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區域新實踐的范式轉變與動能提升*
——基于空間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應對

李程驊

對照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特征與本質要求,全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區域新實踐,必須堅持高質量發展這個主題,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更大力度促進城鄉融合和區域一體化發展,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要順應城鄉融合發展和區域一體化進程的規律和新要求,加快轉變區域發展方式,著力實現區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與區域治理的高質量協同,為中國式現代化區域新實踐持續提供發展動能。要針對我國城鎮化進入“后半場”,城市群、都市圈已經成為新型城鎮化主體形態的階段性特點,加快構建優勢互補的產業空間結構與分工體系,最大限度地釋放區域空間一體化的創新動能,向區域空間重組要品質、向一體化發展要力量、向治理協同要效率,讓創新要素的“空間再生產”為提升區域發展能級提供重要支撐。

區域高質量發展的范式轉換:由中心城市與城市群主導的一體化戰略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體系指導下,堅持以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區域新實踐,必須從根本上處理好新形勢下的區域關系、城鄉關系。特別是在城市群、都市圈主導的區域空間一體化發展格局中,從以規模擴張為主導的粗放式增長轉向以質量效益為重點的可持續創新發展,實現區域發展的核心要素從土地、勞動力等轉向科技、人才主導的創新驅動,更大力度促進城鄉融合和區域一體化發展,充分釋放空間一體化發展的創新帶動作用,以源源不斷的高質量發展動能確保我國現代化建設“兩步走”目標的順利實現。

(一)全面把握經濟和人口集聚的規律與趨勢

與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現代化之路不同,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盡管是從土地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起步的,但在進入城鎮化中期之后,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疊加發展,特別是大城市的快速發展和城市群、都市圈的迅速崛起,成為令世界矚目的現象。在這種快速的“壓縮型”城鎮化之路影響下,“我國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1)習近平:《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求是》2019年第24期。發展動力極化現象日益突出,經濟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趨勢比較明顯。1978年至2022年,我國的城鎮常住人口從1.7億增加到9.2億。到2022年末,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5.22%,近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城鎮。與此對應,全國80%以上的經濟總量產生于城市。京津冀、粵港澳、長三角、成渝等主要城市群,承載了全國約80%的人口,貢獻了超過80%的地區生產總值,成為集聚優質資源要素、引領經濟發展、驅動創新創業的主要空間載體,引致了我國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范式轉換。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產業和人口向優勢區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為主要形態的增長動力源,進而帶動經濟總體效率提升,這是經濟規律?！?2)習近平:《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求是》2019年第24期?？梢?提升城市群功能,增強中心城市輻射帶動力,有利于形成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助推力,共同構筑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動力系統。

從世界城鎮化的發展規律來看,現階段我國區域發展范式的轉換,是由我國城鎮化進入“后半場”的現實基礎以及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所決定的。依據城市化與區域經濟的基本規律,城鎮化率在超過65%之后,城鎮化速度會明顯減緩,但人口加速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都市圈聚集的趨勢不會改變。發達國家特別是東亞的日本、韓國等人口密度高的國家,在城鎮化到了這一階段后,都出現了人口更多向東京、首爾集聚的情況。然而,伴隨著以土地城鎮化主導的城鎮化速度的放緩,加上受人口總量提前達峰影響,未來我國城鎮人口增量將持續下降,逐步轉向平臺發展期,人口跨部門跨區域配置帶來的增長動能也將有所減弱。(3)楊蔭凱:《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2023年第4期。應對這種發展趨勢與范式的轉換,必須強化戰略前瞻與規劃引領,確保我國新型城鎮化的可持續性,并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高質量發展提供重要支撐。

