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慰安婦”歷史修正主義思潮辨析
——以《反日種族主義》與《帝國的慰安婦》為例

周 曉 蕾

2023年3月6日，韓國政府公布解決二戰日本強征勞工索賠問題的“第三方代償方案”后，日韓兩國首腦約定讓因歷史問題受損的兩國關系“恢復正?！?。尹錫悅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一系列對日“妥協”，通常被解讀為配合美國鞏固亞太盟友、實施對華打壓戰略下的“對日媾和”。然而，基于國際關系視角的分析，難以充分填補現實與既有印象間的認識鴻溝——韓國素以民族主義情緒高昂、在歷史問題上對日強硬而為世人熟知，除政治與外交邏輯之外，其對日“妥協”的內在思想邏輯是什么？

作為對該問題的回應，本文聚焦近年不斷引發韓國內部“記憶戰爭”的歷史修正主義。歷史修正主義意指通過對歷史記錄的重新詮釋，推翻某一在學術上、政治上和社會上已得到公認且流行的歷史觀點，并用自己觀點取而代之，從而贏得對這段歷史的重新“解釋權”。(1)孫文沛、阮一帆：《戰后德國歷史修正主義思潮評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0年第3期，第135頁。當代韓國的歷史修正主義思潮主要集中在朝鮮日據時期、朝鮮戰爭、戰后發展等近現代歷史議題，其中最有爭議的無疑是對“慰安婦”(2)基于學界及國際社會的共識，“日軍性奴隸”是較“慰安婦”更準確的表述。然而，作為公共議題，國內外輿論與公眾普遍使用“慰安婦”加以討論，為行文方便，本文仍使用該稱謂。問題的重新闡釋。過去30年來，有關日軍運營慰安所制度，直接或間接介入“慰安婦”動員的實證研究汗牛充棟，正如蘇智良教授所言：“歷史修正論者想要否認二戰時期日軍軍事性奴隸制度的存在，首先要能夠推翻這座證據的大山”。(3)《哈佛教授發論文稱慰安婦系自愿，中日韓民間團體聯合要求撤稿》，《澎湃新聞》2021年4月6日。正因如此，歷史修正主義往往訴諸以改變公眾歷史認知為目標的修辭博弈與話語競爭——近10年來，韓國陸續涌現的一系列與日本右翼否定“慰安婦”歷史論調形成共鳴的出版物便體現了這一特征。其中，影響力最大的當屬《帝國的慰安婦：殖民地統治與記憶戰爭》(4)本文引用版本為2015年按韓國法院要求刪除34處后的修訂版。[韓]樸裕河：《帝國的慰安婦：殖民地統治與記憶戰爭》，首爾：根與葉出版社，2015年。(下同，不再標注)(以下簡稱《帝國》)與《反日種族主義：韓國危機的根源》(5)[韓]李榮熏等：《反日種族主義：韓國危機的根源》，首爾：未來社，2019年。(下同，不再標注)(以下簡稱《反日》)。

