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遞進與空間互動視域下僑鄉體育用品制造業發展的經濟人類學考察的個案研究

林秀春，郭惠杰

1 洋埭村的人文歷史背景、社會經濟結構與研究方法

習近平在福建任職期間多次到晉江市深入調研，并且在2002 年總結歸納了“晉江經驗”，而且在2019年兩會期間參加福建代表團審議時再次高度肯定了晉江專注實體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和推廣“晉江經驗”的重大意義［1］。改革開放以來，晉江市體育產業尤其是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發展在國內頗具代表性。據新華社報道，“晉江體育產業總產值在2017 年達到1 744 億元，擁有國家級體育用品品牌42 個，體育用品上市企業21 個”［2］。晉江市陳埭鎮的洋埭村因其特殊的體育用品制造業發展路徑而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背景下閩南僑鄉發展體育用品制造業的典型案例。與國內其他地區的體育用品制造業發展模式不同，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發展得益于該村的地緣資源優勢和我國相關政策的引導。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從最初的家庭作坊式加工廠，到后來的體育上市企業，從零散的專業化分工市場，到“中國鞋都”的區域特色，不斷擴大生產規模和提高產品質量，逐步形成了具有區域競爭力的體育用品制造業集群。特別是洋埭村的海外華商與其洋埭村宗親之間的緊密合作與聯動，以及洋埭村當地僑資企業和龍頭企業的帶頭作用，產生了多重疊加效應，推動了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產業鏈上下游產業協同發展的產業集群的形成。因此，研究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發展歷程可以為洞察晉江市體育產業轉型升級、國際國內雙循環格局形成等多重因素交互影響下的區域體育產業發展模式提供一個窗口，并為晉江市體育用品制造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一個案例。

近年來，晉江市的體育產業形成了獨特的發展模式，引起了大量研究者的關注，產生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例如：有些研究者主要聚焦于晉江市的體育產業集群的發展演化［3］、溢出效應［4］、產業集群企業品牌建設［5］、產業集群與區域發展的關系［6］；還有研究者針對當前產業發展新動態，分析了晉江市體育產業集群的轉型升級與創新發展［7］、產業集群的國際治理經驗及其啟示［8］；另有學者基于政府引導視角對晉江體育產業的發展模式進行了調研［9］?？傮w而言，很少有學者關注晉江市體育產業發展過程中的社會資本、勞動力等要素的國際化流動，華僑在晉江市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晉江市的僑聯與鄉村宗族關系網絡的社會經濟功能等問題。那么作為晉江模式的典型案例，晉江市陳埭鎮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在改革開放以來的超越常態發展的內在動力是什么？晉江市的外部因素究竟產生了何種影響？出自洋埭村的華僑和海外華人力量起了什么作用？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微觀的個案研究細致考察。

在學術研究中，盡管個案研究在處理特殊性與普遍性、微觀與宏觀之間的關系一直面臨著挑戰。同時，隨著定量分析方法的興起，個案研究受到了不小的影響［10］。然而對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的個案研究仍然具有探索特殊規律和具體事件發展變化過程的必要性。一是基于對閩南僑鄉體育領域的前期研究與長期追蹤調查；二是因為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發展路徑有別于我國其他區域體育產業的發展模式，主要差別在于出自洋埭村的海外華人和華僑在該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我國僑鄉體育產業領域具有典型性，所以本研究最終選擇洋埭村作為個案進行田野調查。選取的田野調查點——洋埭村位于晉江市東北部，占地面積為7.5 km2，原住村民總人口為7 598 人，外來人口約為40 000 人。洋埭村因土地的開發而得名，其名與該村的自然環境和地理條件密切相關［11］。晉江市林姓人口為81 368 人，其中洋埭村村民大多姓林。洋埭村人從中國近代以來到海外謀生的僑居地分布于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緬甸等［12］。據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出自洋埭村的華僑將近2 000 人，其中旅居菲律賓和新加坡的居多［12］。一般而言，基于經濟人類學視角的田野調查，主要通過直接觀察和長期追蹤調查收集資料與獲取相關數據。本研究在田野調查過程中得益于晉江市政府統戰部門負責人的引薦和洋埭村原村支部書記和某僑資企業負責人的牽線搭橋，從而得以開展田野調查，調查對象涵蓋僑資企業、體育用品制造業從業者、晉江市當地僑聯、洋埭村村委會工作人員等。田野調查時間主要集中在3 個時間段（2015 年7—8 月、2016 年7—8 月、2018 年6—10 月），采用多次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查閱檔案資料的方式獲取了較為豐富的一手研究資料。為確保本研究的資料真實性和可靠性，還運用了多次重訪、多角度訪談、事件與史料文獻對照等方法，通過事實與史料相互印證以核驗和甄別受訪者所述的真實性，從而提高本研究結論的準確性及與實際情況的貼近度。最后，緊扣本研究提出的問題，對收集到的資料進行整理分析。此外，遵照人類學通常使用的研究范式，在文中涉及具體人的姓名時均采用化名。