(二)增強中心城市與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帶動力

在中心城市引領的城市群、都市圈空間擴展新格局中,必須以更有效的規劃政策,提高土地利用率,轉變城市與區域發展方式,著力提升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的成效,在推進高質量發展中全面提升公共服務水準,更好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以有效化解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區域一體化發展帶來的空間再生產效應,也促進了從粗放型、速度型的城鎮化向高質量的新型城鎮化的轉變。一方面,我國在現代化建設中著力推進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以及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等,必須順應城市群、都市圈正在重構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版圖的趨勢,堅持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依托,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皬娜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城市群科學布局,與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布局緊密銜接,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4)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2年12月15日),《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版,第45頁。城市群、都市圈的崛起帶來了區域發展范式的轉變,一體化的空間重組將強化創新發展、協同發展,促進生產力布局的優化。另一方面,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走好共同富裕之路的要義所在。城市群、都市圈不僅是新型城鎮化的主體形態,也是支撐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平臺?！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對我國已經確定的19個城市群提出了具體要求,特別強調要優化提升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渝、長江中游五大城市群。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明確,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依托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5)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2頁。因此,以高質量發展引領中國式現代化區域新實踐,必須把準城市群、都市圈的新特征、新趨勢,在推進更高水平的區域協調發展中構筑新高地新平臺,持續增強中心城市與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帶動力,不斷提升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核心優勢。

(三)積極應對區域現代化發展范式的重大轉變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新要求,進一步強調要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充分體現了區域協調發展、高質量發展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性。在我國城鎮化進入“下半場”后,把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依托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上升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總體性、全局性戰略任務,重構區域經濟布局,重塑區域發展的動能,在主要城市圈區域一體化建設產業體系、創新體系以及相應的要素配置與流動機制,這實際上意味著我國區域現代化發展范式的重大轉變。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曾深刻指出:“要推動城市組團式發展,形成多中心、多層級、多節點的網絡型城市群結構?！?6)習近平:《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求是》2020年第21期。落實這一要求,推動區域與城市高質量發展,必須因城施策、分類引導、標本兼治,協同推進城市群、都市圈的生產力布局和要素平臺規劃建設,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協作、功能完善的城鎮化空間格局。從宏觀布局來看,我國覆蓋國土的“兩橫三縱”城鎮化戰略格局已經形成,19個城市群及多個現代化都市圈成為支撐高質量發展的骨架和高地。我國已經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現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鐵路網,高鐵已覆蓋全國92%的5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區域間的高效互聯互通大幅壓縮了傳統的地理空間,由此帶來城市格局、人口布局、經濟版圖的變化。以城市群為單元的1—2小時交通圈,為人口流動、產業重組、要素重構和創新資源的高效集聚提供了新的平臺。(7)陸東福:《打造中國高鐵亮麗名片》,《求是》2021年第15期。從具體的空間形態來看,在一個超級城市群的空間中,單中心或多中心的現代化都市圈在經濟發展與創新活動中發揮的集聚與帶動作用越來越突出。以城市群、都市圈周邊地區為腹地,統籌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一體化建設產業體系、創新體系、消費體系和國際交往體系,有助于加快形成經濟體系相對完整的經濟圈,并再造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新形態。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的《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對城市群和都市圈的邊界與功能作出明確界定:城市群是新型城鎮化主體形態,是支撐全國經濟增長、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重要平臺;都市圈是城市群內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輻射帶動功能強的大城市為中心、以1小時通勤圈為基本范圍的城鎮化空間形態。全面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以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區域新實踐,必須順應新時代我國區域發展范式的重大轉變,在空間格局相對穩定的基礎上,以創新行動強化城市群、都市圈的空間動力源功能,以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進一步強化中心城市對城市群發展、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帶動作用,持續增強城市群、都市圈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功能,并通過優化重大基礎設施、重大生產力和公共資源布局以及區域中心城市發展布局來造就新平臺新動能,吸引與集聚各類創新要素,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整體提升中心城市與城市群的核心競爭力與綜合實力,促進區域協同發展、一體化發展。

城市群與都市圈一體化發展的戰略統籌:構筑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的空間體系

在當今全球化產業分工體系中,創新活動越來越向中心城市、城市群區域集中,城鎮化和城市群主導的區域一體化發展,是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集聚高端化創新要素的重要基礎。從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的進程來看,區域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既是長期自然歷史演化進程自我選擇的結果,也是國家戰略主動引領與實踐選擇的產物,二者互動推進、交織演進,使城市群、都市圈具有既突破行政區劃限制又遵循經濟規律的最佳空間結構形態,由此成為現代化國家空間布局戰略體系的核心內容,承擔著驅動高質量發展的強大“發動機”和“推進器”的使命。(8)唐亞林:《構建新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空間布局戰略體系——基于城市化發展的考察》,《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梢?只有把城市群、都市圈打造成更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建立起高度開放、自主可控的現代化經濟體系,方能帶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9)李程驊:《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光明日報》2018年2月23日。由于我國各地區發展階段不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存在差距,解決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需要一定的時間,并且更多體現為要素的空間調整。(10)劉西忠:《中國式現代化區域協同的空間戰略紅利》,《中國國情國力》2023年第5期。這就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整體目標任務在各區域不可能同步同水平實現,必須發揮先行地區的探索示范作用。進一步放大城市群、都市圈以及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效應、要素配置樞紐效應和創新引領效應,是促進城市群及周邊地區協同發展、共同富裕的理性選擇。(11)李程驊:《中國特色城市群現代化道路的價值引領與實踐進路——以揚子江城市群為樣本》,《江海學刊》2022年第2期。