兩書具有頗多共同點：均力圖否定、推翻本國主流的“慰安婦”歷史敘事；作者皆非專業研究“慰安婦”問題的歷史學者，(6)《帝國》作者樸裕河為日本現代文學研究者，《反日》主要作者李榮熏、金樂年等為經濟史學家。雖標榜學術研究，卻采用迎合公眾的通俗寫作策略；在日韓兩國均創罕見暢銷紀錄，但兩國學界、輿論對其評價迥異——韓國學界與進步媒體主要持批判立場，對兩書觀點乃至作者道德性提出全面質疑，(7)兩書出版后，韓國曾出版大量論著批判兩書對歷史問題的曲解。[韓]高殷光順：《質詢帝國的辯護人樸裕河》，首爾：話出版社，2016年；[韓]鄭榮桓：《和解為了誰》，首爾：藍色歷史，2016年；[韓]康誠賢：《后真相時代，對歷史否認的質問》，首爾：藍色歷史，2020年。甚至將作者斥作“帝國的辯護人”、日本右翼的“韓國代言人”，圍繞《帝國》一書的巨大爭議更蔓延至法律層面，至今仍未平息；(8)2014年6月16日，韓國9名“慰安婦”受害者控告《帝國》扭曲歷史，請求針對損毀名譽予以賠償并禁止該書出版。2015年2月，首爾東部地方法院判決該書須刪除指定的34處敘述。2015年11月，首爾東部地方檢察廳又以毀損名譽罪起訴作者樸裕河，并于次年1月判決其賠償每位受害者1 000萬韓元(總共9 000萬韓元)。樸裕河提出上訴，2017年1月法庭一審判其無罪；但同年10月韓國首爾高等法院推翻一審判決，判誹謗罪成立。截至該文寫作時，該案件仍未終結。與之形成對照的是，“良知”乃日本輿論評價兩書時頻繁出現的字眼，右翼媒體高度評價《反日》“直面真實與真相的態度”，(9)[日]河村直哉：《向韓國書籍〈反日種族主義〉表達敬意》，《產經新聞》2019年11月19日?！兜蹏穭t同時受到左右兩翼學者與媒體好評，被譽作“絕無僅有的理性、全面探討‘慰安婦’問題之作”，(10)2015年10月《帝國》日文版獲日本每日新聞社第27屆亞洲·太平洋獎特別獎時，擔任評審委員的政治學者田中明彥對該書的評價。轉引自[韓]鄭榮桓：《和解為了誰》，首爾：藍色歷史，2016年，第29頁。褒揚者不乏上野千鶴子、入江昭、和田春樹等持自由主義立場的進步知識分子。

兩書雖飽受本國學界激烈抨擊，但不可小覷歷史修正主義思潮對公眾認知潛移默化的影響。一個鮮明的對比是，2004年《反日》作者李榮熏曾因將“慰安婦”與賣春女性相提并論而引發公憤，最終不得不向“慰安婦”幸存者下跪道歉；而15年后他在書中闡釋相同觀點，不僅未招致當年同等量級的批評，反收獲大批民間擁躉。近年部分極右翼團體更將其思想轉化為現實行動，在“周三集會”(11)1992年1月8日，韓國“慰安婦”援助團體“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簡稱“挺對協”，2018年更名為“正義記憶連帶”)為敦促解決“慰安婦”問題而在日本駐韓大使館前集會抗議，之后每周三都有民間團體在此定期集會，故被稱作“周三集會”，迄今已舉行1 500余次，為世界上歷時最長的和平示威活動?，F場高舉“停止慰安婦詐騙”“拆除少女像”等標語，指責“慰安婦”支援團體“扭曲歷史”，民間侮辱、毀損“少女像”(12)全稱為“和平少女像”，是日軍“慰安婦”受害者象征。最早出現在韓國首爾日本駐韓大使館大門對面，其后擴展至世界多處，設置雕像目的是要求道歉與紀念。事件也屢有發生。

在“慰安婦”問題上，日、韓兩國的歷史修正主義觀點即便相似，背后的政治力學與社會心理卻不可同日而語。那么，作為殖民歷史“受害國”的韓國，緣何會興起與“加害國”日本合流的“慰安婦”歷史修正主義？歷史修正主義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思潮，反映了后冷戰時期韓國社會的何種思想轉向？其對本國歷史記憶的挑戰，又如何與冷戰后日本集體記憶的重構形成共振？本文旨以兩書為切入口，辨析韓國“慰安婦”問題歷史修正主義思潮的特征及背后的政治力學與觀念理路。

一、思潮特征：民族主義的“反命題”

