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矯正中的未成年人保護

【主題導引】2020年7月1日正式生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區矯正法》是我國完善刑罰執行的重大制度改革,著重關注涉罪未成年人的社區矯正工作。未成年人群體有其特有的思想和情緒特點,矯正模式也需要對此作出針對性調整。未成年人的社區矯正工作是一個系統工程,也是現代刑罰觀發展的必然要求。整個過程需要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的積極參與,充分發揮社區矯正的作用。為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解決矯正工作中的現有問題,本刊特邀幾位專家學者圍繞未成年矯正對象的隱私權保護和去標簽化、學校在未成年人社區矯正中的做法修正等問題進行研討,以期提高涉罪未成年人矯正質量。

龔紅衛博士認為未成年犯罪人的社區矯正應該走“專門化”和“多元化”發展道路,在此基礎上應當加強對未成年社區矯正對象的隱私權保護。龔博士首先強調了未成年社區矯正對象隱私權保護的正當性,既回歸兼顧了未成年人社區矯正“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理念初衷,又與國家公共利益保護相互融合,還契合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則,能夠在社會力量的推動下實現未成年人利益保護最大化。龔博士表示,隱私權和個人信息權在概念外延上具有交叉關系,未成年社區矯正對象隱私權的內涵主要包括對其隱私權客體的支配權、利用限制權、受保護權,而隱私權保護的難點主要集中在保護隱私信息。關于法律保護方式和路徑選擇,在考察借鑒國內外未成年人隱私權法律保護模式后,龔博士認為應該選擇單行式的獨立保護模式而不是分散式的附屬保護模式。在具體實施構思與細節上,一是要設立專門的未成年人社區矯正體制;二是要完善社區矯正過程中的保密措施,并應當對未成年社區矯正對象隱私權保護的范圍有所側重;三是完善相應的未成年人社區矯正配套機制。未來還應構建起單行的少年法典與獨立的少年司法體系,在專門的《少年司法法》中對相關問題作專章獨立式規定。

閆志開老師關注學校在未成年人社區矯正中的權利義務與相關規定同實踐做法的普遍沖突。在《社會矯正法》頒布實施后,《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就學校參與未成年人社區矯正也作出了相應規定。然而除去上述三部法律,其他有關的法律法規及規范性文件并未同步修訂,也與目前我國學校校規中普遍存在的對違法犯罪學生給予“開除學籍”處分的規定相沖突,給法律適用帶來困難。對于學校而言,是否開除未成年社區矯正對象面臨著兩難的矛盾。閆老師認為,按照上位法的理念,應當將因觸犯刑法被社區矯正的未成年人從開除學籍的情形中排除。對于由此帶來不平衡的情形,應當基于對未成年人的特殊預防理念,嚴格落實《社區矯正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中有關個人身份信息保密的規定,規避公開上述信息帶來的諸多風險。根據法秩序統一原理,應當按照合法性原則的要求全面梳理各相關的規章制度,由中央及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組織開展校規中“開除學籍”條款的修訂工作,以保障《社區矯正法》的順利實施。

李林博士以標簽理論為基礎,力圖在數字技術應用中推動未成年社區矯正對象的去標簽化。標簽理論認為,少年犯偶發的不良行為轉變為犯罪,是由社會控制機構貼標簽(消極反應)的行為所引起的。標簽理論更加側重分析社會控制機構的干預作用,并認為青少年犯罪人的形成源于官方的標定。因此,在社區矯正中可以借助調適社區矯正機構中的有關措施,通得對相關信息保密等手段防止未成年人犯罪身份的不當“關聯”與“擴散”,進而引導涉罪未成年人生成向善的身份認同。相比于傳統矯正措施,新式數字技術中的保密技術能夠增強對未成年人監督管理的非接觸性與隱蔽性,使用“智慧矯正”平臺也可以落實監督管理、教育矯正及幫困扶助任務中的保密條款,但也由此引發對平臺信息安全問題的思考。在此背景下,李博士認為要從全局視角出發,結合信息安全特性分階段實現保密條款目標。在標簽生成階段,以社區矯正核心任務作為場景構建的根基,運用“場景化公正理論”衡量信息采集范圍是否超出現實履責的需要;在標簽流動階段,結合具體情況選擇性適用去身份標識;在標簽封存階段, “智慧矯正”平臺應選擇合理的方式,遺忘那些失去預防價值的標簽。(陳波)