(一)加快建立基于城市群、都市圈的現代化區域發展體系

從我國國土空間格局優化與區域空間再生產的角度來看,構建依托城市群、都市圈大空間平臺的高質量發展動力系統,在城市群與都市圈的內部推進一體化發展戰略,有助于高效破解區域內外發展落差,加快建立重大區域—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一般城市—縣城區域—城鎮鄉村等多層級、網絡化的現代化區域發展體系。從區域經濟運行的機理來看,通過中心輻射、以點帶面、以強帶弱、以城帶鄉,打通區域經濟發展經絡,有助于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加快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多形式的區域聯動格局?！拔覈鞯厍闆r千差萬別,要因地制宜推進城市空間布局形態多元化。東部等人口密集地區,要優化城市群內部空間結構,合理控制大城市規模,不能盲目‘攤大餅’?！?12)習近平:《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求是》2020年第21期。針對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以及成渝與中部城市群等地區存在的不均衡甚至巨大落差問題,一方面,要加強國家規劃層面的戰略統籌,注重以區域經濟一體化推動城市群、都市圈內部的協調發展;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高效的城市群區域協商機制以及剛性的行動約束,推動單一的行政治理向區域之間的聯合治理轉變,促進各類要素資源的充分自由流動,整體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為區域高質量的協同發展、共享發展提供系統性的保障。京津冀地區是我國經濟最具活力、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吸納人口最多的區域之一,打造京津冀世界級城市群,是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新時代方略。但京津冀地區的區域落差顯著、生態環境脆弱等問題越來越突出,通過深化改革、協同發展促使生產要素在更大空間內自由流動和優化組合,探索超級城市群地區集約發展新路子,既是解決本地具體問題的需要,也是為全國探路的使命所在?！毒┙蚣絽f同發展規劃綱要》從戰略意義、總體要求、定位布局、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動重點領域率先突破、促進創新驅動發展、統籌協同發展相關任務、深化體制機制改革、開展試點示范、加強組織實施等方面描繪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宏偉藍圖。(13)中共中央、國務院:《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2015年6月印發。京津冀協同發展作為國家區域發展重大戰略,通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調整京津冀經濟結構和空間結構,探索出了超級城市群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的新模式,促進了區域高質量協調發展。伴隨著這一重大戰略的深化推進,京津冀交通一體化、生態環境保護、產業升級轉移三大重點領域協同推進“京津研發、河北制造,北京研發、津冀轉化”的空間布局演化。京津冀三次產業結構也從2013年的6.2∶35.7∶58.1轉變為2022年的4.8∶29.6∶65.6,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成效顯著。(14)《縱深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經濟日報》2023年5月5日。