為辨析兩書所反映“慰安婦”歷史修正主義思潮的特征，有必要首先概述兩者共同的核心立論。

第一，在所謂“歷史延續性”視角下，反對“慰安婦”“性奴說”，淡化或否認日軍“慰安婦”制度的特殊性?！兜蹏分鲝?，“慰安婦”本質上是19世紀后半葉前往中國、東南亞等地賣身的日本“唐行小姐”的“后裔”，該書因而將日軍性暴力區分為一次性強奸、綁架持續性暴力、管制賣淫等三種類型，并指出絕大部分朝鮮(13)本文中“朝鮮”意指日據時期(1910-1945)的朝鮮半島，區別于1948年建立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拔堪矉D”屬于第三類“管制賣淫”。(14)《帝國》，第32、110頁?！斗慈铡穭t將“慰安婦”原型追溯至朝鮮朝的妓生、官婢與近代日本的公娼，并強調與民間公娼制相比，軍隊“慰安婦”制雖“勞動強度大”，卻能保證“高收益”。(15)《反日》，第304頁。

第二，淡化、否認日本政府“強征”朝鮮“慰安婦”的責任，更強調朝鮮人自身責任?！兜蹏穮^分了“結構強制性”與“現實強制性”，指出日本帝國作為“結構強制性”的施加者，僅負有道義責任，而不負法律責任——后者應由施加“現實強制性”的朝鮮掮客與日軍個人承擔。(16)《帝國》，第27、191頁?！斗慈铡穭t完全否認日本“日軍強征說”，指出日本公權力并未強迫婦女成為“慰安婦”，僅為招募者將朝鮮婦女帶至日軍基地提供了便利。(17)《反日》，第305、366頁。

第三，指責韓國民族主義將“慰安婦”議題建構為“反日”迷思，從而阻礙了兩國歷史和解與關系改善。兩書以“河野談話”“村山談話”和亞洲女性基金等為例，贊賞戰后日本政府在解決“慰安婦”問題上的真摯態度，主張日韓“慰安婦”問題本當由國家出面解決，之所以遷延日久，應歸咎于“挺對協”等左翼傾向的“慰安婦”支援團體，后者“挾持”輿論與民意，不僅阻礙“慰安婦”接受日本補償金，也致使韓國政府在該問題上的政策搖擺。為此，兩書均將批判矛頭指向“少女像”象征的反日民族主義，《反日》甚至將之定義為“韓國人對日本種族主義式的敵對情緒”。(18)《反日》，第271頁。

由上可知，兩書對“性奴說”“日軍強征說”“日本拒絕謝罪說”等韓國主流“慰安婦”歷史認識的否認，與日本右翼論調并無二致，所提論據也無新意。不同的是，兩書一致將“慰安婦”歷史敘事的“病灶”診斷為本國民族主義。換言之，歷史修正主義是作為民族主義的“反命題”被提出的——這與日本歷史修正主義截然相反，后者往往與本國民族主義緊密結合、立意恢復民族尊嚴以走出戰敗陰影。由此可見，民族主義批判乃韓國“慰安婦”歷史修正主義思潮的重要特征。

進一步辨析可知，兩書雖然核心立論相似，但作為支撐的民族主義批判理論框架卻截然不同。這是由于歷史修正主義必然依賴于其反對的對象——民族主義而存在，而民族主義本身并非單一、穩定的意識形態，在不同社會政治狀況下，表現為與不同價值結合的多樣性，這一點必然也反映在其“反命題”上?！斗慈铡吩噲D以現代化框架否定并替代民族主義框架，以實證主義史學否定“慰安婦”主流敘事的真實性與有效性，千方百計在“慰安婦”證言中尋找漏洞與矛盾；與之相反，《帝國》尤為重視“慰安婦”證言的效力，其民族主義批判主要仰賴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左翼批判理論。

兩書的“殊途同歸”暗示著韓國歷史修正主義思潮并非鐵板一塊，相似見解背后，起碼存在著兩支相異的思想脈絡，不可一概而論，而應在后冷戰時期韓國政治結構與思想變遷的整體脈絡中加以溯源與定位。

二、《反日》：歷史修正主義的保守政治力學

《反日》代表的歷史修正主義學說，須追溯至后冷戰時期韓國社會圍繞殖民歷史、軍部獨裁等諸多歷史評價的認知分歧，尤其突出表現為進步、保守兩翼在民族主義問題上短兵相接的爭奪。

