如此，德國、意大利也將如此，“柏林與維也納之工人，他日亦終必為德、奧二邦革命之媒、自由之母”[3]120。

(三)思考與延展：俄國二月革命的影響及20世紀革命形勢

李大釗對二月革命的影響有著深入的思考，他認為這次革命不僅對俄國自身影響甚著，而且“惟其影響所及于吾國并世界之政治前途，關系絕非淺鮮”[3]29。因此，他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和回答在很大程度上昭示了其高度關注俄國二月革命背后的深層原因。

首先，在李大釗看來，俄國二月革命是“自由與勝利”的典范[3]211。當時的俄國是世界上專制氛圍最為濃厚的國家之一，有著非常悠久的封建專制統治史。李大釗指出，20世紀初，世界革命風起云涌，“而革命之醞釀最久，國民之犧牲最多，屢起屢仆，卒未告厥成功，以蘇其困苦顛連于專制政(治)下之民生者，厥惟宮庭陰謀政治根深蒂固之俄羅斯”[3]1。他認為，在這樣的背景下，二月革命的勝利就顯得尤為珍貴和不易。一方面，經過此次革命，俄國推翻了專制統治，“自由政治之基礎，必緣茲而確立”[3]2，因而此次革命堪稱“自由政治之曙光”[3]2；另一方面，“民眾之感情均傾于共和立憲制”[3]25，足以證明“新俄羅斯共和國之基礎，已確立于其國民之思想”[3]28，自由民主已經在俄國國民意識中生根發芽。

其次，李大釗認為俄國二月革命的勝利能夠“厚我共和之勢力”[3]30。作為一位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李大釗對俄國二月革命的高度關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正在為中國社會尋找前進的方向。在他看來，俄國二月革命的爆發至少能在兩個層面上給中國帶來“曙光”。一是“引俄為前車”，“以灌潤吾國自由之胚苗”[3]30。辛亥革命以來，盡管已改建共和，但仍有許多人對共和制抱有疑慮。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凡此種種更是令李大釗深感憂慮，他希望以俄國為鑒，告誡國人不要再進行無謂的“官僚政治”的嘗試。俄國作為中國的鄰國，同樣具有漫長的封建專制統治歷史，二月革命的爆發無疑是共和潮流不可逆轉的強大佐證，“使一般官僚耆舊，確認專制之不可復活，民權之不可復抑，共和之不可復毀，帝政之不可復興”[3]30。同時，俄國共和政府的政綱也非常符合李大釗對民主共和的設想，他特意將其分別刊登于1917年3月27日的《甲寅》日刊和1917年4月1日的《言治》季刊并加以解釋：“吾人于此莊嚴神圣之紀念物，甚樂為大書特書，載吾報道之首頁，以益顯世界民主政治之光輝也”[3]28，亦作為國內政治之參考。二是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國際環境。俄國共和政府成立后，于1917年4月10日發表宣言稱：“自由之俄羅斯志不在控制他國，或剝奪他國世襲之國產，或強占外國之地，惟求根據國家權利，建設持久之和平，決定己國之命運，俄國不欲壓制或侮辱他人，但亦不愿受辱?！盵11]據此，我國人民對嶄新的俄國政府抱有很高的期望，認為俄國共和政府會結束沙皇俄國對中國的侵略，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擴張。即如鯁生所言：“俄羅斯大革命之報震撼寰宇，舊政府之人物一掃而空，俄羅斯舊政府的內政外交方針，比如瓜分遠東、分割中國、日俄提攜等侵略政策亦隨而根本改變?！盵12]李大釗也認為，從此中華民國之近鄰“增一姊妹共和國，固不僅為吾鄰賀矣”[3]25。因此，在他看來，從內政和外交雙重角度考量，俄國二月革命都是至關重要的，更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