(二)堅定不移地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推進新型城鎮化

我國區域高質量發展離不開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輻射帶動。城市群是統籌空間、規模、產業三大結構的重要平臺,是人口大國城鎮化的主要空間載體。以城市群、都市圈的一體化來構建區域協調發展、高質量發展的新格局,一方面,要繼續提升特大城市、超大城市核心功能,疏解承接特大城市、超大城市非核心功能,另一方面,要在提升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政策的精細度上下功夫,統籌運用好各類區域政策措施,改進區域政策的實施效果。首先,要著重增強城市群的輻射性和帶動力,在城市群的區域空間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相對平衡與持續推進。其次,要更加突出協同發展、共享發展的理念,加快建立系統協作的組織體系、利益協調與治理機制,讓各相關主體在資源配置中實現合作共贏。再次,要針對城市群各區域以及大中小城市及城鎮因行政層級不同所造成的一體化發展障礙,加快建立“頂層設計”主導的行政區間利益共享機制,促進區域的空間規劃、產業規劃與各城市規劃的銜接配合,尤其要在產業協同方面保持政策連貫性,做到“一張藍圖繪到底”。以長三角地區為例,其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之后,對照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的目標,在以上海為龍頭的滬蘇浙皖聯動發展中,國家發展改革委針對安徽整體發展水平落后于江蘇、浙江,特別是皖北地區的“洼地”效應加劇的現實,決定加大長三角區域的合作幫扶力度,由滬蘇浙的部分地區一對一幫扶皖北經濟薄弱的八個城市。(15)國家發展改革委2021年12月發布《滬蘇浙城市結對合作幫扶皖北城市實施方案》,具體結對安排是:上海閔行區與淮南市、松江區與六安市、奉賢區與亳州市,江蘇南京市與滁州市、蘇州市與阜陽市、徐州市與淮北市,浙江杭州市與宿州市、寧波市與蚌埠市。結對合作幫扶的期限為2021年至2030年。結對幫扶的重點是共建省際產業合作園區,探索創新飛地、園中園等模式和成本共擔、利益共享等機制,積極推進產業轉移與承接,構建產業、技術、人才、資本、市場等深度結合的合作幫扶工作格局。這些共建的省際產業合作園區,在成為結對城市產業協同的主抓手之后,不僅深化了區域內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的協作融合,也成為跨省合作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平臺。長三角地區這種探索區域內合作幫扶欠發達地區的實踐行動,在一定程度上也為其他城市群提供了可復制可推廣的高質量協同發展新模式,探索出區域整體高質量發展引領中國式現代化區域新實踐的新路徑。

(三)率先建立健全城市群、都市圈的一體化市場體系

推進區域高質量協調發展,既需要政府層面高質量協同治理政策的引領,也需要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的優化配置作用,率先在主要城市群建立健全一體化的市場體系,為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雙向支撐。在新一輪城市群、都市圈大尺度空間的一體化進程中,統一大市場帶動經濟帶、經濟區和功能區的耦合,進一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也有利于形成更加集中集約的都市圈多支點支撐的網絡化空間格局,提升區域協調發展的質量和能級。都市圈是我國城鎮化總體格局中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是連接城市群和中心城市的核心鏈條或地帶,也是實現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關鍵平臺。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促進城市群內外部的協調聯動,必須把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作為重點選項。建設現代化都市圈是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要手段,在優化人口和經濟的空間結構的同時,還能激活有效投資和潛在消費需求,強化內生發展動力。都市圈在城市群內部率先深化區域一體化協同發展,展現交通設施與服務機制的“同城化”效應,有助于加快打造發展高地與合作平臺。因此,應以創新體制機制為抓手,以推動統一市場建設、基礎設施一體高效、公共服務共建共享、產業專業化分工協作、生態環境共保共治、城鄉融合發展為重點,培育發展一批現代化都市圈,形成區域競爭新優勢,為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經濟轉型升級提供重要支撐。(16)《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2019年2月印發。