毋庸贅言，民族主義可謂近代以降朝鮮半島最具道德合法性與情感號召力的意識形態。然而，在朝鮮日據時期被長期遏制的帶有反日色彩的民族主義，光復后又遭冷戰體制的壓抑。深根盤結的“殖民—冷戰”體系雖有效壓制了韓國民間的反日民族主義，但韓國保守派對美國主導之國際冷戰條件的高度依附性、與昔日“親日派”間的歷史親緣，也令其無法輕易動員民族主義——這與戰后日本保守民族主義在現實政治層面、意識形態層面屢遭碰壁的原因類似，“因為不小心民族主義也就會走向反美的那一面”。(19)[日]丸山真男：《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陳力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194頁。

正因如此，自1960年推翻李承晚政權的“四一九運動”起，韓國進步派在推動政治民主化進程中，極大地調動了民族主義這一精神資源，“民族”成為其追求民族統一、反對美國蔭蔽之軍事獨裁政府時最具號召力的符號。樸正熙政府強行推進日韓建交而激發的民間反日民族情緒，也為反體制運動積蓄了民眾基礎。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民族民主運動既是政治運動又是文藝運動，并發展為學術運動。(20)[韓]林熒澤：《韓國學：理論與方法》，李學堂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9頁。自1979年起，姜萬吉、崔章集等進步學者歷經10年編纂出版的6卷本《解放前后史的認識》，便突出體現了“民族”與“民眾”結合的抵抗性視角，通過召回被驅逐至國史教科書之外的屬于“民族”的歷史敘事空間，(21)[韓]崔元植：《再次到來的討論時代》，《創作與批評》2006年第2期，第353頁。韓國的近現代史被重新定義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軍事獨裁者及其背后支持者美國，進而追求民族獨立統一的民族史，也是抵抗壓迫、向往自由的民眾史。這套書成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韓國大學生的必讀書籍，深刻影響了一代人的歷史認知。作為該書核心議題之一的“親日派”清算問題，也在屢遭挫敗延宕后重新浮出水面，在后冷戰時期，尤其是盧武鉉執政期間，韓國政府重啟了“殖民歷史清算”、恢復歷史正義的一系列工作。

由于進步派在民主化運動中率先舉起了“民族”這面大旗，背負著“親日”歷史基因的保守派亟須重建與之抗衡的意識形態。被稱作“新右派”的新保守主義運動，便興起于2004年盧武鉉政府重啟“歷史清算”、保守政黨試圖彈劾盧武鉉卻以失敗告終的現實背景之下，可謂后冷戰時期韓國保守派執政危機與意識形態焦慮交織的產物?！斗慈铡返臍v史修正主義思想在當時已見端倪，主要作者李榮熏及其導師安秉直皆為“新右派”領軍人物，他們都是研究朝鮮后期與日據時期經濟史的知名學者，也都曾在冷戰結束后歷經由馬克思主義者到“歷史終結論”信奉者的劇烈思想轉向(22)安秉直為20世紀70年代韓國代表性的左翼知識分子，他將毛澤東思想納入對韓國問題的思考，并提出“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該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韓國社會運動中曾發揮重要影響。其學生李榮熏也曾坦言自己在首爾大學就讀期間，“曾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云錇榇淼捻n國原左翼知識分子的急劇右傾化，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前后由“漢江奇跡”“東歐劇變”和全球化等共同營造的資本主義“勝利”氣氛中，深感幻滅的他們帶著曾經“革命”的激進性投身保守陣營，也令“新右派”相較傳統保守派思想更為過激。

為從進步派手中奪回“被獨占的正義”，“新右派”判斷重中之重乃破除韓國社會的“反日”迷思，切斷“反日=民族=正義”的價值鏈條，進而為民族主義填充新的意涵。他們積極調動的思想資源是以西歐資本主義現代為基石的現代化論與反共主義——這兩大支撐“殖民—冷戰”體系的保守政治思想，曾分別賦予日本殖民朝鮮半島、韓國冷戰獨裁政權以政治合法性，在后冷戰時期則再度成為韓國“新右派”與日本右翼思想的共同分母。