2 時間遞進視角下的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發展的歷時性分析

2.1 發軔階段（1977—1984 年）：僑資、體育用品制造設備的捐助及商品經濟的滲透是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發展的外部力量

在改革開放初期，洋埭村開始出現僑資企業。例如：創立于1977 年的洋埭勞保用品廠成為洋埭村的首家合資企業；創立于1979 年的洋埭服裝鞋帽制品廠成為該村首家家族式僑資企業。其后，被譽為晉江市“運動鞋制作第一人”的林土秋發動14 戶村民共同集資110 000 元創辦了體育用品生產廠，開創了當地廣泛采用的“聯戶經營”模式，改變了當地單一的經濟結構。由此，曾經被很多人詬病的僑鄉“閑人多、閑錢多、閑房多”現象開始轉變為當地產業發展的特殊動力。此時，洋埭村制鞋業的蓬勃發展甚至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關注。例如，喬石、萬里等在1983 年先后親臨洋埭村參觀視察，對洋埭村的鞋業及其辦企業的方向給予了肯定［13］。雖然這些企業總體上數量很少，但是對洋埭村之后的運動鞋制造業的逐步發展具有重要的帶動作用。

如果說洋埭村的體育用品制造企業在這個階段投入的生產資金與購置的設備從物質層面夯實了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發展的基礎，那么更為重要的是，出自洋埭村的海外華人經年累月往返于國內外，對多元文化和異質社會制度均有體驗，既深諳僑鄉現實與中國國情，也比較熟悉定居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14］，他們在海外拼搏的經歷和所見所聞，能影響其在洋埭村的宗親的商品經濟思想。顯然，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發軔的動力源頭與出自洋埭村的海外華人的推動與潛移默化的影響息息相關［15］。

2.2 勃興階段（1985—1999 年）：洋埭村涌現大量僑資企業，借鑒了一些國外企業的先進管理經驗與理念，促進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形成了特殊發展模式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以加工和代加工為主的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發展迅猛，但是“重發展規模，輕質量管理”的問題也逐步凸顯，晉江“星期鞋”事件更是引發了產品質量危機，對當時處于初步發展階段的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產生了巨大沖擊。在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面臨產品質量輿論危機的關頭，出自洋埭村的華僑和海外華人發揮了關鍵作用。例如：旅居新加坡、菲律賓等國家的出自洋埭村的華僑聯合出資在1985 年創辦了一個新企業。該企業從國外相繼引進了當時處于國際領先水平的自動成型制鞋機和全套流水線自動控制制鞋設備，以及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方法。隨著這些先進生產技術和管理方法的應用，產生的效果立竿見影［16］。洋埭村的體育用品在1986 年舉辦的“北京首屆全國華僑企業商品展銷會”上大放異彩?！度嗣袢請蟆穼Υ诉M行了專題報道，并在新聞中提到：“原來的設備、技術和管理都很落后，相當一部分產品質量不過關。他們引進了先進的設備、技術和管理辦法，生產的運動鞋美觀舒適，產品質量有了明顯提高?！保?7］該企業對當時的洋埭村的中小企業改革、推動洋埭村制鞋業機械化、引進外資、創新技術和打造品牌產品產生了很強的示范效應。眾多僑資企業的紛紛成立，帶動了洋埭村100 多個運動鞋生產加工企業的相繼跟進生產。洋埭村當地村民創辦的家庭作坊式的運動鞋生產廠也開始借鑒僑資企業的做法，聯合擴大生產規模，促進了洋埭村甚至整個晉江市的運動鞋制造業的發展。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通過不斷創新生產方式、引進外資和拓寬市場營銷渠道成功地實現了從傳統手工制鞋業向現代化機器制鞋業的轉型。這一轉型本身是一個適應社會經濟發展趨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洋埭村人的生產觀念也隨之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逐漸從保守型生產向開放型生產轉變。在此階段，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聯戶經營模式。這種合作模式基于宗族關系網絡或地緣關系網絡，可以有效地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分散生產風險，并能增強洋埭村村民之間的創業凝聚力和文化認同感?？傊?，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發展體現了洋埭村在主動適應經濟全球化時代不斷變化的社會經濟形勢。