(四)打造體現中國式現代化鮮明特色的區域一體化發展示范地

放大中心城市與城市群的協同效應,打造區域一體化的市場體系與城市群、都市圈內部高效聯通的交通體系,促進大都市連綿區或“同城化”區域的融合發展、協同發展與合理分工,是推動區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以長三角地區為例,國家層面的《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將其核心圈層分為“1+5”都市圈,分別是上海大都市圈、蘇錫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寧波都市圈與合肥都市圈。(17)中共中央、國務院:《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2019年12月印發。在此之前,2016年6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確定到2030年將長三角城市群全面建成全球一流品質的世界級城市群,構建“一核五圈四帶”的網絡化空間格局,即發揮上海龍頭帶動的核心作用和區域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推動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蘇錫常都市圈、寧波都市圈的同城化發展,強化沿海發展帶、沿江發展帶、滬寧合杭甬發展帶、滬杭金發展帶的聚合發展。上海大都市圈的“1+8”規劃,以上海市域為核心,涵蓋了江蘇的蘇州、無錫、常州和南通4市,浙江的寧波、嘉興、舟山和湖州4市。以上海大都市圈為核心,這五個都市圈均有明確的分工,都被要求以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公共服務一卡通為著力點,加快提升同城化發展水平。從這個超級城市群的“次序格局”來看,在江蘇的行政區域中,有蘇錫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以及北向的沿海發展帶,蘇錫常通四市是上海大都市圈的重要成員,形成了上海大都市圈與蘇錫常通區域疊加發展之勢,上海與蘇州的同城化程度加深。都市圈最重要的特征和優勢是軌道交通的網絡化、便利化。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長三角地區是引領區、先行區,被賦予全國區域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的重任,其核心空間骨架是上海大都市圈的軌道交通網絡?！堕L江三角洲地區多層次軌道交通規劃》提出共建軌道上的長三角,推動構建功能定位精準、規劃布局合理、網絡層次清晰、銜接一體高效的現代軌道交通系統。這種密集網絡化軌道交通體系的建立,一方面,可以錨固區域發展軸帶和經濟節點,高效支撐引領長三角地區核心區域的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都市綿延區,讓上海與蘇州、無錫以及嘉興等地的資源要素高效流動,有助于長三角地區新產業集群、科技集群、創新集群的生成與生長,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聯動、特色化發展,構建疏密有致、分工協作、功能完善的新型城鎮化空間格局。在此基礎上,以產城人的一體融合鍛造高品質的城市生活,滿足區域內常住人口與家庭的經濟需要、生活需要、生態需要、安全需要等,從而整體提升人的現代化水平。長三角地區核心區以建設現代化都市圈的生動實踐,也驗證了在行政區劃不調整的情況下,區域一體化實踐行動跨越行政區藩籬,實現共享高質量發展、高效能治理和高品質生活的可行性。

科技創新引領城市群、都市圈一體化高質量發展:培育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新動能

全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區域新實踐,強化區域高質量發展的新優勢,必須以科技創新為引領,在區域一體化的空間中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并在城市群、都市圈的空間網絡節點上打造產業科技創新的新高地、新平臺,在數智化場景中形成科學的分工體系,以有效驅動整體的質量效率變革,為區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不竭動能。

(一)以產業科技創新為牽引,在城市群與都市圈打造戰略性的創新載體平臺和高效的創新生態系統

基于區域一體化發展戰略的要求,在城市群、都市圈的產業空間率先推進創新驅動的質量效率變革,是實現區域高質量發展目標與任務的必然選擇。我國的城市群、都市圈在經濟規模、創新驅動與空間融合等方面集中性高、集約性強,已經成為承載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壓艙石”“增長極”與“動力源”,在今后相當長的階段,城市群、都市圈的這種核心地位不會改變。(18)李程驊:《中國式現代化視閾下區域協調發展的新方略新路徑》,《天津社會科學》2023年第5期。但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由于城市化和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中外城市群在經濟、科技和產業上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即使是我國當前發展最好的城市群區域,如長三角地區、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地區等,在單位空間的投入產出比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等方面,仍明顯落后于美國、歐洲和日本的世界一流城市群,建成區的人均和地均產出大致只有日本的1/4和1/10。(19)高國力、李天健、孫文遷:《我國城市群的基本特征、主要問題及對策思路》,《中國發展觀察》2018年第1—2期。因此,以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區域新實踐,必須以向空間重組要質量、向科技創新要動能、向產業分工要效率為戰略導向。在城市群、都市圈的一體化空間中,加快推進質量效率變革,以動能轉換率先實現轉型發展,要在把握城市群、都市圈的功能特征及其內部的要素集聚規律的前提下,精準施策,持續深化中心城市對科技創新的引領力、驅動力,促進產業集群、科技集群與創新集群的深度聯動,加快形成合理的區域經濟布局與一體化發展的合力,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提供戰略支撐。