基于現代化論，民族主義被視作對現代文明的反動?！靶掠遗伞敝鲗v史修正主義的發端便是以現代化論重寫殖民歷史，以龐大的經濟統計與實證研究為基礎，論證日本的殖民統治給韓國打下了現代化的基礎，借此推翻以抗日獨立運動、反獨裁民主化運動和克服分裂的統一運動為軸心的民族史觀，在披著“現代化”外衣的資本主義“發展史觀”下，昔日“親日親美”的保守派不僅未曾“反民族”，而是奠定韓國民主制度與工業化基礎的“真正民族主義者”；而基于民族史觀的對日“歷史清算”論，則是對韓國建國正統性與現代化成就的否定，無異于“將歷史理解為善惡分明的宗教史觀”。(23)[韓]李榮熏：《為何重寫解放前后史》，《解放前后史的再認識》(1)，首爾：書世界，2006年，第51頁。這一現代化論觀點在《反日》一書中尤為露骨，“民族”“民族主義”不僅被與“種族”“種族主義”劃等號，更被視作韓國人“懦弱卑劣”“自我墮落”“薩滿教式”“不開化”國民性的集中體現。(24)《反日》，第21頁。

基于反共主義，民族主義被貼上“親共”的意識形態標簽。在該視角下，中國等其他國家的受害者被排除在外，“慰安婦”問題被窄化為“韓國慰安婦”問題，更被進一步定義為日韓雙邊外交乃至美日韓“三角同盟”的政治問題。在此邏輯下，“新右派”質疑國際社會在“慰安婦”問題上的合作本質為“左翼聯合”；而文在寅政府否認2015年日韓“慰安婦”協議，也被解讀為進步派旨在“破壞日韓關系、瓦解美日韓三角合作體系”。(25)《反日》，第373頁。

由此不難看出，作為民族苦難象征、反日民族主義正當性來源的“慰安婦”問題之所以成為“新右派”挑起歷史“記憶戰爭”的主戰爭，其背后的政治力學是，韓國保守派試圖恢復并重建因民主化運動與冷戰結束而遭動搖的執政合法性與正當性。其批判民族主義的最終目標，乃重建由國家主義、(26)韓國保守派也標榜民族主義，但后者建立在對朝敵對的反共主義意識形態之上，有違建立獨立統一民族國家的近代民族主義課題，是“沒有民族的民族主義”，本質更接近國家主義，故也有學者將其定義為一種維持鞏固半島分裂現狀的“半國主義”。參見[韓]崔元植：《作為天下三分之計的東亞論》，《人間思想》2014年第6期，第31頁?！白杂擅裰髦髁x”、反共主義等價值所填充的右翼民族主義，這也是當下韓國公眾對歷史修正主義敘事容忍度與接受度日益提升的心理機制所在。

這一政治力學決定了“新右派”的歷史修正主義思想勢必越過學術邊界，而尋求與現實政治權力的聯手。標志性事件是樸槿惠政府2013年強行推進的國史教科書國家審定化政策，及2015年日韓簽訂協議宣稱“慰安婦問題最終不可逆地得到解決”。然而，2017年樸槿惠遭彈劾令“新右派”陡然失去政治同盟，繼任的文在寅政府不僅否定并廢除上述政策與協定，更援助強征勞工的對日訴訟，這也成為2019年“日韓貿易戰”的導火索。