最后，李大釗認為，“俄國民主主義之光芒，既已照耀于世界……今世紀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對于官僚政治而革命”[3]30。歐戰爆發以來，以個人專權為特征的“新英雄主義”逐漸盛行，不是說“哲人政治”，就是說“賢人政治”，“吾之東鄰，寺內內閣之成立，即以是為招幟者也”[3]29。這一思潮也逐漸蔓延至國內，對此，李大釗鮮明地指出，所謂“賢人政治”不過是“官僚政治之夢想，開明專制之變相”[3]29，必須要“予以當頭之棒喝，俾為痛切之警悟”[3]29，并以俄國二月革命為例證對此進行了深入論述。俄國作為官僚政治歷史最為漫長、專制統治最為牢固的國家之一，其國內爆發的民主革命對于世界集權政治來說是一次異常沉重的打擊。不僅德國受俄國二月革命影響甚巨，以致“社會黨于議會大聲疾呼，以倡言民主政治而不諱”[3]203，而且世界范圍內的專制主義勢力因此愈加薄弱、民主主義勢力因此愈加強盛。李大釗用“向心力”和“離心力”來分別指代專制主義和民主主義，指出“世界政治之趨勢，向心主義之勢力日見縮減，離心主義之勢力日見伸張，此為不可掩之事實”[3]202。

此外，李大釗對于20世紀世界民主革命潮流不可阻擋的判斷是非常堅定的。歐戰剛剛爆發之時，協約國集團屢戰屢敗，世人對民主主義的存續持悲觀態度，認為德國將大獲全勝，官僚主義將戰勝民主主義。而李大釗卻認為這種看法是非常表面的，是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一方面，歐戰之時也是各國民主主義覺醒和發達之時。對此李大釗解釋道：“一官僚政治之國，無論外患若何危迫，其民終以內政改革為務，甚至乘機革命亦所不恤也?！盵3]143另一方面，各國“既獲自由，更望勝利”[3]211，世界民主主義陣營的不斷壯大也將加速民主主義的最終勝利?！岸?、德之國民而欲常保其國民之自由，則不可不努力以求國家之勝利”[3]212，并且不僅本國國民將為維護民主和自由而戰，各國國民也都將投入其中，“俄國之自由，不僅俄人愛之，似德人亦愛之，不僅俄人以全國之努力保之勿失，似德人亦將出其多數之努力為俄人保之勿失”[3]212。李大釗因此堅信，歐戰必將以民主主義陣營的勝利而告終，20世紀的世界自由政治、民主主義必將面貌一新。

三、俄國二月革命對李大釗思想轉變的影響

俄國二月革命爆發之前，李大釗從未對異國的革命情況抱有如此濃厚的興趣，究其原因，除了二月革命本身的特殊性外，還在于這次革命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很大影響并具有借鑒意義，即李大釗是以中國革命的前途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來關注和思考二月革命的，并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實現了其思想從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向，而理解并厘清這一轉向的緣起和脈絡也是探討李大釗二月革命觀的意義所在。

首先，李大釗注意到了俄國二月革命中社會民主黨以及勞動階級所發揮的作用。一方面，在論及俄國二月革命爆發的原因時，李大釗將“工黨之激昂”作為近因之一加以闡釋，認為政府對工黨采取的壓制手段招致了猛烈的同盟罷工運動，工人團體在俄國二月革命中發揮了先鋒作用。除了社會民主黨所發揮的直接作用，李大釗還關注到了其所發揮的間接作用，“當俄京騷動之際，其各大都會，赤旗飄揚，一揮而蔽羅馬那夫朝之日月，而СДРП之幟，到處與國民以絕明之痕印，不啻為社會民主黨建紀功碑于人人之腦中也”[3]191。另一方面，李大釗也注意到了勞動階級的作用，但在此時的李大釗看來，俄國二月革命的中心勢力不在勞動階級，而在“大俄羅斯全人口中少數的知識階級”[9]401，這些人“看出自由俄羅斯的光景而決心致之實現”[9]401，是“革命原動力”[9]401?！稗r民、無產階級、工人、職業階級”被他看作“一種另外的要素”[9]401，需要通過教育予以動員。