鑒于中心城市的綜合實力強、引領力強,對外圍的輻射帶動作用強,有能力帶動城市群與區域發展質量的整體提升,要遵照“統籌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動力,提高城市發展持續性”的要求,(20)習近平:《做好城市工作的基本思路》(2015年12月20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85頁。一方面,充分發揮超大特大型中心城市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動力源和增長極作用,加快形成中心城市帶動城市群、都市圈一體化發展格局,培育支撐區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創新動力機制;另一方面,在推進區域一體化發展的進程中,促進各板塊各單元由平面化競爭、單向度協作轉向立體式合作、多向度協同,從而實現動能交換、優勢互借、相互賦能、共同發展,全方位破除影響創新要素自由流動的瓶頸和制約,進一步激發各類創新主體活力,全面提升創新策源能力和全球資源配置能力。一個國家和地區,只有進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才能攀上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的重要節點位置,進而實現城市與區域能級和實力的提升。我國的京津冀、長三角與粵港澳大灣區,已經具備了這種綜合優勢,要以重大生產力布局為抓手,把握科技創新的關鍵驅動力,依托先進制造業基地和現代服務業發展,加速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產業科技創新中心,培育一批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地,建立具有核心競爭力和高度安全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要充分發揮國家重大科技平臺在城市群、都市圈的一體化發展中促進產業集群、科技集群、創新集群聯動生長的作用,以高水平的開放開源與安全包容,構筑創新載體集聚地,建立高效率的創新生態系統,率先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培育出新技術新賽道上的領軍企業和平臺載體,協力打造數智時代高質量發展的新增長極,在世界級城市群建設中展現創新實力,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硬核支撐與持久動能。

(二)以科技創新驅動質量效率的率先變革,加快形成科技與人才主導的創新要素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的動力機制

創新驅動區域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更好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通過深化改革,在推進城市群、都市圈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上率先而為。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就是把我國的超大規模市場作為一種資源,為區域協調發展注入新動能,重點突出市場的規則導向;同時,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構建,也能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破除有形與無形壁壘。城市群、都市圈的關鍵問題是實現基于統一市場的資源要素充分流動與合理配置。以區域高質量發展來倒逼統一大市場建設,其空間演進路徑應是由中心城市帶動都市圈與城市群由內向外直至全國的多向聯動,依托區域性軌道交通網絡的“硬聯通”促進協同聯動機制的“軟聯通”,高標準推進城市群、都市圈范圍內的統一大市場建設。在這個進程中,基礎設施“硬件”一體化程度大幅提高,阻礙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行政壁壘和體制機制障礙將被加快消除,產業專業化分工協作程度顯著提高。應當承認,當前國內偏向行政單元的區域發展,容易造成跨區域的要素流動與空間治理成本過高,不利于統一大市場的建立。建立統一大市場,需要在區域間、區域內同步推行一體化的政策機制,城市群、都市圈涵蓋大中小城市、城鎮與毗鄰區域,發揮其市場引領功能,有助于打破原來的行政單元治理格局,讓區域經濟的分工與一體化市場建設形成良性互動,加快實現從時間維度到空間維度的新轉變,從行政區域競爭向功能性區域協同的新躍升,從而形成適應科技、人才主導的創新要素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的空間形態,為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提供重要支撐。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區域新實踐,不僅要依托現代化城市群、都市圈的主體空間引領區域高質量發展,而且要把建立完整的科技創新體系與產業體系作為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支撐,始終堅持創新在推進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進入“十四五”,我國的創新體系空間布局細分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區域科技創新中心等多個層級,這些科技創新中心、科學中心的發展都必須依托城市群、都市圈的教育、科技、產業和人才等優勢資源,形成創新集群引領的載體平臺。放眼當今世界,科技創新驅動的現代化城市群、都市圈打造創新制高點,正在形成高密度的科技集群,并且朝著與產業集群、創新集群一體化聯動發展的方向演進?？萍技菏堑乩砜臻g上鄰近、技術和經濟相互鏈接的創新企業、知識機構、服務行業的集合體?？萍技夯谝幠＝洕姆止?逐漸形成領先的核心技術和持續的創新能力,不斷產出大量的新知識和新產品?？萍技悍从沉艘粋€地區的科技能力和創新活力,是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核心動力。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發布的《2022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中國擁有21個科技集群,與美國并列世界第一。入選該報告的深圳—香港—廣州、北京以及上海-蘇州三個科技集群,對應的載體空間正是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和長三角三大城市群,也與我國全力布局的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形成呼應與協同之勢。為加快建設科技強國,發揮科技創新驅動對區域發展的引領作用,我國布局建設了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和北京懷柔、上海張江、安徽合肥、粵港澳大灣區4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21)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新華社授權發布,2021年3月。北京科技創新中心集中了大量優質科教資源,其主要任務是打造全國科技創新的策源地。上?？萍紕撔轮行闹饕羌写蛟旒呻娐?、人工智能、生物醫藥3大產業的創新高地?；浉郯拇鬄硡^科創中心著重發揮廣東改革開放前沿、港澳國際化程度高的優勢,打造全球最大的中試驗證和成果應用推廣基地。我國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主要任務是通過建設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和高水平創新平臺,整合優質創新資源,構筑世界級原始創新高地,以此來聚集全球頂級人才和高水平的人才團隊,壯大科技領軍人才隊伍,務實推進科技、人才與教育的一體化戰略,為我國開辟發展的新領域新賽道、塑造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提供基礎性戰略性支撐。