《反日》便出版于“日韓貿易戰”的背景下，反映了樸槿惠遭彈劾后保守派的強烈不滿與慍怒，也折射出“新右派”的路線轉變——繼學術爭鳴、與政治權力結盟遭挫后，開始轉向以改變公眾歷史認知為目標的傳播策略。新媒體的廣泛運用，也為其修正主義學說向公共領域的傳播提供了便利與土壤?！斗慈铡芳礊閅outube頻道“李承晚TV”(27)“李承晚TV”為“新右派”宣傳機構“李承晚學堂”的官方網絡頻道，后者成立于2016年，定期開設線上、線下講座宣傳李承晚的政治哲學，旨在讓公眾“正確理解自由民主主義，學習大韓民國建國精神”。為期30期視頻講座內容的文字整理，該頻道擁有近10萬名訂閱者，其中不乏自稱“新親日派”的極右翼群體。與此同時，“新右派”學說的公眾傳播也與日本右翼形成緊密連接與互動，讓人不禁憂慮，“韓日歷史修正主義網絡的連接速度和規模，或將壓倒此前以反戰、和平、人權為價值紐帶的韓日公民連帶”。(28)[韓]康誠賢：《韓國歷史修正主義的現實與邏輯》，《黃海文化》2019年總第105期，第125頁。

由上所述，《反日》為代表的歷史修正主義將“慰安婦”問題作為“主戰場”，從學術觀點轉向政治運動及對公眾的煽動，顯現出鮮明的政治性。其歷史修正主義與其說是“思想”，毋寧說是政治行動；與其說是“修正”，毋寧說是殖民主義與冷戰思維的“返潮”(backlash)。其意識形態與政治力學根植于二戰后至今未經根本動搖的“殖民—冷戰”體制——這一導致朝鮮半島分裂的決定性歷史結構，至今仍為不斷滋生內部分裂與歷史紛爭的現實結構。

三、《帝國》：左翼批判理論與歷史修正主義的曖昧糾葛

如果說由保守政治力學驅動的《反日》體現的是顯性的歷史修正主義，那么由批判理論所“武裝”的《帝國》則構成了一種隱性的歷史修正主義。

冷戰結束后，當民族主義激情完成其反獨裁、民主化的階段性歷史使命后而逐漸退潮，韓國進步思想界在現實政治與意識形態層面的關注焦點，也從民族議題轉向階級、人權、公民權、性別、生態等“超越民族”、更具“普遍性”的議題。因此，與“新右派”同期高舉民族主義批判旗幟的，還有一批受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等批判理論影響的進步派知識分子，他們傾向于將民族主義視作“過時”理念，批判其蘊含的封閉性、壓迫性與排他性，業已成為壓迫個體自由與社會多樣性的意識形態體制，《帝國》便處于這一脈具有左翼進步色彩的民族主義批判思潮中。其理論與方法論則深受20世紀末期日本女性主義“慰安婦”歷史研究的影響——其中，女性主義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可謂作者樸裕河“慰安婦”研究的引路人，兩者間緊密的精神連帶清晰可辨。(29)朱憶天、王寅申：《“慰安婦”問題與東亞地區的“歷史和解”——透視樸裕河〈帝國的慰安婦〉一書之論爭》，《抗日戰爭研究》2020年第1期，第166頁。

在很大程度上，《帝國》是上野基于日本歷史經驗與現實狀況所提理論被生搬至韓國語境的產物，并鮮明地反映出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和平主義等左翼批判理論在“慰安婦”——這一同時牽涉殖民、戰爭、冷戰等東亞歷史糾葛與性暴力、性剝削等人權問題的復雜問題上的局限性。