2.3 轉型升級階段（2000 年至今）：經濟全球化時代的現實挑戰

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發展歷程是一個典型的外資嵌入鄉村社會的經濟現象。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發展與晉江市的僑鄉文化密切相關，主要依靠僑資、宗族關系網絡等社會關系資源不斷推動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發展，不僅解決了當地一部分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和滿足了當地消費者的需求，也體現了當地社會經濟領域的一種價值觀。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體育用品市場競爭的加劇，產業轉型升級和產業結構調整是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必須直面的挑戰。一方面，跨國大型體育用品制造企業在中國的市場發展戰略不斷下沉，對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發展形成了新的挑戰；另一方面，人口紅利的逐漸減少和體育用品生產技術創新競爭加劇，使得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難以維持低成本優勢。此外，雙循環發展格局的形成也對我國社會經濟增長方式提出了新要求，推動僑鄉體育用品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迫在眉睫。這將進一步為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創造新機遇，同時也將帶來新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需要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打造中國本土品牌產品和增強市場競爭力。當然，這種轉變并非易事，需要突破原有發展模式的路徑依賴，并探索新的發展方式，建構新的市場秩序。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未來如何發展？這一問題可能需要更為長期的田野調查方能解答。

3 空間互動視域下的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發展的共時性分析

社會空間理論將空間視為由各種關系主體構成的互動場域，致力于通過呈現不同社會主體在特定場域的共存關系勾勒社會經濟領域的總體變遷圖景［18］。某一區域的產業發展往往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對于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而言，洋埭村人的涉外關系作為一種多邊性的聯系與社會關系網絡的復雜組合［19］嵌入了洋埭村內部經濟活動與政策執行過程的互動中。一些與洋埭村人往來的在菲律賓、中國香港、歐美國家等地區的海外華商促進了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的勞動力在不同國家與地區之間的流動，形成了有效的人力資本［20］。同時，這些洋埭村人又將資本、科學技術、相關信息、管理經驗等各種生產要素在海外華商網絡中進行了深度整合。這種跨國人口流動形成了空間傳動效應，為洋埭村人帶來了社會資本和創新思想。