(三)培育壯大城市群、都市圈空間的區域創新共同體,打造科技創新驅動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的新增長極

堅持創新在中國式現代化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瞄準國家戰略需求統籌布局關鍵創新資源,讓科技創新全方位賦能區域高質量發展,不僅有利于高起點破解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優化創新空間布局,而且有利于培育造就城市群、都市圈空間中的區域創新共同體,形成科技創新帶動的高質量發展的新增長極。我國在推進創新型國家建設過程中,逐步建立起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高位引領、四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創新策源、三個區域科技創新中心支撐帶動的多層次區域創新格局。(22)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全力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取得新突破》,《求是》2023年第8期。這些區域創新高地作為重要科技創新策源地和增長極,輻射帶動國內創新發展,深度參與全球科技產業競爭合作,在暢通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北京充分發揮全國科技創新中心的引領輻射帶動作用,大力促進創新驅動發展,推進建立高效協作的京津冀協同創新共同體,全面提升京津冀區域協同創新能力,奠定了科技集群進入世界前列的基礎,帶動京津冀形成了區域協同創新的全新格局。上?！K州地區科技集群的形成,標志著長三角核心地區的科技集群已經突破行政邊界、朝著長三角科技共同體的趨勢發展。(23)樓崇:《強化長三角科技集群區域協同》,《群眾》2022年第22期。在國家層面的《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中,長三角的定位是“一極三區一高地”:全國發展強勁活躍增長極,全國高質量發展樣板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引領區、區域一體化發展示范區,新時代改革開放新高地。其中的“現代化引領區”進一步明確了長三角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責任擔當。長三角對標世界最發達的城市群,當好引領全國發展的強勁活躍增長極,必須持續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給,“勇當我國科技和產業創新的開路先鋒”。由此,以產業集群支撐科技集群,協力建設科技創新共同體,培育壯大高水平的創新集群、大尺度的創新空間單元,打造全國性的創新高地,建立一批世界級的產業與企業群落、大科學設施群就成為必由之路。在這個過程中,跨地域的科創資源、人才資源和空間資源整合協同,將會形成澎湃的創新動能,提升內生動力,擴展外向張力,整體提升長三角區域的發展能級和引領力?；浉郯拇鬄硡^的定位是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和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24)中共中央、國務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廣東攜手港澳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探索三地創新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增強暢通國內大循環和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功能。(25)《中共廣東省委 廣東省人民政府關于新時代廣東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2023年5月發布。同時,在更高水平的開放中打造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源,加快建設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地,集中部署了中國散裂中子源、大亞灣中微子實驗、江門中微子實驗等“國之重器”大裝置大平臺大項目,提升鵬城實驗室、廣州實驗室、松山湖材料實驗室、季華實驗室的開源合作能力。(26)卞德龍等:《大灣區科創實力“硬”在哪?》,《南方日報》2023年5月24日。這種創新合作的模式及成果,拓展了港澳發展空間,也更生動地向世界展現了中國式現代化協力創新、包容發展的制度優勢和美好前景。

結 語

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特色與本質要求,決定了創新驅動區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緊迫性與長期性。在推進區域一體化發展進程中,城市群與都市圈已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應對區域發展范式的重大轉變,必須堅持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統籌推進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區域中心城市建設與區域創新高地培育,吸引海內外創新資源高效集聚,營造高水平開放創新生態。以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區域新實踐,加快實現區域發展的動能轉換,核心是完善科技創新體系,著力以科技創新驅動質量效率的率先變革,強化產業集群、科技集群、創新集群的空間協同,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產業科技創新高地,引領區域高質量發展進入新境界。要在戰略層面瞄準早日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的目標,加快實現國家發展驅動力的根本轉換。要把促進教育、科技、人才的一體聯動發展作為提升區域高質量發展新動能、新優勢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為區域發展范式的真正轉變提供持續動能,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區域新實踐不斷譜寫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