從女性主義視角出發，《帝國》致力于將“慰安婦”議題從民族主義框架中全面脫嵌。這承襲了上野秉持的“女性主義應超越民族主義”立場——這向來是日韓女性主義學者在“慰安婦”問題上最大的分歧所在，上野對女性跨國連帶的強調，屢被批判遮蔽了戰爭加害國與受害國、帝國與殖民地間的等級與民族差別。(30)[日]上野千鶴子、[韓]趙韓惠貞：《在邊界言說》，首爾：思想樹出版社，2004年，第77頁。作為其追隨之作的《帝國》則走得更遠，將“慰安婦”制度泛化成“貧窮、父權制與國家主義共謀”(31)《帝國》，第33頁。的普遍性問題，極大地削弱了該制度的特殊性與歷史性，也凸顯了在“慰安婦”問題上過度依賴、盲目迷信性別維度的局限性。(32)劉萍：《性別維度下的“慰安婦”問題研究及其限界》，《史學理論研究》2022年第1期，第87頁。一個典型例證是，該書強調朝鮮“慰安婦”與占領區或“敵國”(中國、東南亞)“慰安婦”之間存在根本性差異，她們實則扮演了日軍的“妻子”與“同志”。(33)《帝國》，第57、138頁。類似論述一則模糊了“慰安婦”超越國別、民族的相似處境，二則以帝國主義邏輯強化了受害者的內部差異，因而反陷入背離女性主義自身立場的窘境。

在后現代主義視角下，《帝國》試圖以“個體記憶”解構民族史觀。這表面上與上野所推崇的記憶與語言學轉向的口述史一脈相承。在“慰安婦”的問題上，上野千鶴子強調歷史本身是多元、多樣的，她想重建的是在歷史敘述中被強制“沉默”的和被“封印”的過去，也就是站在“慰安婦”立場上重構這段“她們的歷史”。(34)王晴佳：《口述證言能否成為歷史證據？——情感史研究對近現代史學的三大挑戰》，《社會科學戰線》2020年第5期，第116頁。其根本目的，在于抵抗日本在“慰安婦”問題上的“三重罪”，即戰爭時期的強奸罪、戰后近半個世紀來的忘卻之罪、日本保守派對受害者女性控訴的否認之罪。(35)陸薇薇：《父權制、資本制、民族國家與日本女性——上野千鶴子的女性學理論建構》，《開放時代》2021年第4期，第131頁。該方法論被《帝國》挪至韓國語境后，重心卻被置于消解韓國民族史觀的“受害者”傾向與宏大敘事。為此，該書不惜大量引用日本戰后文學與電影文本，試圖解放被壓抑的另類朝鮮“慰安婦”形象與敘事——她們被剝離了民族屬性，而被還原為“法律意義”上的“帝國慰安婦”，抑或“身著和服、擁有日本姓名”“與日軍同病相憐、嬉戲同樂”“比起日軍，更恨父母與朝鮮掮客”(36)《帝國》，第190、205頁。的個體——這貌似是對被宏大敘事壓抑者的解放，實則卻蘊含著更強的壓制性，以及否定戰爭責任與戰爭傷害真實存在的危險。

基于和平主義，《帝國》極力呼吁日韓歷史和解。和平主義乃戰后日本社會的主流進步思潮，為了不與右翼同道，杜絕法西斯軍國主義復活，日本進步知識分子積極踐行和平主義運動。然而，作為和平主義制度基礎的“和平憲法”，卻制定于日本戰敗后被美國占領的背景下，是以《美日安保條約》封鎖日本戰爭殖民罪責為前提，僅與自由主義陣營國家媾和的狹隘“和平主義”——這也是《帝國》所標榜“和解論”的根本局限性所在。其“和解”的本質乃日本政府不承擔殖民歷史“法律責任”前提下的外交和解，也是在美國主導的戰后秩序下排斥其他受害國的日韓雙邊媾和。更甚者，該書以“軍隊性暴力普遍論”相對化日本帝國的罪責，并將“慰安婦”問題遲遲未決、日韓難以和解之責更多歸咎于本國“慰安婦”受害者、支持團體與輿論的民族主義傾向。