其次，李大釗結合歐戰戰局對社會民主黨予以持續關注。根據當時的戰況和局勢，李大釗注意到“社會黨之行動頗足與莫大之影響于戰局，則為不可掩之事實”[3]178，但社會民主黨對于戰爭的態度卻是復雜而矛盾的。一方面，“蓋有戰爭，則資本家因軍需品之供給、軍事公債之應募而獲豐厚之利益，其下級勞動社會，則為國家驅入凄慘之戰場，以生命血肉為犧牲，結果乃以益富者之勢力，而長其橫暴”[3]178，因而就社會民主黨本心而言應當反對戰爭。另一方面，英、法、比的社會民主黨認為，“此次之戰禍，全為德之獨裁政治所釀成，此獨裁政治之根株不絕，世界之平和終無希望，即各國之民主政治亦有危險，故寧一時犧牲其主張以贊成戰爭”[3]179；俄國社會民主黨也因羅曼諾夫王朝與德國皇室的密切關系，意圖通過與德對戰，間接與國內封建王朝對戰，因此也贊成戰爭。然而，戰爭的殘酷超出了社會民主黨人的想象，隨著戰爭的不斷推進，各國社會民主黨人也逐漸意識到和平的重要性，開始重新倒向“非戰”的一方。在這個過程中，俄國二月革命的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這次革命推翻了羅曼諾夫封建王朝的獨裁統治，使德、奧等國社會民主黨當初贊成戰爭的主要原因不再成立，即無需再通過反抗獨裁者的戰爭來爭取民主政治存活發展的可能，于是各國社會民主黨紛紛回歸初心，圖“平和運動，乃以益急矣”[3]179。在這種背景下，各國社會民主黨和主戰的其他黨派間的矛盾愈加激烈，社會民主黨于是采取猛烈的罷工活動予以警懲。李大釗對這場“平和運動”的未來走向格外關注，盡管“此種運動之效果若何，殊難為確切之測度”[3]178，但“吾人將于此次戰爭，一覘社會黨之勢力何如矣！”[3]181

對于留日期間就大量接觸社會主義思想的李大釗而言，俄國二月革命和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的運動無疑給他提供了一個觀察和了解社會主義運動實踐的絕佳窗口。第一，他開始注意到新的社會問題，如工人階級問題、學生問題、婦女解放問題，認為“解決工人問題(農民之疾苦亦包于其中)、婦人問題等”[3]121是當時中國社會需要解決的急務，是“今世之文明謀人生之幸福所必經之階序”[3]121，這與當時各國社會主義者的思考方式如出一轍。第二，他關注到世界范圍內社會民主黨力量的增長，英、德、俄等國家的社會民主黨都在本國掀起了罷工浪潮，打出“與我面包”“與我普通選舉”“與我平和”[3]192的口號，甚至“柏林全市亦將變成赤旗之世界”[3]192。第三，他對“革命”的方法有了初步的認識，在全面闡釋俄國二月革命的過程中，他敏銳地發現了“暴力”和“革命”之間的關系，“俄國苛察”[3]246不受法律約束，“以非法之暴力，而凌轢法律上之主權”[3]246，此時的社會問題訴諸法律已經無能為力，只能尋求其他解決途徑，即“曲、變、激、力之道，小則出于暗殺，大則出于革命”[3]246，因此，“革命恒為暴力之結果，暴力實為革命之造因”[3]247。李大釗通過對俄國革命的觀察，從社會層面上找到了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即革命是暴力統治之下民意伸張的方式，蘊含了其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思考與認同。這一時期，李大釗將其對民主主義的追求和主張稱為民治主義。在對俄國二月革命和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運動的觀察中以及對民治主義的解讀中，李大釗的思想顯現出由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轉向的痕跡。這也使他在不久后面對風云再起的俄國形勢時沒有選擇恐慌和批評，而是在經歷了短暫的觀望之后，大力贊揚和傳播俄國十月革命，并在這個過程中建立起布爾什維主義的信仰，最終實現從民主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者的轉向。

四、結語

李大釗對俄國二月革命的認識是相對全面而深刻的。他對俄國二月革命的興趣始于早期對民主的贊頌和追求，認為二月革命是民治主義的絕佳實踐；而推動他深入分析并持續關注這一異國革命的動力則是其樸素的愛國主義。世界形勢牽一發而動全身，他深深擔憂這場革命的連鎖反應會波及中國，但更加殷切希望從這一和中國有著同樣漫長封建統治史的鄰國身上找到中國革命的出路。在闡釋俄國二月革命的過程中，李大釗一方面對20世紀革命爆發的邏輯和形勢作出了自己的判斷，另一方面開始關注俄國二月革命中的社會民主黨，對社會民主黨的綱領、政策有了實踐層面的認知?？梢哉f，李大釗是在對俄國二月革命的認識不斷深入的過程中，實現了由民主主義者向社會主義者的轉化，對俄國二月革命的思考是李大釗在思想上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