3.1 社會經濟主體互動場域之一：菲律賓

從經濟人類學角度而言，企業家精神被視為是一種稀缺的無形資產，不僅是企業創業和增強市場活力的關鍵因素，更是產業業態創新和聯結各種生產要素的重要因素［21］。洋埭村人移居菲律賓有100 多年的歷史。改革開放之后，隨著我國華僑政策的調整，一些在菲律賓的出自洋埭村的華僑與洋埭村的聯系漸趨緊密。例如，從洋埭村移居菲律賓的企業家聯合洋埭村的歸僑共同出資創辦了中外合資企業，推動了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的初步發展。尤其是具有豐富創業經歷與企業管理經驗的旅菲華僑企業家林X 暉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此，曾擔任洋埭村村支部書記的林X 溝回憶到：“林X 暉自幼家境貧寒，因受到海外親戚的幫助而赴菲律賓謀生并經商，商業網絡遍布各地，后來回到家鄉投資創業”。同一時期，菲律賓僑商陳X 培回家鄉探親，因地方政府主要領導說的一句話——“希望你們來投資，幫助家鄉建設”促使其回鄉創辦體育用品企業［12］。在當時，這類僑資企業往往被視為種子企業或者領頭企業，隨著這些僑商重返故土，同時也將其掌握的新技術、經驗和創業資源帶到了洋埭村的體育用品制造業，推動了洋埭村村民在體育用品制造方面的創業行動。林X 暉、陳X 培等華僑在洋埭村的體育用品制造業方面的投資并非僅是基于對利潤或市場的考量，而是融入了對家鄉文化和中國社會制度的認同情感。其實，在當代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一些華僑與其祖籍地之間也存在著一種類似馬林諾夫斯基所指的“跨國禮物交換”現象。例如，有些華僑通過捐贈、投資等方式向其祖籍地捐獻物資，并由此獲得了祖籍地政府和民眾的接納；同時，這些華僑的祖籍地政府也通過稅收優惠政策、保障相關權益的方式增強這些華僑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從而可以鼓勵更多華僑投資。

3.2 社會經濟主體互動場域之二：中國香港和一些歐美國家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人口在海外的移居地發生了變化。洋埭村的新一代村民開始逐步涌向一些經濟更為發達的歐美國家，對洋埭村的社會經濟影響逐漸超過了以往洋埭村在菲律賓的華僑。同時，作為東西方文化交匯與融合之地，中國香港在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發展中起著重要的聯系海內外經濟主體的橋頭堡作用。一些定居中國香港的洋埭村人經過多年拼搏在資金、信息、管理經驗方面有了優勢。在他們的帶動下，現代商業在洋埭村初現端倪。首先，這些人開了洋埭村村民赴境外考察和學習國外企業先進管理理念和經驗之先河，對洋埭村的現代商業文明建設起了重要的橋梁作用。例如，在出自洋埭村的華僑的帶動下，陳埭鎮洋埭村有12 名村民于1985 年底赴中國香港考察后引進了先進的全套制鞋新技術和新設備，并且改進了企業的管理方法［22］。其次，中國香港在洋埭村體育用品生產信息和融資方面起了橋頭堡作用。洋埭村的體育用品生產企業在獲得初步發展之后逐漸面臨擴大生產規模所需的資金和信息難題。洋埭村一些人開始積極動員移居中國香港的洋埭村人通過香港的相關渠道獲取海外市場信息、產品銷售渠道及管理經驗。某品牌運動鞋創辦人林X 秋回憶到：“通過海外鄉親幫助收集樣品資料，經過對比研究，新的產品樣式就設計出來了”［23］。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已經移居菲律賓的洋埭村僑商從菲律賓向中國香港移居是一種適應策略。他們憑借香港在經濟全球化競爭中獲取優勢商業信息資源，繼而促進了僑鄉體育產業發展。這體現了經濟人類學所關注的文明互鑒與經濟發展的相互作用及其動態演化過程。

3.3 社會經濟主體互動場域之三：國內外多重空間互動商業平臺

經濟全球化推動了位于世界不同區域的人的互聯，形成了一個持續擴張的國際社會經濟網絡。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出自洋埭村的新一代華僑和海外華人逐步融入了全球經濟投資與國際貿易關系網絡，搭建起了國內外多重空間互動商業平臺。例如，“旅菲洋埭同鄉會”等這類由地緣、業緣為紐帶結成的華僑華人社團，使出自洋埭村的華僑和海外華人與其家鄉建立了經濟交流與互動場域，促進新一代出自洋埭村的海外華人嵌入了洋埭村的制度場域和社會資本積累過程中，使得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逐漸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產生了明顯的經濟效益，促成了洋埭村人與出自洋埭村的華僑的多維場域互動，使洋埭村形成了該村地理邊緣地帶的新中心，繼而產生了經濟擴散效應，影響范圍甚至可以波及到臨近的南安縣、惠安縣等地。譬如早期赴海外謀生的陳X 志、陳X淳等華僑都曾在晉江市陳埭鎮洋埭村學過運動鞋制鞋技術，之后在南安縣創辦了某體育用品企業［24］。當時，洋埭村的企業開始大范圍地搜集外界商業信息、舉辦學習管理經驗的活動與模仿管理活動，推動了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的勃興。