綜上，《帝國》基于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和平主義等左翼批判理論的論述，最終無不頓失理論張力與歷史性，而滑向為日本帝國免責、與右翼歷史修正主義合流的尷尬境地。當然，這不能歸咎于上述理論本身，因其很大程度上只充當了將“民族”排斥在分析單位之外的工具。由此我們也得以一窺冷戰后韓國進步思想界的轉向：如果說《反日》作者李榮熏代表的是原左翼知識分子信念崩塌后的急劇右傾化，那么《帝國》作者樸裕河則代表了進步思想界忽視、漠視甚至背離民族議題的一種柔性轉向——這與戰后日本進步知識分子“為了抹去沾血的民族主義的噩夢記憶，以舍卻民族存在的方式進行思考”(37)[日]竹內好：《近代主義與民族問題》，高士明、賀照田編：《人間思想》第八輯，臺北：人間出版社，2018年，第28頁。的傾向形成了某種共鳴。這或許正是上野千鶴子等日本進步知識分子雖反對本國歷史修正主義、卻對《帝國》表示贊賞的深層原因所在。而當《帝國》粗糙地調用舶來理論，對本國民族主義棄之如敝屣時，也一并摒棄了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在理論與實踐層面反殖民、反帝國、反冷戰的進步性。如前所示，這不僅不足以遏制韓國民族主義既有的問題，反給保守派以填補新的民族主義意涵、動員大眾的空間與機會——這又與日本進步知識分子極力規避民族主義問題，反給右翼再次掌控國民的民族主義情緒、給歷史修正主義以可乘之機何其相似！

四、結語

在既與中國、朝鮮、東南亞等國家地區共同擁有遭日本侵略殖民的痛苦記憶、又在冷戰后美國提供的外交安保保護傘下與日本存在不可分利害關系的韓國，“慰安婦”問題自發生到被遺忘、被發現、被賦予意義、被修正意義的過程，貫穿了其“殖民—冷戰—后冷戰”的歷史進程，與之相關的“記憶戰爭”絕不僅是學術層面的史實之爭，而更是當代韓國社會重構殖民與冷戰歷史、重建國家民族認同的認識論之爭。

《帝國》與《反日》分別從左、右兩翼出發，卻殊途同歸地在歷史修正主義立場上匯合，交匯點在于共同的民族主義批判。換言之，韓國“慰安婦”歷史修正主義思潮折射出最根底的思想問題，與其說是如何處理日韓間歷史遺留問題，毋寧說是如何處理本國的民族主義問題。作為20世紀以來長期與殖民主義、保守冷戰思想相抗衡的重要意識形態，韓國民族主義在冷戰結束后的全球化時代急劇衰減。進入21世紀后，“新右派”積極賦予民族主義以新的保守政治意涵，而以樸裕河為代表的部分進步派知識分子卻因對民族主義的一概摒棄立場，不僅無法鉗制，反而對聲勢日隆的歷史修正主義思潮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換言之，韓國進步思想界正將民族主義的主導權拱手相讓給保守派。

在當下韓國社會，雖然歷史修正主義思潮尚未成為主流，但其影響力與發展趨勢不容小覷。2023年3月1日，尹錫悅總統在韓國“三一獨立運動”104周年紀念儀式的致辭中，將殖民歷史歸咎于朝鮮半島自身“未能應對世界歷史之變”，將朝鮮半島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獨立運動精神與當下美日韓合作相關聯，強調“日本已從過去的軍國主義侵略者，轉變成與韓國共享普世價值，在安保、經濟、全球議程上攜手合作的伙伴”。(38)《尹錫悅三一節講話：日本從過去的軍國主義侵略者轉變為合作伙伴……沒有提及過去歷史》，《韓民族日報》2023年3月2日。這一發言暗示著歷史修正主義已悄然滲透至韓國保守政治的主流話語，也構成了尹錫悅政府在日本強征勞工索賠問題上不惜以“妥協”之姿換取“日韓和解”的內在思想邏輯。在可預見的未來，所謂的全球“新冷戰”與媒體“后真相”狀況都將為歷史修正主義的公眾化持續注入生命力。在韓國內部牽掣右翼思潮的社會能量不斷減弱的趨勢下，如何在批判歷史修正主義的同時，避免陷入“親日/反日”之道德政治桎梏；如何在省察修正民族史觀內在問題的同時，在新的現實中挖掘、轉化并重構民族主義的思想進步性，這不僅是韓國進步思想界直面的緊迫問題，也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社會共同面對的重要思想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