4 互動機制視域下的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耦合

資源配置、要素流動、產業升級、技術創新等促進經濟發展和產業產值增長的關鍵因素是傳統經濟學重點關注的，但是經濟人類學更重視通過資源、結構、技術等因素深入分析經濟行為主體的動機及其行為特征，探究產業產值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

4.1 政府與僑商互動：建立僑商利益協調機制，通過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動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發展

偏安一隅的閩南晉江市洋埭村，由于其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獨特發展方式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雙重關注。實際上，在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發展初期，福建省政府就不斷嘗試突破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體制改革困局，積極開發華僑資源，為洋埭村的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發展營造有利的營商環境和提供政策支持。

首先，把握服務于企業的時機，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在改革開放初期，洋埭村的僑資企業由于人員結構復雜，在管理方式和經營理念上差異較大，在實際經營過程中難免出現分歧。有些僑資企業剛成立時往往由移居菲律賓的出自洋埭村的華僑、移居中國香港的洋埭村人與洋埭村村民合資創辦，并共同經營。隨著這些僑資企業的發展壯大，各利益相關方在經營理念和發展方式上產生了分歧。例如：菲律賓僑商希望將盈利用于當地福利事業和公益事業，香港投資方則主張用于擴大投資和分紅。由此產生的分歧使得該企業曾一度停滯發展。曾在晉江市委統戰部工作的林X 梅講述了地方政府在其中發揮的重要調解與疏導作用，例如在上述企業利益相關方產生分歧時晉江市委統戰部聞訊后積極介入調解，最終推動該企業進行了重組，使其重新得以發展。

其次，重視與僑商的溝通與聯絡，積極動員海外華人投資。在洋埭村的體育用品制造業發展初期，晉江市基層政府抓住國家政策機遇，積極調動華僑資源。洋埭村村支部書記林X 對動員出自洋埭村的華僑投資洋埭村的體育用品制造業至今印象深刻。其在接受筆者訪談時提到：“當時，洋埭村經濟發展剛起步，需要發揮華僑的作用，鼓勵其投資，支持家鄉建設。有些海外社團的組織者大多是企業家。因此，要把這些華僑匯聚起來，共商家鄉建設事宜”。此外，在田野調查時發現，在改革開放初期，僑商與晉江市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溝通機制。在這一機制建構過程中，華僑作為一種社會力量資源不斷被加以強化。晉江市政府通過各種資源和政策對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發展從行政上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推動作用。這種政府行政力量的“在場”，促進了僑商利益協調機制的建立。

4.2 民間組織與宗族關系網絡的協同：建構僑鄉體育用品制造業規制共同體，共同推動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發展

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非經濟因素和非正式制度是經濟人類學研究中被長期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在宏觀政策調控對村落經濟結構難以直接產生作用時，洋埭村的僑聯會作為該村既尋常又特殊的民間組織發揮了重要作用。這類民間組織實質上是一種有別于韋伯的科層化的民間權威，其深入基層社會關系網絡，時常作為民眾利益的代言人［25］。據洋埭村當地的僑聯會負責人林X 溝介紹：“當時，出自洋埭村的華僑遍布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家。為此，洋埭村于1978年成立了僑聯會，目的是加強與海外僑胞、鄉賢的聯絡，引導僑胞尋根問祖、探親訪友，動員僑胞支持家鄉經濟建設和公益事業”。洋埭村重新整合的民間組織涵蓋村政府和村委會，并集鄉賢、僑商等為一體，一般主要由有聲望的海外華人構成，具有很強的凝聚力［26］。這是民間組織的一項重要的社會功能，能在國家政策與社會成員之間找到某種利益契合點［27］?？梢哉f，對于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在當時的發展，無論是僑鄉政府，還是民間組織，都深知與出自洋埭村的華僑建立聯系的重要性［28］。

此外，一方面是宗族關系網絡作為一種特殊的非正式制度在“維護村莊共同體利益的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29］。筆者在田野調查時同樣發現，洋埭村人與其宗親跨國經營企業并不鮮見，這種經濟合作是基于共同利益建立的。曾在洋埭村創辦過體育用品企業的張X 沐對此頗為熟悉，并描述了某體育用品企業的發展案例。該案例主要呈現的是：洋埭村某村民通過與同村人合股辦運動鞋制造廠而積累到了第一筆社會資金。之后，隨著運動鞋制造廠生產規模擴大，資金、設備與技術問題逐漸凸顯。在這一情形下，該村民尋求其海外親戚又共同創立了新的體育用品合資企業，生產所需的儀器設備由其海外親戚購置，銷往東南亞、歐美等國家的體育用品也由其海外親戚聯絡銷售。該企業通過這種經營方式逐漸發展成一個較有知名度的體育用品企業。盡管該企業當前已經因為經營不善等問題退出了運動鞋市場，但是這種新型合作經營模式在改革開放初期為洋埭村企業生產的體育用品迅速打開了市場，為洋埭村企業生產的體育用品的跨國銷售網絡的形成與市場開辟注入了新活力。另一方面是宗族關系網絡的經濟功能具有很強的社會經濟發展適應性［23］。洋埭村的體育用品企業多數為林姓宗親所辦，且在企業資產所有權、經營業務往來、資金信貸方面錯綜復雜，以交叉持股或以單一資本入股設立分支企業等方式聯結成投資網絡。洋埭村的體育用品制造業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民間互助經濟合作與經營方式，也是閩南鄉村經濟結構變化的社會動因之一。盡管洋埭村的體育用品生產企業形成了現代化態勢，但是洋埭村原有的地方文化傳統、信任機制等非正式制度并沒有完全失效，并且依然發揮著調節經濟利益、整合社會資源的功能。洋埭村的這種民間資源動員方式體現了閩南文化中的一種價值觀，同時，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發展又彰顯了約束與引導民間經濟行為的政策的強大力量。當然，剖析宗族關系網絡與洋埭村的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發展的互動與內在機制，不可過于夸大其作用。當前，洋埭村的體育用品生產企業在建設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與洋埭村固有商業模式的沖突、洋埭村的村落文化與現代化經濟發展方式的矛盾均可能產生新的問題，那么就不可忽視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國家戰略層面的經濟體制改革、僑鄉政府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不懈探索所形成的制度的重要規制作用。

5 結束語

在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發展歷程中，國家政策、基層政府、僑商、洋埭村鄉賢等各主體聯結成了發展共同體。在這個復雜體系中，洋埭村的村落文化傳統、宗族關系網絡、僑商組織等非正式制度與中國共產黨的方針與政策、企業管理制度、市場經濟體制等正式制度相互作用，構成了一種頗具區域特色的鄉村體育用品制造業現代化發展的利益協調機制。各方面主體通過特定制度與機制嵌入了一個巨大的國內外社會經濟關系網中，能將一些生產要素相整合。本研究基于社會空間理論和經濟人類學視角將洋埭村的體育用品制造業發展歷程中的社會經濟主體互動場域納入研究視野，有利于從更為生動的角度詮釋閩南僑鄉體育用品制造業發展所衍生的多元社會主體意蘊和我國鄉村社會經濟現實意涵。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推進，我國體育產業尤其是體育用品制造業的晉江發展模式，也進入了改革創新的新階段。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也開始從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轉型、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換。由此，洋埭村的體育用品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便迫在眉睫。洋埭村應該從歷史中汲取發展的智慧，于變革中尋求內在的社會力量。特別是在科技創新與體育產業結構調整的新時代背景下，洋埭村的體育用品制造業的未來發展需要考量如何重聚鄉賢力量，推動洋埭村體育用品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及與海外華人、華僑形成更高層次的經濟交流與合作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